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文:霍穎婷
攝:何宇霆

有些影片,如果不是因為社運電影節,你可能這一輩子也不會看到。有些議題,沒有社運電影節,你也許一輩子也不會留意。

腦洞大開之咩係社運電影節? 

主流商業片也不乏以社會運動為題材的電影, 甚麼《逆權司機》、《逆權師奶》、《1987:逆權公民》。同時,一些電影節,如比較有名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亞洲電影節」,也會間中播放一些非商業、非主流的抗爭紀錄片。那麼,社運電影節的影片又有甚麼不同呢?又為何存在呢?

每年,電影節籌委都會搜集世界不同地域的社會運動紀錄片,甚至宣傳片,帶到香港的不同角落作免費放映,放映完畢後一起圍圈討論。籌委深信,這些在遠方被壓迫的群體,值得被我們看見,也相信別人在底層和社會邊緣的抗爭經驗,可以成為我們的思考資源。社運電影節,大概就是要挑戰大家的想像:原來抗爭都可以咁搞!

須知道,要接觸其他地域的抗爭資訊一點也不易。若我們本來就沒特別留意,單靠TVB 每則只有 30 秒的國際新聞,我們又能知道多少?更遑論一些本來鮮有國際關注的小國,就像是《無糧的流氓》記錄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2014 年的大型民間抗爭,甚或是邊緣群體,正如 《Yes, we fuck》所刻畫的不同能力者[1]的情慾。他們的抗爭往往無法在主流媒體中得以傳播。

縱然一些香港的電影節也有播放抗爭影像,但正如籌委 Kelvin 所說:「始終門檻係高,可能你睇幾套已經要幾百蚊。咁變成會有一個特定圈子嘅人去睇。」社運電影節的出現,正正是要填補這一片空白,讓這些難以流通的影像和抗爭得到多一點點關注。

來自民間之好值得你去睇

除了因為那些平日難以看到的抗爭紀錄片,筆者認為,單單是籌委的無償付出,已經值得你來參與。今年籌委共有十七人,有的經驗豐富,而受訪的 Kelvin 和 秋爽 則是新手籌委,往年都只是以觀眾的身份參與。

社運電影節來到第十七屆,每年都堅持不接受商業贊助,希望以籌委的義務勞動來營辦。為了貫徹這種理念,秋爽表示「真係多咗好多嘢做」,「例如因為我哋唔用錢(冇錢)買片, 而係用勞動付出,例如:以中文字幕翻譯去換影片放映權。我哋變成要朋友搭朋友咁去聯絡導演,要花時間去解釋。同埋我們都唔係請人造字幕,而係自己義務勞動。」

同時,籌委們也相信「共同決策」,由三月開始便開始準備,幾乎隔個星期就開長達半日的會議,由選片、寫前言、簡介、觀影線索等, 通通都透過討論來得到共識。事實上,現在播放的八條影片便是從原先三十多條中挑選,過程也不是草草了事,是經過三次會議來決定的。秋爽憶述:「只要有一個人揀嗰條片,我哋都會傾呢條片值唔值得放映,咁就要有足夠多嘅人有睇過先傾到。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喜歡條片拉票,只要說服到三個人入組,咁嗰個小組就可以準備嗰條片嘅放映。」除了開會外,籌委也要花很多工餘時間做足功課,包括交換影片放映權、聯絡不同團體合作借場、補充影片的背景資料、準備映後討論。

然而,十七名籌委身份各有不同,有些是學生,有人全職工作,也有人沒有工作,這非常影響他們的合作,「比較多嘅工作都要由學生、影行者(主辦機構)同冇返工嘅成員去處理」。秋爽形容,籌委間是「互相的照顧」, 「唔會指責大家,唔會話 freeride」,「因為有全職工作嘅人參與會好吃力,同現實一樣,所以更要去諗,點令到佢哋更能夠參與」。Kelvin 就相信,社運電影節是實驗場所,探索如何 讓上班族也能有社會參與,「咁變成我哋都會 share 多啲,同埋嘗試精簡啲工作,例如睇下同導演嘅 email 來往可唔可以寫短啲。」

遇上起義:社運電影節與反送中

在電影節歷時半年的準備中,前所未有的大型 起義也在香港誕生。由於選片之際仍未有「反送中」,影片方面也未有特地扣連運動。即便籌委七月起也有重新思考,電影節可以如何回應運動,最終選片依舊不變——因為籌委相信,這些精挑細選的影像自帶一番意義,恰如秋爽所言:「無論有冇呢個運動,呢啲片都值得播。」

縱然選片上沒有針對反送中,電影節本身卻不是與反送中割裂的。社運電影節之於當下,大概就是營造了反思和討論的空間。社運電影節涵蓋的議題比較偏鋒、小眾,片源就有關於工運、性/別、人民規劃等。但是,誰又能說小眾與今次反送中無關?

秋爽指出,運動中也有許多小眾走了出來。銀髮族、師奶、南亞裔人,一個個以往不被當成「抗爭者」的小眾都走出來了。同時,不少義士手足,也在過去幾個月因運動而一下子變成小眾,可能是因為警暴而變成「傷殘者」,有的是因為政見而遭篤灰、失去工作,有的也因為官司、案底而前路茫茫。於是,電影節作為一個契機,去看見這些小眾、思考「要點支援呢一群因反送中而變成弱者嘅人」便變得極為重要。

放映只是電影節的一部份,討論環節也相當重要。Kelvin 指:「每個觀眾看過紀錄片後會有唔同疑惑、critical point、感受。而要點樣營造一個空間,令呢啲唔同嘅想法同感覺講到出來,就係社運電影節嘅核心。」為了讓討論更易發生,籌委做足事前準備,並在場催生討論。有時是向觀映者提供資料,有時是挑戰觀眾的發言,亦會讓少發言者優先。

電影節在公共空間和本地基層組織免費放映,參加者往往來自五湖四海,也為討論帶來不少火花和激盪。同時,影像本身可以幫助參加者去思考。筆者參與了《無糧的流民》的放映, 這部影片紀錄了 2014 年於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大型抗爭。片中民眾上街示威、焚燒國會大樓,抗議政府腐敗、經濟低迷的同時,也自發舉辦人人有份的人民議會,共同討論並向政府提出幾千個實質訴求。波黑與香港的社會運動,同樣是「無大台」,卻有著不同的組織與運作方式。在映後討論中,我與其他參與者以波黑經驗為例,談起 telegram 能否成為一個人民議會的載體與其限制,一起反思「無大台」 能怎樣走下去⋯⋯

社運電影,遍地開花

以往礙於放映科技的限制,辦一次街頭放映都極為困難,就Kelvin所說:「要帶埋放電機出去先用到個投映機!」如今,基於科技的便捷和民眾因反送中而急速成長,街頭放映變得普及,使其他地方的抗爭消息更易傳播,也繼續挑戰、發掘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實在令人鼓舞。有見及此,社運電視節已經放出了歷屆片單,讓有意辦街頭放映的人有更多選擇,讓各式各樣的抗爭影像能繼續傳揚開去、刺激我們 的思考。事實上,在九月全港不同院校籌備罷課時,不少學生便借了 2017 年社運電影節一部有關克羅地亞學生佔領運動的影片作校內放映,以切入罷課的討論。同時,參照社運電影節的經驗,我們在籌備街頭放映時,不妨嘗試加入討論的環節,積極地創造讓大家都能安心說出想法的空間。相信這可以讓不少因為運動而深感抑鬱、疲倦、憤慨的人有一個情緒和想法的出口。


[1] 社會一般稱他們為殘疾人士或身障者,而本片導演則選擇使用Functional Diversity一詞,最早由西班牙民間組織「自主生活論壇 (Independent Living Forum)」2005年提出,取代殘疾/障的主流說法,以表達這一群體固然與大多數人有生理上的差異,現實之下,他們仍需要完成與大多數人相同的任務,只是用著不同的方式(function differently)。本片介選擇以「不同能力」作翻譯,歡迎大家繼續討論思索更好的翻譯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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