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所去又何所依——畢業後兩年回顧。│王貽興

原創文章

王貽興
二零零一年畢業,中文系。

因為肺炎問題,我整整兩個月沒有任何工作任何收入。我在家裡對著大堆努力寫好評語但已經沒辦法傳遞到學生們手裡的作文。我買了寶麗萊打算跟他們合照,這是我每教完一班寫作班都會做的指定動作。菲林早已放到相機裡。在潮濕的春天,我昨天替自己照相時才發現相片照出來已經霉了一個角。

在藍色的天空下,我的腰間綻放出一個霉黃的褪色的斑點。像病變的菌,會張牙舞爪,會慢慢擴大。而這黃花是我親手栽種的。

這兩年裡,我有時候會用三個月時間去賺取我半年的收入,用餘下的半年或者三個月去等待下一個三個月的來臨。我像農夫一樣播種、挖掘和接受天有不測之風雲這句老話於我生命裡的切身意義。農閑時我會離開這個世界一樣全身投入去寫作和看書,我把支出減到最少程度,以彌補收入稀少不穩之弊。我一直覺得當個農夫似的寫作人沒有什麼不好,反正如果要當個寫作人似的寫作人,根本沒可能在這石屎城巿裡生存。我不是流行作家,也沒有報紙雜誌做地盤,參加比賽得了獎或者沒有似乎都沒有什麼分別。寫作給我的直接經濟資助少得可憐,因此我要讓自己做不同的工作好維持一個相對的餘裕繼續寫作。我以兩個標準去選擇我的工作:一,以不費神不費時為最高標準;如果兩者有衝突,則以不費精神不耗心力為最後保留。二,以花最少時間換取最大報酬為最理想。

因此,我教寫作班、畫畫和兒童課程,我甚至認為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適合我的了,它們完全適合我的要求,配合我自身的追求。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個能好好地存活的作家,一個既能寫出自己喜歡的作品又能餵飽自己與家人的作家。這個目標我走起來戰戰兢兢,好幾次幾乎就熬不下去了,不過後來麻木地我又堅持下來。我畢業那一年香港經濟已經很不好,那時候大家都異口同聲抱怨我們在最壞的年代最惡劣的天氣下跳傘,艙門打開,一個個人有降落傘的沒有的都紛紛跳了下去或者被人拉了出去被風雨捲了開去。那時候人們以為這已經是谷底,那時候大家都抱怨自己的起薪點幾乎連償還學費貸款都不夠,那時候大家都羨慕早幾年出身的師兄師姐。不過原來兩年後我們竟也被後來者所羨慕所景仰。他們景仰的不是我那一年畢業的起薪點與假期,而是羨慕我們有一份工作而他們沒有。這是最根本性的分別。原來所謂谷底,低處未算低,永遠有下沉的餘裕。

我慶幸原來我根本不算太差。臨畢業前半年當身邊同學都如旅鼠一樣蜂擁到不同機關與大學考教育文憑考研究院考AO、EO考警察考懲教署時,我只是和恩師董啟章坐在崇基荷花池邊抽新買回來的煙斗,為著因畢業震盪而無法寫作感到煩惱。幾年來我一直為了學費和生活費問題半工讀,一星期八九份補習外加無數瑣細雜工,因此畢業對我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好的,雙腳各踏一條舟,隨時就有擘裂分屍之弊。我沒有想太多,只是一心希望快點畢業了事。既然這幾年來我一直兼職一直上學都沒有問題,那畢業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吧。我不想為了對未來的一份未必存在的保障與安心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我也確認到所謂理想很多時候需要跟將來兩個字脫勾才能顯現。如果我沒有理想沒有寫作這最後歸宿,我想我倒是幹什麼都沒所謂的,但因為有所依歸,故亦有所不為。我不想把所有精神心思時間腦力耗費在刻板與規律之上。我當過一年半的教學助理,在一所band3、4的中學裡,我深深明白到所謂制度與行政如何有效率地坑殺每個巴望入職的畢業生。如果我喜歡教書,我不過是因為喜歡學生喜孜孜地告訴我他家裡的貓生了幾多隻小貓,或者因為學生的眼神清澈並相信學習仍然有用將來仍然有希望。我不認為不扣頸喉鈕有什麼問題,不覺得染髮戴耳環有什麼不好。我不想因為學生望著窗
外藍天或蹺課跑去滾草地而責罰他們,又或者要因為趕進度捏緊合格率而板起臉孔痛罵他們一頓。但如果我教書,如果我認識的人教書,不過是因為假期和薪金。

我很快便取消了畢業後教書的打算。我考過研究院,卻因為遲了報名而沒機會面試,白白送了幾百元給他們。我想,與其隨人們一起推一起東奔西撞,不如做自己最想做的算了。即使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將來我會教寫作並以此維生,我也堅持熬得多久是多久。我好像同時向兩個世界進發,我彷彿同時存在於兩個鏡像般的星球裡,一個是天堂,另一個卻如地獄,但它們表面看來都沒有分別。天堂沒有天使或者笑聲,地獄也沒有業火和哀號。要是我踏實地生活,畢業後安份找工作結婚生子,我想我只能出現於某一個地方並老死在那裡。我後來証實了一個說法,原來多人走的路不一定安全,但卻一定擠。我用一年時間在小路裡蹣跚地前行,一邊聽到茂密巨樹那邊傳來各種的聲響。一年過去,我還在小徑走著,但路已經越來越迂迴,頭上的陽光也被樹影遮住了。我的收入總算可以滿足自己與家人的需要,也有時間繼續寫作,但卻始終擺脫不了泥裡翻土的感覺。我不算實現了理想,因為畢業後一年我還沒有出版個人作品集,我還沒能寫出感動到人的好作品。沒有人認識我,而我也沒有認識任何人。那一年大概是最難熬的,我每天都懷疑究竟有沒有下一步究竟有沒有下一個彎。我的能見度極低。我在茫然無措裡摸索前行。寫作是我的電筒,但裡面沒有電池。

後來,輾轉之下,《cream》雜誌訪問我對於夢和理想的看法,我認識了不同的但同時都在發夢的人。他們有的成了我的好朋友,有的訪問過後便各走各路。因為這次訪問我認識到教我造網頁的朋友,因著這個網頁與這次訪問,有出版社聯絡我給我出書的機會。我以為這次跟以往一樣都不過是一個輕易被氣壓壓破的鮮艷汽球,但原來不。出書後,我繼續教寫作、畫畫和兒童課程,繼續農夫似的生活,有時候被雷雨沖刷了所有的農作物,有時候幾乎在流汗裡中暑昏倒,但更多時候只能望著貧瘠的乾土等待發芽胡思亂想。然而我始終慶幸自己是個農夫,因為田野很空闊,天空的細微變化都了然於胸,而且極目遠望,視野還很教眼睛舒服。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