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人物專訪】酷兒中國－－專訪《誌同志》導演崔子恩

酷兒中國－－訪問同志紀錄片《誌同志》導演

文：K

崔子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碩士，現為北京電影學院二級電影編劇、副教授，曾於1991年在大學課堂上公開承認同志身份，因而招來十年的騷擾，包括被隔離於大學校園﹑多次被送去醫院要求証實其「病態的同性戀」身份。日前，其執導的同志紀錄片《誌同志》日前於中大舉行中國以外地區之全球首映，大談LGBTQ等異性戀者以外的人士，並紀錄了三十年來中國同志運動的發展史。

同什麼志

片名《誌同志》，但到底是同什麼志？崔導演回答說：「同志這個詞本身比較模糊，本來是指紅色同志，帶有革命的背景，後來改生於香港，泛稱同性戀者，片中的同志建基在LGBT ，但又不只於此，是指所有的彩虹同志 。」將本指一起革命的人的詞用於同性戀人士上，似乎可以引申出為異性戀模式帶來哥白尼式革命的人士，在語言上產生了特殊的歷史感。

事實上，片中除了同性戀以外，亦有對易裝﹑變性者的探討，但比重相對較輕，筆者問導演為什麼，導演回答說：「同性戀者認為雙性戀﹑易裝﹑變性的人都不是真的同性戀。」內地的雙性戀者﹑易裝者﹑變性者多半不是被異性戀者所歧視，反而是被身邊的「同志」（同性戀者）所歧視，所謂的同志，不只不是真的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互相傾軋，這是多麼悲哀的事。

電影意念的開始

問導演為什麼有開拍這部紀錄片的念頭，崔導演指他兩年前就有這樣的念頭，但一開始沒有明顯要拍紀錄片的想法，他本身是拍劇情片，但後來發現，劇情片所再現的同志運動﹑爭取平權的力度仍然不夠，故認為需要一部更直接反映運動面的紀錄片。導演利用文獻與訪問結合﹑追蹤現場的方式加強紀錄片的探索性，亦安排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間裡進行討論，營造出一個劃時空的空間時代感。

改革開放與性開放

時間由三十年前改革開放開始，七十年代起，學術上有了性別研究，這個新學科帶動了對於女男以外，其他性別身份的存在與認識，以及背後的權力操縱，對於同性戀的探討也比以前為多，慢慢地社會上對於同性戀關注起來，同志亦關注到自身受到壓迫的困窘。

中國的同志運動，與西方的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相似，兩者的開初都由社會上的一些「有閒階級」統領，像是讀性別研究的大學生或大學導師領導，似乎缺乏了基層的參與。崔導演承認，開始的時候，有關同性戀運動的沙龍中，參與的討論大部分是大學群組，那是建基在一個可對話的前題下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討論的時候往往需要對相關語言的熟悉性，以及有一定的歷史脈絡的掌握，故此運動由知識分子開始亦是必然的事，這不是不容許基層的參與，而是基層對於同性戀認知只限於『同性性行為』，卻沒有一個關於同性戀的政治權利和社會認同的身份認同，也沒有爭取權力的概念，故此沒有一個爭取權益的決心。」

除了知識分子做主導，中國內地的同志運動亦有中產化的傾向，導演承認同志的中產建構可能會排斥低下階層的參與。「但我反而覺得中產發展不夠，如果發展足夠的話會更有多元化的傾向，內地小資產經濟愈來愈多，很滿足於粉紅經濟，但他們容易向政府妥協，以致中國的粉紅經濟 沒有和政府平權拉上很大的關係。」

運動的最終目的

不論是同性戀運動，還是女性主義運動，目的都是顛覆既有的性別霸權，希望通過各種運動去改變男權的壟斷。但性別運動的目標是什麼？即使男權被壓抑甚至推倒，也有可能令抬頭的女性對男性壓迫，但導演相信，新權力總比舊權力進步。問到導演對於性別運動的期望，他這樣說：「希望可以建立一個酷兒 （Queer）世界，連社會﹑國家的概念也解構，社會上不再在存在理想的人格，每人﹑每天都可以重新建構，不再受規範化所規訓。」就像本片的英文譯名 – Que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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