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詩

近幾年不少民間自發的組織開展了資源回收行動，如「迷失的寶藏」，當中在各區遍地開花的「不是垃圾站」，是一場公民自發的運動，與環保署的「計劃」形成對比，親身示範了何為資源回收。參與運動的人自稱戰友，因為他們認為參與者都是在共同抗爭。

由個人到社區

在發起不是垃圾站前，曾為朱凱迪助選團隊的 VVN 有感政府提供的渠道無法有效處理廢物，便召集相熟的人一起思考如何處理。起初他們只是圍內做，雖然改變始於個人，但 VVN 覺得只靠個人很難推動大的改變，而需要超過一個人的 Collective action，便決定將行動延伸至社區，就這樣開始了「不是垃圾站」（下稱不站）。十幾個戰友照平常那樣分類廢物，只是地點移至街外。雖然第一次收集回來的廢物只有廿幾公斤，但卻吸引了一些好奇的街坊問戰友正在做甚麼，「慢慢儲下儲下就愈來愈多人」。

一起學習如何減廢

不是垃圾站是個共同學習環保的平台，不同於一般由非牟利機構提供的回收服務。戰友示範如何分類、回收的同時，亦與街坊一起思考如何減廢。街坊問起時，戰友並不會指明哪類資源可回收，而是叫街坊將家中所有廢物帶來，然後一起研究如何處理。戰友們很強調交流，又會引導街坊思考如何、為何減廢。曾有街坊向 VVN 表示洗樽很麻煩，她就笑說這些飲料其實很高糖份。又有人抱怨處理超市包裝很繁複，戰友會建議去街市則可避免。VVN指在處理廢物時，我們便會開始思考購買某樣東西的必要，慢慢懂得衡量和判斷。

整理過後，不站會聯絡回收商及運輸，這樣才能令資源再造。政府的環保宣傳指只有三紙兩膠可以回收，VVN 認為這種分類很公式化，而不站則容許更多的選擇和可能性。他們接觸了不同回收商，從而不斷調整分類方式；並透過與回收商的溝通，增加回收物的價值。例如有回收商會希望戰友、街坊能將一、二號膠樽分別出來，而一號膠兜又會是另一類別，因為它們的化學物料其實也有些微分別，對該回收商而言純膠樽能以較高的價格賣出[1]；而不清楚的膠類則可以工廠的機器分類。「呢個 Knowledge 唔係我哋自己諗出嚟，而係問咗回收商實際點操作，再配合佢。」

與回收商溝通的除了不站戰友，戰友們亦會很積極地「拉」街坊一起送貨、去回收場，令他們對回收商過程更有概念。在回收場，更可以詳細詢問工人或老闆怎樣分類能使回收更有效率，或發現有廠房的機器能夠處理膠樽上的招紙，而不需要事先分開。原來坊間的「回收知識」並不是絕對正確的，而是因應各回收商的條件調整。

平等參與的互助平台

有不少參與這場減廢運動的街坊都是不信任政府的回收系統，卻又無計可施。在見到不是垃圾站時，發現原來自行尋找回收商是一個出路，對廢物處理自此有了自主權。戰友們常重申他們不是義工，不是垃圾站是一個互助平台。然而 VVN 指街坊難以明白「戰友」與義工的分別，仍會覺得他們是義工，又或分開「你哋」（戰友）和「我哋」。有時遇到街坊態度似要被服侍，例如不時有街坊「情緒勒索」，指「你唔幫我處理我就揼㗎喇」，VVN則會回應「你鍾意啦，環保係對地球、對自己責任」，甚至有人會說「點解唔做好啲教育」，這些情況下戰友就不會對他們客氣，「會照鬧」。

街坊有時會誤當不站是提供 Freecycle 服務的地方[2]，但事實上不站是一個互助空間，起初戰友都會輔助物主「Free 嘢」，但後來還是讓物主 「Take up 返個責任」。例如有人會將責任推卸給不站：「我冇時間 Free 嘢／捐畀你哋！你哋唔收我就揼！」這時戰友就會回應「自己棄置物自己負責，有時間逐件買返屋企，又點會冇時間逐件妥善處理？」，「唔會阻止你拎去慈善機構，不過想話聲你聽，佢哋根本處理唔晒。」因此在不站，戰友並不會單向地說「我幫你」，不然街坊會覺得件事是「佢冇份、No stake in it。」

最初參與時，大部分人對減廢的認知只停留把「回收物放入三色桶」。但不站強調回收是由收集、運輸以至與回收商溝通的過程，甚至自己研發如何回收某類膠，或再做多一層處理，是一條很長的鏈。他們見街坊來了幾次，都會鼓勵留下整理物資，有些街坊都願意，甚至成為團隊的一分子。不過無奈地並非很多人願意付出更多，戰友亦只能遊說而不能強迫，有時甚至要「扮慘」，但在不夠人開站時，街坊通常願意參與更多。

VVN 指一直都不清楚街坊對垃圾徵費的看法，因為戰友經常墊款，沒有主動要求街坊承擔運費。但最近因疫情而無法開站，她以朋友圈子和社交平台召集左鄰右舍一起運輸物資到回收商，沒想到有不少人和應，並明白有付費的責任。他們會輪流負責運送，一起討論每次運送工作的分配和揀選回收商。這正是不站的理念：「每位參與者在不同活動中，自由決定以任何身份參與，可以是策劃者、協調者、反對者、執行者和旁觀者。無分階級，人人平等，成為戰友。」雖然秉持著無大台的理念，卻未能達到平等參與的理想，VVN 坦承很多參與者只是做到回收的第一、二步，她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逐層 Involve space 多啲」，共同承擔責任，甚至每個人都可以 Initiate，一起決策。

多元、具可能性的回收

與不同回收商交流的過程中，可見廢物有很多種處理方法，回收技術亦千變萬化，令回收充滿可能性。一樣物資再造後的半成品可以截然不同，如以前紙包盒是以昂貴運費運送至泰國作環保建築材料，現在則會送去 Mil Mill 喵坊打紙漿[3]；另外塑膠目前的進口要求是打成粒，但不站收集的一號膠樽會交由回收商直接將碎片熔解拉絲來做紡織化纖；玻璃亦不一定要全部打成碎沙來填海（現時政府外判的回收商處理方法），屯門亦有廠房用來生產玻璃磚。另外綁貨物的尼龍繩需要很大量（例如一噸）對回收商而言才有經濟價值，但其實之前有另一個出路，如給菜園村高婆婆織籃。

不站的行動背後理念是希望推動政府改革垃圾站，例如大型屋苑應督促物管派專人做好廢物管理分類，並以「先重用、再回收、後堆填」的思維設計大廈的廢物回收系統，並向住戶交代回收物去向。但除了將垃圾站改革成資源共享站，VVN 認為其他模式也有存在的需要。例如「三無大廈」並無垃圾站，而香港現時各個垃圾站的廢物源頭都很不一樣（食肆、商店、街市等現在都未有很妥善的處置方法，如元朗雞地垃圾站本用以處理家居垃圾，但事實上接收的大部分垃圾都是商業垃圾，因為附近有很多食肆和商店）。她認為「三無大廈」或可用不站理想中的互助模式，但這種模式是否適合仍需要嘗試，而在垃圾站和互助平台以外的模式仍有待各區透過實驗發掘。

至於如何決定用甚麼模式，VVN 覺得由大家「一齊諗、傾一個共識」，亦即是能夠「廢物自主」，會是最理想的。她認為由政府統一回收或較有效率，卻會單一化了市民的選擇，況且並不一定要以單一達到有效率的目標。由一個單位處理廢物，不但會扼殺其他回收商，倘若該單位做得不好，市民亦沒有空間和選擇來另闢出路。廢物處理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每日都不能避免都製造垃圾。作為地球公民，她希望廢棄物有一個妥善、透明的處理方式（包括政府及民間），市民亦應有足夠資訊自行判斷用什麼模式處理廢物，並在社區甚至政策性的廢物管理設計上有更多話語權。

減廢應由社區做起

「中央收膠」的先導計劃已推行數月，在筆者居住的社區中，似乎沒有太大變化，只是議員辦事處外以及屋苑傳統三色箱旁邊多了個塑膠回收箱（幾乎沒有發現）。可以想像，即使以垃圾徵費配合「中央收膠」，若在社區欠缺推廣與實踐結合的減廢教育，計劃最終或會與三色回收箱落得同樣下場。

回收、減廢甚至環保，若只停留在「我自己有做就夠了」的階段，其力量微乎其微，亦易生放棄念頭，或許會覺得「多我一個都唔係多好多」、「我產生嘅廢物可能只係佔億分之一」，這就是為何三色回收箱成效如此低。而不是垃圾站重新定義了回收的概念，由個人提升至社區層面，成為了一個集體行動，因此其凝聚力和動員力大很多。由是每個人的貢獻不再是徙勞無功，而真正做到聚沙成塔，增加了資源得以再造的可能性。大概這就是回收在香港的出路。「多你一個多好多」，這句耳熟能詳的說話，其意義正是每個人善用自己的網絡，鼓勵身邊人一同參與在這場集體行動中。最後能發揮的威力，你我都應該清楚記得吧。

不是垃圾站去年發表了一封致區議會選舉全體候選人的公開信，促請正視社區減廢問題。每個社區的廢物棄置狀況都不同，各區區議員和市民應該最清楚自己社區的情況、附近有沒有回收商等，何不運用身邊的網絡組織街坊，由下而上地推動政府改革其減廢政策？不但能令社區網絡更綿密，或許更是實踐直接民主的機會。

結語：再思垃圾是甚麼（我們又能做甚麼）

「這是一場抗爭。」不站的發起人這樣說。當我們將心中的想像實踐出來，正是對政府的政策失當提出控訴。由上而下的政策或立法可能迫使人改變生活模式和習慣，卻不是市民自己有意識去做，沒有經過反思，也許只會令人逃避責任，結果可能產生許多漏洞。一場社區資源共享運動，不但讓我們在學習處理廢物過程中意識到自己製造了多少垃圾，明白回收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更可能發現資源分配不均、清潔工和拾荒者被剝削的問題，同時爭取環境和社會公義。不如就從了解自己屋苑回收箱的物件的去處、組織左鄰右里回收，甚至與區議員分享社區減廢的想法開始？

[1]：塑膠有七個種類，一號膠為 PET 或 PETE，二號膠為 HDPE。 雖然同為一號膠，這樣分類較符合該回收商的處理。
[2]：資源分享、轉贈。
[3]：Mil Mill 喵坊是香港首間紙包飲品盒回收漿廠及教育中心，每日可處理約十噸紙包飲品盒，製成再生紙品，同時會研究其他廢紙回收再生。

延伸閱讀：Breakazine 046 《凝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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