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的內部拉扯——香港民族的階級矛盾與社會問題

文：杜宗健

大半年的抗爭運動，港人已意識到赤色政權的可怕之處。在欠缺民主制度的社會，一切的自由也是經不起考驗，一直以來信奉的價值和經驗也被徹底摧毀。

從近來肆虐的武漢肺炎來看，一個只懂揣摩上意的傀儡政權，完全欠缺處理疫情方面的能力。對於市面上炒買防疫物資的風氣視而不見，造成物資價格上升及缺短，亦面對人口流動不加以管制，讓疫情爆發地區的人口在香港隨意進出，在未來的日子恐怕只會造成龐大的社區爆發，令港人生命受威脅。種種事件引起的獨立自主呼聲不絕，「我要真普選」口號自 2014 年之後再度強勢回歸，香港人對於政權的信任已徹底崩潰，亦似乎意識到，只有一個由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政府才能保障自己。

對於獨立自主，在當前香港主流論述中，香港人可以尋求民族或民主自決的方式去達成。自香港主權重歸中國管控的一刻，港共政權的赤色之手不斷伸向民間社會，干擾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價值，城內的人亦愈益感受到赤色政權的可怕，表現出困厄與苦悶，與此同時，公民社會以其僅餘的力量進行強勢的反撲。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的《香港民族論》在 2013 年面世後，令香港民族的論述開始興起。方興未艾的香港民族主義被視為有效拮抗赤色政權及其所創造的中華民族主義。在 2016 年，對於香港民族的討論步入顛峰狀態，而當時民間關於如何理解香港民族亦出現兩套不同版本。

以學苑為首的公民民族主義，指出同一土地內應有多元價值的存在，不必效忠同一特定文化或價值，同住一地上的所有公民均可以視作為香港民族的一份子。而另一種民族主義，則是由已被政府取締的香港民族黨所提出，把信奉香港文化如廣東話等作為條件，以此分辨該人是否合符成為香港民族的一員。

兩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面對香港境內的社會問題時，均有將問題成因直指港共背後的赤色政權。民族主義者期望喚起港人的主體意識，取得主權，再以共同體之名著手解決種種社會問題，如香港境內的重分配（redistribution）、居住正義問題。

但必須留意的是，當今的香港民族主義乃一種現象，香港民族是建構而非原生的。

香港民族主義的出現，是一種手段。一來可以令港人自覺得有一種別於中國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以抵抗大中華民族主義身份的壓迫，二來可以劃出一個較大的圈，取較大的公約數，即香港人的身份，以容納更多的人去抗爭。

根據學者 Benedict Anderson 的理論，民族是想像的，因為即使一國以內，我們也不可能認識所有人。而民族的誕生是依靠印刷資本主義，以傳播媒介——報紙作為工具，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令我們理解屬同一土地上其他人的觀點和生活經驗，而相近的經驗亦逐漸形成堅實的認同感。

200 萬人參與的社會運動，當香港人參與社會事務之際，我們正在不斷地塑造共同生活經驗／經歷，我們也許不知道在遊行隊頭的人是誰，但有一點卻是十分清晰：他們就是和我共享同一信念的香港人，「我們」之間的感情甚至可以為大家犧牲而不感怨悔。當大家充滿激情地吶喊著「香港人加油」，聲音震遍港島，這裏叫喊的不只是口號，亦是對當中所指涉的身份的一種追求。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分享共同的經歷，對一種獨一身份的追求。在此意義下，香港人可謂是一種符合學者 Benedict Anderson 定義下的民族，一群依靠想像力而生的香港民族（或可稱之為香港共同體）可以說是已成雛形。

民族／共同體作為一種身份政治，以一種非理性、訴諸情感的形式存在，無可否認地存在巨大的動員能力。

試回想一下，在共同體的身份被建構出來之前，香港人在抗爭領域上是沉寂的，即使是中國的八九民運發生後，港人才有少量政治參與，如今卻因身份政治的問題引領出愈演愈烈的大規模反抗。當今香港人正在追求一個身份，而這個身份以政治的形式誕生。

然而，需知道民族乃一把雙面利刃，如今的中華民族主義正是依靠著情感而生，更進而變成民粹，引起世界的警號。香港共同體更不應止步於熱烈激情的呼喊，我們必須進而凝視共同體的內部，指出將會湧現的種種問題，並提出合宜的方法應對，為未來獨立自主作好準備。可以預視的是，自治之路仍是一條漫長的荊棘之路，在全面抗爭之餘，亦不應忘記為香港共同體的理論空缺處作填補，抗爭與理論不必然矛盾，兩者可以同步進行。

問題是，在此時此刻的香港，共同體需要思考的，究竟是甚麼呢？筆者未有能力一一點出所有問題，但仍嘗試拋出過往及現在曾觀察到的事情，期望以此作開端，引發更多人參與這個共同體的建構工程。

共同體內的階級矛盾

共同體因這次運動才逐漸誕生，我們可從運動的形態中檢視共同體的論述有甚麼不足。在這場運動中，香港共同體在分辨敵我時，局限於黃藍的政治標籤。只要是表明支持運動的人就會成為我方的一份子，反則亦然。但有趣的是，在面對香港的上層資產階級時，港人對他們甚為包容，甚至視之為香港共同體的一部分。

尚且舉一例，在運動早期，面對與赤色政權有政經聯繫的商人李嘉誠時，香港人往往可以意外地表現出包容的態度，並以他在報章上刊登的一句「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作為他同情香港抗爭者的辯護，但不要忘記他作為四大地商之一，早已和其餘三者在報章上刊登了反暴力的聲明。

另一方面，在目前已有關於香港民族／共同體的討論上，上層資本階級也被視為香港共同體的一份子。在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當中，其所包含的對象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公民，居住在同一片陸地上的上層資本階級自不然亦在其中。而對於以文化作為本位的香港民族主義，也是包括上層階級的。試想像一下，我們追求的文化由何而來？或我們一直所想像的香港文化是甚麼樣子的？是屬於維港兩岸，身穿西裝，斯文有禮，口吐流利英語和粵語，追求效率、利益的中環價值文化，抑或是一種身穿樸素，使用相當市井語言，在菜市場為求一、兩元而不惜竭力計較，屬於底層人民的生活文化？香港文化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區域亦有所不同，兩者均為香港文化，前者的文化價值也是來自上層資產階級。所以以文化為本的民族主義也會將他們視為一份子。

不論是現實情況，或是由理論層面出發，當前香港共同體是以政治性質連繫的，連結盟友時只考慮政治立場，而較少考慮其他的面向，如階級，因為目前共同體的組成是以對抗最強大的敵人——中國政權——為主要目的。然而若以香港獨立自主，建構更好的香港社會作為前提，當前共同體的連結方式卻存在局限性，從階級的角度去看，共同體內部正潛藏著有待被揭示的階級問題。

香港民族應是追求同一的目標及利益的共同體，但現實來看，當前建構出來的香港共同體，其內部上層階級的利益並不全然和整個共同體一致。在港的上層資本階級始終心繫著當前穩定的社經結構及經濟利益。

在現行政經體系中，政治和資本是雙向互動的，政府為吸引投資者，在政策上傾向投資者，例如其土地政策也不能不理會地產商的意願。再者，現時中共政權予以港商豐厚的政治資源，令他們成為人大或政協的香港代表，在香港境內則有功能組別維護商人的利益。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的上層資產階級已與赤色政權形成一種勾結共謀的關係。而香港共同體希望打破當前的政制結構，重建另一套，這正正侵蝕了這些資產階級的利益，令其無法與共同體內追求進步改革的一群人合流。

在香港民族的論述中，香港共同體的成員會願意承擔彼此的命運，從而在內部實行重分配正義，減少社會不公。

但是，又如何確保他們會承擔我們的共同命運?

在全球一體化、國界模糊的年代，香港的上層資產階級可以不隸屬於民族的一份子，他們可以無邊無際地遊走著，不會被困於同一地方，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追求他們的利益。若面對政權的打壓時，他們大可一走了之，例如撤資。因此，上層資產階級未必與香港共同體內的其他人共享同一命運，亦較難與他們連結。

一直以來，香港的上層資產階級大多都於抗爭缺席，即使有也屬於少數，筆者可以想到的只有王維基，而香港抗爭者中的階級分佈大多集中於中產階級以至下層的勞苦大眾 [1]，香港共同體以他們為主。如上所述，在港的上層階級已和赤色政權形成勾結共謀的關係，或多或少打壓著香港人。即使未有與政權合流，上層資產階級在平日或多或少也以剝削著一般市民，在港的上層資產階級與共同體內部的成員產生一種民族身份以外的敵對關係。

退一步想，假使現時李嘉誠是一個「深黃絲」，又為香港人網羅防疫用品，但他同時亦剝削香港共同體，如早年的碼頭工人，到近期的要求旗下酒店員工放無薪假。這正是剝削，那麼「深黃」的李嘉誠便是共同體內階級矛盾的表像。

面對赤色政權的政治打壓，香港共同體以政治的形式連結進行對抗，即使今天上層資產階級願意和普羅大眾連結，但是以這種連結的共同體是鬆散的，從上述的階級視角去檢示共同體內部已經可見一斑，這種共同體不會是將來進行不同面向，如經濟的永久抗爭基礎。香港共同體必須思考一族之內的階級問題，及如何進行階級之間調和的種種可能及想像，以此作為依據去說服現時為共同體進行流血抗爭的大多數勞苦大眾及中產階級。

香港社會問題的成因

香港民族主義者在其本土論述中亦有展現出其對社會的關懷及現有問題的批判。如上所述，他們亦會期望境內重分配正義，以縮減貧富差距。而對於香港的種種問題，如民主自由的衰退、貧富差距擴大等，民族主義者會把矛頭的根源劍指中國政權。誠然，香港高昂的樓價有部分原因來自中國的資金流入香港，引致例如房屋炒賣的情況出現，造成樓價上升。

然而，若把所有問題的成因歸因於中國並不全然正確，香港共同體需要把視野放得更遠。中國確實有造成香港的社會問題。但是，除了是中國的資金流入本港，亦有賴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場配合。

香港政府一直沿用著英殖時期留下新自由主義模式，採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與此同時，全球資本家正打破著國界的壁壘。在資本和金融的體系中，資本家借用市場及機制，打壓、剝削著境內的弱勢群體及低下階層。面對劇烈的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政府亦可以此作藉口，無視市民的痛苦。近日因武漢肺炎，口罩的價格飈升，政府就是以自由市場的名義拒絕管制。

中國因素只是其中一個可以直接看見的表象，但躲在身後的所謂「無形之手」卻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香港共同體當下透過擊潰中華帝國解放香港的手段實屬無可厚非，因主權不在民，而公民社會的韌性亦不太足以抵抗中華帝國的壓迫。

然而，若香港共同體的獨立自主呼聲是以建構一個更美好、屬於香港人的香港作為前提的話，香港共同體在取得主權之後，有必要重新思考香港舊有的社經結構，繼而提出合乎共同體利益的制度和結構，否則香港的社會不公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如法農著作《黑皮膚白面具》中所言，當殖民地獨立後，舊有的殖民者離開，但新形成的「民族國家」，卻仍舊承襲了過去殖民地時期的宰制模式，在上位的當權者仍會壓迫著他的人民。這是我們不願看見的，但事實上，諸如此類的悲劇正發生第三世界的獨立國家之中，即使是在地緣上十分接近香港的民主發達國家——南韓，也有財閥政治的存在，境內人民受壓迫，而香港共同體不可如此。

以民族共同體內部的幸福為善是正義的，可是需知道的是，雖然香港存在民族問題——即中華民族主義對港人的種種壓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代表香港所有社會問題的根源和判斷都全然來自於民族，只有拉闊視野，才不至於令共同體雙眼被蒙蔽，而忽視其他因素。

香港民族的應有之義

六十年代的日本，新左社運及學運追求社會改革，在階級問題以外，運動亦有關注反戰及支援社會弱勢的議題。然而，在充滿激情的對抗中，學生似乎漸漸失去了想像力。「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權力，而是缺乏想像力」，在小說《挪威的森林》中，對於當時運動內部陷入腐敗及權力鬥爭，村上春樹向充滿熱血的年代沉痛的質問。

當今的香港共同體為求社會改革，正在頑力抵抗著一個殺人政權，但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權力，全力抗爭之時，也請保持「我們」豐富的想像力。香港社會的問題與矛盾不全然是中國政權所致。在香港，政權及資本不切割，在全面針對政權之餘，亦不要忘記資本及市場機制亦是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香港民族在將來須以不同的角度去凝視共同體內部，點出可能存在的矛盾，並且更加徹底思考社會的政經制度問題，繼而提出更符合共同體幸福的社會改革。

今天，在強權的腳下，因對自由的熱切期盼，真誠而弱小的香港民族，已經悄然誕生，以不怯懦的姿態仰視著巨人的身軀。「我們」不甘止步於此，為著確信的價值，殷切渴求著成長。香港民族，讓「我們」懷著一顆謙遜及追求正義、真理的心，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勇敢與溫柔，宣告著「我們」的時代呼聲，以行動回應著時代革命，一起朝著進步的道路進發，令香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

這是當代香港民族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