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起，楊永強教授不再擔任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的院長，由黃仰山教授接任。楊教授（EK）沒有全退下來。他仍然會在學院擔任醫療體系、政策及管理學部主管，還有新成立的醫療體系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如此說，在公共衛生學院，EK仍然繼續做我的「老闆」。

我由畢業那年做實習醫生開始，EK已經是我的「老闆」了。當年在QEH內科A組實習，EK是顧問醫生。那個年代QEH有三個內科組，每組由一名顧問醫生帶領。我做實習醫生的時候，EK應該才做了顧問醫生兩年左右。因為級別差距太大，我和他沒有甚麼接觸。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當值的晚上，會穿著窄身牛仔褲，有型有格地回醫院巡房，看急症入院的病人。當年的顧問醫生，一般都不會晚上回醫院看病人的。

在醫院總部工作的十年，我負責醫院規劃，還有建立今日的臨床管理系統，經常要替EK構思新的發展策略。全世界的醫療體制面對不同的挑戰，每個國家地區都要不斷地進行創新改革，解決公平、效率、質素、人才等各方面的複雜問題。醫管局的頭十年，各方面都要推陳出新，也就要不斷參考其他國家地區的改革經驗。EK從不接受人家怎樣做，我們就跟著做的做法，一定要另外構思最適合醫管局的方法。

EK要求高！當年最令前線同事和私家醫生不滿的，就是他要求專科門診做到「零」輪候時間。公營醫療服務要做到「零」輪候時間，代價很大。EK解釋說，「零」輪候時間不過代表適當的輪候時間，但他始終未有把他的理念解釋清楚。或許，他陳義過高，非一般人能夠接受。他獨特的領導氣質，菩薩一般的心腸，令追隨者心悅誠服。但在執行上，追隨者未必都能做到他要求的水平，這就做成政策的落差。

「沙士」之後，EK加入中文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開設醫療體系、政策及管理學部。葛雪菲教授退休後，他接任學院院長。在政府擔任局長的幾年，加深了他對整個政府決策及運作的認識。對於政府決策上碰到的瓶頸和死穴，他都有獨特的見解。所以，他為公共衛生學院取得不少在醫療體制和政策方面的顧問工作，除了政府和醫管局，還有其他東南亞國家、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這些顧問工作迫使他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構思新的方法，從體制政策方面著眼，提出改善建議。

我自問在這些方面也很努力。但無論怎樣努力，EK往往都比我看遠一點、看高一點、看深一點。沒法，他仍是超越常人的努力，仍是坐飛機也帶一大袋學術期刊上機閱讀。我追不上，只能繼續做他的追隨者！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一月開始逐步擴大，全國的經濟活動都停頓下來。春節過後，工廠一般仍然處於停工狀態，我們醫院的建築工程，難免也受到影響。

2019 年底，我們醫院開展了檢驗消防及樓宇的程序，本來是要在二月底前完成的，結果給疫症打亂了時間表，看來要等多一段時間才能夠完成整個程序了。

驗樓之後，其實工程還沒有完成。由驗樓及收到政府的「入伙紙」，很多機電設施和裝修工程，都要作最後衝刺，全部完成才能進行樓宇交收。我們正式接收整座醫院大樓後，大型醫療儀器的供應商才可以進場進行裝置工程。由收樓到醫院正式開始營運，還有大量的工作。

疫症怎樣影響工程的進度？原來醫院許多的機電儀器組件、裝修傢俱、乃至某些特別儀器，都由內地製造和裝配。工廠關了門，這些物料的供應便出現問題。此外，工人開工也是個問題。原來香港有相當數目的建築工人，平時住在深圳，每天過關返港做工。這段時間，這批工人都只能留在深圳，不能開工了。

疫症拖慢了工程步伐，人算不如天算，但正好給我們機會，多了一點時間，把毋須依靠內地工廠的裝修工程做得精細一點，把醫院資訊系統的測試做得準確一點。還好醫院資訊系統已經進入最後用家檢測的階段。檢測工作需要資訊系統的工程師和我們的使用者坐在一起互動進行，不能坐在家中。大家就戴著口罩，在電腦前埋頭苦幹。

疫症促使我們提早完成醫院的應變方案，裝備好保護衣物，訓練好同事防止感染措施。我們雖然只有尖沙嘴小小的一個診所，但是就做足防止感染的配備和措施，特別騰空一個房間做隔離室，添置醫療用的空氣淨化儀器。農曆新年過後，我們成立了應變小組，在內聯網設立新型冠狀病毒的網頁，加強信息分享。疫症給予我們一個難得的機會在未正式開院前進行防止感染的演練，加強同事對傳染病的認識。

今年起在《信報》開始寫這個專欄，命名「醫策縱橫」，希望能夠和讀者一起探索改進醫療政策的路徑和經驗。

醫療政策的目的，應該是建立完善的醫療系統，保障群眾的健康，令病人感到滿意，以及減少財務負擔和顧慮。我們目前的醫療系統，距離這三大目標似乎很遠、很遠！

2020年給醫療系統的第一個衝擊是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症的爆發。受新病毒感染的第一批病人出現在 2019年最後一天的《刺針》雜誌，旋即為國家及全世界的醫療系統帶來嚴峻的考驗，勾起了群眾對2003年SARS的回憶。大家不約而同都問一個問題，由SARS走過來，17年了，中間還經歷過2009年的豬流感，2012年的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我們醫療系統是不是都準備好，隨時可以打另一場硬仗？

中國在這次抗疫戰中，反應及行動叫人驚訝。開始的時候，在武漢還有點當年的影子，吹風者受到壓迫、當權者淡化疫情、數據掌握不清晰等。但國家的緊急應變很快糾正過來，首份報告公布後兩三星期，便完成病毒的基因排序，第一時間與世界衞生組織分享，這是史無前例的速度；跟着每天的疫情發布，公開而又詳盡，和SARS當年有天淵之別；然後在1月23日歲末年廿九首先封鎖武漢的進出交通，跟着不同的省市陸續「封城」，鼓勵居民留在家中，這樣大規模的隔離及檢疫行動，是公共衞生政策上最大膽創新的嘗試。許多國際的公共衞生專家都翹首以待，評估其防疫成效。

不過，我最欣賞是新加坡政府的反應及行動。網上見到領導應變的衞生部長顏金勇和最近總理李顯龍的發言，策略清晰，層次分明。由最基本對病毒的認識，到如何最有效保護自己，到疫情發展不同階段的分級反應，有條有理，而且情理兼備。他們知道怎樣在疫症當前凝聚國民，團結一起共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