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學與當代思潮

第65期專題文章——2020年8月號

任卓賢
本院客席助理教授（由2020年9月7日起，獲聘為助理教授）

教父學(Patrology)對華人教會及學術圈子來說是個頗陌生的學科。提起神學，我們未必會即時想到有此科目，而且因教父年代久遠，我們或者也會懷疑此科有何當代意義。本文希望釐清這些誤解，向大家介紹傳統教父學的特點，並分析教父學在當代思潮下所展現的新形態。

教父學的由來

教父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教父的學問。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教父學可追溯至二、三世紀教父出現的年代。基督教是非常強調「傳承」的宗教，強調我們的信仰是源於主耶穌基督的教導，然後透過使徒及眾先賢代代相傳，因此教父的見解自早期教會開始一直備受重視。教父就是泛指由第一世紀末至第八世紀教會中的一些傑出領袖，[1]他們多為主教，但當中也不乏沒有聖職的教會領袖。後一代的教父引用上一代教父的論述，來證明自己的正統性，甚至同代的互相援引，在教父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就多處引用早他百多年、同屬北非傳統的居普良(Cyprian, d. 258)來建立原罪論的正統性。[2]而耶柔米(Jerome, d. 420)更撰寫了堪稱史上第一部教父學文獻─《名人錄》(De viris illustribus)，點評自保羅以來直至他本人的教會領袖，共計135人。[3]由此可見，教父們本身就是教父研究的導航者。他們視教父思想為建立信仰傳統的重要元素，透過援引、詮釋、甚至批判，建立起多元的教父傳統。往後的神學家及修士也不斷對教父的著作編修注釋，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文獻，成為了基督教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重視教父著作的傳統，一直延綿至中世紀及宗教改革時期。中世紀的神學就是系統化教父思想的嘗試。當時的兩部名著充分展現出這系統化的特徵。經院哲學的代表作之一，彼德倫巴都(Peter Lombard, 1100–1160)的《四部語錄》(Sentences)，基本上就是輯錄拉丁教父著作而成的匯編。在沒有任何原創材料的情況下，這書竟然成為了中世紀時其中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時人對教父思想的重視可想而知。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雖然有其獨到的見解，但卻也同時用上了大量奧古斯丁的材料，予人將教父神學系統化的印象。而到了宗教改革，教父（尤其奧古斯丁）對馬丁路德的影響是清晰可見的。[4]馬丁路德本身就是奧古斯丁修院的修士，年輕時每天都以閱讀奧氏著作為其中一項要務，[5]而他的《羅馬書講義》更有着奧古斯丁的《論靈與字句》(De spiritu et littera)的影子。[6]天主教會及馬丁路德對奧古斯丁神學的倚重，使當代著名教會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將宗教改革形容為奧古斯丁的恩典論與教會論兩方之爭。[7]

教父學的優點與困局

上面勾勒的教父傳統，說明廣義的教父學可追溯至教父時期，歷史悠久。然而，當代的教父學出現得較晚，第一次用上教父學“Patrologia”一詞的是十七世紀時的路德宗神學家“Johannes Gerhard”。[8]我們也普遍將教父學這觀念收窄至指對古代基督教經典文獻的研究。因此，在上兩個世紀，教父學就是整理文獻的學科，被視為與古典語言學(Philology/Classics)同類。[9]當然，教父文獻研究也涵蓋多個範疇的，包括教父生平研究、文本重構、思想史研究、文獻編篡等等。然而，因着其以文獻為本的性質，文獻編篡就成為了教父學研究的主導方向。事實上，過去百多年，教父學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出版了多個系列的教父著作校訂版本，合共多達一千本。[10]

文獻編篡是門怎樣的研究呢？我想這對很多人來說是項非常沉悶的工作。文獻編篡就是收集及比對文獻手稿。視乎年代及其重要性，一份文獻流傳下來的手稿數量，少則十多份，多則可達一百份或以上。文獻編篡就是找出這一百份手稿的差異，並要從中找出它們之間的從屬關係，進而對內文不明之處作出合理判斷，最後達至一個具科學根據的文本。可想而知，這工作對原文造詣的要求相當高，而且也非常考驗研究者的耐性及專注力。要編篡一份文獻，花上四五年時間是等閒之事，用上十多年的也常有所聞。有價值嗎？很有價值。我們現有的新約希臘文版文Nestle-Aland 28，就是百多年文獻編篡的成果，而其編者亞蘭特(Kurt Aland)除了是新約學者外，他同時也是教父學的專家呢。

然而，這些埋首古籍的研究，雖說對學術界能帶來長遠的正面影響，但同時也有着某些局限。第一是給人「離地」的感覺，現代意義感不大。文獻編篡的任務主要是重構古籍的原貌，至於古籍對現今的意義如何，並非其首要關注。因此，教父學給人的感覺是死板乏味的。在歐洲留學時，筆者不止一次聽到其他學系(現代神學、哲學)的學生說教父學者只懂原文卻沒有思考。這些批評不完全客觀，但也代表了部分的外界觀感。另一個局限是過度的「歐洲中心主義」。處理手稿所要求的原文造詣是非常高的，研究者不但要能閱讀，而且也須懂得辨識異文中文法差異的背後意義，這程度並非一兩年的原文課程就能達至的。這語言門檻給歐洲人帶來天然優勢，因這些乃他們的古語，在學習上容易得多，動力也相對更大，再加上大部份的文獻底本都是收藏在歐洲的博物館，這使過去五十年間至少一半以上的教父學研究都是在歐洲完成的。[11]在這些因素下，傳統的教父學一直是非常專門且治學嚴謹的學科，但同時也規限了其普及化的可能性。

當代思潮下的教父學

以文獻整理為主軸的教父學研究，在過去二十多年產生了很多的變化。這不是說文獻整理變得不再重要；文獻整理在歐洲地區，尤其是德法兩地，仍是默默地進行，為學術界提供一本又一本經過嚴謹的本文鑑定的原典，而這方面為古典文明乃至基督教神學所作的貢獻是值得我們敬佩及稱謝的。這裏所說的變化，是指在當代不同思潮的互動下，教父學在定義上及方法論上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現象。以下會列舉其中三個新思潮，並闡述它們怎樣塑造教父學的新方向。

第一個思潮是「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範式及不同批判理論的出現。自布朗(Peter Brown)提出了「古代晚期」這歷史分期，並將教父時期的思想文化發展置在這羅馬歷史的大框架下詮釋後，[12]這個進路在美國學術界大行其道，[13]使教父學開闢了一個新天地。要知道，以往教父主要是被理解為教會的父親（Patrology或Patristics也由此得名），隸屬宗教研究範疇。但現在將教父置於「古代晚期」這框架下去理解時，教父的思想行為則不單只屬宗教層面，它更是古羅馬帝國文化及社會現象的一部份，由此教父學就得以擴闊至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社會學研究等領域。這思潮的另一個領軍人物是依利沙伯．克拉克(Elizabeth A. Clark)。這位杜克大學的榮休教授，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在其教父學研究中引入不同的社會科學及語言學理論，例如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性別議題(gender studies)，及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t theory)等等。她於2004年出版的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更為這種以批判理論來詮釋教父的進路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她這樣說：「自1960年代末，古代晚期研究因與人類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相遇而得以活化；我不希望將教父學送回傳統研究的光景」。[14]經過布朗及克拉克的努力，教父學（尤其在美國）變得不再一樣。

第二個思潮是來自中國學術界的新興教父學熱。這個熱潮可謂集中於一個教父的研究身上─奧古斯丁。其實奧古斯丁傳入中國可追溯至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時，[15]但礙於其濃厚的宗教色彩，一直只受到教會圈子重視。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開始有學人以奧古斯丁作為學術的研究課題。[16]他們視奧古斯丁為西方哲學家多於教會教父，研究他時較多側重於他的思辯色彩較濃厚的著作，例如討論《懺悔錄》時，會強調卷十對記憶的論述，討論《論三位一體》時，則看重卷十一心靈視覺這些屬知識論層面的討論。[17]這種「哲學化」的進路是中國學者參與教父學的一大特色。對他們來說，教父之重要性不在其宗教身份，乃在於他們是古代西方文化的奠建者。我在杜平根作研究時，就認識了幾位從國內高等學府過來研究奧古斯丁的博士生。他們全都是哲學背景出身，在德國入讀的也自然是哲學系，而我則是神學系。我們在研討會上有美好的交流，私下也成為好朋友，但對奧古斯丁的理解，我們的關注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有很大的差別。這個中國教父學熱在過去十年間有「爆發式的成長」，[18]不論出外留學或是在國內大學讀博士課程的，奧古斯丁的研究每年遞增，而且大學間以教父為題的定期交流逐漸形成，而研究進路也由哲學申延至社會學、歷史分析等層面。[19]

第三個思潮強調教父學與公共議題的對話。這思潮在澳洲、南非及南美洲等地發展得頗蓬勃。誘因是教父學在當地沒有文化優勢，傳統的文獻分析進路對應不到社會所關注的議題，也難以取得研究項目資助，這迫使教父學者開拓新的研究進路，探索教父學與公共議題互動的可能性。他們雖然並非來自主流傳統學派，但近年所凝聚的力量足以形成一股新風氣。他們強調跨科際研究，所關注的課題多樣，包括危機管理[20]、奴隸制度與貧窮[21]、地域資源分配[22]，及至醫學倫理等等[23]。這種跨科際進路的努力，正好體現於2019年牛津教父學國際會議的一個大會主題演講中，[24]就是澳洲教父學者Wendy Mayer所主講的Patristics and Postmodernity: Bridging the Gap。有別於傳統的大會主題，這場演講的重點是提倡教父學回應當代議題的必須性，而受歡迎程度是空前的。筆者親身所見，大會禮堂座無虛席，當中更不乏傳統學派的權威學者參與，可見學界中越來越意識到跨科際研究的重要性。

總結

本文上半部分勾勒了教父學由古代至中世紀的發展，並點出傳統進路的優點與局限，下半部分則闡述了教父學的新形態怎樣在當代思潮下逐漸形成。傳統的文獻編篡與分析仍是重要的，但這不再是唯一的研究進路。以上三個思潮，都見證着教父學跨科際的嘗試，由傳統以歐洲為中心及文獻主導的基督教學科，擴大為敏於回應公共議題的人文領域，這實屬可喜的現象。

華人神學在教父學領域的參與不多，礙於語言及研究的門檻，過去我們很快便轉移焦點至經科或當代神學等各個基督教研究中的熱門領域。筆者認為，教父學的轉型可以是我們參與的一個契機。華人神學正面對思想及政局上多變的時代，教父學可以給予我們一個渠道，讓我們將基督教的多元性及公共性展現於世界眼前。

Footnotes

  1. ^ 其實教父時期沒有統一的說法。至八世紀是根據Quasten的定義，以東方大馬士革的約翰（死於749）作為分水嶺。參Johannes Quasten, Patrology, vol. 1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50), 1。
  2. ^ 可參奧古斯丁早期反伯拉糾主義的著作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uulorum（論罪債和赦免，並論嬰孩洗禮）。
  3. ^ 有關早期教父文獻的歷史，可參Angelo Di Berardino, “Modern Patrologies,” in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atristics, ed. Ken Par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5), 51–53; Quasten, Patrology, vol. 1（見註1）, 1–5。
  4. ^ 有關奧古斯丁對馬丁路德的影響，最詳細的研究見於Hans-Ulrich Deilus, Augustin als Quelle Luthers: Eine Materialsammlung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84)。有關教父們對路德的影響，參Volker Leppin, “Luther,” in Luther Handbuch, ed. Albrecht Beute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45–49。
  5. ^ 在路德著作第二集前言裏，路德好友兼改革夥伴默蘭頓寫到：「對奧古斯丁的所有著作，路德常常閱讀並牢牢記著」(Omnia Augustini monumenta et saepe legerat et optime meminerat, 載於Corpus Reformatorum 6, 159)；另參 Albrecht Beutel, “Luther,” in Augustin Handbuch, ed. Volker Henning Drecol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617。
  6. ^ 在他的不同著作中，路德引奧古斯丁多達1000 次以上，詳見Deilus, Augustin als Quelle Luthers（見註4）。
  7. ^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 1: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100–60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331: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as repeatedly, and to some degree accurately, been interpreted as a movement in which the anti-Pelagian doctrines of Augustine about the necessity of grace were used to attack the anti-Donatist doctrines of Augustine about the mediation of grace.”
  8. ^ 參Berthold Atlaner, Patrologie: Leben, Schriften und Lehre der Kirchenväter, 3rd ed. (Freiburg: Herder, 1951), 1; Quasten, Patrology, vol. 1（見註1）, 1。
  9. ^ 有關過去幾十年西方教父學發展的回顧， 可參 (1) Charles Kannengiesser, “Fifty Years of Patristics,” in Theological Studies 50 (1989), 633–656; (2) Martin Wallraff, “Whose Fathers? An Overview of Patristic Studies in Europe,” in Patristic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Mark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tristic Studies, ed. Briouria Bitton-Ashkelony, Theodore de Bruyn and Carol Harrison (Turnhout: Brepols, 2015), 57–71。
  10. ^ 其中最重要的三個系列為：(1) 在德國柏林的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2) 在比利時蒂倫豪特的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及 (3) 奧地利維也納的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有關教父學過去五十年在文獻編篡上的具體成就，可參Kannengiesser, “Fifty Years of Patristics”（見註9）, 640–647。
  11. ^ Wallraff, “Whose Fathers?”（見註9）, 57。
  12. ^ 布朗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有提到這個「古代晚期」的概念，最顯著的為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13. ^ Wallraff, “Whose Fathers?”（見註9）, 66。
  14. ^ Elizabeth A. 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8–159: “Encounters with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end of the 1960s onward greatly enlivened studies in late antiquity; I would not wish to return patristics to its traditional disposition.”
  15. ^ 中國學者周偉馳對奧古斯丁在中國的接收作了深入的探討。詳見周偉馳：〈明清奧古斯丁中文傳記〉，《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4期，頁125–135。
  16. ^ 參夏洞奇：〈奧古斯丁與中國：一段學術上的緣分〉，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2020 年春)，頁3；參陳越驊，〈既濟未濟—中國教父學研究的未來〉，《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50期（2019年春），頁77。
  17. ^ 這方面的代表作可參周偉馳：《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18. ^ 參陳越驊：〈既濟未濟〉（見註16），頁69。
  19. ^ 同上註，頁78。
  20. ^ 例如Pauline Allen and Browen Neil, Crisis Management in Late Antiquity (410–590 CE):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from Episcopal Letters (Leiden: Brill, 2013).
  21. ^ 例如Chris L. de Wet, The Unbound God: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Early Christia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8).
  22. ^ 例如Susan Holman, “Shape of Water: ‘Medicine of Mortality’ in Patristic Pastoral Healthcare,” paper presented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23. ^ 例如Helen Rhee, “Pai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ncient Medicin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aradox of Agency and Insharability,” paper presented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Pak-Wah Lai, The Dao of Healing: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Graceworks, 2018).
  24. ^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Share
版權所有 © 2024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