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促使大量的中國知識份子紛紛投身救國事業。歐洲戰爭文學，尤其是俄蘇文學，遂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建構抗戰文學的理想資源並鼓舞群眾的抗戰意識。過往學者的研究集中於中國左翼作家書寫的抗戰文學及其對於建構國族身份認同的重要意義。然而，他們甚少討論中國現代派與左翼文藝思潮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現代派作家對抗戰文學的貢獻。因此，中國現代派因應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而大量評論和翻譯有關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第一次世界大戰（First World War, 1914-1918）、俄國內戰（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2）、波蘇戰爭（Polish-Soviet War, 1919-1921）、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以及蘇聯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 1941-1945）等歐洲戰爭文學作品，一直被長期忽視，實為中國抗戰文學以及中國現代派文學研究之中的遺珠。
本計劃旨從跨文化和跨歷史的角度切入，探討中國現代派對歐洲戰爭文學的閱讀、評論、翻譯及再現。本計劃以中國現代派「作家－譯者－編輯」羣——施蟄存、葉靈鳳和戴望舒為考察對象，探討他們引介並翻譯來自五個國家、以四種語言書寫、合共逾二百部歐洲戰爭文學著作，如何再現由不同政治傾向的歐洲作家撰寫的戰爭文學，作家包括人文主義及和平主義者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社會主義者如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反法西斯主義者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共產主義者如阿爾維蒂（Rafael Alberti）、巴甫連科（Pyotr Pavlenko）、里別進思基（Yuri Libedinsky）以及「同路人」作家如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本計劃將進一步研究中國現代派如何利用歐洲戰爭文學的翻譯作為「內在抵抗」的策略，支援在香港同時面對親日的「和平運動」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嚴苛的政治審查的雙重壓力之下掙扎求存的抗日文藝運動。
本計劃試圖點明中國抗日戰爭文學與歐洲文藝思潮之間的連繫，以期填補抗戰文藝研究長年遺漏的重要版塊。此外，本計劃通過重新考量中國現代派作家對歐洲戰爭文學乃至其中文學與政治思想的接受情況，開拓抗日戰爭文學的研究視野，並再次強調戰爭語境下中國文學現代性發展的混雜性和跨文化特點。
在詞學史上，吳文英（1200-1260）詞的起伏升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南宋之時，吳文英雖有詞名，但整體評價不高。張炎將之與姜夔對舉，而貶之以「質實」，其著名的「七寶樓臺」之說非但不是美譽，更成為後人否定夢窗詞的主要論調。元明時期，夢窗詞幾乎無人提及。清初的重要選本中雖然保存了夢窗詞，但其詞名不彰，直到清代中後期才出現變化。周濟《宋四家詞選》以吳文英為一代領袖，且為由南追北之關鍵，欲以吳文英之深澀力矯姜白石之浮滑，夢窗詞之地位驟然提高，廣受詞家注意。晚清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多次校勘夢窗詞，使其面貌日趨完善，又通過創作、選詞、評論等大力揄揚，夢窗詞一躍以為詞壇之圭臬，形成所謂「夢窗熱」之潮流。至此夢窗詞乃成為宋詞經典，其評價亦臻至頂峰。
夢窗詞經典化過程背後由許多因素互動而成，探討這些因素有助了解複雜的文學現象。前賢多從詞論入手，已有頗多成果。然而，「夢窗熱」不僅體現在詞學的範疇，對當時的詞家而言，創作才是最終目的，「夢窗熱」要能體現到實踐之中才算是成功。詞家如何在評論之餘，通過研讀揣摩，涵泳玩味，繼而將這些心得在創作中吸收、融化、延續夢窗詞的特點，並加以發揚、新變？學夢窗者半天下，但夢窗詞又是否可學？這些學夢窗者創作實踐的成績如何？凡此，固然屬於夢窗詞經典化所須探討的問題，而將之置於晚清民國文學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討，更有助加深對這段時期詞壇發展的理解。
唐代魏徵等奉唐太宗勅命編《群書治要》（以下簡稱「《治要》」），採用唐前典籍六十五種，摘取其中與治國相關的文字，用以作為管治國家的參考。此書保留了不少典籍的舊貌。唐代以後，《治要》漸有散佚，至宋以後失傳。《治要》在晚唐已傳至日本，今所見重要版本俱源自日本所藏，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本計劃擬從以下方面著眼：
第一，收集並整理日藏諸本《群書治要》。《治要》傳入日本以後，在平安時代有四位日本天皇嘗加誦讀。今存最早《治要》鈔本即屬平安時代九条家本，此為殘本，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屬日本國寶，筆致優雅而端正，部分內容更為天皇收藏。又，宮內廳書稜部藏有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此本與九条家本關係密切，乃現存時代最早之足本。又，元和活字刊本駿河版則以金澤文庫本為祖，屬現存時代最早之活字本，最堪閱讀。至於天明本，乃日人對照魏徵所引原書重新校刊之本，失卻《治要》存舊之真。考證日藏諸本《治要》之關係，自可得知諸本的流變過程，對了解此書的傳播與重要性有莫大幫助。
第二，利用日藏《群書治要》校勘其所引典籍，並作輯佚。《治要》引用唐前經、史、子文獻共六十五種，日藏諸本時代甚早，取《治要》以校勘所引典籍，可更正許多原典的問題。《治要》雖在清嘉慶初年回流中國，惜此本嘗經後人回改，不保《治要》原貌。今據日藏諸本重新勘正所引典籍，可補前人研究之未備。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每有據《群書治要》以作校正，然其所據僅為未臻完善的天明本，今據日藏諸本《治要》加以比較，更可校正原典裡之錯誤。此外，《治要》亦引佚書，以及典籍之中的佚篇；故利用《治要》所引，可為唐前舊典輯佚。
第三，討論《群書治要》的選文與治國之道。古代典籍浩如煙海，《治要》乃在群書之中摘引與管治國家相關者，勒成一書。其中《治要》選文與否，標準為何，可用敘事學之方法細考。《治要》編者以此書作諫書，以選文建議治國之道。今天雖無君臣關係，然而今天如能借助《治要》以管理企業，仍不失為古書今用之範例。
本研究計劃先將收集和整理日藏諸本《群書治要》，然後探討各本《治要》之承傳關係，以及其與所引原典之異同。接著，利用《治要》校勘和輯佚，補足文獻學上未備之處。最後，以《治要》所載典籍為例，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治要》之選文。具體方向主要有四：一、利用日藏諸本《治要》，討論此書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以及各本之間的關係。二、利用《治要》校勘所引書及輯佚。三、探討《治要》之選文準則。四、《治要》治國之道的今用。
國家認同一向是晚清文學研究中重要的主題。《老殘遊記》以其藉由批評地方治理挑戰傳統官僚價值而聞名，標誌了中國知識人對於個人與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轉變。本計劃將分析《老殘遊記》對於地方治理的評論，並將之放置於作者劉鶚自身的河工專業的脈絡下加以審視。本計劃期望能夠對環境危機在晚清知識人的國族認同形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進一步的理解。
過去研究已經幫助我們瞭解小說中的地方治理之於晚清國族認同議題的重要性，但是學者通常忽略了以下事實：劉鶚真正關心的與其說是他在小說中所批評的地方治理，不如說是日趨敗壞的地方治安。正如關於19世紀中國地方史的研究所顯示的，做為小說地理背景設定的山東，其不斷惡化的地方治安，與這一時期反復發生的洪水氾濫有密切的關係。學者對於此一環境脈絡的忽略，導致沒有意識到環境危機在劉鶚的國族認同形塑中所扮演的關鍵地位。
本計劃希望能夠對晚清文學以及知識史做出如下貢獻：(一) 從環境危機的脈絡理解晚清知識人的個人層面的國家認同建構；(二) 透過說明水利工程與劉鶚對地方治理觀點的關係，對晚清知識人的政治論述提出新角度的觀察；(三) 將生態危機、科技史、文學文本與作者個人經驗納入一個整合性的理解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