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徽商和晉商成為研究和關注的熱點,但對這兩個商業群體的興盛發展的原因往往歸結為「儒商」或商業道德,或者強調當地的節儉風尚和不利生存條件;而對其衰敗又多從外部條件加以解釋。其實並非如此。
商品經濟離不開商品和市場,因此既要考慮本地的條件,也要考慮相關地區的條件;既要注意自然環境,也要注意人文環境。
徽州地處長江三角洲上游,距離不遠,且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徽商的主要活動區域正是長江三角洲,而兩地的商品具有互補性。在徽商形成規模後,更充分利用長江三角洲的優勢就地發展。
晉商在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間的交通線上起了樞紐作用,充分利用了北京等地對蒙古和西伯利亞的皮毛的需求,以糧食和日用品作為主要的交換商品,形成穩定的市場。山西的自然條件和相對發達的農業也起了重要作用。徽商和晉商的節儉和誠信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決定因素。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政治勢力始終左右著商業的命運,徽商和晉商都善於利用官方的權力,取得某一方面的壟斷地位或官方的特許經銷。如徽商通過取得鹽引,壟斷官鹽的銷售權。晉商經營的錢莊一度成為官方的兌付機構。兩者都曾獲得大額官方採購。
但進入近代後,徽商和晉商既失去了傳統的市場,又沒有開發出新的商品,註定了衰敗的命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交通方式與路線的改變,內部的保守和腐敗加快了沒落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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