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口语语法》出版的同年（1968）赵元任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汉语书面语教材：Sayable Chinese《中国话的读物》。在该教材的前言中他指出：“汉语的白话书面语绝大部分是用报刊风格(journalistic style)写成的有关社会科学内容的文章”，然而这些“书面白话(written bairhuah)不是‘可说的’(sayable)自然语言”，因此“一些（美国）学生中文口语说得很好，但他们说出一个漂亮句子后，接下的一句就径用胡适或鲁迅一类作家自己不说、也根本不想用在口头的句子”。五十年前赵元任指出的这种现象，今天还在。这就是汉语教学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不同与冲突。

这种语体的冲突向我们提出挑战：书面语的性质是什么？“可说的”书面语和“口语”有何不同？如何避免二语习得中的语体冲突？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语体语法”的理论来回答和解决。

语体语法是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新领域。以前，人们看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认为“书面的”不是嘴上能说的，只是作者的文字艺术或语言修辞。但事实上，正如赵元任所编的“Sayable Chinese”中所说，书面语是不同于口语的一种“可说的”正式体汉语。我们知道，人们的语言交际需要“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但大多数人把因人、因地、因事所说的不同的话，只当做语言使用的艺术和技巧，没有注意到它们的语法属性。事实上，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怎么说，不仅要看物件（如跟父母、朋友、领导、外宾等的不同）、要看场合（如家里、单位里、大会上等）、还要看所谈的内容（如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学术观点等）的不同。这些交际物件、场景和内容的不同决定着交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法的不同。因此，所谓的“书面语”不是不能说，而是在特定场合才说的正式体或庄典体。譬如“购买”，人们只在正式场合才使用，口语说“买”；“买书”和“购买图书”都可以说，都是汉语需要的表达形式。然而，在口语里“昨天他买和看了一本书“不合汉语语法，因为两个动词不能用“和”来连接。但是如果把口语的“买”和“看”换成正式说法的“购买”和“阅读”的话，不合法的句子马上就合法了。比较（带“*”号的句子不合法）：
*他昨天买和看了一本书
他昨天购买和阅读了一部古典小说。
可见，人们说话转换语体时，不仅改变词汇，而且使用不同、甚至矛盾的语法格式。换言之，语体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句子的合法与否。问题之大，是以前所没想到的。显然，这在汉语语言学与汉语二语教学里，不仅是一个新现象，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课题。

这种现象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二语习得。我们常常听到外国学生抱怨：“Why is Chinese so damn hard?”　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一个就是“语体语法”的困惑。赵元任说他的美国学生虽然中文口语很好，但一句口语后，接着就是书面语的句子，其不伦不类的原因，就在于此。显然，庄典礼服不适于随便的场合，而室内便服也不能用于接见外宾。如果说汉语“语体不同则语法亦异”，那么混淆不同语体的表达不仅“语不得体”，更会导致“语法错误”。这种现实不仅让学中文的外国学生感到困惑，就连我们的中文教师也常常对此束手无策。

语体和语法直接相关的现实，要求我们对不同语体的不同形式必须有一个清楚的区分和总体的估价：什么是口语语体词语？什么是正式体词语？正式体词语到底有哪些？等等。当然，有人可能会问：汉语正式与非正式的语体区别，果真如此之大吗？仅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汉语常用正式体双音节词汇有近500个（如“加以、进行、从事”等），嵌偶单音词高达300余个（如“遍访、遍查”的“遍”），正式和庄典体的句型有近300个（如“为...所...”等）。毫无疑问，对汉语的二语习得而言，这个数字并不小；更何况这些标志语体特征的表达形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汉语语体表达和构成的必要和必需的成分。因此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这些带有语体特征的用语，根据不同物件、场合、和内容的需要，清清楚楚地教授给学生。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把他们从中文“难学”的抱怨和困境中解放出来。一言以蔽之，汉语语体语法的研究不仅是汉语本身，而且是汉语二语教学实践上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语体语法的研究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书面正式语体的认识，然而什么是“语体”？语体的根本属性什么？如何鉴定语言中的不同语体？表达同一语体的词、语和句型，究竟有哪些、有多少？哪些词汇和句法是中性的？哪些是“语体异化”形式？凡此种种，都是目前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面临的新课题。

为有效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从具体而实际的环节入手，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一步一步地有计划地完成和解决。这就是本专案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课题在区分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的前提下，认为形式科学（如公理假设、推演定理等）是西方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基础，一百五十年后的干嘉学派也蕴含着形式科学的要素。本课题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为研究物件，发掘干嘉学者治学中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前代学者如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曾提及中国传统学术朴学中孕育着科学的要素。然而，什么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蕴含的深层的、可供继承发展的科学要素呢？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

我们认为科学的原理在公理设定、定理推演以及演绎和实验，其结论形式为“理必”，而干嘉学者划时代的发明与贡献，正是其“理必之学”，这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当代科学的起始之步，也是中华学术科学发展过程中趋向理性方法和公理化思想的萌芽，本课题拟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的科学理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选题依据陈述如下。

干嘉学派的语文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语言研究是否具备“科学”的属性？著名语言学家霍凯特（Hockett）曾提出语言学不是科学，至少还没有发展成为科学。很多传统语言学家持此看法。然而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尝试在科学理论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把语言系统构建为一个严格的、可推演的、具有科学属性的公理系统。著名句法学家Richard K. Larson的著作Grammar as science把“科学”直接作为书名。这些都说明语言学具有科学性。

本计画以明人楚辞学着述为核心，辅以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探讨传统经典《楚辞》在明代后期（ca.1500-1644）世俗化语境下的接受情况。

明代前期，皇权膨胀、道学独尊。由于道学家认为屈原行径有失中庸，作品华而少实，故作为传统经典的《楚辞》也鲜为学者论及，唯一流通的本子为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人叶盛即以为《楚辞》在朱熹注释后，就获得了儒家规范。正德以降，君主怠政，经济发展，心学兴起，文坛繁荣，楚辞学着述大量涌现。截至明清之际，据统计有近八十种，尚存五十余种。这些着述除了传统的辑注外，尚有评点、总集、考证、诗话、类书等各种形式。因为屈骚的独特性，学术风气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一旦有变，新的学术特色很快就体现于楚辞的接受情况。明代楚辞学着述体现出明代后期楚辞接受的几个面向∶一、政治面貌的呈现∶明代后期，政争甚为激烈。由于屈骚对忠奸之辨的强调，影响到赵南星、何乔远、黄文焕等皆透过注骚来表达政见，乃至官场失意的哀愤。二、地缘文化的反映∶明代楚辞着述者的籍贯绝大多数在长江沿岸，如四川、湖广、江西、南直隶及浙江诸省份，这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出版事业关系甚大。三、尚情重趣的潮流∶心学的流行引发个性解放的思维，以致楚辞着述和评点者对屈原个性及作品的审视不再以儒家思想为唯一准则，对于屈骚“有失中庸”、“华而少实”的特征，表露出理解的态度，如桑悦、陆时雍注重屈骚的“深情”即是。四、博雅好奇的倾向∶博雅好奇的风气在明代前期已流行于吴中，明代后期更有影响全国的趋势。在楚辞着述中的体现，可归纳为两方面，一为对名物考据的重视，二为对神话材料的兴趣。如汪仲弘《天问注补》、周拱辰《离骚草木史》便是二例。这几种面向，皆可印证经典之世俗化，与道学权威在明代后期的衰落关系甚大，亦构成本计画研究之主体。

本计画分为两阶段：其一为研究资料之汇整。现存明代楚辞学着述，大多数皆有影本，然犹有少数未曾再版之孤本如《天问注补》、《离骚直音》，散见于海内外图书馆，有待搜集。其二为相关文本资料的考辨与探究。本计画的执行，希望深化吾人对明代文学史、思想史、考据学及上古神话研究史等相关课题之探讨与认知。

本研究旨在探讨《当代文艺》在形塑香港以及东南亚华语语系文学方面所作的贡献。

Current Literature is a literary monthly founded in Hong Kong by Xu Su (1924－1981) in 1965. It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iddle-brow literary journals of Hong Ko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riven by Xu Su’s passion to promote literature among general readers, this journal has succeeded, mainl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ot only in nurturing aspiring writers locally and abroad, but also in creating a vibrant Sinophone literary community outside of China. Regular and frequent contributors to this journal came from three areas in Asia: the colonial c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tropical region comprising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nd the politically unstable Indochinese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and Laos. Other contributors, less in number by comparison, were from Taiwan, Thailand, Burm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is research will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Current Literature in shaping Sinophone literatures of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explic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rns of various Sinophone writings, and assess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notable writ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success of the journal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本计划旨在探讨香港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的文学回应与其“六四”话语之生成。具体研究目的有二∶1. 全面整理及描述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间的香港文学环境及其国族认同之转变；2. 分析“六四”后二十五年间香港文学对相关事件之再现，研究重点包括香港作家黄碧云（1961—）之小说、六四诗选及文学杂志《字花》之相关专题。

从以上两项分析中，将可见“六四”事件的文学再现（literary representations）在过去四分一世纪之转变，同时亦见香港人对该事件作为政治现实与个人认同危机方面的意义。本研究可以为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深化的实例，体现文学作为社会参与的可能。此外，亦展现从“回归”到“后回归”时期香港文学对不同政治身份的回应。最后，本研究亦为香港文学提供一个独特的个案研究，在现时各种中港关系论述中，带出机微的文学体制内如何反映实际的意义、影响与意识形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