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日战争爆發，促使大量的中国知识份子纷纷投身救国事业。欧洲战争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遂成为中国知识份子建构抗战文学的理想资源并鼓舞群众的抗战意识。过往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左翼作家书写的抗战文学及其对于建构国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甚少讨论中国现代派与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複杂关係以及现代派作家对抗战文学的贡献。因此，中国现代派因应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而大量评论和翻译有关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 1914-1918）、俄国内战（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2）、波苏战争（Polish-Soviet War, 1919-1921）、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以及苏联的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 1941-1945）等欧洲战争文学作品，一直被长期忽视，实为中国抗战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中的遗珠。
本计划旨从跨文化和跨历史的角度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派对欧洲战争文学的阅读、评论、翻译及再现。本计划以中国现代派“作家－译者－编辑”羣——施蛰存、叶灵凤和戴望舒为考察对象，探讨他们引介并翻译来自五个国家、以四种语言书写、合共逾二百部欧洲战争文学着作，如何再现由不同政治倾向的欧洲作家撰写的战争文学，作家包括人文主义及和平主义者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社会主义者如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反法西斯主义者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共产主义者如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巴甫连科（Pyotr Pavlenko）、里别进思基（Yuri Libedinsky）以及“同路人”作家如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本计划将进一步研究中国现代派如何利用欧洲战争文学的翻译作为“内在抵抗”的策略，支援在香港同时面对亲日的“和平运动”以及英国殖民政府严苛的政治审查的双重压力之下挣扎求存的抗日文艺运动。
本计划试图点明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与欧洲文艺思潮之间的连繫，以期填补抗战文艺研究长年遗漏的重要版块。此外，本计划通过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派作家对欧洲战争文学乃至其中文学与政治思想的接受情况，开拓抗日战争文学的研究视野，并再次强调战争语境下中国文学现代性發展的溷杂性和跨文化特点。
在词学史上，吴文英（1200-1260）词的起伏升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南宋之时，吴文英虽有词名，但整体评价不高。张炎将之与姜夔对举，而贬之以“质实”，其着名的“七宝楼臺”之说非但不是美誉，更成为后人否定梦窗词的主要论调。元明时期，梦窗词几乎无人提及。清初的重要选本中虽然保存了梦窗词，但其词名不彰，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出现变化。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吴文英为一代领袖，且为由南追北之关键，欲以吴文英之深涩力矫姜白石之浮滑，梦窗词之地位骤然提高，广受词家注意。晚清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多次校勘梦窗词，使其面貌日趋完善，又通过创作、选词、评论等大力揄扬，梦窗词一跃以为词坛之圭臬，形成所谓“梦窗热”之潮流。至此梦窗词乃成为宋词经典，其评价亦臻至顶峰。
梦窗词经典化过程背后由许多因素互动而成，探讨这些因素有助了解複杂的文学现象。前贤多从词论入手，已有颇多成果。然而，“梦窗热”不仅体现在词学的范畴，对当时的词家而言，创作才是最终目的，“梦窗热”要能体现到实践之中才算是成功。词家如何在评论之馀，通过研读揣摩，涵泳玩味，继而将这些心得在创作中吸收、融化、延续梦窗词的特点，并加以發扬、新变？学梦窗者半天下，但梦窗词又是否可学？这些学梦窗者创作实践的成绩如何？凡此，固然属于梦窗词经典化所须探讨的问题，而将之置于晚清民国文学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讨，更有助加深对这段时期词坛發展的理解。
唐代魏徵等奉唐太宗勅命编《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採用唐前典籍六十五种，摘取其中与治国相关的文字，用以作为管治国家的参考。此书保留了不少典籍的旧貌。唐代以后，《治要》渐有散佚，至宋以后失传。《治要》在晚唐已传至日本，今所见重要版本俱源自日本所藏，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本计划拟从以下方面着眼：
第一，收集并整理日藏诸本《群书治要》。《治要》传入日本以后，在平安时代有四位日本天皇尝加诵读。今存最早《治要》钞本即属平安时代九条家本，此为残本，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属日本国宝，笔致优雅而端正，部分内容更为天皇收藏。又，宫内厅书稜部藏有鎌仓时代金泽文库本，此本与九条家本关係密切，乃现存时代最早之足本。又，元和活字刊本骏河版则以金泽文库本为祖，属现存时代最早之活字本，最堪阅读。至于天明本，乃日人对照魏徵所引原书重新校刊之本，失却《治要》存旧之真。考证日藏诸本《治要》之关係，自可得知诸本的流变过程，对了解此书的传播与重要性有莫大帮助。
第二，利用日藏《群书治要》校勘其所引典籍，并作辑佚。《治要》引用唐前经、史、子文献共六十五种，日藏诸本时代甚早，取《治要》以校勘所引典籍，可更正许多原典的问题。《治要》虽在清嘉庆初年回流中国，惜此本尝经后人回改，不保《治要》原貌。今据日藏诸本重新勘正所引典籍，可补前人研究之未备。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每有据《群书治要》以作校正，然其所据仅为未臻完善的天明本，今据日藏诸本《治要》加以比较，更可校正原典裡之错误。此外，《治要》亦引佚书，以及典籍之中的佚篇；故利用《治要》所引，可为唐前旧典辑佚。
第三，讨论《群书治要》的选文与治国之道。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治要》乃在群书之中摘引与管治国家相关者，勒成一书。其中《治要》选文与否，标准为何，可用叙事学之方法细考。《治要》编者以此书作谏书，以选文建议治国之道。今天虽无君臣关係，然而今天如能借助《治要》以管理企业，仍不失为古书今用之范例。
本研究计划先将收集和整理日藏诸本《群书治要》，然后探讨各本《治要》之承传关係，以及其与所引原典之异同。接着，利用《治要》校勘和辑佚，补足文献学上未备之处。最后，以《治要》所载典籍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治要》之选文。具体方向主要有四：一、利用日藏诸本《治要》，讨论此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以及各本之间的关係。二、利用《治要》校勘所引书及辑佚。三、探讨《治要》之选文准则。四、《治要》治国之道的今用。
国家认同一向是晚清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主题。《老残游记》以其藉由批评地方治理挑战传统官僚价值而闻名，标誌了中国知识人对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係的重要转变。本计划将分析《老残游记》对于地方治理的评论，并将之放置于作者刘鹗自身的河工专业的脉络下加以审视。本计划期望能够对环境危机在晚清知识人的国族认同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
过去研究已经帮助我们瞭解小说中的地方治理之于晚清国族认同议题的重要性，但是学者通常忽略了以下事实：刘鹗真正关心的与其说是他在小说中所批评的地方治理，不如说是日趋败坏的地方治安。正如关于19世纪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所显示的，做为小说地理背景设定的山东，其不断恶化的地方治安，与这一时期反復發生的洪水氾滥有密切的关係。学者对于此一环境脉络的忽略，导致没有意识到环境危机在刘鹗的国族认同形塑中所扮演的关键地位。
本计划希望能够对晚清文学以及知识史做出如下贡献：(一) 从环境危机的脉络理解晚清知识人的个人层面的国家认同建构；(二) 透过说明水利工程与刘鹗对地方治理观点的关係，对晚清知识人的政治论述提出新角度的观察；(三) 将生态危机、科技史、文学文本与作者个人经验纳入一个整合性的理解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