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香港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沉默裝置
張歷君
去年八月下旬，中大迎新營的籌備委員在迎新營活動中號召參與的新生呼喊淫穢口號的事件，彷彿是今年中大四十周年校慶紀念的醜聞式預演，提前迎接校慶的來臨。如果說這是一件「事件」，那麼這肯定是一件利奧塔（J. F.Lyotard）式的「事件」（event），換言之，它的出現標誌著幾種不同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或敘事（narratives）之間已發生了無法解決的衝突。對於這一衝突或「事件」，牽涉其中的任何一套語言遊戲或敘事均無法作出完滿的解釋或佔據主導詮釋的位置，以至於這些相互迥異（differend）的語言遊戲或敘事都在這一事件中暴露了它們各自的局限。實在點說，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把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大眾傳媒文化、通俗色情文化和大學機構文化等不同的文化邏輯牽扯進一個漩渦之中，最終使這些文化邏輯各自不同的界限在碰撞和磨擦之中顯露無遺。因此，若要認真探討這一事件的意義，我們至少不能略過上述任何一種文化邏輯，或者可以反過來說，要真正了解這些文化邏輯或語言遊戲的運轉狀況和理路，中大迎新營事件是最好的切入點。從這角度出發，本文希望籍此深入探討由這些不同的文化邏輯所共同構作而成的我們整體社會的「沉默裝置」。
一、淫穢與友誼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主體生產儀式，大學迎新營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為參與者提供一種團結感，把參與的個體詢喚（interpellate）進「大學生」這一意識形態主體位置中。正如梁文道所指出的，迎新營「往往在大學生的生涯之中起著一個儀式性的作用，它的目的是在數天之內把一幫中七學生轉換成一群大學生。」他認為：「迎新營在賦予新生們一個新身份的同時，常常還伴隨著一個『會籍』（membership）。……而所有這些會籍的取得，都透過『認同』和『排拒』兩種程序的操作。」（梁文道2002）但問題是，如果模塑一種「大學生」主體位置或身份認同真的是大學迎新營的主要功能的話，為何這次迎新營事件的參與者要以淫穢笑話和口號來營造這種認同感？難道他／她們會以為「大學生」的身分認同跟淫穢笑話有什麼關係？
在對這次事件的後續討論中，論者都必定提及通俗色情文化和淫穢笑話的問題。但一貫的論調都不過是以社會主流的性道德對事件的參與者大加討伐，其論點不是媒體中的通俗文化毒害青少年，便是現今的大學生質素低落每況愈下，最終得出來的結論當然亦不過是「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八個大字，可以說無甚高論。雖然這次多了一些新指控，如不尊重女性、歧視性工作者、兩性平等意識薄弱等，但可惜的是，這些時髦的指控卻始終沒有脫離主流性道德的意識形態框架和局限，[1]既沒有對淫穢笑話這一文化現象作出認真的分析，更遑論對參與於事件中的學生的社會和文化處境作深入的探討。[2]在一篇評論中，葉蔭聰估計，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最激進』者可能只是性學權威出來大罵社會性壓抑、性恐懼。」（葉蔭聰2002）但遺憾的是，直至現時為止，在筆者讀到的報導和報章評論中，竟然連這種聲音也找不到。
[1]事實上，要把淫穢語言從我們的社會中根除根本不可能，除非我們希望把這個社會改造成一個像醫院般「清潔」的集中營。因此，面對這次事件，真正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應以衛道之士的身份譴責事件參與者們缺乏性別平等意識，而應進一步質問我們的社會甚至我們自己，為何沒有生產或創造出一些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黃色笑話？為何我們社會的通俗和淫穢「資源」如此貧乏？[2]對這次事件有較深入分析的評論文章包括梁文道的〈這是反動，不是反叛〉、葉蔭聰的〈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杜家祁的〈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和馬國明〈擊碎大學殘留的博雅門面〉等數篇。
事實上，在眾多討論中，只有葉蔭聰的〈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一文認真論及淫穢笑話這一文化現象。在該文中，葉蔭聰借用斯洛文尼亞籍的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學者齊澤克（Slavoj Zizek）的理論，談到淫穢語言和團結的關係。他指出：「齊澤克承認淫穢的內容侮辱了女性，但若只停留在以道德壓人的批判方式，則沒有看到言語的形式如何在社會現實中的運作，它是覆蓋在種族矛盾上的外衣，因此，其意義不在內容，而在具體的語言運用處境之中。」（葉蔭聰2002）亦即是說，若要深入探究這次事件的文化意義，問題的重點不在淫穢語言的內容是否侮辱了女性，而在於淫穢語言形式這一癥兆（symptom）的運作邏輯。
在文章裡，葉蔭聰回憶一九八零年代末他曾參與的迎新營的情況，說道：「直至八十年代末，迎新文化仍集中在書院認同，加上仍殘留的少許大學生使命感，所以會邀請學生會、傳媒界、民主派來討論人權與民主……，中間只會夾雜少許無聊的笑話或口號」。依據這一經歷，他進而以問句的形式推論道：「到了今天，甚麼教育理想、大學生自命的精英的認同感、社會政治議題的討論是否已煙消雲散，所以才剩下分享大眾文化裡的『淫穢』來取得團結？」換言之，藏在大學迎新營的「淫穢」文化中的不是甚麼，正是一種身份認同危機。而在我們當下新的社會轉變中，缺乏自我認同、自我表達語言的，除了我們的大學生以外，還有我們的知識份子、大學教師、大學高層和政治精英們。（葉蔭聰2002）葉蔭聰的分析無疑切中問題的要點，但（可能礙於文章篇幅問題）他卻沒有進一步探討他所說的「認同危機」的實質內容。
葉蔭聰在這篇文章中所借用的齊澤克的論點，來自齊澤克專為《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Ideology）中文版所寫的序言。在這篇序言中，齊澤克談及一件發生在南非的軼事：在以前南非發生的一次反種族隔離示威中，一群白人警察奮力驅趕黑人示威者，其中一人手持警棍，緊緊追逐一位黑人女士。怎不知，那位女士竟然跑掉了一隻鞋；但那名警察想也沒想，便遵循了「禮儀」，檢起了鞋子還給了她。此時此刻，兩人交換了目光，都意識到了這種情形的空虛無聊。在經歷了這一禮儀性姿態之後，即是說，在把那隻鞋子交給那位女士並等她穿好以後，警察已經不再可能揮舞警棍繼續追擊她了。於是，警察彬彬有禮地向她頷首致意，然後轉身離去。（齊澤克2002：3）
我們一般會把這個故事的寓意理解為，警察如何在一瞬間良心發現，天賦善良如何戰勝了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後天訓練云云；但齊澤克卻認為：「恰恰相反，就其全部或然性而言之，從心理狀態上看，這位警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在這裡，真正大獲全勝的只是他在禮節方面接受的『皮毛』訓練。」因此，在此真正能突破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不是甚麼良心或人性，而是那位警察無意識的禮儀性反應。換句話說，白人警察和黑人女士事實上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社會—象徵世界（socio-symbolic universes）中，雙方沒有進行直接交際的可能。而警察在這一瞬間的禮儀性反應就像一隻來自某個奇異世界的手，伸向了另一個日常現實之中，推翻了「日常現實」中隔離了兩個世界的象徵屏障。（齊澤克2002：3）
但齊澤克認為要鞏固這一神奇瞬間所帶來的成果，不能依賴高雅文化，相反，我們必須進一步做的事情是諸如分享黃色笑話之類的猥褻之事。就此，他舉出了一段軼事以作說明：在前南斯拉夫，到處都流傳著有關不同種族的笑話，這些笑話頗具特色，如蒙特哥尼羅人總是懶得出奇，波斯尼亞人總是愚蠢不堪，馬其頓人總是賊性難改，斯洛文尼亞人總是吝嗇成性等。但耐人尋味的是，自一九八零年代末以來，隨著民族關係的日益緊張，這些笑話日漸衰落。在一九九零年代，隨著民族對抗的加劇，這些笑話更完全銷聲匿跡。齊澤克認為這些笑話，特別是那些描述不同民族相遇時鬧出的笑話，與一目了然的種族主義無關，而是「友誼與團結」這種現實存在的重要表現形式。換言之，在種族矛盾嚴重的地方，共享的黃色笑話非但沒有被用來充當排斥「非我族類」的工具，相反，它更是被用來包裹業已存在的象徵契約的最小值。因此，為了確保眼前的團結，僅靠共同體驗高雅文化是不夠的，我們還得與他者交換淫穢快感，這確是令人尷尬的癖好。（齊澤克2002：3-4） 但種族衝突跟中大迎新營事件又有何關係？事實上，只要我們把當下香港勞動市場中相互競爭和分化的個體關係置放在齊澤克理論中種族衝突的位置上，便不難發現他所談論的種族關係問題跟我們社會中的個體關係問題都依循著同樣的邏輯運作。換言之，中大迎新營事件這一我們社會的癥兆正指示著一個我們社會的嚴重問題：我們社會勞動市場中的個體敵對狀況絕不遜於巴爾幹半島地區的種族敵對狀況，以至於我們的大學生之間要以交換淫穢快感來維持他／她們至低限度的「友誼和團結」。 讓我們重頭說起。中大迎新營事件爆光以後，社會齊聲討伐，其中一種評論觀點牽扯上香港當下的經濟狀況。譬如《香港經濟日報》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的社評中有這樣的論調：
面對經濟轉型之痛，不單香港，世界各國都想方設法，維持競爭力。……當大家勒緊褲頭時，都寄望下一代，可傳承港人的刻苦耐勞，靈活「食腦」的精神。現在的大學生，多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成長，當時香港正處富裕階段，家庭經濟環境良好，有點像溫室的花朵，但公眾期望是在溫室的環境下，能培養更好的品種，他們有更聰明的腦筋、更健康的體魄，更多元的技能，更廣闊的視野，下一代的港人及香港可青出於藍。然而，這些大學生卻把腦汁及創意，放在設計低俗色情口號上，難怪不少社會人士感到失望，有些更非常憤怒。[3]
[3]〈大學生低俗 怎當「精英」〉《香港經濟日報》2002-8-30，A3。
這種論調把現在的青少年和學生視為不識世途險惡的受保護動物，並以「歷盡滄桑」的長者身份對「無知」的後輩曉以大義，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在這一脈絡之中，這些年輕人真的這麼「無知」嗎？遺憾的是，情況恰恰相反，如果以「刻苦耐勞，靈活『食腦』」這種市場競爭標準來衡量，這群懂得以淫穢笑話製造認同感的學生可能比很多年長者更清楚我們社會的遊戲規則，至少他／她們懂得順應迎新營文化的「市場邏輯」，為迎新營的新生「度身訂造」「合脾胃的」「娛興節目」。事實上，我們的大學生很清楚自己將會踏上甚或已經踏上的坎坷路途，他／她們很清楚，在自己將來投入的勞動市場中甚或在自己現在的學習中，身邊的同學都是最實在不過的敵人，而這亦正是葉蔭聰所說的「認同危機」的根源。
過往的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根本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前途，他／她們自然也不會出現身份認同的問題；如今時移世易，大學生身在校園之中便已需要考慮如何令自己得以在非人和惡性競爭的勞動市場中獲勝。因此，在同學等如敵人的環境中，唯一能讓他／她們繼續維持最低限度的「友誼和團結」的臍帶，可能便只剩下淫穢的笑話。換言之，問題不是我們現在的大學生越來越「淫賤」，而是我們的社會正在一步一步走向一個非人的生存環境。而當我們的衛道之士高呼他／她們的道德口號以賺取文化資本之際，恐怕得先靜下來想想：如果我們連淫穢的笑話這最後一條「友誼和團結」的臍帶也剪掉，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 二、過度曝光的真實 梁文道在〈這是反動，不是反叛〉一文中說道：「今年中文大學的『淫賤』迎新營事件被中大學生會張揚出來之後，一片沸沸揚揚，盡是斥責之聲。所有這些批評，都建立在一個理想的大學生的形象和實際的大學生表現這兩端的差距之上。」他並指出，大學迎新營成功與否，「端看它能不能把實際上和中學生還差不多的人變得比較接近理想中的大學生。這也是為什麼論者會對這次事件如此錯愕的心理原因，因為一個應該呈現出大學生理想風範的活動竟然和大家的『理想』差得這麼遠。更不堪的是，迎新營的搞手可不是新生，而是起碼已受過一至兩年大學教育的同學。」（梁文道2002）把公眾對這次事件的強烈反應理解為大眾心目中理想大學生的形象和實際的大學生表現之間的落差和衝突，這似乎很有道理。但問題是，這個解釋無法解答以下問題，即在這次事件之前，不同大專院校已出現淫穢的迎新營遊戲，而相關的報道亦不只一回，為何偏偏到了今次事件才引起軒然大波？
事實上，這次事件之所以引起廣泛的注意跟傳媒的介入方式有著密切的關係。雖說以往已有淫穢迎新營遊戲的報導先例，但這些報導的材料卻都是記者偷偷攜帶攝錄器材進入「事發現場」，以「偷窺」的方式獲取的。但這次事件卻有一個十分顯著的不同點，即中大學生會就事件公開向校內的「性騷擾政策委員會」提出投訴；如此一來，全港各大報章均獲得了藉口，紛紛以大篇幅報導這次事件，甚至某些向來以「正派」自居的報章，也在「頭版」上刊印迎新營場刊中的淫穢口號以及一些淫穢的標語設計，譬如，其中一幅新聞照片拍下了一個迎新營參與者手持一幅巨型旗幡，該旗幡的設計參照風月場所宣傳海報的式樣，上面並寫上「新亞桑拿」字樣。而這種報導介入方式的轉變則製造了以下效果，即原本以半遮半掩的偷窺形式報導的事件赫然赤條條地展露在我們眼前。最終，這種效果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事情的理解，使原本被認知為「私人的」事情，轉變成「公共的」事情。我們可以從事件的「旁觀者」和「參與者」的不同反應看到這種「公」和「私」的移位。
在〈整頓校園？整頓傳媒？〉一文中，評論者蔡子強說道：「自從中大迎新營淪為三級派對的新聞曝光後，社會上聲討的聲音排山倒海，相信不用筆者多費唇舌。我只想補充一點，這不是性觀念開放與否的問題，成年人私底下的性取向及行為，旁人毋須指指點點，就如我們大部份人（包括筆者）都有看過三級電影、雜誌書籍等，但大家都不會覺得有甚麼大不了一樣。但今次牽涉的卻不是私人行為，而是在大庭廣眾之前，以極為露骨及粗鄙的語言，向他人作出侮辱，……。」（蔡子強2002）換言之，對於蔡子強來說，這次事件是一件公共事件。
以上是「旁觀者」的意見，我們再來看看「參與者」的想法。在一篇題為〈大學生墮落了？干卿底事！〉的文章中，專欄作者曾繁光以大篇幅引述了一位參與了這次迎新活動的女學生寄給他的電郵內容，其中有以下兩段文字：
這不過是年輕人頑皮的玩意，又何用假道學偽君子般肆意批評呢？那只是校園裏的玩意，對社會不曾有任何影響，若不是現今傳媒發達，消息流通得快，世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這些事。
一群年輕人稍為過火的幽默，卻像傷透了社會上各正義人士的心，看來我們應該公開道歉，我們實在辜負了世人對我們的期望。但你們的期望與現實不一樣，便要我們負上責任嗎？我們過分了，不見得對你們有任何影響，卻要向我們來一次道德的審判，干卿底事！（曾繁光2002）
對於這位女學生來說，迎新營中的耍樂是一種私人行為，而批評者的問題則是把一次原屬私人性質的耍樂視作公共事件，並對此進行「道德的審判」。
筆者在這裡並不打算分辨孰是孰非，而只想指明以下事實，即「旁觀者」蔡子強對整件事件的理解和感知，可以說完全建基於大眾傳媒的報導；亦正因著大眾傳媒的介入，構成了「旁觀者」和「參與者」對事件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若略過了大眾傳媒的文化邏輯在這次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便根本無法真正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
在〈沒有出庭應訊的超我〉（”Superego by Default”）一文中，齊澤克談及到透過雷射唱片聆聽歌劇和透過錄影帶收看歌劇的分別。他認為，在前一種情況中，因著「你無法看到任何東西」這一事實，使你得以運用創造性的虛構填滿由「無法看到」所遺留下來的空隙（void）。而當你透過錄影帶收看歌劇時，卻總是會感到有點庸俗，因為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所有東西」。齊澤克借此說明我們身處的媒體「景觀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的特性。他指出，當代媒體的問題不在於，它們正迷惑我們，使我們混淆現實與虛構；而在於，它透過侵入象徵虛構空間（space for symbolic fiction）所開放的空隙而產生的「過度真實」（hyperrealist）特性。可以這樣說，我們的社會象徵秩序本身實際上是一種虛構（fiction）邏輯，它只有跟「真實」保持一段最起碼的距離才能起作用。換言之，社會象徵秩序的運轉情況就像我們透過雷射唱片聆聽歌劇時的情況一樣，必須為「虛構」留下最低限度的空隙才能暢順運作。（Zizek 1995：76）
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日常生活的場景來說明這一邏輯：當一名侍應以「今天好嗎？」這一問句跟我們打招呼時，他根本不會期待我們作出任何實質的回答。相反，若我們認真回答他的問題，說道：「我今天真的糟透了！首先，我早上起來便頭痛欲裂。然後……」這位侍應肯定會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換言之，我們若要保持社會象徵秩序的正常運轉，便不能把它全然落實於真實之中。在社會象徵秩序和真實之間需要保有一個空隙，好等創造性的象徵虛構將之填滿；而這一空隙亦即拉康（J. Lacan）所說的慾望的客體—原因（the object-cause of desire），它提供了一個真空的框架，讓慾望得以在這一空間中發聲。但當代媒體「過度」真實的呈現技術使原本開放給象徵虛構的空間變得愈來愈少，媒體影像把這些空間都填滿了，作為慾望的客體—原因的空隙與真實之間過度地接近，以至窒礙了象徵虛構的活動。如此一來，因為距離的消失，真實不再由象徵虛構所結構，最終只會造成真實本身的「非現實化」；情形就像我們透過錄影帶收看歌劇時一樣，最終我們會在「把一切都看清楚」之後發現大量的瑕疵和產生俗不可耐的感覺。（Zizek 1995：76） 在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中，我們作為「旁觀者」實際上深受上述所說的媒體邏輯影響，以至於在「參與者」眼中的私人耍樂最終被我們感知為在公共領域發生的丟人的醜聞，並造成了我們極大的反感和厭惡。但我們不能就此打住，因為這件事件比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更深地觸碰了我們的道德神經。以下我們將會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性史（第一卷）》（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中，福柯（M. Foucault）曾談及學校與性的關係：
以十八世紀的中學教育為例。總的說來大家會覺得，人們在學校生活中並不談論性。但是只要看一眼學校的建築分佈、各種規訓的規則以及所有內部的組織就足夠了。這裡不斷會有性問題，建築師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學校的組織者們也一直考慮這一問題。校長們對此總是保持警惕，調整、預防措施以及懲罰與責任之間的相互作用不斷地被提出來。班級的空間、課桌的形狀、遊戲課的安排、宿舍的分佈（有還是沒有間隔，有還是沒有屏障）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監督規則，所有這些都不厭其煩地涉及兒童的性。（Foucault 1990：27-28）
事實上，時至今日，我們的學校體系依然循著同樣的模式運作：一方面，在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性」是一種必須被學校體制排除於外的話題和活動；另方面，我們學校體制中的絕大部分規劃和安排都在在提醒著我們「性」的無處不在，致使我們強烈感受到以下的情況，學校的體制建基於「性」的無處不在。
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轟動的效應，恰恰在於它觸及了上述的學校體制的悖論邏輯。可以這樣說，我們社會中的衛道之士對這次事件的強烈反應，正好反證這次事件是我們社會象徵秩序的「幻象」（fantasy）。在近年曾哄動一時的電影《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中有這樣的情節：備受母親「壓抑」的中年女鋼琴教師遭受到一位男孩執迷的性挑逗，為回應男孩的所作所為，這位女鋼琴教師暴烈地向他展示自身的性幻想，寫了一封信給他，內裡詳細列明各種被虐狂式的要求，譬如，他要怎樣把她綁起，強迫她舔他的肛門，掌摑甚至搥打她等等。起初，這位女鋼琴教師暴烈的回應使她自身在男孩心目中的位置從令他著迷的愛情對象物轉換成厭惡之物，因此男孩自然地因無法忍受這一轉變而抽身離去。但後來男孩卻竟然反過來被女鋼琴教師所提供的幻想劇本所吸引，被隱含其中的過度的絕爽（excessive jouissance）逮住。他回去找女鋼琴教師，並按照她信上的吩咐掌摑她至鼻血直流，用力地踢打她，最終在她徹底崩潰之時與她做愛，以此證明他的勝利。最終，那女鋼琴教師因忍受不了男孩的「還擊」而自尋短見。對於上述情節的常識性解讀是，女鋼琴教師最初所展示的被虐狂式的要求不過是她抗拒實際的性行為的心理反抗機制而已，這只表達了她無法讓自身去進行和享受性行為。但齊澤克卻認為事情恰恰相反，女鋼琴教師在信中寫下來的種種被虐狂式的要求正好是構成她存在內核（the core of being）的「幻象」。換言之，這些被寫下來的要求對她來說是一個極度真實的創傷性內核（the traumatic core），以至於她只能將之寫下來而不能直接說出來。（Zizek 2002：20-21）
上述的電影情節有趣地證明了拉康的著名論斷。拉康認為人和動物的最大分別是，動物會被「以假亂真」的事物所騙，但人卻會被「以真亂假」的事物所騙。（Zizek 2002：20）換言之，對於那位女鋼琴教師來說，她寫在信上的幻想劇本並非「虛假的想像」，相反，這恰恰是支撐她的存在的最真實的內核，是「在她之中而多於她自身」（in hermore than herself）的不可能的「真實」（the real）。正因為它是如此「真實」，女鋼琴教師才需要將之偽裝成虛假的幻想之物。我們大可以此邏輯來分析對這次中大迎新營事件的強烈回響。對於這次事件參與者的一個最普遍的指責是說他／她們「品味低劣」，而其中最具想像力的批評則出自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中大的百萬大道，以前孕育過很多學運故事，不少集會和反建制的抗爭都是大學生的良心寫照，怎料現在竟變成了砵蘭街！」[4]他把中大的「百萬大道」比喻為色情場所林立的「砵蘭街」，無論怎麼說也是一個誇張的比喻，但亦正正是這個誇張的比喻以最具體的形象展示了我們社會象徵秩序不斷以種種不同的機制掩飾的真實的「幻象」。換言之，我們的衛道之士以不同的方式重覆了上述女鋼琴教師的行為，他／她們以一種怒斥的姿態清楚地道出了我們社會最「真實」的慾望，也道出了支撐我們社會象徵秩序的「幻象」——學校即「性」的場所。
[4]〈張文光：中大變成砵蘭街〉《蘋果日報》2002-08-29，A02。
三、堅持你的慾望
然而，這次事件的參與者們真的沒有半點錯誤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卻很少有批評者能精確地分析出這群事件參與者的問題。印象中只有杜家祁的〈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稍稍觸及到問題的所在，以下筆者會以較長的篇幅來援引她的文字：
早晨起床聽到廣播電台批評中大迎新營學生呼喊淫褻口號，結論是現在的大學生水平下降，對社會沒有承擔，也沒有品味。當然現今大學生基本上是這樣，但因為這些年來的經驗，我不太敢完全相信傳媒，特別是和「性」有關的，我見過不少斷章取義和扭曲詮釋的報導。我還在想，有沒有可能是迎新營的同學用「性」為途徑，來引導新生思考社會上文化層面的各種問題。
在論壇和報紙上都看到兩方面不同的聲音，到了今天，終於四院迎新營籌委會作出公開道歉了，承認「訂口號的尺度時不夠謹慎，及未能有效控制當時情況」，但看來看去，總覺得問題癥結的所在似乎還是被忽略了。
我本期望同學辨駁外界指責時可以援用傅科的理論「性的論述是被建構出來的」，讓新生喊押韻的「鹹詩」，大可以是讓各人感受一下現今傳媒無孔不入的以及被強迫接收這些訊息的「受眾」的無力感，我也期望他們可以援用布爾迪爾的「秀異論」(distinction)，來解釋「品味」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但是我看到的並不是年輕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建制和主流意識的挑戰、批判和反省，相反的，那些發表的言論（「反映了年輕人的文化」、「同普通人交涉都唔會唔識」，甚至正面的「生命天使計劃」）都正好顯示了，他們是如何的服膺於主流——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邏輯下，文化、社會與意識型態的共生互動——，這個現象和其造成的原因，我認為，才是真正問題癥結所在。（杜家祁2002）
很明顯，杜家祁對這群「大學生」的期望不是向大眾乖乖認錯，然後重新當一名好學生；而是能進一步質疑和顛覆我們社會的既有道德規範，履行一個批判型知識份子的責任。換言之，這次事件的參與者們的問題不是他／她們死不認錯，而是他／她們太容易認錯。若以拉康的語言來說，他／她們的問題則是沒有踐行以下的律令：「堅持你的慾望！」（Don’t give up your desire! ）
要真正了解這個律令的意思，我們先得看看齊澤克在解釋「倫理」（ethics）和「道德」（morals）關係時所引入的格雷馬斯式的符號矩陣（a Greimasian semiotic square）：
在以上的符號矩陣中，聖人（Saint）和無賴（Scoundrel）構成了縱軸的兩極，其中聖人能兼顧倫理和道德兩者，亦即他／她既能堅持自己的慾望不作妥協，亦能顧及其他人所認同的美德；而無賴則既非倫理又不道德，亦即他／她既會為著快樂（pleasures）和利益（profits）放棄自己的慾望和固定的原則，亦會背離道德的規範。至於佔據水平軸線兩極的則是超我（Superego）和英雄（Hero），其中英雄是不道德和倫理的混合體，即他／她會以更高的生命倫理或歷史的必然性等名義來違反現有的道德規範，這也是拉康的「堅持你的慾望！」這一律令的意思；而超我則是道德和非倫理的混合體，即他／她會遵守社會上非倫理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規範會為遵守者帶來伴隨的淫穢快感（an obscene enjoyment）。（Zizek 1995：67） 齊澤克曾用一個日常生活的例子來解釋超我的淫穢快感：一位嚴厲的教師在借為學生著想的理由來支持他對學生進行的體罰和折磨時，他已在不知不覺間投入到自身的性虐癖好之中。事實上，在我們被超我的慾力所左右的日常生活中，這類有關淫穢快感的事例可謂比比皆是，譬如大學迎新營的傳統玩意便是一個好例子。梁文道在討論大學迎新營的「認同」和「排拒」機制時，便精確地指出大學迎新營傳統的「家長式威權精神」：「『認同』程序最聞名遐邇的例子就是港大的『玩新生』，強迫新生通過種種不人道的考驗，為的是換取舊生的認可；裡頭貫穿的是一種黑社會式論資排輩分尊卑的家長式威權精神。妙的是受過虐待的人可以在虐待下一年的新人身上得到滿足，所以每一個聽話新生的將來都是有保證的，而不願玩這些遊戲的人就簡單無理地被當作不合群分子。至於『排拒』程序，最好的例子就是眼前中大的『四院互片』，每一個新生都要洗腦般地熟記自己單位的好處，然後學習其他的單位的可笑缺點。」（梁文道2002）換言之，任何一個遵守大學迎新營的傳統「道德規範」的參與者都會獲得保證，日後在折磨其他人的過程中得到伴隨而來的「淫穢快感」。 事實上，如果從齊澤克的倫理道德模型出發理解，不難發現這次事件是一次超我與超我之間的衝突，亦即大學迎新營傳統的超我和社會主流道德的超我之間的衝突。那麼，我們又可以怎樣理解社會主流道德的超我在這次事件中的位置呢？ 事件曝光後不久，中大前任校長兼現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向媒體發表了他對事件的回應，形容學生的行為是過份的行為，並說道：「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我們社會是不接受的話，這當然是過份的。大學生在社會上是有地位的，你做任何事情，社會人士都會關注，你不能夠自己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他說今次事件反映大學生質素下降，但不應懲罰學生：「即是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每個小朋友都會頑皮，這樣你是否便不理了？不能夠不理會，但是你說應否懲罰呢？我相信應該是教導。」[5]李國章的回應無疑是「得體」的，他一方面既要求學生要順應公眾的訴求，重回主流道德的懷抱；另方面亦要求社會人士和相關部門不應對學生進行苛刻的懲罰，而應好好「教導」這些學生。而這「得體」的回應也同時是大眾主流道德規範的超我的最清晰的展示，並明確地向學生們發出一清晰的指令：你不能堅持你的慾望。換句話說，大眾對這次事件的強烈譴責的目的是要全面整頓一切與主流道德規範相違背的行為，把這批「頑皮」的學生重新納入主流道德規範的超我的規管之中。而最終，大學迎新營籌委所發放的公開道歉聲明則從兩方面展示了這次事件的社會文化意涵：一方面，這則道歉聲明表明學生們高喊淫穢口號的行徑根本不是在堅持自身的慾望，這些淫穢口號不過是迎新營賞罰機制的淫穢超我所製造的副產品，因為，如果這些淫穢口號是他／她們自身的慾望的話，他／她們便不會這麼容易放棄；[6]另方面，這則道歉聲明也同時標誌著主流道德規範的超我的全面勝利，以及它又一次對社會大眾的成功整編。
[5]〈中大允查淫賤迎新口號 李國章主張教導代懲罰〉《蘋果日報》2002-08-30，A06。[6]在拉康的理論體系中，安蒂岡妮（Antigone）這個戲劇人物可以說是「堅持你的慾望！」這一律令的模範人物。安蒂岡妮是索克福勒斯（Sophocles）所著的同名劇本的主角。
故事講述，伊狄帕斯王的兩個兒子伊狄奧克斯（Eteocles）和波利尼沙斯（Polynieces）為了王位之爭而命喪戰場。在兄長死後，安蒂岡妮來到宮中和妹妹伊斯美妮（Ismene）商議，問她是否願意違抗攝政王克瑞翁（Creon）的命令一起去埋葬其兄波利尼沙斯。伊斯美妮卻認為她只是一個女子，理應服從命令。因此安蒂岡妮決定獨自去完成此一任務。安蒂岡妮兩次私下埋葬波利尼沙斯的屍體，最後被逮捕到宮中，並與克瑞翁發生一場辯論。安蒂岡妮表示：克瑞翁只是一個凡人，她不能因為凡人的法令就枉顧了天神的律法。對於安蒂岡妮的抗命，克瑞翁判以死刑。雖然伊斯美妮前來提醒他，安蒂岡妮乃是克瑞翁之子海蒙的未婚妻，並且又有海蒙的親自抗議，克瑞翁仍然維持原議，安提岡妮必須被生葬於墓穴之中。 最後，雖然克瑞翁收回成命，但在克瑞翁趕到墓穴之前，安提岡妮已自盡身亡。
正如齊澤克所指出的：「在索克福勒斯的《安蒂岡妮》中，我們能夠認同的人物，是她的妹妹伊斯美妮——善良、周到、機敏、準備讓步或妥協、具有同情心、『人道』，這一切都與安蒂岡妮完全相反。安蒂岡妮總是走到極限，她總是『堅持她的慾望』（拉康語），而且在其對『死亡驅力』的固執中，在其對走向死亡的存在、可怕的無情的固執中，她被免去了日常感受和思慮、激情和恐懼的循環。」（齊澤克2002：164；Zizek 1989：117）很明顯，依據齊澤克的格雷馬斯式符號矩陣中的分類，安蒂岡妮是英雄，而伊斯美妮則是超我。換言之，拉康的律令——「堅持你的慾望！」——實際上是一種對「死亡驅力」的固執，這種固執使「英雄」能為了某一「理想」或「慾望」，不惜拋棄超我道德體系所給予我們的一切快感、名譽、利益，以至自身的生命。從這一角度看，急於從迎新營超我的賞罰機制中獲取認同的迎新營參與者當然不是「英雄」。而我們亦不妨再作進一步推論：即使為國捐軀的士兵亦不能算作「英雄」，因為他／她們的死是有報酬的——即能在國家的超我賞罰機制中獲取名譽。
推論至此，或許大家會問：依循主流道德行事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為何需要大費周章在這裡進行詳細分析呢？筆者的回答是，正正是這種把主流道德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近年，在我們的「社會人士」中間流行著一種說法，說我們的年青人和學生們缺乏「理想」，並就此大加責難。「社會人士」們並認為這跟年青人和學生們缺乏道德感是同一回事。只要我們稍稍回顧一下齊澤克的格雷馬斯式符號矩陣，便會發現這種常識性的說法實際上是大錯特錯的想法。因為主流道德超我的特徵是會為了遵守社會上多數人接受的道德規範而放棄某些倫理的「理想」，而堅持「理想」的「英雄」則會為著某些更高的生命倫理而違反社會上的主流道德。換言之，兩者是向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運動的。因此，當我們要破口大罵現今的年青人和學生缺乏「理想」的時候，或許我們亦先得撫心自問：當這些年青人和學生真的有一天成了一個堅持自身慾望的「英雄」時，我們的社會又是否會接受他／她們？我們可以再具體點問，如果有某位年青人或學生像台灣的何春蕤教授般堅持自己的「理想」，積極在香港推動性解放運動，為戀童者和動物戀人士等小眾爭取權益，我們的社會又是否會接受呢？ 這樣說來，若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年青人和學生有「理想」的話，我們的社會同樣得拿出勇氣，拆除我們的主流道德規範的無形枷鎖，並敢於鼓勵我們的年青人和學生堅持自己的慾望。否則，無論我們怎樣高呼「青年人要有理想」，又或如何惋惜「新亞精神的死亡」，最終都不過是無聊的空話而已。換言之，一個真正關心我們社會倫理狀況的公民，其責任並非把社會的違規者重新收編進主流道德超我的管轄領土之中，而是要進一步問這些違規者是否真正在堅持自己的慾望，並幫助堅持自身「理想」的違規者從主流道德超我為我們設下的重重的「沉默裝置」中解放出來，讓他／她們發出「真的惡聲」。
2003/9/29
（編者按：原文附有參考書目，因篇幅計，現刪去，敬請各位留意。）
————————————————-電子版附註：原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1.〈張文光：中大變成砵蘭街〉《蘋果日報》2002-08-29，A2。
2.〈中大允查淫賤迎新口號 李國章主張教導代懲罰〉《蘋果日報》2002-08-30，A6。
3.〈大學生低俗 怎當「精英」〉《香港經濟日報》2002-8-30，A3。
4.杜家祁，2002，〈要怎麼收獲，先怎麼栽〉，《信報》2002-9-6。
5.梁文道，2002，〈這是反動，不是反叛〉，《明報》2002-9-18，D8。
6.曾繁光，2002，〈大學生墮落了？關卿底事？〉，《星島日報》2002-9-4，D6。
7.葉蔭聰，2002，〈藏在「淫穢」中的認同危機〉，《明報》2002-9-4，C16。
8.齊澤克，2002，《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9.蔡子強，2002，〈整頓校園？整頓傳媒？〉，《蘋果日報》2002-9-3，E11。
英文部分：
1.Foucault, Michel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
2.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London & New York: Verso.
3.Zizek, Slavoj (1995).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4.Zizek, Slavoj (2002).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five essays on September 11 and related dates. London & NewYork: Ver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