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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教育的津梁:《漢語拼音方案》與拼音教學
林建平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彭素妮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2018年,適逢《漢語拼音方案》頒布60周年。借助漢語拼音,內地與香港地區的普通話教育取得長足發展。在海外,漢語拼音為華文教育提供了學習華語的良好平台,因此說,《漢語拼音方案》仍然是最佳方案(王 均,2003)。
一、《漢語拼音方案》是華文教育的津梁
綜觀香港、新馬地區的華文教育現狀,拼音教學扮演了重要角色,發揮了“津梁”作用,走出東南亞,通往世界,是中華文化傳播的“使者”。
在香港,80年代初開展的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學實驗計畫,開始使用漢語拼音,流通至今30多年。在新馬地區,華文教育的探索,起步更早。早在20年代初,新馬地區便使用華語作為華校的教學媒介語,同時採用注音字母(後來改稱注音符號。1972年,改用漢語拼音注音)作為注音的工具。有分析認為,新馬地區的先輩們從現代的學校創立開始便決定採用一種非南方的方言作為教學媒介語,是十分明智,十分有遠見的(盧紹昌,1977)。華文教育自從確定使用華語作為華文的授課語言,一百年來,在學校層面與華人社會層面上,華語已經成為新馬地區不同方言的華族的通用語了。
二、直呼音節的教學思路
2017年5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修訂普通話科課程綱要(1997),頒布《普通話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17),在“拼寫範疇”中,提出“直呼音節”的做法。這個教學思路有助於提高香港中小學拼音教學的成效,學校做課程規劃時,應當嘗試使用直呼音節法,做好系列拼音教學設計。
對比類推直讀法,簡稱“直讀法”。與拼讀法相比,直呼音節或直讀法,即不需要經過聲、韻母相拼而直接讀出音節的辦法,在學會韻母發音的基礎上,通過音節的對比,揭示音節內部的組合規律(聲、韻組合規律),並由已學過的音節類推學會新的音節。這種學拼音的新方法80年代初在東北地區進行試驗。大量的實驗研究表明,通過直讀法學習漢語拼音,其成效比用拼讀法的佔有優勢。尹斌庸、金惠淑、史定國等(1992)在〈直讀法—漢語拼音教學的一種新方法〉一文中,對直讀法的教學原則、教學系統和教學方法作了詳細的說明。
香港小學漢語拼音的教學必須有新思路,才能走出多年來拼音教學的誤區。2006年所做的調查顯示(林建平,2010),小學教師非常認同直讀法的教學理念:
小學教師對漢語拼音教學的看法 | 同意百分率 |
---|---|
認為“對小六畢業生來說,要求正確讀出400個音節” | 79.44 |
認為“從音節入手,重視整體, 直讀法是學習漢語音的最佳教學體系” |
87.42 |
認為“香港初小學生已具備條件和能力學習漢語拼音” | 80.67 |
初小階段用直呼音節(或直讀法)教授漢語拼音,讓學生能更集中地更有效地掌握好400個音節的發音,從而逐步做到給常用字詞標注正確的拼音。
三、拼音教學的本質就是音節教學
《漢語拼音方案》不是“漢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漢語”的“拼音”方案(周有光,2007:130)。《漢語拼音方案》不是教學方案,直接拿來教學生,是行不通的。在《方案》的基礎上,加工改造為“拼音教學方案”。普通話師資培訓課程中,必須幫助教師正確解讀《漢語拼音方案》,認識並掌握拼音教學的本質,就是音節教學,構建拼音教學系統,走出拼音教學誤區。以下是初小學生的拼寫教學設計,通過兒歌與音節表,教會學生呼讀基礎音節。這是學習拼音的起點:
〈弟弟愛唱歌〉(兒歌)
小弟弟,愛唱歌,馬路打鼓喝可樂。爸媽拍手哈哈笑,外婆跳舞樂呵呵。
ɑ | o | e | i | u | ü | |
b | bɑ | bo | bi | bu | ||
p | pɑ | po | pi | pu | ||
m | mɑ | mo | me | mi | mu | |
f | fɑ | fo | fu | |||
d | dɑ | de | di | du | ||
t | tɑ | te | ti | tu | ||
n | nɑ | ne | ni | nu | nü | |
l | lɑ | le | li | lu | lü | |
g | gɑ | ge | gu | |||
k | kɑ | ke | ku | |||
h | hɑ | he | hu |
兒歌中,含拼音詞語:弟弟、馬路、打鼓、可樂、爸媽等(教學時,用拼音顯示)。在此基礎上,借助音節表,呼讀新的拼音詞語:父母、法律、合格、母女、獨立 鼓勵、發達等等。接着,開展說話活動,讓學生一起回答教師的提問,如:“弟弟喜歡喝什麼?”(讓學生一起回答:可樂)用意讓小一學生複述學過的詞語。又如:“誰哈哈笑?”(爸媽或爸爸媽媽)。或者,二人一組,進行簡短的訪談:“你家幾口人?”讓學生使用學過的“爸爸、媽媽、哥哥、弟弟”等詞。
拼音教學就是音節教學(林建平,2011)。這是拼音教學的本質。“直讀法”最能體現拼音教學的本質。拼音就是聲、韻、調三位一體,傳統的拼讀法(雙拼法與三拼法)是先分後合,直讀法是整個音節教給學生,學好了基本韻母(如單韻母:ɑ o e i u ü),就直接呼讀整個音節(bɑ pɑ mɑ fɑ)。這樣就是回歸了本源,不必聲-韻-音節走三步(如:m-ɑ-mɑ),直接讀音節,就是一步到位(如:mɑ),強化整體記認(bɑ̄爸mɑ̄媽)。所以說,拼音教學的本質就是音節教學。
王理嘉(2018)認為,抓住漢語音節與漢字和語素“三位一體”的特點,還可以把拼音學習與話語學習,馬上結合在一起,例如,光教三個代詞,wǒ(我)、nǐ(你)、tɑ̄(他);三個動詞qù(去)、kɑ̀n(看)、chī(吃);一個副詞bù(不)。那麼,就可以教他說諸如“我去,他不去,你去不去”這類話語,留學生由此就可學會說很多話了,因為這一句話裏就含有敘述句、肯定句、否定句、問句等最常用的基本句型。
四、香港幼兒普通話教學的幾點思考
借助漢語拼音帶動識字,認讀詞語,讓幼兒儘早進入閱讀(注音讀物),促進語言發展,開發智力。教學時,加強視讀拼音訓練,對香港普通話教育以及華文教育,都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香港漢語音教學的反思
周有光在《漢語拼音 文化津梁》一書指出:“漢語拼音字母可為兒童服務,更是兒童文化生活中最親密的朋友。”在書中更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關於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關於香港拼音教問題,學者認為是定位模糊、事半而功倍。段雨竺(2004)引用周健的觀點,香港地區漢語拼音教學“花費時間長,但是效果卻不佳。”其原因是未能正確認識到拼音教學的作用和地位。李麗華(2012)指出教師認識不足,定位模糊以及教學欠缺系統性,學與用分離。
我們認為,香港拼音教學沒有運用到拼音的好處,初級階段過度強調“正音”。要一個從小說粵語的香港人,在幾十小時的拼音教學下,就能正音,是難以達到的。伍 巍(1999)認為,在穗港澳學生學習普通話的初始階段,不宜對語音規範作不切實際的要求,應待具備一定的開口能力後,再結合詞語和句式進行進一步的語音規範訓練,分階段、按不同要求將語音規範訓練落實到普通話教學的每一個環節,貫穿於學習的全過程。因此,拼音教學不要只放在正音上,而是要發揮拼音教學在學習語言的其他作用,比如:通過學習拼音,帶動識字,促進認讀字詞,從而促進閱讀注音讀物,促進語言發展。
(二)漢語拼音和識字教學
在香港,中小學一般不教粵語拼音,香港的語文教學缺乏拼音元素(缺位),也未能將拼音教學與語文的識字教學、讀寫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梁江琴(2013)認為,漢語拼音是學習漢字的輔助工具,學好漢語拼音對掌握普通話至關重要。周有光(1999)指出,拼音字母是給漢字注音的符號。漢字當中,大約有十分之一本來沒有表示讀音的符號,例如:月(象形字),還有十分之九的字所謂形聲字。由於語音和字形的變化,好多形聲字不能表示讀音。認讀漢字必須依靠本字以外的注音,兩千年前已有這個要求了。漢字的規則包括理據性和系統性(施茂枝,2001)。系統性分為以義符和聲符為中心構成的系統。因此,學習漢字都是需要借助漢語拼音。“注音識字、提前讀寫”,效果良好。
李行健(2018)一語道破,“注•提”實驗即先通過拼寫學習漢字漢語,在不認識漢字前可以通過漢語拼音閱讀拼音讀物,拼寫自己的思想,及早地開發學生的智力、提高語言應用水平,進而逐步通過漢字與拼音對照讀物,能較快地學習漢語漢字。
(三)借助漢語拼音帶動識字
1958年公布《漢語拼音方案》後,教學上利用拼音字母帶動識字。普通話學好了,認識的漢字也多了,而且識字是在愉快的閱讀中認識的,沒有勉強記憶的痛苦。在50年代所做的一個調查,發現中小學生的閱讀量只有拼音文字國家的六分之一,利用拼音和漢字對照的或者漢字夾拼音的讀物,可以彌補這個差距(周有光,1999)。不過,陳永康(2017)指出拼音教學本身存在一定的難度,難以記憶,即使學生能夠記住這個詞的拼音,也會對其他拼音產生困惑,這也是當前拼音教學阻力重重的原因。
李行健(2008)指出,讓幼兒先學會拼音,可讓兒童(也適用於成人)閱讀拼音讀物,使他們不完全認識漢字前就可以通過閱讀擴展他們的知識範圍,提高他們的認識能力,從而迅速發展他們的智力。學會自學,是現代教育倡導的發展方向。
學童自小就開始認讀字詞。朗讀兒歌時,借助拼音認讀詞語。閱讀時,借助拼音學習新字詞,學童在識字量足夠的情況下,可根據上文而推下理。例如,在《故事大王》故事集中的《笨狗熊過冬》出現的字句:“白兔搬來蔬菜、水果,把屋裏放得滿滿的。”透過拼音認讀,能拼讀出重要字眼,例如“白兔”、“蔬菜”和“水果”。這三個詞語都是幼兒熟悉的詞語,只要他們把拼音讀出來,他們便能識讀“白兔”、“蔬菜”和“水果”。又例如在故事《一起玩真好》中的句子:“小猴子、小豬一起盪鞦韆。”學生的已有知識是“小”和“一”。借助拼音,學生就可以拼讀出“小猴子”、“小豬”、“一起”和“盪鞦韆”。拼讀出讀音就能知道其意。也就是說他們能透過拼讀,識別了“猴子”、“豬”、“一起”和“盪鞦韆”。
(四)拼音教學開始於學前教育
在香港,幼稚園已經有了普通話教學的內容。配合主題學習,大部分學校都教普通話。至於教不教拼音,業界有不同意見,值得探討。然而,拼音教學之重要,毋庸置疑。問題是,教多少?怎麼教?
借助漢語拼音帶動識字,促進認讀詞語,儘早進入閱讀(注音讀物),對香港普通話教育以及華文教育,都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我們建議儘早學習,把拼音教學提早於學前教育。建議在學前推行的拼音教學:1.先教聲母歌和韻母歌。2.以故事作為主軸,再延伸到相應的兒歌和歌曲,加強學習由特定的聲母、韻母組成的音節。3.透過遊戲不斷鞏固所學內容,從而帶動識別漢字。
五、通往漢語之路
針對海外某些學習者的需要,在不書寫漢字的前提下,通過認讀漢語拼音,準確應用漢語拼音,研發新的學習方式,尤其與當前智能時代相結合的學習方式。對熟悉拼音文字的外國學生來說,一進學習漢語這個門檻,漢字是個攔路虎,漢字難認、難寫、難用!王理嘉(2018)表明,教外國學生,漢字的書寫是不能要求他們馬上學會的。但是在拼音和說話方面,第一天就已經學會不少了(學了:你、我、他、去、看、吃、不)。學習一種完全不懂的語言,一開始就能學會這麼多可以跟人交際的話語,那一定會大大激發他們學習漢語的熱情。如果我們為聲韻配合總表內400多個音節,精心配置使用頻率高,構詞能力強的漢字,同時結合常用的基本句式,編一本《漢語百日通》之類的教材,這對外國留學生的漢語學習,推進漢語拼音方案的國際應用,是十分有利的。這樣一個富有實用價值的課題是值得去探討、研究並實施驗證的。
2018年出版的《普通話1000句》就是最佳示例!作為成年學習者的入門級學習用書,“定位明確、內容豐富、規範實用、便於推廣”。 全書分生活、學習、工作、出行、應急五大模組。每個模組包括不同主題,每個主題細分為不同場景,每個場景列出常用句子,並標注拼音。《普通話1000句》用字約1400個,成句1029條,以最常用漢字和高頻詞語為基礎,學習難度適中。例如:“聊近況”的常用句子(拼音與漢字對照):
(1)你看上去狀態不錯。
(2)我提為主管了。
“就診”的常用句子則有:
(3)大夫,我的病嚴重嗎?
(4)需要住院觀察兩天。
(5)我讓家人去辦住院手續。
《普通話1000句》與《漢語百日通》的編寫思路不謀而合,重視常用字詞的學習,重視學會語言生活中用到的常用句子,重視拼音的學習,借助拼音,學說漢語普通話,讓外國學生入門,走上漢語大道。
2019年,《幼兒普通話365句》出版。《幼兒普通話365句》依據教育部頒布的《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編寫,遵循幼兒語言發展規律和學習特點,關注幼兒身心全面和諧發展,始終貫穿一條主線:引導學齡前兒童學說普通話,養成好習慣。全書精選365個貼近幼兒生活的句子,引導幼兒每天學說一句普通話,通過一年的時間,使幼兒熟悉普通話基本語句,形成普通話語感,初步建立普通話語言機制。
《普通話1000句》、《幼兒普通話365句》一脈相承,重視規律,編寫思路清晰,定位精準,簡明實用。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有人試驗“注•提”辦法,教會歐美學生利用拼音記筆記,寫練習,還會利用拼音發微信與中國人交流。總結這些教學成果,完善提高,必將加快漢語在世界傳播的速度(李行健,2018)。
六、結語
這是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時代。人們每天寫文章、發信息都離不開拼音輸入法,借助漢語拼音,處理中文文書,非常便捷;智能手機的技術發展,一日千里,用語音輸入(標準普通話),也能發送信息。現在,我們需要執筆寫字的機會越來越少。對待海外華文教育,以及國際漢語教育,漢字教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讓外國學生克服漢字難關,殊不容易!有的外國學生只想學會“生存漢語”(Survival Chinese),到中國旅遊,認識中國社會,瞭解中華文化。針對這個學習目的,漢語教學似乎沒有必要從書寫漢字開始。
教學思路上,我們能否充分利用漢語拼音易認、易寫、易讀的特質,作為初級漢語(或初級華語)的“引路人”,引外國學生進入漢語大門,掌握好漢語拼音,能聽能說常用字詞,能用常用句子,進行基本的言語交際。漢語,是外國學生進入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漢語拼音,則是文化津梁,是一列“國際號”直通車,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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