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消逝的階級的集體記憶 —— 《二十四城記-中國工人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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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樟柯
《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
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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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Frank

早在今年四月，《二十四城記》就為香港國際電影節完美收官。而在大陸上映的版本，卻被足足閹割了近一個小時。感謝商務印書館獨具慧眼，讓電影的文字擴充版——《中國工人訪談錄》得以在香港出版。共和國走過了六十年，本書記錄了一個正在消逝的階級的集體記憶，一個為中國的現代化埋單的工業劃痕。

當充滿小資情調的樓盤「二十四城」在成都重複著公式般的地產神話時，如果不是賈樟柯的電影和書，恐怕很少人知道，這個早在幾年前還叫做「成發集團」的地方的滄海桑田。

「420廠」是「成發集團」的內部編號。一九五八年，為響應毛主席的「三線戰略」而由瀋陽調集三千多名工人遷往成都建成。從不可一世的軍工廠，到後來轉為民用，再在現代化的車輪下灰飛煙滅。從地理上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主義到個人，從捧「金飯碗」到減員下崗，從改革開放後的物質豐裕，到九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書中記錄了「420廠」裏三萬工人十萬家屬的困境與苦難。曾幾何時，這些全國幾千萬的國有企業工人親手創造了城市的基礎，然而城市化的車輪卻無情地摧毀了他們工作和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連同他們的社會身份，也在現代化不斷前進的車輪下，化為塵埃。

電影和書都是以曾任黨委副書記的保衛部長關鳳久的訪談開始，簡單概述了「420廠」的變遷歷史。怎樣在「抗美援朝」時期從瀋陽前線遷到成都，六十年代初「大饑荒」時的困難，七十年代工人和領導一同經歷文革，改革開放後由軍工廠轉為生產民用品，九十年代因經營衰落而導致大量工人「下崗」。

侯麗君就是「下崗」工人中的一員。五歲隨父母由瀋陽遷來成都，當時有著初探世界的興奮。侯從小在廠裏長大，上廠子弟校，加入廠樂隊拉二胡，參加廠裏的漣漪活動。不幸的是，一九九四年，侯麗君下崗了，“車間一共裁下來十多個人，廠裏還請吃了一頓散夥飯。可是「好多人根本就沒有吃飯，全哭成一片了」、「其實誰都沒有錯，誰也沒有不認真的時候，只是活兒越來越少，養不活這麼多人。」、「回家以後我哭了三天三夜，眼睛全部哭腫了，真正地哭腫了。」……那一年侯麗君四十出頭，文化程度初中，小孩才上小學六年級，要交學費，一家三口要吃飯，一個月只有兩百多塊錢生活費。後來輾轉換了近十個工作，擺地攤，要躲著交警、城管；在火車站旁包餃子，冬天五點半就要起床；正式退休後，條件好一點了，但也在家做做縫紉。「人有事做，老得慢一些。」

九十年代以後廠裏年輕一代嘗試離開工廠，自尋出路。七四年出生的趙剛，二十歲時離開廠子弟學校到四川文化產業學院就讀，如今已是成都電視臺的記者、主持人，但他卻像一個跌出搖籃的孩子，需要重回籃子裏去尋求一種歸屬感。「這種情節就像一隻鳥從小到大關在一個籠子裏頭，它是在籠子裏長大的，哪天你把籠子打開你讓它飛，那個籠子的影子絕對是無處不在的，根本消失不了。」

十名真實工人的訪談後，賈樟柯安排了四個虛構人物的訪談。在紀實之外，也嘗試表達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利用4個源于現實的虛構人物，或許更能夠把複雜的歷史經驗條理化，把埋藏在工人內心深處的細枝末節呈現出來。比如在遷往成都途中走丟了孩子的大麗。離開故土離開熟悉的環境的感覺就像「離孩子越來越遠了，心一下空了」。又如八十後女孩蘇娜，很少回家，也不愛回家，「穿GUCCI黑色運動鞋，頭髮像男孩子一樣短」。一次偶然的事件讓蘇娜在工廠車間看見了自己的母親。「我從來沒有那麼難過，我根本分不清我媽是男是女，她一個勁地低頭幹活。我的眼淚一下就掉下來了。」、「我要掙很多很多錢，我要給我媽我爸在二十四城買一套房，我知道那兒的房很貴，但我一定能辦得到，因為我是工人的女兒。」兩代人處於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長大，擁有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消費觀，卻在這一座工廠裏面找到同樣的語言，重疊在一起。

在電影《二十四城記》中，每一次訪談結束，都伴隨著大片的沉默。正如賈樟柯本人所說：「這些工人師傅講述之餘，在他們停下來不說話的時候，又有多少驚心動魄的記憶隱沒在沉默之中，可能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相比國人的記憶，這本書能講出來的，連開頭都算不上。」

最後，書合上。突然感覺像幾個月前走出《二十四城記》的放映廳一樣，空氣凝重，夜涼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