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兄弟爬姍

大南街近日成為深水埗最受注目的街道，在一棟棟舊樓之間，出現了裝潢新潮、富文藝氣息的咖啡店、皮革店等文青小店。在網上搜尋「大南街」時，首先出現的都是打卡及旅遊指南。面對突然的轉變，一眾關注深水埗發展的人開始了一場激烈的討論——「大南街是否正在步入士紳化？」

大南街的變化

大南街一帶是上世紀的製衣重地（詳見前文）。隨著工廠北移，相關店舖生意減少，部分選擇不再營業，結業潮令街道出現不少空舖，人流變少。因此，大南街的租金相對便宜，過千尺的舖位只需 30,000 多元，比市價低 2-3 倍。一些文青小店為了減省租金成本而遷入，當中有些商店，如展覧、畫廊等另類空間，經營理念有別於主流商業社會，大南街正好提供了一個生存空間讓它們實踐理想，不會被市場力量所限制。現在的大南街湧現了不少新式皮革店、咖啡室、書店以及概念店舖，吸引大量區外市民前往消費。

「深水埗不需要 $50＋的咖啡！」——步入士紳化？

文青小店如雨後春荀般於大南街出現，大幅改變社區的生態。大南街一向有不少街邊攤檔，在綠色的鐵皮攤檔之間參集富空間感、以黑白灰色調為設計的文青店，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深水埗一向予人售賣各種價格低廉的物品的印象，在布料、鈕扣、珠片、地攤廉價舊物中，文青小店售賣的昂貴古玩、精緻的咖啡則顯得格格不入。根據政府於 2018 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深水埗的貧窮人口超過 20%，即每四個人裡有一人收入低於貧窮線，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為＄8,100，貧窮率在 18 區中排行第三。因此有人批評文青店售賣的產品價格過高，令街坊難以負擔，亦不切合他們的需求。最嚴厲的批評莫過於文青小店的負責人和顧客只顧實踐自己的理想、追求品味及滿足精神上的需求，店舖進駐後帶動人流，令業主認為有利可圖而加租，店舖為轉移增加的成本到消費者身上而加價，對樓上的街坊亦造成影響，變相剝奪街坊的生存空間。

什麼是士紳化

士紳化（Gentrification）是由英國社會學家 Ruth Glass 於《London: aspects of change》（1964）提出的概念，指在舊區裡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取代原本的群體，或因環境轉變出現新的服務業，而聚集相似消費偏好的人，也令該地段價值重整。她觀察到倫敦的工廠遷離後，樓宇因日久失修變得破落，租金因此比其他地區低，吸引了一批中上層階級的人購入並翻新樓宇，繼而吸引更多有負擔能力的人進駐。本來的低下層階級則被大幅上升的物價迫走。

城市研究學者 Phillip Clay 繼而提出一個社區步向士紳化的階段：

一：沒有受政府或機構支持的個人遷入原本貧窮的社區，並開始整修房屋，他們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遷入。

二：社區產生改變，其他人開始被吸引到此置業。有些人想參與塑造社區的文化樣貌，但更多人想炒賣屋房。這時空置率會下降，迫遷開始發生。

三：中產階級遷入並在社區裡取得決策性的地位。銀行願意借出更多款項、發展商取代個人成為主要住宅整修者與興建者。警察及保安設施增加以確保新遷入的士紳階級有安全感，新舊居民的衝突亦增加。

四：管理階級的專業人士完全取代原居民。空屋由開發商改建成昂貴的住宅。迫遷情況惡化，士紳化蔓延到其他地方。

近年，不少學者認為士紳化有第五個階段。《如何謀殺一座城市》的作者 Peter Moskowitz 認為不能忽視全球資本對社區的影響。現時的開發計劃大多由國際投資者啟動，士紳化不再關乎個人或個別開發商，而是國際資本。

Clay 指出這些階段反映士紳化的過程是可預測的，不論在哪個城市，當有先鋒者、咖啡店，便有機會吸引專業人士加入，造成士紳化。不過實際情況遠比以上步驟複雜，有些階段會同時發生、有些則不按次序出現。只是這些轉變都指向一個方向——社區及城市的價值被提高，變得不適合一般人居住，而是一個昂貴的商品。

士紳化對社區的影響

在香港，士紳化一般會以重建的形式呈現。經過政府或發展商的規劃及整修，往往被垢病抹殺社區獨有特色。有人或會問：改變社區就必然是壞事？老舊社區有重建的需要啊，沒有人想自己住破破爛爛的地方吧？

誠然，一個老舊的社區需要重建，清除及維修危樓、更換或增添社區設施⋯⋯這一切都是為了令居民居住得更安全及舒適。這些都是必要的改變，不少住在舊區的街坊其實希望政府能介入並協助他們重建。不過市區重建或士紳化最大問題在於政府或私人發展商在執行時，往往會無視街坊的聲音，不論是安置的安排、甚或新社區的設計，居民完全沒有任何話語權。

以上情況在深水埗曾經發生。

順寧道重建項目：
當市建局於 2009 年宣佈順寧道成為重建區，即日已 有 10 多戶租戶被要求遷出。面對被迫遷的租戶，市建局的賠償政策（即使在推出「優化政策」後）並沒有安置合資格租戶的選項，補助金額亦低於法定補償金額。此外，居民亦須面對另一問題——連被諮詢、參與規劃的權利都沒有。當時居民製作了一份《深水埗居民自主規劃方案》，希望市建局及房協考慮在未規劃的地盤興建公營房屋或可負擔的私樓及商舖，不過遭到拒絕。

東京街／福榮街項目：
市建局於 2014 年宣佈開展青山道／元州街項目。雖然市建局有以公屋作賠償的方案，但不少居民因不符合公屋資格（最常見的是超過入息上限）而只能接受金錢賠償，並於指定日子遷出，做法與迫遷無異。天台屋居民更受到差別對待，如強迫天台戶遷往超過 30 年且遠離原區的公屋單位，但其他租戶卻有編配房委會新公屋的機會。

在「更新」、「活化」背後，居民往往是被忽視及犧牲的一群。重建或翻新的確令社區更適宜居住，不過最應該受惠、原來的居民卻被趕走，這難道是進步嗎？以上各種對翻新及重建的誤解，反映我們對社區以至城市規劃的視野非常狹窄。

士紳化，孰之罪？

在探討士紳化的概念及影響後，讓我們回到大南街的情況。藝術家及文化創作者已遷入大南街一段時間，並吸引更多有意參與改造社區的人或商店進來，帶動區內人流。大量有潛力的消費者也引來投資者及發展商注目，磨拳擦掌地準備入侵這社區。這一切與上述的士紳化框架相似，大南街看似正在士紳化。

不過，討論不應停留於此。搬出一大堆士紳化理論、數據後，我們仍未能就此下判斷，指居民深受文青小店的影響，因為租金及物價等容易受外圍因素而波動。只是看到士紳化的跡象又無法袖手旁觀⋯⋯我們可為這個社區做什麼？

有人指責藝術家只顧實踐理想而沒有做好與街坊的連繫、新加入文青小店的商品與社區格格不入、過多區外人流⋯⋯然而，街坊的想法是怎樣的？原本的店舖（皮革、製衣物料）是街坊日常消費的一部分嗎？老店是單約被高昂租金迫走而結業嗎？街坊對人流增加只有不滿嗎？為何我們對大南街的文青小店特別嚴厲呢？社區突然變成投資者有利可圖的地點的原因，最大元兇其實是缺乏管制（如租金管制）、默默容許這一切發生、卻掌握制定房地產政策的政府。

我們不應單純將矛頭指向文青小店或進入社區的藝術家，因為士紳化是一連串制度暴力下的後果，當文青小店無法負擔租金被迫搬走，正如當初他們進入大南街是被其他地區昂貴的租金迫走一樣，他們看似是士紳化的「推動者」，但同時也是受害者。面對龐大的資本力量，或許我們應思考小店應如何參與社區，與居民一起抵制市場的力量。

結語

筆者並非深水埗街坊，為了這個專題走訪數次大南街，看了幾篇新聞、訪問及評論，以大南街的新店種類、數量、貨品價格，一口咬定大南街是士紳化的受害者，心急的想要寫文章希望引起讀者注意大南街面臨的現況。後來實地觀察，發現大南街並沒有想像中般「文青」，與普通街道無異，再加上聽到街坊的想法後，頓時有點迷失——大南街正在經歷士紳化嗎？追究小店造成士紳化合理嗎？我們是不是強行將想法硬套在街坊身上嗎？種種疑問及矛盾令寫作停滯不前。寫完此文，不代表筆者已想通一切，只是嘗試從較少角度出發，繼而引發更進一步社區發展及想像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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