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進八九民運歷史

胡耀邦之死（4 月 15 日）

八九年，社會問題林林總總，例如貪污、官倒、物價高漲，人民生活困苦，怨氣甚重。在眾多高官之中，胡耀邦屬於難得的清官，是黨內高層中最坦率、最傾向於改革的領導人。他曾於1978年下令為文革受害者平反，不少冤案得到處理。他早前因溫和對待反貪污的八六學潮而下台，不少民眾都替其不值。他簡樸的生活方式和對子女的嚴格要求亦備受尊重，在年青一輩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然而，胡在4月15日逝世，使學生十分惋惜和不忿。

胡耀邦之死既觸發了學生心中對胡的情感，更致使學生藉悼念前國家高層為名，宣洩對當時國家的種種不滿。4月17日，北京的大學生開始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向胡耀邦致哀。學生到達廣場，經一番討論後向政府提出了七項訴求，包括為胡耀邦平反、解決貪腐問題、提高知識份子待遇、取消新聞審查制度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們舉著寫上「反貪腐」、「悼念胡耀邦」等橫條，高聲要求和政府對話。就這樣，一連串的八九民主運動揭開了序幕。

新華門事件及官方悼念胡耀邦儀式（4 月 20 – 22 日）

八九民運的第一個關鍵時間，就是新華門發生的流血事件。在4月20日凌晨，學生原本在新華門，即中共中央機關中南海門外靜坐抗議，要求致送花圈和含七項訴求的信件入中南海。後來某些學生呼喊口號攻擊和辱罵當時的政府領導人，其後發生警民衝突，一些學生甚至向新華門的武警扔瓶子和鞋。及至凌晨，警察終於驅散了新華門門前的大部分學生，但仍有近二百名學生滯留。於是警察動用武力，想把這些拒絕離開的學生拉進一輛大巴，將他們遣送回北京大學。武警動用警棍和銅頭皮帶驅散學生，百餘學生被打傷，造成民運以來第一次流血衝突。警察的暴力舉動惹來學生強烈不滿，他們在上課途中衝出教室，一心為了正義而參與這場運動。

之後，一些大學生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冀組織一場由各高校、各階層和人民組成的學運。他們聯署提交請願信，要求和當時總理李鵬見面，並於4月21日發動全市罷課。4月22日，中央舉行悼念胡耀邦的儀式。此時，學生們闖入天安門廣場，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提交請願信。學生前站著一排排警察，他們久久不見李鵬身影，情緒更加激動。學生的哭跪打動了更多人，甚至是黨內部分成員。政府的態度令人憤慨，促使一些看不過眼的知識分子、市民加入，使得運動規模愈來愈大。

四二六社論（4 月 26 日）

學生們罷課抗爭，日夜在廣場留守，放棄學業，一心一意為國家著想，卻換來政府冷漠橫蠻的態度。4月26日，代表官方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學生的行動被批評為「動亂」、報國的心意被斥責為「別有用心」。他們不甘被政府冤枉，均感到十分憤怒，情緒更加激動，人人都在憤怒地叫著口號，令運動升溫。

社論登報後的第二天，學生們發起了一次十分大規模的遊行。雖然他們懼怕暴力，但仍抱赴死的心態，由早上八時至凌晨一時，從北京大學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再折返。當中參與者眾多，包括學生以外的普通市民，沿途有百萬群眾圍觀，他們都不滿政府把這場運動扭曲為「動亂」，並強調這是一場愛國運動。部分更是早有預備，衝破了武警築成的人牆。後來，人民憤怒的聲音令官方改變主意，突然主動要求和學生對話。然而，官方不承認北高聯為學生代表，與會的吾爾開希更因未能在會上讀出4月17日的「七項訴求」而憤然離場。

絕食（5 月 13 日）

回想八九民運，我們都會想到學生絕食的場景，但是什麼令學生們用上這個策略?絕食在整個運動中有何影響?

在絕食之前，學生一天天守在廣場，卻始終盼不到李鵬出來對話。即使曾滿懷熱血，漫長的等待難免令他們的意志逐漸減退。5月3日，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上，趙紫陽說:「未來是屬於青年的。處於世紀之交的青年一代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使命。黨寄希望於你們，人民寄希望於你們!」。官方肯定了他們的愛國之心，一改以往強硬的態度，安撫了學生的情緒。因此，在之後的兩天，學生組織們宣布結束罷課，有八成學生都相繼復課，令運動逐漸進入低潮。

但是，學運領袖之一柴玲對此感到憂心。她曾向外國記者透露，運動一天沒有成功，一天都不能退卻。於是，柴玲、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為了激起學生士氣，聯同其他幾個學生在廣場發起了絕食行動。他們刻意選擇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歷史性訪華的日子行動，估計中央應該會為了能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歡迎儀式而妥協，故此絕食定能逼使政府就範。5月13日，無限期絕食正式開始，超過三千名學生參與。

5月14日，學生和政府進行了一次對話。政府答應學生轉播對話錄影，但在廣場上的學生們希望直播對話，所以闖進了對話場所，結果雙方不歡而散。之後，政府不斷要求學生停止絕食，把廣場讓出來舉行歡迎儀式。學生內部曾就這個問題爭論，結果決定在戈爾巴喬夫到訪那天，把廣場讓開半邊來舉行歡迎儀式，可是官方卻把儀式轉移到機場舉行。5月18日，李鵬主動要求和學生領袖對話，要求他們停止絕食，但雙方態度強硬、寸步不讓，使對談再一次不歡而散，同時為運動埋下悲劇的伏線。

戒嚴（5 月 20 日）

李鵬在5月20日宣布戒嚴，從那天起，八九民運似乎慢慢走向了悲哀的結局。他下令禁止一切遊行、集會、罷課等行動，可見政府施壓的手法比起以往更加強硬。面對如此無理的戒嚴命令，人民都不甘屈服，這次愛國運動要背水一戰，即使部分學生領袖和支持學生的官員趙紫陽勸說他們離開，大部份人還是繼續留下，並大聲要求李鵬下台和實行民主改革。與此同時，香港以及世界各地都發起了運動，籌得大量資金支持絕食學生。

但是，學生內部曾因撤離問題、運動糾察隊的組織問題、廣播站的控制權發生衝突。當時，有學生領袖被同學擄走，但不成功。據學生領袖封從德的回憶，凌晨四點時分，他突然被人用毛巾堵住嘴，雙手被反剪於背後;另一位學生領袖柴玲在被綁過程中辨認出，其中一人便是廣場指揮部的王文。幸虧兩人及時逃脫。在隨後的解釋中，王文聲稱要調查財政問題，卻在對峙中支吾以對，令人懷疑其真正目的是爭奪指揮部的領導權。另外，由其他地方送來的物資被刻意毀壞和浪費、總部資金被虧空。廣場上出現許多私設的募捐箱;五月尾，北高聯將大部分捐款（據學生領袖梁二稱，北高聯曾收到總共九十八萬五千元的捐款）轉回學校，廣場上只剩下九千元，買麵包也只能賒賬。衛生環境一天比一天差，滋生了甲型肝炎、瘧疾等傳染病。這樣的「內憂外患」令廣場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

絕食開始之後，一直在支持學生的北京工人終於在5月20日罷工，成立了「首都工人自治聯會」到場支持學生。全國各地的學生開始大批大批地到達北京，大約有172，000名學生從各地坐火車到達北京。因此，5月20日以後，當越來越多的北京學生對運動開始感到厭倦、並打算離開的時候，外地學生逐漸成為廣場上的主力。大量外地學生的到達使學生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外地學生來北京一般都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要麼是當地的學運積極分子，希望進北京支持運動；要麼是想借此機會到北京旅遊。不管是哪種原因，他們都不希望只呆上兩天就回去。因此，5月下旬後仍然呆在廣場的學生，不是精力充沛的新來者，就是北京學生中的極端激進份子。

八九係學生主場?

談起八九民運，我們總說學生,也只說學生。若我們有意還原廣場的原貌，便會發現參與者中，還有市民,還有工人。

早在新華門事件後，工人被警察的暴力行為激怒，成立了「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在運動中，工自聯與學生們一同遊行,發表通告譴責政府；戒嚴令頒布後，工人組成糾察隊保護學生，更成立敢死隊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支援學生的同時,他們也設立了自己的廣播站，發表演講；亦會派發小冊子和傳單，批評勞工政策和工會結構。

然而，學生堅持要保持運動的「純潔性」，故一直對工人組織懷有戒心。一位工人在接受訪問時說：「學生有糾察隊，不允許其他人和學生一起。我們很自覺，就集中到西觀禮台」。指揮部不但不發放通行證給工人，更一度拒絕讓工自聯在廣場內成立大本營。工自聯只好在對面街設營，時刻面對便衣警衛的驅趕。

血腥鎮壓（6 月 4 日）

戒嚴後，政府開始調動軍隊入城，但誰也沒有想到，政府竟會用軍隊對付自己國家的人民，這消息惹來全城驚怒。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齊心走上街頭，與學生一起在各個軍隊主要進城的路口，以血肉之軀堵截軍車。他們毫不畏懼地躺在裝甲車的履帶旁，躺在坦克前的路面上。大家都在為保護學生而努力，有人激動的指罵甚至毆打坐在裏面的軍人；有人溫和的試圖以真相感化軍人，更向軍隊提供食水、食物。市民把馬路兩旁的石墩，大型的公車、水泥管和大鋼管推移到路中央橫放作為路障。市民又以「前面修路、車輛不放行」等指示路牌堵截軍車，軍隊被迫撤退。

6月2日，士兵喬裝成平民滲入北京城，又以旅遊巴等民用車輛運送手槍、機關槍、手榴彈、子彈、頭盔和防毒面具等武器入城。6月3日的夜晚到4日的清晨官方出動坦克車和軍隊進行鎮壓。儘管如此，大部份學生們仍然守在廣場上，大叫「李鵬下台」，他們都不相信政府會用真槍、真子彈對付自己。直到有人中槍，流著血跑到廣場上，學生們才意識到這場噩夢是真的，軍人手握著的槍都正指著自己的腦袋。有些人中槍被趕急送院，有些人驚叫、逃亡。他們無法相信，對付自己的血腥鎮壓竟是由自己的政府親自指使。

最後，鮮血為這場差不多連續兩個月的民運畫上了句號，學生們紛紛離開天安門廣場，那些刺耳的槍聲和鮮血摀住了學生的嘴巴，廣場上一片寂靜。在6月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示23名大學生死亡，解放軍官兵受傷約5000人，死亡情況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當中包括大學生、軍人和市民。政府將軍事鎮壓定性為「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粉碎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六四過後，隨之而來的是數之不盡的清算和控訴，學生領袖、工人領袖紛紛被捕，有些則流亡海外，至今還被通緝。6月4日所發生的一切，就像深深地插入心臟的刺，永遠不能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