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六四

文：馬碧玉

前言

說到六四，可能我們這一代對它的印象就只有坦克車、天安門、官倒等教科書上寥寥的幾筆。我們也不會想到，歷史書上的一小段竟對我們起了如此大的改變。當時普遍被認為是經濟動物的香港人為甚麼突然挺身而出？它為我們帶來何種的傷害？這些問題從來沒得到很好的回答。對於中國，香港人總是怒之畏之。一方面我們需要面對自身政治身份的尷尬，另一方面卻被我們想要切割的民族意識所包圍。在八九民運時，香港人創下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壯舉：在當時只有 500 多萬人、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遊行人數竟高達 100 萬；一直被認為是聲色犬馬之地的跑馬場，在八九時也拋棄了「馬照跑、舞照跳」的觀念，成了港人爭取民主的舞台；就連演藝界亦難得地為內地民運發聲籌款，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中展現他們渴求民主中國的願望。

在 2020 年回首，這些願景不再是主流的民意，在八九後的 31 年，我們親眼見證香港禮崩樂壞，也看清了中共的卑劣醜惡的統治。我們必須梳理當時的種種原因，才能把纏繞我們的牽絆定位，重新討論香港的前途。

香港人的 「中華情意結」

若要審視我們的政治意識，「中華情意結」必定是不得不說的重要一環。在二戰後，大批難民從內地來港暫住，他們多自視為內地來的移民，對香港沒太多歸屬感。對他們來說，他們當然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的確，中國和香港過著多數相同的節慶，文化和習俗與中國也大致相同。除了政治上的華洋區別，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正常。從北方移民到港的，自然也會更關心國共內戰的一舉一動，發展香港在當時仍是十分前衛的概念。當時港英政府奉行政治中立政策，對本地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避而遠之，但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均對中國這片土地抱有不同程度的期望。在六十年代起，香港華人社會開始設立不同類型的論政團體，當中更有不少直接參與社會運動。例如自六十年代起的「中文運動」便受當時在學界興起中華民族主義的浪潮影響，以推動中文作為法定語言為目標，終在 1974 年成功迫使港英政府將中文列為法定語言。在 1971 年的保釣運動過程中，香港人對祖國的歸屬感進一步加強，為當時的年輕人帶來了不少衝擊。再者，六七年的暴動便是受內地文革和澳門「一二 ·三事件」的影響，加上本地左派的介入引發的反殖運動。雖然事件以左派大敗為結，香港人自此以後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認同，但當時所引起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卻離不開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

民主回歸論——中國有民主， 香港就會有民主？

在那個被稱為「火紅年代」的七十年代，民主回歸論一直是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從直接收回、到聯合國托管、維持現狀論、續約論和獨派等都出現過激烈的紛爭，但似乎這些討論也只限於學界和論政團體，在民間均未能組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在1975年，香港便出現了「民主回歸論」的討論。當時支持民主回歸的政治經濟學家曾澍基在他大學的時期便已透過《香港往何處去》一文提出民主回歸的可能性。在他看來，在當時由英國和少數資本家為主的政治生態談改革必然會導致失敗，為了重塑這落後的體制，港人必須奮起對抗殖民地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此外，曾澍基更認為香港人在中國和香港民主化上有「雙重任務」，他們應在認識和批判中國的同時，掌握與中國「復合」的進程，在復合的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他認為中國應以「社會主義民主化」為自身發展目標，引領香港的前途。等到時機成熟，回歸便自然水到渠成，這是帶有民族意識的，對民主回歸論的想像。作為社會派的代表，曾澍基的主張在我們眼中雖是「缺乏遠見」，但確是在情理之中。從現實層面上說，不少人對民主回歸論的想像也可能是抱著「中國有民主，香港就會有民主」之類的想法，認為民主中國總比專制中國要好，能在較大程度上尊重香港自由發展，從而積極參與中國的政治事務。雖然我們無法判定中國民主化後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和政治生態是否也會一樣理想，但在七、八十年代這鼓思潮的確令不少人對中國抱有期望。

面對回歸，我們應走向何方？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取代中華民國入主聯合國後，中共隨即動議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名單上剔除。當時許多的殖民地都準備成為獨立國家，但只有香港和澳門因中共不承認不平等條約而被拒諸門外，落入中共的統治只是時機的問題。在如此被動的背景下，香港又發展出不同理念的政治流派，當中又以親中的國粹派和鼓勵社會運動、反資反殖的社會派為主。國粹派泛指受民族主義思潮影響，思想左傾，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為長遠目標，並且在港大力推動愛國教育的學生。他們並不是那些旨意宏揚中華傳統國粹文化的支持者，而是在政治上緊貼中共路線，以「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為口號，領導一眾左派青年。國粹派在七十年代舉辦不少回國觀光活動，以內地的制度及政策作學習對象，與內地青年單位接洽。至於社會派，則是同樣抱有左派思想，對資本主義和殖民政策抱有懷疑態度，但對中共的運動和動員大致不信任，主張以社會參與和客觀的方式了解中國。

在中英開始討論主權移交事宜時，香港人面對自身朦朧的民族認同和對未來的躁動不安，可謂是「見步行步」。當時主流民意大多認同維持現狀，像司徒華、李怡等在當時亦是維持現狀論的支持者。在 1982 年革新會的民調中顯示，有 70% 受訪者希望繼續由港英政府管治；至於居住地的偏好，有 86% 偏好居住在香港。出於對回歸的恐懼，既然是身不由己，倒不如接受及了解未來香港的歸屬。以致在六四當年，香港人會如此投入支援北京學生，期望回歸到一個更民主的中國。

六四及後六四：香港人的政治身份

六四事件可謂把中國人和香港人原本便疏遠的距離再狠狠地劃上一道痕。在六四之前，香港人雖然抱有懷疑，但仍要接受回歸的事實。彼時的大陸還不算獨裁，整個社會都彌漫著自由的氣氛，甚至連中央電視台所製節目《河殤》，都能在劇中播出「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和隨意性。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學性」這樣具有前瞻性的話。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回歸的憂愁還未能激起反抗的水花。在內地，八九民運是累積已久的、對改革開放和民主訴求的爆發；在香港八九民運卻是接受身份轉變後，對國家情懷達到最高點的見證。在那一年，香港及海外華僑歇盡所能支持內地民主運動，更有不少視八九民運為大陸民主化契機的青年親身到北京參與運動。他們相信中國能在八九中成長為一個更開明、民主的國家，就像是八九前陸續在蘇聯陰影下民主化的東歐各國一樣。

在六四當日所發生的一切將這些情感降到了冰點。自此以後，香港人對政治失去了希望，人們重新回到生活，犬儒的想法令他們將心神轉向經濟發展。隨之而來的移民潮亦表現了港人漸漸的失望和不安。六四把香港人和中國人連結，卻又狠狠地在香港人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面前把民主中國的美夢輾碎，在世界面前將自己的真面目，透過電視機表露出來，更何況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在六四後，香港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種度的影響，而香港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對抗暴政的地方，它的政治生態在八九後也漸漸壁疊分明。以前的國粹派和社會派的政治人物在八九後多次分合，形塑了香港建制與民主的政黨政治。八九也為當時的香港人帶來了一次實實在在的震憾教育，當年投身運動的人把這些情感傳承下去，成了現在的養份，大大促進了港人的政治參與。同時，香港的政治生態也隨對中共的態度而出現分歧，有些轉投更民主的政治傾向，而有些則在官場中風生水起，其中不少在今日仍掌管香港的命運，用國粹派同樣的方法來維繫政治力量。

自此以後，香港人的政治身份便與中國有著不可跨越的距離，他們或許出於民族情感、或出於對民主回歸的期望，又或是出於面對即將轉變的政治身份而投身民運，卻沒想到六四在 31 年後仍影響著香港的未來，影響著香港在中國民運中的關鍵地位。八九作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在本來中港難以言喻的關係上，再添了日後抗爭的伏筆。每年的六四晚會，恰恰戳中了中共的痛處，隨後香港的每一個政治運動，無不是從八九以來的反抗，在討論香港的未來時，也注定要理清當時和現在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