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中科合併之議弄得兩所大學沸沸揚揚，此中李國章局長的「權在政府、先禮後兵」，將香港官學當道下的所謂大學自主一語道破。面對如此變局，科大上下一心、合力抵抗，讓人窺見科大在短短十數年間，已形成其獨有的組織文化和身份認同。相反，中大師生由初時的議論紛紛轉為沉默冷漠。一方面是中大高層高超的政治手腕，將合併之議轉化為抽象的「整合」概念（合併只是其中一種整合方式），令反對派像與空氣搏擊，苦無目標。另一方面不少中大人都親歷前校長李國章的辦事作風和中大的從上而下的決策文化，既已習慣近年大學政策的變幻無常，一天合併未臨門前，只會靜觀其變。

在中大任教十年，我自然對上述這種近乎犬儒的心態有所體會。但作為中大校友，對母校可能面對的轉變又如何能袖手旁觀？曾經和幾位既是校友亦是教授的同事研究成立一個基層教員關注組，就合併之議引發多點從下而上的討論，最後仍是不了了之。一方面是同事們多是冷眼旁觀，另一方面是我自覺今天中大已沒有甚麼特有的精神和制度值得我們花時間精力去捍衛到底。

過去十多年，大學的官學本質和大學間劇烈的競爭已產生一種「同構化」（isomorphism）現象，令相近水平的大學相互模仿而漸失特色。社會學家談的同構化是一種制約過程（constraining process），迫使處於同一環境下的組織發展相近的形態。造成同構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強制」，即某些組織可透過一些手段迫使其他組織的結構及運作模式劃一起來。造成這種現象往往是因為一些組織必須依賴另一組織的資源而變得無力抵抗。此外，同構化亦源於模仿，特別當處於一個不安的環境當中，組織會透過模仿其他組織的形態來應付風險。這種做法成本較低，亦能保証不落後於大隊。最後一個是文化規範性因素，主要是組織的領袖所受的專業訓練及他們參與的專業組織，令他們有相近的信念和辦事方式。這種同構化的力量已制御香港的大學，昔日的中大精神亦在此過程中日漸失落。

以往港大人以一面享受歡樂昇平的hall life，一面進身為專業人士或政府高官為榮。貴族化、英語化構成「玻璃城」的浪漫。以往中大則自傲於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以四年制及通識教育為基礎的自由學風、新亞「手空空、無一物」的澹泊情懷、和「崇基一家親」的親蜜人際關係。俱往矣！過去十多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展，各大學為爭奪政府撥款，不得不服膺於政府的要求。中大及其他院校當年將學制四改為三，顯然是為了換取「發展」的機會而與政府妥協。今天中大有了醫學院、工程學院，甚至與港大分庭抗禮，可原來中大之所以為中大的特色往何處去? 在緊迫的三年制課程中要求學生修讀大學及書院通識，學生大多馬虎應付而無法體驗博雅教育的精髓。

更甚的是，由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撥款均按一套劃一的評審標準，各大學為競爭資源，整個組織的結構及運作模式為這些「標準」所制約而同構化。一些大學為求在競賽中不被淘汰，甘願模仿他校而放棄其學院特色。譬如說香港各大學均以發展為研究型大學為目標而不甘「淪」為教學型大學，背後的原因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每所大學的撥款均以同樣方式考慮其教學及研究表現。由於教學撥款方面取決於收生人數而非教學質素，在收生人數沒法隨意增加的情況下，各大學唯有集中精力在研究方面壓倒對手，以爭取更多的資源。因此，各大學在內部評審教授時亦會按此遊戲規則——在教學方面大可中規中矩，但如果沒有出色的研究表規，升職甚至留任都有問題。

這種偏重研究表現的審核方式自然最終會影響到教授的教研工作、師生關係、甚至校園文化。早前無論和港大、科大以至嶺南大學的同事聊天，發覺大家身處的組織的形態十分相近。從上而下的新政策不斷湧規、各種形式的學術評審接踵而來、壓倒對手爭奪資源為當前要務。Publish or perish 已成事實，教授們潛心研究，學生們豈敢叩門問道與教授月旦時事、暢論人生? 此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評審各大學的研究表現時，均採取較接近自然科學的所謂國際標準，對某些關注本土問題的文科及社會科學的學者甚為不利。譬如說研究粵曲或中國哲學，甚至是香港政治及社會的學者，均發覺現時偏重在美國頂尖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的評審標準對他們不利，這是以自然科學家為主導的大學高層所難以理解。而為了乎合這種評審標準，大學要發展以中國文化為大學研究特點時就更是障礙重重。

由是觀之，所謂中大精神，如為上文所述的對中國文化的探索、博雅自由學風、澹泊情懷、和親密人際關係，或者在重資源、講競爭的同構化過程中被淘汰，或者是被他校模仿而變得面目模糊。「和你的敵人鬥爭得越久，越像你的敵人」是武俠小說中很有智慧的觀察。中大在逐步擺脫「二奶」的命運時，卻和大婆港大越來越接近。

要抵抗同構化的趨勢，其中一個出路是將部份大學私有化。一旦脫離官學身分，不再受制政府的撥款機制，一些大學自然享有更多的自主去發展其特有的精神和制度。但由於政府面對嚴重財赤，私有化之議恐在中短期內難以實現。另一出路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不同院校的宗旨及功能提出明確指引，並就不同類型的大學實行不同的審核標準。這種做法有賴教育當局英明的領導，各大學才能口服心服，按其專長分工合作。早前的Sutherland Report建議的高等教育改革正朝著這個方向，要將香港的大學分成研究型及教學型兩類。由於研究型大學將受到重點投資而不能數目太多，中科合併只是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小環節。我個人相信中科如果合併，表面上是規模較大的中大把科大吞噬了，但實質上可能是科大偏重研究的文化和制度進一步的把中大改造過來。

要理解中大精神何以失落，我們必須將之放進近年大學同構化的視野中考察。如果中大人對中科合併不單停留在名份之爭而真切關懷到故有的中大精神會否進入一步散失或藉此契機重活，則我們要將視野放到整個高等教育的目標和制度的檢討上來。我們要考量的是將中大發展為一所「國際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會與中大那些故有的理想產生衝突、那些會相得益彰？這種考量將有利於我們作出清醒的抉擇，為中大訂下可行的辦學宗旨，不再自欺欺人空談理想。我有時甚至想到：如果中大精神有其存留價值，即使不能在今天的中大實踐，若能在其他更合適的院校開花結果，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