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及整理:Vivian
五月中旬,期終考結束,校園很安靜。我和黎明約在康本的Cafe 330碰面。認識黎明Minnie,非始於面書,可是在面書的「港獨」大字報事件與#MeToo運動,我才真正見識到一位思想獨立、思路清晰、又不怕直面衝突的年輕學者。私下接觸多了,也更驚訝,尖銳與溫婉可以集於一身,毫無違和感。這一年她要處理的事不少:博士畢業、教書(她是社會學系講師)、結婚、#MeToo,事事都耗費精神,怎麼還有時間經營社交媒體上的文字,且動輒千言?沒有前途憂慮、發表壓力嗎?聽說她的合約只有一年,未來工作有著落了嗎?我們很想跟她談談她在中大這一年的合約講師經驗。
一直都在考慮前路,事實上我在中大的一年講師合約要完了,一直有思考以後的發展方向。我非常喜歡教書,覺得那是最直接看到影響的工作,比花很多時間寫論文,發表在很少人看的期刊上,對社會要有意義得多。尤其現在研究要量產,要快,要「國際化」,我覺得那是不對的,也不是我的追求。有資深同事建議我申請AP(assistant professor),一樣可以教書,先做六年,賺取較好的收入,畢竟AP薪水與福利比講師好太多。可是每年都要在「出紙」與教學付出上權衡取捨,一再經歷價值衝突,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雖然專職教學的講師,在現行的大學體制裏,遠遠不及教授職級有前景,但我還是希望多花時間在教學上。
系上說她的教學評分很高,課很受學生歡迎,可是,系裏沒錢。最近大學不同學系都說沒錢請人教書,錢到底哪裏去了?當然,她簽約時系裏就說明這一年合約是non-renewable的,可是,我們還是疑惑,她負責的課不開了?誰來教?大概也不是她可以過問的。資訊不透明是現行管理制度最大的殺著。
她10年前從上海來港讀書,從研究生到講師,感受到香港大學教育的變化嗎?
我來港10年,在中大從學生到老師,感受最明顯的,是行政越趨標準化、規範化,更多paper work,課程綱要要有expected outcomes,要詳細寫明評核標準,各細部各佔多少分,如何才能拿多少分等,都要明白的列出。這樣似乎很「科學」,很「客觀」,可是,人文社科的科目可以這樣「科學化」嗎?人文社科注重啟發學生思考,注重體驗與反省,這些如何量化、規範化?規範化大大限制了教學與考核的方法,要滿足這些「客觀」的標準要求,課業的內容和評核方式都受到很大限制,如只可以寫論文、問答題、選擇題等。一些有創意、注重體驗過程和視角轉換的功課,由於較難準確量化成可拉curve的數字,便難以在教學中使用。這對於培養學生的開放性和批判性思考是不利的。人文社科不可能像自然科學一般找到準確和必然的預測公式,其學科價值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難以量化和規範化的,將它劃一地量化管理,等於抑制了它在體驗中啟發思想的寶貴價值。
這學期我有一門學系選修課“Sexuality”,其中一個功課要學生想像自己是性工作者,設計海報宣傳自己的服務,目的是希望同學反省社會上哪些性需要與慾望是不被認可的。有些同學的海報很有心思,譬如有人提供VR眼鏡服務,滿足「打野戰」的需要;有sex uber,解決「土地問題」。這些不是天馬行空就可以想像出來,需要深入了解社會主流價值中有哪些障礙、壓迫與不公義。我們探討sexuality,一方面討論情慾的滿足與實踐,也反省人(agency)如何改變社會。
一個功課重視過程,因此討論很重要。可是在成績的壓力下,學生會問:評分標準如何?老師也要考慮如何打分。教育過程中要打分、分等級,教育的成果要以等級展現,因為社會要將人分三六九等,以此決定人的市場價值。雖然你覺得大家都做得很好,可是不能所有人都給A,總要分辨出一些「更優秀」的學生。1st Hon太多會貶值,失去市場競爭力,大學與學生其實都不樂見。這一種強調競爭、分等級、量化、商品化的教育思維,與整個社會制度與運作方式息息相關,社會如此,底下的教育難以改變。規範化教育思維之下,事事要求可量度、可預期。在這樣的思維下要求創意與獨立思考、講個性,其實是自相矛盾的。
即便談她在意卻又讓人無奈的事情,Minnie還是從容不迫。背向光源的臉龐線條稜角分明,溫婉的聲線又化解了些許鋒芒。看她熱愛教學,課堂設計用心,教學上應該有不少樂趣吧?
接觸學生,看到學生因為你的教學而改變,或者從新的視野看世界、看人,是很有意義的事。我教「中國社會」,邀請嘉賓跟同學分享709大抓捕,看中國裏抗爭的人的處境,讓他們看和媒體或街上不一樣的中國人,不一樣但同樣真實的中國。香港如今的政治走向跟中國大陸其實是一樣的,中國發生的事與香港息息相關。相比之下,香港的空間其實還是比較大,中國空間小,但還是有人盡力做,香港怎能自讓權利?同學都很受感動,紛紛跟嘉賓說謝謝。我們也討論中國人身分,學生在自由的氣氛下坦誠交流,互相包容。這些思想上的碰撞,是教學最大的收穫與滿足。
這種教學上的滿足,是真正用心教學的老師的共同經驗。可惜在現行的體制下,真正受重視的,卻是研究而非教學,而且,是特定的某些研究。
現在大學重視國際排名,論文要登在A級學刊才「有用」。可是,不熱門的課題,主流學刊沒興趣,citation少,impact factor就少。於是大家都去做熱門課題,如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感興趣,或者對本地社會有價值的研究。現有制度下很容易量產出impact factor高但學術和實際價值都欠奉的論文,有價值的論文卻難以發表或無人問津。說到底,這只是生產遊戲,不是真正有意義的研究。
可是接觸學生,看到的改變更真實而具體,那是真正有價值的改變,由下而上,是思想、行動上的改變。教育,歸根究柢,是要讓人看見選擇,看到可以有不一樣的生活。人有權知道身處的社群、體制是怎樣的,這是一個道德問題。制度的不道德,是將事情複雜化,讓人無法掌握自己的生活。
好一句「制度的不道德,是把事情複雜化」。我想到早前才聽行政同事不約而同抱怨說,校內的撥款計算公式複雜到基本上沒有人看得懂。事實上現在大學每一個環節都朝這方向發展,讓人迷失在越來越複雜的行政程序中,不知道原因,不理解結果,於是無從發問。我們說大學教育最重要教會學生發問,可是大學體制卻越來越讓你無法發問。
在香港高教界這10年,除了這些,她還看到什麼?
每個學科都應該有自己特定的精神,譬如社會學的情懷是揭示社會制度的不公,為社會帶來改變,讓人活得有盼望。可是現在大學裏已經看不大到這種精神。有哪位大學校長代表/表現了大學精神?當代的大學校長多是行政權力的代表,不再是教育家。
譬如獨立、自由思考、關注公義。無論你持何種觀點與立場,追求更好的社會應該是共同目標。可是,現在上面這些全是附加的,有funding才有商量的餘地。與政府、商界關係好,才能有上面的大學精神。大學精神與資金來源有衝突時,就要被犧牲,它變成了裝飾。
Minnie以她一貫的尖銳、真率,不對權力顧左右而言他。相信她很珍惜這種自由的空間,而我們都知道,這種空間在香港正迅速消失。
第一次與Minnie見面,是一年前一個漂流教師的聚會,來自不同院校的合約與兼職講師聚在一起,討論生存環境之惡劣,不少人被轉兼職,工作朝不保夕。一年後,黎明仍然在不穩定的教學工作上漂流,然而志氣不減,教育志向不改。對一位年輕學者來說,是否迎向事業的黎明,看得到看不到前途的曙光當然重要,又似乎不那麼重要了。然而我還是衷心希望她能找到實踐教學理念的地方,這樣也意味著香港的大學教育還有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