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的背景

文：jack

國企私有化的影響

國企私有化把原本由國家補助的公有企業轉為自負盈虧的私有企業，觸發裁員潮，大批城市工人失業。毛澤東後期政府曾全數負責醫療開支，及至改革開放初期，國企工人仍可分得房屋，退休後每個月亦可享有在職工資70%的退休生活費等等。但工人失業同時，他們亦失去最為珍視的鐵飯碗，包括世襲的職位、終生勞保，房屋和食物津貼、免費醫療和育兒服務，變相讓人民直接承受物價通脹之苦，他們對前途感到迷惘和擔憂。

市民失去原有的鐵飯碗和福利，總收入比以往低。改革前，城市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工資差距一般不過兩至三倍，最大也不會超過十倍。可是到八十年代末，一個私營企業老闆一天的收入就相當於一位教授一個月的工資，最高收入階層和最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已達數百倍之多。

價格機制帶來的經濟問題

市場經濟的不成熟還給社會帶來了其他負面效應，計劃與市場並存，給官員的大規模腐敗開了方便之門。價格雙軌制容許國有企業生產比計劃多的產品，而多出的產品可以自訂市場價格向外銷售。當官的把物品倒賣至市場， 即「官倒」。 官員以計劃價格得到政府津貼買產品，再以市場價格公開發售，賺取差價，人們只能以比計劃價格高的市場價格買東西，直接使物價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然而工資沒有增長，亦沒有足夠的社會福利保障基本生活，人民怨聲載道。人人倒賣也使收入差距擴大，直接參與價格改革官員的收入不在話下，把握機會，靠貪污圖利的一小撮人收入也節節上升。

有見價格雙軌制的惡果，中共欲全面轉向市場價格，稱為「價格闖關」。但是在價格闖關前夕，消息洩露了，人們都爭相搶購日用品，再令通脹進一步急増至近 30%，逼使中共宣佈擱置價格改革。當時香煙從每包1.8元漲至十來元，各大城市均發生了嚴重搶購，南京有市民搶購了五百盒火柴，武漢有市民搶購了二百公斤食鹽。

改革開放後的零星社會運動

人民積極為社會表達不滿的社會風氣可追溯至文革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以鼓勵人民尤其知識分子，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社會上散發一股抗爭的社會風氣。

知識分子和市民對政局和社會的怨聲並非一日之寒，八九民運之前其實發生過大大小小的社運和學運，例如西單民主牆運動、八六學潮、擦皮鞋抗議等。參與者每次都以不同議題號召，包括反對言論空間收窄、貪腐問題等。但往往訴求都會指向民主訴求，動員不少學生和市民參與。他們上街喊口號抗議，有的還寫大字報表達不滿、號召群眾。然而，動員力量卻不足以動員足夠的支持者使運動持續，終被政府打壓。但運動中的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藉組織不同活躍的群體、沙龍、講座，不但為學生運動提供組織基礎，同時造就了不少學生領袖。

這些社會躁動不一定是導致八九民運的直接動因，但間接地累積社會動員和民怨，民眾亦漸漸習慣抗爭，到八九民運終於爆發出來。

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情況

知識分子經歷文革後，對中國既有政治體制產生了懷疑。改革開放後，大量接觸過西方社會的留學生和學者歸來，加上西方文學書籍大量流入，知識分子深受西方價值影響，同時不斷宣揚著這些思想。1988年興起的「講座熱」中，講者廣泛宣傳民主精神，訴說著在西方國家的各種見聞，令當時的學生目不暇給。當時方勵之、劉賓雁的演講，足有五千多人聽講，很多學生由早到晚只聽講座，卻不上正規的大學課程。

知識分子對大學生與民眾傳達的西方思想，成功地植根了民主概念，但是，他們對西方社會抱著過於美好的想像。面對經濟狀況，他們提倡的只是深化改革，但欠缺兩種制度過渡的經驗，忽視了改革帶來的急速市場化和利益分配失衡。這些認知局限直接影響八九民運的方向。

大學生亦是被寄以厚望的一群。民眾將他們視作建設未來的掌上明珠，期待他們改變社會。然而，至八十年代末，大學生待遇卻一百八十度轉變。大學大幅擴招，令大學生貶值，低技術工人的需求逐漸高於高技術的大學生。他們不受政府重視，收入微薄。坊間流傳的說法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刮魚鱗刀的」。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大部分學生對出路感到迷惘；有些想出國留學，卻要面對龐大的競爭，機會渺茫。目下社會官員腐敗，經濟改革致百病叢生，學生滿腔不滿鬱在心中，學習動機下降。所以不難理解大學生的鬱結在八九民運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