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治在香港：首家智慧醫院

新冠疫情為全球醫療系統帶來不少挑戰。以香港為例，雖然公立醫院聘用的醫生，只佔全港醫生總數約一半，但約九成本地病人都使用公營住院服務[1]，疫症襲來令原本已經「超負荷」的公營醫療系統百上加斤。為了應對這些挑戰，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大幅削減非緊急及非必要服務，集中資源照顧最緊急的病人以及處理疫情。同時，私營醫療服務的需求亦因旅客減少而大幅下降。

這些挑戰勢將為本地醫療系統帶來不少方向性轉變，推動更多醫院走向智慧化和擴大公私營協作的闊度和深度，有見及此，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專訪香港中文大學醫健網絡主席暨醫學院副院長(醫療系統)胡志遠教授，以了解相關轉變對香港醫療系統的長遠影響。此前，胡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醫院(中大醫院)營運總監，任期於2021年7月屆滿。

中大醫院在2021年1月6日正式投入服務，是本港第13家私立醫院。早於2015年，中大醫院已銳意打造成為一間全面電子化的智慧醫院，憑藉全面無紙化的電子病歷紀錄、流動資訊科技和實時數據，以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應用，支援病人診治流程，為病人提供無縫及有延續性的醫療服務，同時統籌及加強專業醫療團隊服務的整合能力，讓病人與醫護人員有更密切的交流，並建立和優化管理系統，促進醫療成效，提高醫院運作及服務效率。

遠程醫療　蓄勢待發

為降低醫院成為新冠肺炎傳播途徑的機會，醫管局在疫情期間大幅削減非緊急及非必要服務，並改以流動資訊科技方式為病人提供遙距診症和遙距支援等遠程醫療服務[2]。胡教授表示，遠程醫療服務的引入和普及對病人的權益和公營醫療系統智慧化進程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他說：「不少須到醫院定期覆診的病人都是長者和行動不便人士。然而，不論對患者或照顧者而言，進出醫院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遙距診症服務能便利患者和照顧者，減輕他們往來醫院的負擔和困擾。時至今日，遠程醫療已經不是鮮為人知的空中樓閣。近年有不少研究結果指出，越來越多包括長者在內的病患者都樂意嘗試視像會診服務[3]。」

向來不乏追捧的私立醫院也樂見其成，趁機推出了各式各樣的遠程醫療服務以供選擇，擴闊客源，令未能到訪香港的境外病患者都可以接受優質醫療服務。胡教授解釋：「本港的醫護水平屬世界頂尖，一向備受業界和病人認同，多年來吸引了不少國內包括大灣區的病人求診。隨著新冠疫情使遠程醫療在中國內地越來越火紅，相信會有更多內地病患者接受以遙距診症形式，使用香港的優質醫療服務。」

隨著公私營協作的醫療模式越趨成熟，加上社會對跨境醫療的需求日益增加，全面的電子健康紀錄互聯互通變得越來越重要。胡教授舉例解釋稱：「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即使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港大醫院)臨危受命，被香港政府委託為長居廣東省的香港居民提供專科和普通科門診跟進服務，但有關醫院的醫護人員始終不能接入香港醫管局的電子健康紀錄系統，並從中取得任何相關病歷資料。後來，雖然港府在病人授權下，為港大醫院提供病人的病歷副本，但相關資料也只限於醫健通適用的互聯互通範圍，作用相對有限。[4]」

胡教授期望，未來電子健康紀錄系統的互聯互通可以做得更全面和個性化。一方面涵蓋整個醫護流程，另一方面提供選項和靈活性，供病患者自行決定是否授權個別醫護人員取覽自己的健康紀錄。不少國家及地區如愛沙尼亞等，早已在建設相關電子健康紀錄系統時，引入區塊鏈技術，部分更容許病患者利用流動應用程式，實時授權醫護人員從有關系統上直接調閱指定的醫療紀錄。他認為這種模式不但能保障病人權益，也能配合社會對遠程醫療與日俱增的需求。

醫療科技　日新月異

胡教授留意到世界各地有大量初創企業積極以人工智能、流動資訊科技、物聯網等技術研發醫療科技，各擅勝場。他說：「以人工智能問診為例，這類醫療科技現時主要由內地初創發展和推廣，外國初創的參與相對較少。相反，在包括達文西機械臂外科系統在內的醫療機械人發展方面，則通常唯歐美馬首是瞻。香港的多家大學都擁有世界級的科研團隊，隨著更多利好政策落實，相信不少教研團隊已經準備就緒讓研究成果走出象牙塔，並向實現產業化和市場化邁進。」

不少中大醫學院的研發成果都會率先在中大醫院應用。例如中大醫院的大腦檢查計劃已率先引入兩項中大醫學院的最新研發成果—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系統及AccuBrain®人工智能腦影像分析。前者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眼底血管信息，以推測中風、心臟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後者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分析腦部磁力共振影像，偵測早期阿茲海默症及其他認知障礙疾病。

胡教授又指出，初創企業除了要擁有研發和營運能力，還須加強與不同持份者合作，才有望在有限資源和時間下建立完善可行的產品原型和演算法，獲得有效的臨床數據支持，並且取得醫療級別的認證。在這方面，中大醫院一直與不同的醫療科技企業合作。他說：「我們會以醫護人員和醫療機構的專業角度，為有關的初創企業提供建議，協助他們開發更切合醫護流程和醫院運作需要的產品。此外，作為世界領先的醫學院，我們擁有豐富的行業資源和人脈網絡，可以為初創企業提供接洽不同持份者的機會。同時，我們也會利用多年來日積月累的科研經驗，幫助初創企業優化產品的演算法。」

多年來，中大醫院已經協助過不少本地的初創企業。以倍靈科技的無線家用睡眠監測指環為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早於產品研發初期就已參與為其獲取臨床數據的工作，協助有關產品最終取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認證[5]。現時，中大醫院亦在其睡眠健康檢查計劃中使用有關睡眠監測裝置，為計劃參與者提供睡眠健康篩查。胡教授期望，中大醫院能進一步深化與初創企業的合作關係，協助更多有志者把醫療科技產業化和市場化，從而探索出更多樣化的合作模式，例如以技術換股或以獨家使用權為酬等的方式，方便投資者和其他持分者參與產品和技術研發。

深化公私營協作 

為了減低因疫情而削減非緊急和非必要醫療服務對病人帶來的影響，醫管局在疫情期間大幅擴展原有的公私營協作計劃，與更多私立醫院合作，開展新的公私營協作範疇。在這些協作計劃下，病人只須繳付公立醫院的醫療費用就可以到參與計劃的私立醫院就醫。

胡教授認為這類型的公私營協作計劃能夠有效縮短病人輪候的時間，減少病人在輪候期間出現病情急劇惡化的情況，長遠有助香港建立更可持續的公私營醫療服務模式。他說：「隨著人口老化，慢性病病人的醫療需求恐怕只會有增無減。現時，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覆診的輪候時間可長達50個星期以上。假若私立醫院能夠更大程度與公立醫院互補，更多承擔早期疾病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而公立醫院則改為集中處理由私立醫院轉介、病情較複雜或醫療費用較高昂的個案，基於早期疾病管理的成本較低，整體的醫療成本相信有望大大降低。」

這種公私營醫療系統分工制度在德國等提供全民醫療服務的地區相當普遍。他們多以強化基層醫療和預防醫療來提供更可持續的全民醫療服務。隨著人口老化，香港的長者數目預計將由2020年的142萬大增至2030 年的213 萬，成為世界上長者人口比例(27%)僅次於日本的地方[6]。因此，建立可持續的公私營醫療服務模式始終是一個對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舉足輕重的課題。

胡教授認為中大醫院的營運模式為公私營協作提供了新方向。他說：「香港政府和中大醫院首次將公私營協作指標寫入地契和服務契約，列明醫院須處理指定數量的醫管局轉介個案，並按醫管局的收費標準向相關病人徵費。同時，我們醫院也會服務其他本地和非本地病人，以支持醫院以自負盈虧的形式運作。」

中大醫院營運首年料將處理最少 3,520 宗專科門診新症個案和 1,320 宗日間手術新症個案， 並會逐步增加所處理的個案數量。在醫院開始營運的第五年起，每年從醫管局接收的專科門診新症及日間手術個案將分別增加至17,600 個和6,600 宗[7]。

胡教授認為公私營協作有助私立醫院將醫療旅遊帶來的附加值轉移到公營醫療系統上。他說：「10多年前，特區政府曾一度想推動醫療旅遊，但因社會輿論普遍反對而不了了之。然而，參考世界各地的經驗，醫療旅遊無疑可以為本地經濟帶來不少貢獻，社會應正視這個產業的可塑性，思考如何將這些經濟貢獻透過不同的公私營協作模式回饋公營醫療系統。」

胡教授強調，香港極具發展成為區域性醫療中心的潛力。他說：「香港的醫護水平一向備受世界各地業界和病患者的認可，在不少專科範疇，例如腸胃科、糖尿科、腫瘤科和非創傷性產前診斷，在國際醫學界享負盛名。此外，由於香港的藥物註冊程序較中國內地簡單，不少全球先進的藥物都會率先在香港上市使用。即使未來『港藥通』正式全面落實，兩地取得新藥的時間預料仍會有6至9個月的時差。這對於治癌等藥物來說，就可能代表1代的差距。再者，香港的知識產權保護較佳，海外領先的醫療設備製造商普遍都較樂意向香港的醫院出售最新型的醫療設備，因此，不少內地和東南亞的病患者都會選擇來港進行須用上最先進醫療設備的手術和醫療程序。」 

[1] 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藍圖 (五) 公私營協作「放下游」壓力，醫院管理局，2021年6月12日。

[2] 就醫院管理局抗疫措施中新增公私營協作項目的回應，食物及衞生局，2020年4月23日。

[3] 調查發現逾六成長者願意嘗試「視像看診」 嶺大促發展遙距醫療，嶺南大學，2020 年 06 月 29 日。

[4] 立法會十三題：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年10月21日。

[5] 香港初創故事：「香港製造」助品牌贏得信心，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2020年10月28日。

[6] 德國和日本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1年6月16日。

[7]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建議為發展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提供貸款，食物及衞生局，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