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基學院於10月28日舉行六十周年院慶感恩崇拜,邀得肆業於崇基學院的中大博文講座教授丘成桐教授,分享他與學院和中大的淵源、當年校園生活點滴,以及他對畢業生的期望。
丘教授不但是數學界巨擘,更文理兼通。旁徵博引且情理兼備的演詞,固然令人動容,在他與專撰寫科學文章的Steve Nadis合著的The Shape of Inner Space: String Theory and the Geometry of the Universe's Hidden Dimensions 一書中,不但闡述卡拉比-丘空間和弦理論上的問題,亦刊載了他的兩篇詩作,將科學和文學在抽象空間中結成一體。
『兩個月前,梁(元生)院長邀請我在崇基學院的早會演講,他說這個講座的主講者都是頭戴光環的學者。今天,本人不勝榮幸,頂着半白而稀疏的頭髮站在這裏,和各位談談往事,也談談創校先賢的高瞻遠矚和本人的願望。
今日是崇基六十周年的紀念日,本人今年六十有二,先父和先姐都曾在此工作,我們三兄弟都在崇基肆業。崇基學院培養了我,我也以此為榮。
一九五四年,先父丘鎮英先生協助當時崇基的凌道揚院長到馬料水選建校址,當時崇基書院所心儀的土地,為丘姓客家村民的田產。先父以同宗的情誼說服了村民,把祖業出讓給崇基辦學。當年書院裏有不少流亡學生就讀。他們胼手胝足,建立了最早期的校舍。五十年代,物質生活甚為匱乏。由於經費不足,大部分教授收入低微,僅足糊口。在艱苦的歲月中,學生雖然半工半讀,但仍然堅持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尊崇基督、勵志篤行的立校精神。
我們在吐露港畔,遠眺雄偉蒼蒼的馬鞍山,總覺得志氣高昂;我們在清早日出時,靜觀着薄霧低垂,漁夫撒網的海景,心情特別平靜;在火車隆隆聲中,我們在課堂裏切磋問學,樂也洋洋。
在運送豬隻到香港的火車上,我們見證了中國從衰弱而興盛的歷程,同時也看着大學的發展。先是聯合、新亞兩個書院搬到馬料水,校園因此擴大了不少,其後又增加了逸夫書院。到了近年,更加多了其他比較小型的書院。這些書院各有特色,但崇基始終是最主要的書院,它位於大學最顯著的地帶,正如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哈佛大學的Adams House一樣,都是大學裏面帶標誌性的書院。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畢業生立身處世,在中學、大專、政府部門、工商界和各種專業中,都不乏成功的例子。身為崇基的校友和學生,能對社會作出如許貢獻,實在感到自豪。
六十年來,崇基的校友,包括我們的前輩,自己一代,以及我們的學生,散播在全世界各地,逐漸建立起一種獨特的傳统,這或許是中文大學能夠流傳永世的契機。這種傳統要和英國的劍橋、牛津,法國的巴黎大學,美國的哈佛、耶魯並駕齊驅,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從進入學院的那一刻開始,我們的朝夕切磋,同悲共喜,畢業後在不同的崗位上發光發熱,遙相呼應,凡此種種,都如涓涓細流,融滙成大學的傳统。不知不覺地,大學影響我們的前途,她是我們的根,孕育了我們的思想,讓我們成熟。在校園裏編織了美好的夢,終此一生我們努力不懈,讓夢想成真。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書院作為保存文化、弘揚學術的機構,學生亦有學人的使命。從古到今,代有盛衰,國有興亡,但文化的大河長流不息。它移風易俗,維繫着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滋潤我們的生活,使其多姿多采。
在西方,古希臘早已覆亡,可是它的文化卻源遠流長,透過文藝復興,或明或暗地影響着現代社會的科學和文化。
中華文明和希臘文明都是古文明中最優秀的。這兩種文明在發展期間,無不經過聖哲賢人們的深思,反覆探究始能確立,呈現其中不朽的精神。而這些思考、辯論往往是在一些學院裏完成的,在中國有孔子和弟子的「私學」,亦有宋明的書院;在西方則有柏拉圖的學院,以及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大學。這些學院都能承先啟後,推動了文明的進程,照亮了歷史的航道。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可說是花果飄零。有心人都在找尋一種能融滙東西方思想的文化,悠悠百載,從沒放棄。崇基立校的精神在於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其大義亦在此。六十多年來,由於政治的原因,國內的學者沒有辦法能培養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推許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香港雖然偏處一隅,卻有這樣的客觀條件,關鍵在於同學們有沒有雄心壯志,去引領風騷,或在科學界,或在文化界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局面。我衷心希望,糅合東西文化的學者,很快就在崇基學院這片沃土上成長。
記得當年先父在崇基授課,課後在家和學生討論希臘哲學的真諦,講到求真和美善,此中情景,數十年後,猶歷歷如在目前。它激勵我在學術上勇往直前,「究天人之際」,參悟大自然的奧秘,做一個昂昂然的大丈夫。我國的文化沉積既富且麗,有關人際與天人關係的中庸思想尤其深刻,如何參照希臘哲學來補其不足,值得我們深思。人在年青時,總要立大志、成就大事業。校歌說「止於至善,真理彌光」,願與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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