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體育雜談

文：是但啦

作為一個熱愛足球的競技體育愛好者，每到世界盃和夏奧運來臨時總是感覺矛盾。對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自然十分期待，卻同時又要忍受著那些平日不關心體育的人以專家的口吻討論球賽賽果，研究金牌花落誰家。我不是以專家自居，只不過希望大家趁奧運來臨時反思一下現時大陸的體育發展。始終熱愛同胞的人不應該只著重郭晶晶能否大熱勝出，劉翔是否會在壓力下跑不出水準。

舉國體制

中共建政後不久便意識到競技體育的重要性。要洗脫東亞病夫之名，又要展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在競技場上穿金戴銀當然是絕佳的政治工具。五二年末，中央人民政府體育委員會成立。兩年後該機關改組為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國家體委)。直到在一九九八年再改組成國家體育總局以前，國家體委一直是大陸體育發展的最重要機關。

大陸的體育制度被稱為舉國體制。所謂「舉國體制」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大致可以理解為以國家的力量集中資源管理體育，以為國家民族的利益服務。在國家體委的領導下，一個人才輸送網絡在大陸建立起來。在基層有體校、體工隊；優秀者再進省隊；金字塔的頂部當然是國家隊。雖然運動員在名義上不是職業運動員，但他們的訓練量大概比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職業運動員大得多。所謂「三從一大」(即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是大陸各項目及各級運動員訓練的最重要原則。

不能否認的是，舉國體制的戰績確實是相當輝煌。由八八年漢城奧運的五面金牌，到零四年雅典奧運的三十二面金牌，大陸體育進步神速得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大量的奧運冠軍和世界冠軍並不代表舉國體制沒有缺陷。首先，由於奧運的金牌數字是舉國體制的最高目標，非奧運項目的發展受到了嚴重忽視。當舉重和射箭運動員得到國家大力支持的同時，像桌球手丁俊暉那些參加非奧運項目的球員則要靠自己解決訓練和參賽費用的問題。此外，在舉國體制下受訓的運動員自少就為了在比賽場上的成績而奮鬥，退役後融入社會實是一大難關。李寧經商成功畢竟是異數。早前便傳出過前長跑名將艾冬梅要售賣獎牌維持生計的消息。一代名將退役後生活也不受保障，那些闖不出名堂的運動員的故事更令人難以想像。

更重要的是，當整個國家的體育政策是以奧運金牌為最高目標時，全民體育便被邊緣化了。現時國家體育總局如何調配資源透明度不足，故培訓精英運動員的經費實在是無從稽考。但據說單是用在劉翔一人身上的費用已是逾三百萬人民幣一年。用公帑來爭取金牌是否值得？如果能減少對追求金牌的慾望，更關注基層的運動設施，是否對廣大人民的健康有更大裨益？

畸形的市場化

隨著改革開放，舉國體制已不再壟斷內地的競技體育事業。足球和籃球的市場化走得最前，甲A/中超和CBA都受到媒體廣泛關注。有趣的是，大陸職業足球和職業籃球的商業味比起西方職業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球衣的廣告可以賣，球隊的名字也可以賣，甚至連一場普通的聯賽也可以同時成為「某某商號盃」。去年廣州足球隊征戰中甲時，主場門票上的廣告數目最少是英超門票的五倍。社會主義的職業足球並沒有植根社區。相反，俱樂部可以隨意買賣，今天南京有有的前身是遼寧青年隊。主場亦可以隨金錢而搬。遼寧的主場曾設在北京；廣州松日的主場曾在貴州。

然而，這不代表足球已徹底市場化。不少職業球隊的幕後老闆都是國企，換言之不少職業球員的工資和獎金的來源仍然是「國有資產」。資源龐大的國企介入足球，民營資本難以與之競爭。地方官員為了藉球隊的成績搞政績工程，因而在經濟上大力支持當地職業球隊背後的企業亦時有聞。另外，國家體育總局足球管理中心(同時亦是中國足球協會)並沒有完全放棄管理職業足球的權力。二零零四年末就曾鬧出了中超革命，一眾足球投資人向官方要權，最後草草收場。足協仍然大權在握。為了奧運，為了衝擊世界盃，職業聯賽亦要讓路。因此聯賽的賽程經常被弄得肢離破碎，甚至為了國家任務而暫停降級，致令賽事缺乏競爭性。不在舉國體制內的職業俱樂部亦被要求落實「三從一大」。這些都不利職業足球的長遠發展。

反思體育政策

體育政策是國家政策的一部分。與其它政策領域一樣，官方一面搞市場化，卻仍然不希望放棄主導權。因為奧運金牌、世界冠軍依然是體育政策的終極目標。而要贏得這些殊榮，舉國體制仍然不可放棄。然而，在運動場上風光一時後，人民的生活是否比以前幸福呢？當部分同胞連溫飽也有問題的時候，投放大量資源在競技體育場上是否太過奢侈？

我無意主張全面市場化。事實上，有更多當代大陸職業體育的弊端是本文沒有觸及的。八九年六四前，國內曾有有關是否應該追求金牌的討論。可惜，這場討論因六四而告一段落。究竟甚麼才是為人民好？甚麼才是為國家好？這不是中國共產黨說了算的。國家如何培訓體育人才、市場化的道路應如何修正、有關體育的資源應如何調配。這些議題都應該開放予全民討論和決策。今年八月，當大家關心金牌數目時，也許應該同時思考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