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 中大

「中大」前言

原創文章

這樣的一個專題算不上其來有自,更算不上對題,又或者說,太對題了。《中大三十年》有一圈「中大人」的環節,放在全書較後的位置,算是一種感性的聲音,一種閒暇的味道,一份愛上大學的情結。《中大四十年》不避嫌疑,在這裏先指出大家有可能參照的對象或主題。這個「中大」專輯並非無所不包,所選的篇章也的確扣連著中大人對這所學校無法言喻的感情,但《四十年》的編輯願意相

信這裏的文章軸射出來的感情有更多可能,有批評的銳利,有回眸的愉悅,有具體經驗組織出的看法,更有非常嚴肅的論辯。

〈別了,我的中大人!〉是八零年代的舊生文不多於《癲狗週刊》之作,從李國章當年的登基大典處說到中大此一「學術社群之死」,其中前校長李卓敏「邀同學高唱校歌」一幕讀來令人神往;我們今天的學生組織幹事還會有誰能熟記校歌歌詞呢,更遑論是校長了。(所謂校歌即學生會會歌,見本書上冊開卷之處。)智虎遊沙的〈誰動了我的中大?〉,洋洋千言的批評學生組織的自我中心,到處都流露著霎眼醉人的小智慧:他從《中大三十年》啃出微妙的趣味,既指犬儒派並非冇料到——「今天要找個犬儒你以為是容易的嗎?」,又云今不如昔,「你和我都很難相信,領導學生組織的人的能力和熱情現在的會比過去的強」。文中後半部更力斥學生報風格自戀封閉、溝通不夠努力、心胸不夠開放(會歌說:「吸收新知識心胸要開放!」),《四十年》編委讀後,既是黯然亦是興奮。至於學生報出品的文章,〈一年回顧〉並沒有疾言厲色的批判框架,視角抽離而姿態輕鬆,作者蔡琇瑩被邀為報社三十年之特輯執筆,曾經驚濤的學生組織生活經過時間沖刷,回頭已是兩種心情。〈口琴王子何永泰〉是何校友於國際大賽揚名以後接受《中大校友》的訪問,主修政政的他不但在音樂、哲學上有見解,原來也曾參與學生會的工作;他關於中大的美好回憶竟是跟聯合書院院長的一席答問,相信對學生組織的同學來說是不尋常的經驗。〈如果,可以活在巴魯坦星……〉也談經驗與「老鬼」;語調放肆、文句偶有不通,驟眼看來以為作者是個粗糙放任、自信自負的青年人,誰料主題卻是相當謙卑的、大學生活侵蝕自信的體會。〈大埔道小巴〉是小說吧,背景是每天飛馳於大埔道的、中大同學聚首一堂的熱鬧小巴。〈保安組之難忘經歷〉的主角是服務我校多年的保安工友,〈從中古人到遠古人〉的作者程門也是中大職員,在物業管理處任事,服務中大廿五載,他嗟嘆大學生今不如昔之餘卻又為自己的身分自豪,更謂「當你到過漢園,從那裏俯視校園,就會明白為何要整合」;難怪現居於漢園的李局長總是躊躇滿志了。壓卷一篇——也是《中大四十年》的壓卷一篇——〈article a〉是三年前學生報迎新特刊的大文,是學生報少數英文稿件,再加上無調劑式、逼視式的排版,對當年新入學的同學來說可算挑釁。文章千迴百轉,從《搏擊會》「傢俱小冊替代了色情刊物」一節的批判快感悠悠談起,繞過《中大三十年》的〈犬儒派,你地冇料到!〉,最後急轉直下,以無結論的”caught in the tension”作結,將批判思考中的知行關係放在日常操作性的範疇內認真檢視一番。然而,究竟我們要做作者所謂的”lay back and relax to leave the real work to others”的Mr. Disgusting,還是一個非常有紀律、有自我限制意識的批判者,還是竟然另有一個風光無限的in-betweeness呢,文中並沒有留下線索。更有趣的是,這種「不平易近人」的表述方式,也許正正就是智虎遊沙所言的學生報的封閉,但其中滲漏出來的、胡亂放射的邊緣力度卻也許,正正說明了為甚麼有人,會選擇以這樣「封閉」的聲音,去作為思考與描摹中大生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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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這種種向度不同、年代各異的「抒情」書寫中,我們可以留得住中大一點點漫漫浮沉的氣味吧。

誰動了我的中大│智虎遊沙

原創文章

三月,急不及待的三月。還未交論文,還未考試,更未收到畢業通知,一個個青春躁動已經穿起畢業袍,帶領一眾家丁護衛觀音兵浩浩蕩蕩在中大作地氈式「搜影」。一時之間,孔子像下,哲人愧望少年;眾香國裡,百花爭妒紅顏。在即將離別的時候,有些人突然發覺中大還有很多沒有發現的美麗,也有些人在走了三年再走一遍之後更覺意興闌珊,唉,中大!

三月,又混沌又濕滯的三月。突然一日搭巴士你會看見幾個讓你有種奇妙熟悉感覺的人,他們手上拿著些黃綠相間、色彩斑斕的NOTES,低著眼,在睡。你開始有曾幾何時之嘆。

三月,天地玄黃乍暖還寒的三月,會考開始第一科的三月。無憂的會考生在猜測和疑懼中應該還未考慮到這個會考的重要性──若果六A或以上,就可能不用讀中七就上大學,若果英文不合格,就不可能入中大了!噢,他們大概還沒有一定要入某一間大學的志願吧,倒沒有聽過哪個人說「我自小就立志要入中大」的!若果有人中五就立志要入中大,那他的志向就大得同時又小得可笑。

這篇文章想在中大四十年的時間談一談我在中大三年對學生組織的觀感。為了完成這篇文章,一切正在擾亂我的思緒的東西都會變得和中大四十年很有關係。

中大今年四十年了,之前在報紙有頗大的篇幅報導,當然再之前有官方一連串的宣傳慶祝活動了,又嘉年華,又傑出學人講座什麼的,──老實說若不是這樣,我不敢肯定自己知不知道中大究竟有多久歷史──本來在口耳相傳的親密時代早已消失的今天,這也沒有什麼可哀可嘆的了;但整件開心事隨即被高官謀私醜聞、美伊戰爭和非典型肺炎等等大事以99比1的比例稀釋,就實在令人掃興不已!當然,四十年校慶不能為同學們帶來兩個星期的假期(「閱讀週」──官方正名),疫病則可以──多謝學生會。

此間最值一提的事是非典型肺炎──十年後的人們或許不能理解,這麼小的事情竟也需要全港停學停課──或者我應該留下注腳,在四月一日愚人節,香港幾乎成為疫埠呢!十年內無論有什麼亂事,疫埠應該還是嚴重的;這事情提醒我們兩點:1.中大港大的關係;2.大學生的社會身分問題。

三年來,在電視上頻頻聽到中大的名字,每次都敏感地刺激我的腎上線素。就在之前──當時尚稱太平──我讀著報紙上中大出身或和中大有關的大人物「群賢畢集」,我明知這些人和我毫不相干,卻莫名其妙有點與有榮焉的良好感覺,不期然又加強了「中大真係幾好」的虛榮感。當然,作為平民大學生,去計較這些真是太辱沒我們的理想了!況且,自從我們新亞的校友徐立之成為港大校長之後,根本就說明和港大比較是無聊透頂的──若果港大心有芥蒂的話,還會選一個中大畢業生做領隊嗎?難道真的是貪中大人夠風骨?是看中了中大的自由學風?──雖然我們一向很標榜。

好了,如果你一定要計較中大港大誰好點──假如你是會考拿了六A以上打算參加「精英早讀大學計劃」的準大學生,正在猶豫選擇港大的傳統名牌還是中大優渥的獎學金,我們中大的名人多著呢──例如李明逵,聽說他終於很大機會成為警務處長,是執行基本法二十三條不二之選!但據我所知,中大人都很願意忘記中大和港大的死對頭關係──畢竟中大已經四十年了,而殖民時代也早已過去──這五年實在太過漫長!

但今次的非典型肺炎事件揭露了一些我們不願見到的矛盾,是這樣的:首先是中大醫學院在混亂之初一出手就揪出了副黏液病毒來,頗有英雄之寵,但局勢並未因此而穩定。輪到港大出招,倒認為是冠狀病毒才是致病真凶!豈不是給中大難看嗎?後來報紙還說中大不肯和港大合作呢!中港難以區分、門戶始終有別!不知是否積怨所致?否則搞合併,中大為什麼不選港大呢?

這個動盪不安人心惶惶的時期,這邊有領導人以經典金曲和不變承諾呼籲我們團結、激發我們的鬥志──我們香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而那一邊卻相繼有巨星以死喚醒我們對他們輝煌一生的記憶──同時提醒我們,一個世代已經過去……

在中大匆匆過了三年,實在令我有「中大環顧愧前賢」之憾!看著「新蒲新柳三年大」的同學們就這樣到人間作了棟樑,也不無心驚!上一代或幾代的中大人和我們讚頌中大的環境優美──諸如「吐露港的浩渺、八仙嶺的峻美、馬鞍山的雄奇」之類──然後分析說「地景融合心景」,中大是傾向理想主義的──而我們的傳統是優良可貴的。

但當你真的想探究一下何為中大精神中大理想的時候,你會欷歔地發現,在中大十年二十年的時候,已在數不清的文章在哀嘆在失落在呻吟,零星有一些吶喊或鼓勵,都帶著些鬱結顯得無力。一些探討中大理想甚至中文大的本質(「中文大學」竟然有和「大學」不同的本質!?)的大塊文章告訴我們:中大自始的路線就是「折衷主義」的、中大的本質是身不由己……

我大略看過一些迎新營刊,大多是由過去文章披沙揀金的經典。這些文章以後設方式向各新生預示──大學生活很腐敗,人際關係很疏離,你走著瞧吧,你逃不了!這樣每個大學生都立即陷入了俄底帕斯王的困局了──當然我們需要留下餘地,給人希望,如十年選的編者的例牌說話──歷史是建構出來的──我們總需要安慰的,不然真相太過赤裸,我們怎能接受?

你會覺得奇怪,為什麼這些文章都那麼灰暗、鬱悶、乃至絕望(我有理由相信,「我們去死吧」曾是中大「舊時代未去新時代未來」的一代流行一時的口頭禪),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多入大學時懷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團結同學、做個好學生」的純真願望的到頭來都搞到灰頭土臉、遍體鱗傷呢?一定是有點什麼不對勁的,一定有點什麼要做的!

本來我一直對沉寂校園的看法是,只要學生會學生組織專注於內部,努力讓同學喜歡留在大學,是少受一點社會的影響而非企圖去影響社會,效果應該好點的。但讀過《中大三十年》後,慨然而生噎言廢語之感──我還能說什麼呢?一切根本都有人說過了吧!如果是有用,早就應該有用了!你和我都很難相信,領導學生組織的人的能力和熱情現在的會比過去的強,整個「學運」理境現在會比過去的好!

出於天生對組織的厭惡,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學生組織。但我沒有放過觀察偶爾會在電視和報紙見到的學生明星,嘿,鞭影之士嘛!他們的形象是這樣的健朗,說話文章又那麼的自信,這些頭角崢嶸的人物很可能某天就出現在立法局裡或,局外的──總之,好像每個成功人物背後都有段「我在學生會的日子」似的,不是嗎?

或者你也會對學生會的同學有這些幻想,他們會是──在一個狂風暴雨的日子,你愁困在宿舍,斷水絕糧,和同房的關係不至於惡劣,但是和他分甘同味的共食一包餅乾會讓你覺得虛偽難受得緊。於是你試著打電話給無時無刻都窩在學生會的他,在你開口之前他已問及你的狀況──他們總是那麼粗豪之中夾帶著細意和人情。他立即從百佳大袋細袋的把人道物資冒著橫風橫雨送到你的宿舍──讓它是新亞的知行樓。然後他在舒展他走痠的雙腿和等濕透的褲管稍為風乾的時間,并不會和你詛咒天氣──這是你和同房最常做的事,他的話題簡直說不盡,他告訴你醜陋的奧運鐘之謎──原來和人情有關;他讓你明白學協報總是那麼偏激偏頗和偏左──原來有段鬥爭的故事;還有各路勢力人士的人脈關係,各個大小鬥爭的醜聞秘辛……

三月裡的一晚,我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大學,當時行人寥落,一位學生會的志士獨自一個守著火車站在派傳單,看得出他是累壞了。我在他身邊走過,他匆匆的追上了我,遞給我一張宣傳單張,並且急急地介紹了自己是新一屇的學生會候選內閣這是他們的政網請我多多支持。他是怕阻礙了我趕搭校巴的大事,所以說來意甚惶急,生怕我要走了去的樣子。他的認真讓我既覺好笑又油然而生一種尊敬的感覺──呀,真偉大呀!做學生會可不是易事呀!他們會是美好大學生活的明燈嗎?他們會是腐惡的解答嗎?

但很快,還未上莊的內閣就被批評了,批評說:以前大學生怎樣怎樣為社會──例如抗戰時期……,現在的大學生呢?不去組織抗炎活動,竟然第一時間搞簽名要求學校停課!最起碼也應該組織健康教育的義工隊,到各社區普及衛生和醫學常識呀,也沒有。我們的中大學生會做的是「竟然發起簽名運動,呼籲學校停課」,而這舉措馬上得到同學們熱烈踴躍的支持──「兩日內取得二千五百個簽名」云云,最後此內閣以一千一百七十二票當選。學生報亦煞有介事的以驚人的效率出了一份肺炎號外,讓同學們知道停課復課安排以及口罩數目!

唉,面對這樣的批評,學生會當然可以理直氣壯的聲明申辯的,但作為大學生,大概你與我都不太好意思說什麼了,難道要怨是社會搞得我們變成這樣,這是我們對社會的報復嗎?唉,沒想到做的還不是問題,沒做的才是問題!

寫到這裡,想問問各位知不知道中大有沒有校歌?那首「手空空」叫NA院歌還是NA校歌?

以下想說說學生報──我認為它是各個學生組織中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辦學生報的人看見放在范克廉樓免費任取的一本「印刷精美」看上去頗像一本東西的刊物竟然取之不竭、拿極還有有何感覺,大概是在哀嘆懷才不遇、哀嘆苦心不識、哀嘆中大學生的冷漠、哀嘆深度閱讀的衰落……多過檢討和反省吧!而我是頗為刻薄的認定:是《中大學生》這本刊物本身的問題多過讀者的問題!

關於學生報的問題,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一本叫做《中大學生》的東西搞得和中大學生太大隔閡,讓人沒有投入感。它的風格是自戀的,它的本質是封蔽的。

搞學生報的人總喜歡嘮嘮叨叨的說他們做得怎樣辛苦怎樣通宵,(有人說:「誰有興趣知道這些」)回應太多,引介卻太少;文字太多,故事卻太少;意見太多,性格卻太少……他們一心一意一腳踢,沒有多大意思要預我們的份兒……

…理想中它可以做的事發揮的作用很多,但它卻好像把什麼都浪費了!例如,它既沒有(望峰)信箱,又沒有(陶傑)專欄,既沒有「群言堂」,也沒有「同你做個FRIEND」……趣味沒有,實用欠奉,有的只是他們感興趣的題目,他們自己做的PROJECT自己寫的報告。

要知道學生報的成績,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看看學校對它的壓制,另一個就是學生主動投搞的數目。這點我沒有資料,留給經營過學生報的人說說吧。

可能你會聽過「《新青年》塑造了新一代的青年」、「我們都是吃《文星》奶水大的」這些話,但你不可能聽到那個中大人說什麼「我讀中大時,《中大學生》給了我許多快樂時光」──除了搞學生報的人吧。可能有人會說,這不是將《中大學生》和《二十一世紀》去比嗎?我說,是的,而且《中大學生》應該可以做得好看點,閱讀人數也應更多。

每個組織在團結、溝通的同時都發揮分化和阻隔的作用,尤其是組織太過「有我」,學生組織也可以很官僚。就拿寫大字報來說吧,為什麼要先登記呢?為什麼要用真名呢?這副姿態本身就是一副要秋後算帳的姿態,是一副警察拿著DV對著示威人士的姿態。失去了興來即言的野戰味道在其次,手續太繁更使人煩惱卻步,而不想用真名也不一定是不光明正大的呀!

如果組織只是一個「必要的惡物」,那搞學生組織的人就應無時無刻提醒自己要放低自己,要消解組織;如果一個組織只能組織組織內的成員,只能集中幾個成員的力量,那這個組織就未能發揮組織的精髓,也就是大大的浪費。

不知道一九八三年《中大學生》的一篇文章〈犬儒派,你地冇料到〉是否產生過什麼影響,從這篇堪稱大氣磅礡的罵戰文章來看,能產生點影響是不足為奇的,至於是否就這樣組織人一錘定音在組織內外的罵戰確定優勢──作者這樣將組織人和犬儒這樣對立起來:學生組織的人是有料的、肯參與的,而犬儒就相反;以至於真的有犬儒因此而噤若寒蟬……唉,不知何時「犬儒」被這樣……在我心目中,這個用語可是絕對正面的呀!老實說,今天要找個犬儒你以為是容易的嗎?當時還有一個「派」的呢!當年的罵戰風味實在令人懷想呀!可惜現在是看不到了……

學生會能不能代表全體中大學生?《中大學生》上的文章又能否代表中大學生?這些問題也不例外,早已有人提出過考慮過爭論過了,「組織人」自然也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什麼高見。為免學生報或學生會諸君子貴人事忙以致沒留意,我在這裡引一引載於《中大三十年》高錕校長訪問記裡高錕校長所講的:「……你們學生報的發言是你們的發言,和其它學生可能有很大距離,……」(十三頁)

當年《新青年》凝聚風雲,《新青年》一散,魯迅就《彷徨》了,慨歎孤身上路,「新戰友在那裡」。辦學生報的志士仁人孜孜矻矻的功勞我沒意抹殺,出於修辭的原因我才把它說成一無是處似的,但始終我覺得這本東西被搞成同學們隨看隨棄是莫大的浪費──回收再做並不能彌補的浪費。普遍同學守默守雌是一回事,學生組織內臥虎藏龍是一回事,而組織有沒有盡力鼓動同學參與,在心態和姿態上有沒有開放又是另一回事了。

說到這裡,實在想呼籲一下大小學生組織,可不可以收起那句「服務同學」呢?這句東西問題可多著呢。

最後想借題發揮說說中大的校園。主要想探討為什麼同學們不肯留在中大,來去匆匆。

在香港最超絕紅塵的校園應算是中大無疑,但這裡因為從不間斷的工程混進了大批的建築工人。你不僅時時見著他們「掘地日當午,汗滴泥下土」,你還會和他們壯志饑餐NA飯,會和他們笑談渴飲眾志湯;當你想在課室裡「俯首甘為愚子牛」的時候,打樁機卻在外面「敢叫日月換新天」……你看不見八仙嶺吐露港如何由光潔如畫清心潤眼變成今日的迷濛漫漶目不忍睹,卻能見證著一片片嶙峋岧嶢被削去,一片片崢嶸峭峻被磨平…在完成三年大學之時,你或許未能認得系內同級同學的面孔,卻會發現中大韶顏暗換──越換越新那種。就是如此這般的不經意,中大的理想被偷龍轉鳳,每一代的中大學生因為校園記憶的不同而不能有力地凝聚團結,中大學生的優越感不斷被淡化,中大永遠是平民大學,中大變得社會導向,……一定是這樣。

在寫中大的文章裡,無論是批評或讚賞,無論是「三十年的回憶」還是「中大一日遊」,總會提到中大的校園中大的風景。所謂「地靈人傑」、「鍾靈毓秀」之類堪輿思維、想當然的溢美說話所在多有,至於想認真點直接點討論些問題的,也自有「論中大的學術水平可能不是世界一流的,但中大的校園卻一定是世界第一流的」這樣第一流的下台階──我指我們的下台階!想當年我也不是因為中六時趁著中大開放日來一來,在擠得像走難的校巴上,在盤腸小道上左兜右轉的過程中,在好像永不會走到盡頭的時間裡,在一層一層向上攀升的欣喜外,還有無限的廣大美麗的想像下,我的潛意識裡決定:如無意外,我要入中大。難道是為著中大理想新亞精神嗎?外面好像沒有什麼人提的呀!

以上都是隨興漫言,略耽時事,非關匡濟,不敢心期在簡編,沒有勸世諫俗的意味,也沒有「十年之後當知我」的用心,純粹當是自己在中大日子裡最後的一些思想感受的記錄。當然,喜見今年學生會的政綱裡有「保護校園」一條,衷心希望他們能成功,同學們能支持。同志們,記著,保衛校園,就是保衛理想!

四十年,說它長嗎,又配不上大江東去、浪淘千古的意象,說它短嗎,卻又已經抵得太多胼手胝足、篳路藍縷的形容……總之,頂尖人物出過一些,鬼故事又流傳了幾個,回憶文章可以寫個不盡。

四十年,足夠讓在那些春風得意的回望中,看出個翠微蒼蒼,也足夠在我們這「舊時代未過新時代已來」的一代,看出個蘼蕪徑老,在更加安逸或徬徨的後來者眼中,無論是怎樣的心態,大概也可能感受到落葉添薪的感情吧!

四十年,中大的嬌美和整飭掩埋著無盡傷痕,組織在太多的承傳中又顯得那麼疲累!讓我們回歸粗獷、自由,讓我們從新擴荒吧!放棄什麼歷史吧!我們的中大就只三年。歷史就是今天!

一年回顧│蔡琇瑩

原刊於《中大學生》115期,2000年4月

我要寫的應該是一篇回顧之餘又具前瞻性的文字。前瞻固然困難,因為前瞻的人需要有廣闊的視野。自問遠見欠奉所以不會在此亂來。但原來回顧也不容易。距離落莊也不過一年多﹙我是1998年學生報的成員﹚,但於年多兩年前的經歷也有點模糊。模糊,也許是在報社的日子裏遇到一些疑問,至今仍未能想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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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個朋友問過我︰報社莊員之間的感情是否特別「close」的。我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個以為,雖然自己曾經也有過這樣的以為。我也曾經覺得我和我的莊員有過很親密的關係︰大家都長駐在報社開通宵會、大家會為一些別人眼中並不是問題的問題吵個面紅耳熱、大家會去吃宵夜、大家會說一些很無聊核突而且污穢不堪的東西然後哈哈大笑﹙這件事只有某幾個莊員才會做的﹚、大家或多少都要在大家面前表白一下一些很內在的感情。只是落莊之後,除了偶遇時還會爛口一下之外,我們也很少再做以上的東西了。其實報社莊員和其他莊的莊員有什麼不同?又要有什麼不同?都不過是由一班原來大家都陌生,都擁有不同性格、對報社都有不同的期望﹙或者沒有期望﹚的人走在一起罷了。也許在這裏,每個人都要把很內在的自己置於人前,與及自己面前。不是所有人都受得了的。挖得越深只會令人更抗拒,更自我保護。所以坦誠並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也許在那年多的過程中會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但結果也是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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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老鬼」是學生組織中一樣很奇怪的產物。無論你真實年齡是多少,又或者你願不願意,總之你一落莊就變成了「老鬼」。我個人反射性地對於這個身分有些抗拒的。因為自問沒有為之後的報社人員提供什麼實際的協助,所以心虛,繼而抗拒。

其實「老鬼」沒有什麼不好,但是說新莊這樣不對那樣不是的時候忘記自己以前也做過這樣的事就不好了。「老鬼」與「新莊」,好像有點「奶奶」與「新抱」的意味。為什麼分享經驗的時候不可以分享失敗經歷或錯誤?抑或人都是本能地將過去的美化?我想這是不能避免的,就如每代之間都有代溝一樣。而根據我個人觀察學生組織中很多人都相對地難以接受認錯這個環節。

我並不是在否定「老鬼」的價值,因為不是每個「老鬼」都如以上所說的。自問也受過他們不少恩惠。他們有些像資料庫,有些又會在危急之際雪中送炭,給你一篇文。而且很多我們初上莊的時候都要依賴「老鬼」給予意見及技術支援。所以我謹在這裏向協助過我/我們的老鬼致以二萬六分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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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對於一兩年前的記憶與落莊時的我所預計的,是有點出入了。那時候會覺得那段在報社的日子,在我的生命/大學生活之中佔著何等舉足輕重的位置呢。現在要「回顧」的時候就發現︰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是不用決心忘記,也會記不起。縱然你「曾經」覺得那些東西是如何的重要。

在我心目中,永遠都不會變的也許只有那張不知有幾多年歷史的沙發。那張可以仰望天空而不知不覺間令我陷入睡眠狀態的沙發。原來只有白雲小鳥的天空也會一夜間變成飛機航道。但那張沙發看來是不會改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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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感覺是被擺上檯多於升上神檯。只怪自己答應編輯們的時候過於草率,沒有想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只寄望這篇文字可以令編輯們順利落莊,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大埔道小巴│P.M.I.A.Ch.

原刊於《中大學生》108期,1997年12月

總覺得排隊輪候校巴費時失事,中大盤據整個山頭,就是要從新亞書院到火車站也需要十五分鐘。後來才知道原來本部的大埔道出口是有往深水土步和佐敦的小巴,對沒有宿位的我來說簡直是一個天大喜訊。

我住在深水土步,從本部乘小巴回家只需十五分鐘,有點像乘的士,可能比的士還要好,只需十元。我很善歡只要一招手小巴就停在自己面前的感覺,簡單俐落,然後義無反顧地一躍上車,簡直有些意氣風發。通常我晚上十時許才回家,車上最多只有兩名乘客,我一個人就霸佔了兩個座位。車上的我就回復了在邵逸夫堂時的狀態——身體完全放鬆,頭、手、腳放在適當的位置。周圍漆黑一片,小巴在公路上飛馳,真有點像坐地車,還不用和坐在對面的乘客面面相覷,自在得多。

小巴司機甲的外貌跟他的興趣有點兒格格不入。頭有點禿,相信他的年紀也不小,但車廂內貼滿閃咭,也許他企圖用閃咭作牆紙。還以為他只是替工,這架車應該不是他的,但當聽到一首接一首王菲的歌曲,我開始相信他是這輛小巴的主人。可能他這個年紀的人認為女孩是應該早些回家的,他問我:「剛放學?」我想這個當然啦。他跟還問:「怎麼這麼晚?」我敷衍他說:「有些事做。」想不到司機會關心乘客的身體,他竟然說我好像營養不良,叫我多吃點東西,這使我想起小學時代的保姆車司機叔叔。

有一晚,離學校時已經是十一時多了。天下著毛毛雨,我和朋友撐著一把傘子,心想應該夠用吧。誰知上車後,雨愈下愈大,於是硬著頭皮問司機討雨傘。想不到他竟然有大量存貨,共有四把。其他人也向他要雨傘,他笑說自己兼賣雨傘也不錯。

又有一晚,我和友人到西頁燒烤,玩至一時許。除了的士外,什麼車也沒有了,只好乘新界的士再到大埔道轉車,又是大埔道小巴。滿以為凌晨時分的小巴有很多座位,誰知車上十分熱鬧,還碰到一個同學!原來她剛剛排練完舞台劇離開聯合書院,看來以後每晚總有十五分鐘在大埔道飛馳。

昨晚上車後,看到一排閃閃咭在車廂裡,原來是司機甲的車子。

別了,我的「中大人」!│文不多

原刊《癲狗週刊》,1996年11月12日

坐困書城,略抱微恙。矇臨之間,聞中大新校長就職典禮,學生衝擊會場。彭定康被迫走後門,對著電視鏡頭稱謂見怪不怪。原來當時等候入場的肥彭曾主動提出調停,勸學生冷靜,相反此事的主角李國章校長,卻呆坐座駕之內,談笑自若。昨日更高調主動召開記者招待會,聲稱要徹查此事。異口同聲否認為秋後算帳,惟幾位在座高層,無一承諾調查後不會進行處罰違反校規者,更力指參與學生為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知識分子報刊《信報》更特闢全版攻擊學生所為,眾口一聲。李校長所指的五、六位無政府主義學生,看來有難。

校友是不受歡迎分子

書生未有目睹事發始末,無從辨別是非,但看中大高層口吻,雖云又要調查又要寫報告,對此事卻好像早已瞭如指掌。李校長更斷言大部分同學都不會理會,但他們「有典禮就來搗亂,有些甚至畢了業還回來。」書生忝為中大校友,多年久違母校;校友事務處卻常寄來校友刊物,提醒我的中大出身。滿以為中大從來都有那自豪的一家人意識。校友會早手幾年改選,吵得面紅耳熱,大家還好像仍尊對方為中大大家庭的一分子。在學時期耳濡目染的「中大理想」雖云飄渺,卻好像仍然活在每個中大人心目中。然而得聞李校長此言,才知「畢了業還回來」說三道四,其實是多管閒事。冷不防更會被當黑手,榮當學生事務處查獲的黑名單之列,恐被列入「不受歡迎人物」之榜,犯「教唆、煽動」之罪,想來實在令人心淡。

校長暴跳如雷說丟臉

回說此次學生大鬧典禮之風波,中大三大巨頭的高姿態拋頭露面,力言追究到底,實在令人感到搞笑至極。鏡頭前肥彭走後門之餘那副自得之情,與李校長等那副咬牙切齒之相,便知中西文化差異之大。中大眾位頭領大力聲討,好像是洪水猛獸之「無政府主義者」,在英國可謂比比皆是,每個校園總有他們的小支部,亦經常招呼如肥彭一般的保守黨政要,難怪肥彭要說司空見慣。在英國,他們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手法,也早已看厭,甚至不一定吸引到傳媒注意。如果好像中大這次勞師動眾去招架無政府主義學生,肯定使校長教授們疲於奔命。難道納稅人每日以萬計薪資,就是要來請這些所謂高級知識分子來和學生哥互易口舌?未代英國總督走後門尚且磊磊大方,中大作為學運聖地,校長卻暴跳如雷,大談丟盡面子,的確夠晒「中國」!中大當年矢志成為一所「中國人大學」,看來成就已了不祇幾分!

大學精神與權力私有

典禮被搞至草草收場,新任校長感到丟盡中大的「架」,影響中大形象。李校長的大教訓是說:「學生有表達自由,但不能剝削他人自由!」……道理好像簡單明白,不過卻顯見李校長雖是醫學界權威,卻是政治哲學上的白癡。大學校長就職,校監港督親臨主禮,是大學社群的盛事,李校長卻比作私人派對,他人無權干擾,這是哪一碼子邏輯?誰是這些「他人」?大學任何慶典,例必權仗先行,象徵大學精神,校歌高唱,體現學術自主及知識分子的傳統及承擔。學生抗議,針對近日種種校政和學風問題,深感「中大理想」已死,起而抗議,是以大學的知識社群一分子的身分說話,根本就無關個人言論自由限度的問題。何況典禮並非城市論壇,而是向公眾負責,向大學學術社群負責的莊嚴儀式,斷非私人聚會,又豈有「他人」、「進行慶典的自由」這一回事。李校長此言,豈非自暴了大學的精神與權力已為有份參與者「私有化」了?

缺乏了大學作為自主獨立的一個人人平等的學術社群的意識,將個人權利作為大學生活與這社群內人與人關係、師生關係的模型,就祇有將大學變成小的警察國家一途,失去團結、容忍、爭辯,扼殺多元活潑和開放的思想風氣。要身體力行這種有自主人格的大學模式,不由大學高層以身作則開始又怎麼行呢?

共同語言和拓荒精神

七三年中大八百學生為爭宿舍連夜操上李卓敏府邸,群情洶湧。當年的李校長卻懂得從容應付,便服出迎群眾,與同學大談「中大理想」,促膝談心,更邀同學高唱中大校歌。「開了山、闢了地……心胸要開放」之聲響徹山頭,同學魚貫下山。此為所謂「火紅年代」滿口馬列毛的激進學生,又豈是今天不過二十,連無政府主義大師的名字也唸不出半打來的小伙子可比。難道歷史真的會走回頭路?今日的這位李校長卻服不了區區幾個學生,祇懂聲聲奢言上任後馬上大增學生福利、改善宿舍、增加貸款。究竟中大人之間,除了物質利益,還有沒有共同的語言可以溝通,還有沒有「中大理想」、拓荒精神這回事?

誰為理想學術社群哭

八九年戈巴卓夫訪華,天安門廣場為絕食學生佔領,國賓歡迎儀式被逼改在首都機場匆匆舉行,李鵬一輩耿耿於懷,伏下六四殺機。他形象奇劣,怕就在於未想得到「學生有表達自由,但沒有剝削他人迎接貴賓的自由」這一個理據。當年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如何荒唐,也未流露出中大何文匯教務長那般的赤子衷情:他說很想找出學生這次行動的動機及責任誰負,「否則對一群辛勞為典禮付出心血的職員不公平」云云。一向字正腔圓的何博士今次真是說對了調……儀式就是屬於搞儀式的職員的事(不知是否包括搬〔登几〕阿嬸)。當年北京的禮炮匆匆易地而鳴,學生當然要對這「不公平」負責。禮炮變做真鎗,向搶掠權威的學生鳴放。真是活該!

大學、國家是誰個當家?典禮、迎國賓是為誰而設?大學權杖是為誰在扛進扛出?國旗為誰而升降?校歌、國歌為誰而奏?不是太明顯了嗎?據聞當日典禮以大亂作結,職員淚灑當場……然而,又有誰為中大這個學術社群之死,為「中大理想」之死,放聲一哭呢?

別了,我的「中大人」!

保安組之難忘經歷│節錄自《中大 學生》115期

(節錄自《中大學生》115期的訪問稿,訪問對象包括了很多保安組的朋友)

「我最難忘的是李光耀事件,因為事前我要不斷與大學高層開會,並獲多多指示(如不准學生用「大聲公」),受到不少壓力,像是要我負全責似的,然而我卻毫無實質權力,真的感到無能為力。此外,傳媒對此亦十分關注,事後我更被時事評論員鄭經翰在大氣電波公開指摘,好不委屈。事件蘊釀了兩星期,其間對上對下的溝通和人手分配都出現問題,困擾我好一段時間。」

「我最難忘的經歷發生在八十年代的一次山泥傾瀉,當時下著滂沱大雨,我正好當通宵更,整夜不眠,提心吊膽的站在士林路旁守候,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安危受到威脅,事後更病了一場啊!」

至於曹消防隊長最難忘的經歷當然離不開火場,他謂在93年范克廉樓工樓的學生休息室曾因漏電而發生一級火警,濃煙密佈,他在消防員抵達現場前,負責救火,幸而事件中並無人命損傷。

最值得驕傲的莫過於是曾獲好市民獎嘉許的蔣保安員了,他在廁所內智擒一名疑涉及多宗爆竊的盜賊,後來更在疑匪身上搜出多張學生證和一大串百合匙。

此事發生於十多年前,一名男子以推銷員身份在方樹泉樓附近出沒,並向一個韓國女子露械。當時接到女事主求助,卻言語不通,真有點狼狽。但廖稱最終他仍不顧一切的追至吐露港公路,將之擒獲。

最近期發生的是去年12月頭,一名駕電單車的學生在環校路撞樹身亡,鄭助理主任發現他時,大吃一驚,當時情景叫他畢生難忘。

保安組奇趣事件簿

1)有同學投訴U Gym.的貯物櫃接連發生失竊,保安組懷疑有舊生私自配下貯物櫃鑰匙作偷竊之用,遂在更衣室某角落安裝單面反光鏡,並在內伺伏多月,終於人贓並獲。

2)有學生在加拿大遺失錢包,致電保安組,請職員代為通知銀行取消信用咭。

3)某日保安組連接某幢學生宿舍的警鐘大鳴,保安組人員趕至現埸後發現原來是一名內地交換生在房內燃點清香一炷,觸發煙霧感應器所致。

4)一女同學因胃痛急召白車及保安組,救護人員及保安組人員趕到現場後,在門外久候多時,事主才衣裝整齊、斯斯然的步出,並謂因梳理而耽擱了時間。故保安組人員莫名的問︰「同學,你不是胃痛的嗎?」

從中古人到遠古人│物業管理處 程門

原刊於《中大通訊》219期,2003年4月
在一片整合的討論聲中慶祝二十五周年,四十除以廿五,答案是中古人,真高興。

當你到過漢園,從那裡俯視校園,就會明白為何耍整合;再從火車站往上望,兩支水塔比以前更突出,更有歷史味,你就會明白周邊的建築物為何都變色了。

我覺得大學在這廿五年來為員工和學生的工作及學習環境作了很大的改善,整體員工的工作效率和積極性都比以前提高了很多,證明落藥正確,而廿五年前的畢業生的整體質素和現時相比……似乎要找特效藥了。

我很喜歡我的部門造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口號「持續改進」,很老套,但指引清晰、有生命力、可跨越時代,用法文寫出來更覺高級。

最後,我和其他同事一樣,都想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中,進化成遠古人。

如果,可以活在巴魯坦星……│巴魯坦星人

原刊於《那中文的大學那大學的文集那文集的中文》。中大學生報作品集,2001年5月。

 

無論一個怎樣開放的社會,壓力總是不知從何處走出來的。

三年來上過不少莊,系會、迎新營、院慶……好像數之不盡的。可是卻甚少出席與「老鬼」間的聚會。一來不是很熟,沒甚麼話題,一輪悶場之後,好像沒有甚麼發生過;再者可能已出現了代溝。

二來,「那是沒有得著的。」因為我從不會作所謂的交流。經驗告訴我,「那多是沒有得著的。」每年的情況大不相同,我要你的經驗來幹甚麼呢?另一方面,我總不信自己不能解決所遇上的問題,而需要請教你呢!有一點自大呢……

自己不需要別人的經驗,卻相信自己的經驗,認為自己不需要別人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矛盾呢?或許你應該給我多十年時間。

三來,也許要先推翻以上兩點。我理解它們都是很好的藉口。中五那年,教經濟那位老師在臨考會考前說,若未理解課文的內容,便不要做past paper,不然餘下的信心也會被磨掉。我是很懶的,不讀書便做paper,因為試題這玩兒,年年也差不多的。結果這科得了一個A。

原來那時我還有挑戰「經驗」的。但進了大學後便沒有再這樣做了。

大學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機構呢?它能磨滅人的信心的。倒是奇怪的一點是,當我們的知識與日俱增時,信心卻不斷減少。或許面對大世界時我們都是無知的。世界總是在轉,要封閉自己其實亦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或許我會常說自己想追尋真理,但現實上卻是一隻鴕鳥,不住地往下轉;地球亦何嘗不是在轉。每日東向西轉,都是在轉吧。或許有一天地球不會轉,但你知地球正以時速四百幾公里轉動嗎?若它突然,是十分突然的,停下來,我們都會以時速四百幾公里直飛向太空的深處。不用我說,你和他也會知道,那是會死的。若生存是我們的最大價值,我想我們都不會希望地球停下來。不過,地球會轉是對的嗎?

再給我三十一年,可以嗎?

或許到時我們都已移民到巴魯坦星,過著比地球上好一億零九十二倍的生活了。那地球怎樣呢?由得它吧!反正都已踏進了一個新的領域,找到更好的生活了。

不過三十一年是否足夠給科學家們研究,怎樣移民火星呢?還是總有人不捨得地球呢?我想三十二年之後,我還是放不下地球的。

好像太遠了,怎麼去了巴魯坦星呢?明明是談老鬼與「經驗」的問題的呢!算了,睡覺。

〈口琴王子何永泰之中大往事〉(節錄)│摘自《中大校友》 30期,2002年6月

原刊於《中大校友》第30期,2002年6月

對於何永泰來講,音樂是一個很好的話題。「記得當年在聯合書院唸書的時候,因為學生會幹事會出缺,於是我就做了一陣子的署理會長。如是者,許多時候都要跟書院院長李卓予教授商討舉辦活動的事宜。」「有一次跟他談起音樂家,我就提了兩個人:馬勒和理查‧施特勞斯。就個人喜好而言,我比較欣賞理查‧施特勞斯的作品。」「到我第四年的時候,我申請了戴麟趾獎學金,及後就要去面試。在面試期間,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最常問的問題通常就是如何應用所學的知識回饋社會等,但李卓予院長的問題卻與別不同。他劈頭第一句就問我:『為何你喜歡理查‧施特勞斯多於馬勒呢?』他當時問我這條問題,令我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何永泰欣賞理查‧施特勞斯多於馬勒呢?「我覺得以表達力和運用樂隊的技巧來說,理查‧施特勞斯高於馬勒。唸大學時,我副修哲學;而唸哲學的人,比較浪漫的都喜歡尼采哲學。大家都知道,尼采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理查‧施特勞斯的一首交響詩〈查拉圖特拉斯如是說〉,就是根據此書而寫的。因為這個原故,我便開始聽他的音樂。第二個原因,維也納管絃樂團第一次來港演奏時,我還是學生。那時我通宵排隊買票入場欣賞。記得當年他們演奏的是理查‧施特勞斯的〈死與淨化〉,現場聽維也納交響樂團演奏他的交響詩境界昇華的感覺,令人永遠難忘。
何永泰(94聯合政政)現為資深證券分析員。他於2001年10月跟拍檔陳錦樂先生,在德國口琴之鄉特勞辛根舉行的世界口琴節中,勇奪二重奏世界冠軍寶座。熱愛口琴的何永泰現義務擔任香港口琴協會秘書長,積極推廣香港的口琴活動和教學。

Article A │400野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迎新特刊2001:中大使用手冊》,中大學生報出版,2001年夏

The movie “Fight Club” is (pseudo?) insightful and critical. When the narrator, i.e. Edward Norton, happens to walk through a nicely furnished room, in which everything has a price-tag and product description; when he admits we used to read pornography for excitation, but now we accept furniture catalogue instead, I would think that it is good that I feel good to be able to read this critical theme from the movie. More importantly, I read this critical theme gladly, which laterally means that we too are sensible to this criticism of the modern society we are in and we are comfortable to be critical.

I be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when applying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had inserted the term “critical thinking” in our JUPAS self-recommendation essay. It seems that even though not all of us sincerely have a love of critical thinking, having it would be a bonus to us, or at least the universities and other people would be happy seeing us acquiring or even possessing it. As university students responsible to the society, it seems that we are required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to have vivid stance (let alone left or right or middle), and then actualize to our stance in action when necessary. (e.g. when our embassy being bombed). (Only?) in this way, the image,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us as university student could be fulfilled, proudly.

Back to the movi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movie, we could see the wholesale criticism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reof the formation of Fight Club. When the Fight-Clubmates crush a Starbucks-liked chained coffee shop, they are effectively crushing the coffee shop for me, hence my anger is vented. However, when the narrator is trying to stop his clubmates from blowing the credit card record centre up (their reason of doing so is ‘to eliminate the record of all the unfair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g banks and ordinary people’ – ‘commodity fetishism’ of the people is well constructed socially!), but my feeling was getting complicated. The reason why he stops his clubmates from doing so maybe that he is still too emotionally and habitually attached to the capitalistic mode of living, but it is also reasonable for the narrator to believe that even the status quo is unacceptable, his clubmates’ action just does not help. On the one hand, being merely destructive here is by no mean constructive.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f they blow everything up, the world becomes a blank sheet for them to fill all over again, we can still certainly doubt anyone’s own ability in creating a better (regardless of which version of ‘good’), let alone perfect, world. At least from the considerations above, deterring his clubmates from doing that is arguably reasonable, if no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However, “not supporting their job means only sympathy to the status quo”, that is his clubmates’ logic. To them, one is either a revolutionary comrade or a thoughtless conformist in the capitalistic society.

When I was watching, I also asked myself why it is the person ‘I’ who think should ‘he’ do this, should ‘he’ do that, instead of having ‘I’ myself as the vanguard? Why it is not ‘I’, based on so many soil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criticisms thereby, to take these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the order of our society anew? Theoretically speaking, one certainly can explain the way in which our desire to consume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within a network of unequal power relation. A long as that construction persists, and as long as we’re living in a way coherent with that construction,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 persists or even blossoms. (Examples manifesting your critical mind would be refusing to have meals in McDonalds, as our having meals there would literally support MCs paying of humiliating salary to its workers and letting child labour in Shenzhen over-work to produce Snoopy toys that we love so much). If action is based solely on profound justification, then we may have no excuse to get round. But frankly speaking, to all these questions, I can’t offer a consistent answer. But given the world is so unfair and cruel, if I am satisfied enough knowing I could criticize, and then lay back and relax to leave the real work to others, I should be called Mr. Disgusting.

I have come across an article in《中大三十年》, namely〈犬儒派,你地無料到﹗〉.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singled out 2 kinds of people as 2 opposing camps: Student Union’s members and students whom the author called Cynics(犬儒派). The author didn’t define “Cynic”. However, deduced from the article, Cynics criticize without any suggestion; Cynics stand firm on their ideals without even the intention to give up, not to mention sacrifice, anything; Cynics advocat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not to participate”, etc.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ents in the Student Un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ough are not much more able than the Cynics, they are at least more industrious. While Cynics can only be negative, negating everything they feel like in a position oriented by being opposite to anything, the Student Union members are much more acknowledgeable, they are affirmative, they have their own position and opinion, that guide them to act thereby, blah blah blah…

So much about Fight Club and the Cynics.

If we are serious and critical of our university and even the world, we would probably find them ugly and disappointing as can be. And the question followed would be: what should we do if we ar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ociety? Approaching this ques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self-orientation. Generally, but not exclusively, speaking, level one, we can just keep thinking and sitting down; level two, we can have our own established viewpoint but yet not actualized in action; level three, let each and every action of ours reveals our position and viewpoint. I certainly believe that action is a direct way of struggle or manifestation, but not only does the difficulty of action lies in the need of a good plan, collective and massively organized action might even be dangerous of eliminating the will and difference among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rendering agency redundant.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uccess of any action cannot lack any reasonable ideal. Therefore, thinking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That’s why I think we should not blame people only if they do not come up with any action. They may have all the reasons well-considered before they decide not to act, their consideration may even be out of your conception, who knows? After all, action should not be exclusively for action’s sake. It would be quite naive to judge only from what’s present, black and white are not the only two colours that exist. And it would be equally no good to be satisfied by merely knowing how to criticize. That action has limitation doesn’t immediately mean action should be abandoned altogether, there is no shield of not acting.

Maybe I am just another Cynic whose ability is only enough to express this is not good, that is not satisfactory. I have to admit that I am also caught in the tension above. If you just have no clue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it is
perfectly 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