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殘奧港隊戰績彪炳，取得八面獎牌佳績，當中有不少運動員在中學時期已經嶄露頭角。要發掘殘疾學生成為運動員絕非易事，有特殊學校一直鼓勵學生發展運動潛能，並與家長合作，支持香港殘疾運動員登上國際賽場。

記者｜馮穎舒　黎敏清　編輯｜何正軒　攝影｜何正軒

本港特殊學校會根據學生的能力編排體育課程。透過學校推薦或體育協會選拔，智障學生可進入香港特殊奧運會訓練，肢體傷殘學生則可進入傷殘人士體育協會訓練，踏上成為運動員的第一步。

體育課時多　助自閉生抒發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是一間輕度智障學校，畢業生張浚諾及梁仲仁代表香港分別出戰巴黎殘奧會的游泳和乒乓球項目，其中張浚諾更游進S14級200米自由泳決賽。傑出運動員背後，是學校在體育方面積極發展。該校小學部學生每周會上兩節體育課和四節健體課，共三小時，是教育局課程指引要求的三倍；初中學生亦會各上兩節體育課及健體課，課時比主流學校和其他特殊學校多。

訪問當日，學校的有蓋操場內放置了四張排列整齊的乒乓球桌，參與乒乓球興趣小組的學生在外聘教練指導下練習發球。操場的另一邊，幾名足球隊的成員正在練習射門，為即將到來的特殊學校聯校足球比賽作準備。

在校超過20年的仇恒初表示，學校一直都很注重學生的體育發展。他稱學校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都患有自閉症，他們容易情緒波動，亦難以長時間集中上課。透過運動，他們能夠抒發情緒和能量，也能提升專注度：

「我們發現同學如果上一會兒課，又去走動一下、跳一下，回來再上課，會更精神和投入，專注力都會好些。」

自理能力成考驗

透過體育課和運動興趣班，具潛質學生會展露出運動天賦。負責體育活動的成玉玲主任指，現時每學期初會舉行一個綜合能力選拔，由負責訓練智障運動員的特殊奧運會到校測試學生來回跑、柔軟度等能力，挑選有潛力者到乒乓球、田徑或游泳等隊伍訓練。此外，特殊奧運會提供在校的運動訓練班，例如地板曲棍球，並在課程完結時邀請能力較好的學生加入協會訓練。

學校現時有12名學生運動員在特殊奧運會受訓。即使學生踏上訓練之路，運動到底能否成為他們的出路，仍是一個未知之數。成玉玲認為，智障學生的自理能力始終比一般人弱，需要家長花時間配合子女的訓練日程。她以在田徑隊訓練的學生為例，學校會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告知每次訓練的時間、地點和交通路線等，確保家長願意接送學生：

「你少給了一些支援，家長能力上就可能覺得做不到或者覺得麻煩，那他就不去了。」

當智障學生獲得出國比賽的機會，自理能力成為更大的考驗。仇恒初憶述有學生是羽毛球精英運動員，曾有機會到美國參加一個國際性的比賽。由於父母無法陪同參賽，也擔心女兒的安全及無法照顧自己，不願意替她申請護照，最後錯失良機。

智障兒肌肉難協調　家長望「溜」出一片天

現時11歲，患有輕度智障的關賦天逢星期三上午九時半會跟着媽媽Grace到九龍塘又一城溜冰場接受特殊奧運會的滑冰訓練。他一年多前開始在特奧會受訓，每到訓練日，關賦天穿上學校運動服，拖着一個放滿溜冰用具的行李箱出門。兩小時後訓練結束，母子二人再乘的士回到位於葵涌的劉本章學校上課。

運動，是關賦天的日常。除了特奧會的滑冰訓練，他每星期二在校參加地板曲棍球課程，星期日跟私人教練學游泳，假期則與父母一起練習溜冰。撇除特奧會的免費課堂，每月訓練花費約1600元。從在溜冰場上摔破下巴到完成花式動作，從對游泳一竅不通到一口氣游畢25米，Grace一直在旁鼓勵兒子做運動。她表示關賦天熱愛溜冰和游泳，作為家長的她願意幫助和配合孩子發展體育。Grace也感謝學校支援，提供大量運動訓練班和比賽的資訊，鼓勵家長報名。

回想兒子接觸運動的原因，Grace指關賦天的大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較弱，職業治療師建議他嘗試不同運動，尤其是講求協調和平衡力的溜冰。關賦天從2022年10月開始跟私人教練學習溜冰，半年後，特奧會舉辦滑冰選拔賽，他被選中加入訓練。對於訓練時間與上學時間相撞，Grace表示：

「初期都會擔心他會不會學少了東西，但是又覺得難得有這個好機會，就不想放棄，想讓賦天試一下。」

關賦天暫時未有參加大型比賽的經驗，不過Grace指他現時的平衡力、肌力及手眼協調都有明顯的進步。她期望孩子能繼續堅持訓練，朝着成為精英運動員的目標努力。

傷殘運動路更難　多款器材助鍛鍊

在智障特殊學校任教逾20年後，成英愉四年前轉換跑道，擔任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的校長。她認為相比智障學生，現時校內的肢體傷殘學生在運動上明顯有着先天劣勢。學生除了四肢或視力受限，有些人甚至需使用呼吸機維持生命，而且他們的耐力較短，身體狀況更有機會退化，無法繼續接受體育訓練。由於學生的體能較弱，學校的體育堂課時數較短，小學階段每周約一小時，中學階段則約半小時。

雅麗珊郡主學校於歷屆殘奧人才輩出，著名校友蘇樺偉參與過五屆殘奧，共奪得六面金牌，更五度打破世界紀錄。今屆巴黎殘奧，有七名港隊代表是該校畢業生，包括年輕一代的硬地滾球運動員張沅。

成英愉指學校在體育課安排不同目標予能力不同的學生。在一節乒乓球課中，能站立的學生會學習比賽技巧，活動能力較差的學生則負責計分。她又表示校方積極創新，近年引入新興殘疾運動興趣班，例如輪椅空手道。

在學校教學團隊中，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致力運用科技改善學生活動能力。他們會製作工具幫助肢體傷殘學生掌握洗澡、扣鈕等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動作，同時協助運動員以更好的體魄應付比賽。

治療師、體育老師齊發掘健兒

植培是一位在校乒乓球學生運動員，她定期會接受治療。駐校物理治療師麥姑娘指，打乒乓球時講求大量轉腰的動作，學生肌力和核心力量不足令他們轉身不夠快。治療師把反應燈放在牆上，反應燈隨機閃動，學生拍打閃燈時能訓練轉腰的動作。她亦指出傷殘學生的肌肉較繃緊，因此植培完成乒乓球訓練後，會運用治療儀器放鬆肌肉。

成英愉表示，為了發掘有潛質的學生，學校的物理治療師與體育科老師保持緊密合作——物理治療師在治療過程中挑選體格良好的學生，體育科老師則在體育課或興趣活動中觀察學生的能力。若果雙方都認為學生適合，學生又對該運動感興趣，學校便會引薦學生予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協會亦會到校舉辦運動示範、體驗賽等活動，尋找有潛力的學生。

體育堂接觸硬地滾球　六朝元老憶入行靠自薦

殘奧「六朝元老」梁育榮是雅麗珊郡主學校的舊生，他當年正是在體育課接觸到硬地滾球，從中找到樂趣，決定朝運動員方向發展。不過當年體育協會未有到校發掘人才，他透過當時已加入代表隊的龍子健向港隊教練自薦，得以參與正規訓練，其後正式進入港隊。

回想高中時期，梁育榮曾為平衡比賽和學業而煩惱：「那時候我跟班主任楊老師說，『你不要催我交功課，我真的搞唔掂。』」幸好在他完成比賽後，楊老師願意花時間留校教他做功課，也讓他補回測驗、考試，學校亦會減輕他的課業量，令他能夠專心訓練。

今屆殘奧，香港硬地滾球隊獲得三金兩銀的佳績。梁育榮表示，現時硬地滾球的入隊方法主要由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到校發掘，或學生在校際比賽中嶄露頭角。為港征戰20載，他感慨選拔殘疾運動新血仍然不易：「不是說選不選拔的問題，因為我們本身人都不足夠去做選拔的模式。」梁育榮稱，近年加入硬地滾球隊受訓的新人寥寥可數，他估計是疫情完結後，協會仍未全面恢復發掘的計劃。

他又指，參加硬地滾球國際賽事需要級別鑑定，提高了發掘的門檻。根據國際硬地滾球體育聯會，梁育榮所屬的BC4級別定義是四肢殘障，坐姿平衡、四肢活動幅度及肌力較弱，而非源於大腦麻痺或後天性腦損傷。他的手不能舉起超過90度，腰部有輕微力量，便屬於此級別。

梁育榮考慮將來退役後做教練，他希望運用自己的經驗培育新血，延續香港硬地滾球隊在國際比賽上的好成績。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職業治療師呂姑娘示範如何運用Switch遊戲，訓練學生的手眼協調。（何正軒攝）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物理治療師麥姑娘（右）向記者示範儀器操作。LPG M6深層軟組織治療儀器能透過吸、滾動、拉扯等動作達至按摩效果，令筋腱較繃緊的學生可以伸展深層肌肉。（何正軒攝）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內有一幅殘奧游泳代表張浚諾的壁畫。圖中為校長仇恒初與壁畫合照，他表示張浚諾在游泳方面成績優異，在2023年更奪得善德基金會全年最佳青少年運動員獎。（何正軒攝）

訪問當日，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的學生正參與乒乓球活動小組，在教練指導下練習發球。（何正軒攝）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駐校職業治療師曾姑娘（中）、呂姑娘（右） 定時會為乒乓球運動員植培（左）進行治療。（何正軒攝）

 

這篇文章 回到起點　殘奧精英是如何育成的？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三年前遺留在東京奧運的，不止一個未實現的吻，還有兩人心心念念的金牌夢。三年後在南巴黎競技場內，何宛淇與李榮傑終於眼含淚水登上最高領獎台。十三年來，兩人由爭吵不斷到彼此信任，由飲恨東京到圓夢巴黎，如今才有暇細數以往的點點滴滴……

記者｜劉子芊　編輯｜周可欣　 攝影｜周可欣

兩歲時，何宛淇被確診為先天性脊髓肌肉萎縮症，只能依靠電動輪椅代步。初中時她第一次接觸到硬地滾球，2008年便加入港隊，當時15歲的她還在用手擲球BC4組。但後來肌肉能力逐漸下降，打球力度不似以往，2011年，何宛淇無奈轉到BC3組，利用管道打球，並需要一位「管道助理員」協助。

同一時間，在大學唸體育的李榮傑，畢業後想體驗不一樣的人生，於是沒有去多數人選擇的主流學校任教，而來到一所肢體傷殘兒童學校任體育科老師。剛開始，他對殘疾運動一無所知。為了更了解殘疾學生的需要，他在治療師的介紹下，來到香港硬地滾球隊當義工。機緣巧合下，李榮傑便成為了剛剛轉級到BC3的何宛淇的「管道助理員」。助理員這個角色需要根據運動員指揮調整管道位置和發球高度，在賽場上對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十分考驗運動員與助理員的合作。兩人的緣分便由此開始。

充滿懷疑的相識階段

彼時硬地滾球隊的義工們來得快，走得也快。大多都是逗留幾天便離開，最多也不過是數周。何宛淇說：「你知道的，香港是花花世界，大家可能接觸一會兒，就去玩其他事。」因此面對新的助理員李榮傑，她心中常懷疑：「一個健全的朋友這麼用心？這個人行不行呀？」何宛淇在一次電台訪問中透露，對李榮傑改觀是因為一件事——訓練和比賽用的球並非買後即開即用，每個新球，何宛淇都要先測試300至500次，才能找到球的重心點。她回憶，那時有13個新球，共需測試六千多次。李榮傑這樣來來回回地重複撿球，還不覺得悶。這才讓何宛淇見識到他的耐心和認真。

在無盡的爭吵中磨練默契

何宛淇是香港首位備戰硬地滾球BC3組別的運動員。但BC3組規則特殊，比賽時助理員需全程面對運動員，不能轉身看球場，也不能與運動員言語交談，只能依據他們的動作指示調整輪椅位置、管道位置和發球高度。由於港隊缺乏這個組別的經驗，很多策略、技巧都需要何宛淇和助理員李榮傑從零摸索。何宛淇憶述，兩人合作初期都有自己的策略和想法，各執己見下就會「瘋狂鬧交」。那時兩人都不成熟，吵架後便有一段時間不理對方。

2014年仁川亞運，對戰伊朗的那場比賽是兩人最嚴重的一次爭吵。硬地滾球比賽比的是兩方運動員誰投出的球更靠近白色球，最接近的一方得分，分高者獲勝。比賽途中，何宛淇給了發球高度指示，但李榮傑認為何有時掌控不好打球的力度，於是私自調整了管道的高度，想以此彌補她力度不足的問題，但最後那球偏離何宛淇的設想，在白球旁彈開了。「（彈開後）她回看管道高度，然後看著我，然後我就知道中招了，出大事了。」李榮傑憶述。在何宛淇看來，這是對方不相信、不尊重自己的表現，因此相當生氣。即使最後計總分贏了，何宛淇賽後仍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跟李榮傑說話，甚至一氣之下提出要更換助理員。至於這段「冷戰」時期有多長，何宛淇說只是一星期，但李榮傑則稱長達一個月。

「不同人磨練的時間很不同，我和他是年年月月（長時間）計算。」

何宛淇坦言，即使兩人已合作13年，時至今日仍會吵架，但不同的是現在變得更成熟，「我會試你的方法，你也會試我的方法。大家去到好的一面，都是慢慢磨出來的。」13年過去，兩人已經磨練到心意相通。受賽制所限，何宛淇在比賽中不能與李榮傑交談，但憑藉合作十多年建立的默契，他們如今只需一個眼神，就能洞悉對方所想。

何宛淇分享，比賽規定自己必須在規定區域內發球，否則要被罰球，她常害怕身後輪椅出界，但由於身體條件限制未必能夠完全扭過頭確認，這時她會摵眼示意李榮傑，李用眼神回應她，雙方都了然於心。對於磨合漸入佳境的關係，李榮傑說：「大概是愛情的力量吧。」

至於由搭檔變成情侶，兩人似乎沒有所謂的「心動一刻」，只是在長年累月的陪伴與相處中漸漸生出情愫，東京殘奧備戰期間兩人確認情侶關係，2022年李榮傑為愛人辭去教師職務，轉任全職硬地滾球教練，今年1月兩人便在親友見證下共偕連理。

在訓練場，他們是教練和運動員；在賽場，他們是運動員和管道助理員；在日常生活，他們是夫妻。對於不斷轉變的身分，何宛淇和李榮傑不約而同地表示彼此有個共識：在球場上就專心打球，不要讓私下生活和訓練的情緒影響。何宛淇在電台節目分享，一開始也難做到，曾遇到過兩人在訓練時吵架，甚至冷戰，原本約好結束訓練後去約會，每次都是李榮傑主動破冰哄何宛淇，堅持不理他的何也不勝其煩，重修舊好。

三次征奧　三種心境

從里約到巴黎，何宛淇和李榮傑已經攜手走過三屆殘奧，這不僅是他們感情升溫的八年，更是追逐夢想的八年。第一次拿到殘奧入場券對何宛淇而言是意外之喜。她在2015年的哥倫比亞公開賽中拿到個人銅牌後，身邊教練都說她有希望去2016里約殘奧，但她仍不敢相信。直到數月後，總教練收到正式郵件，何才意識到，她真的即將開啟奧運之旅。第一次參加殘奧，她直言沒抱太大期望，只想好好享受比賽過程，最後八強止步。

「當你很想得到的時候，就會很影響自己的心態，最後我們一塊獎牌也拿不到」。

里約殘奧後的幾年裡何宛淇成績斐然，在硬地滾球BC3組別個人及雙人的世界排名均躍升至第二。因此，何宛淇和李榮傑都抱著極大的信心去爭奪2021年東京殘奧的獎牌。但事與願違，何宛淇在雙人賽的銅牌戰中不敵希臘隊，終無緣獎牌。東京殘奧的失利一度令他們陷入沉寂，不斷自我懷疑，懷疑一直以來的訓練方式是不是錯的，懷疑所有人的付出是否值得。但何宛淇說沒想過放棄：「要放棄早就放棄了，那一刻更加著眼於巴黎。」

為追夢破釜沈舟

因為新冠肺炎的緣故，東京殘奧延後一年舉辦，那時距離下屆巴黎殘奧只剩下三年時間，這意味著三年裡的每場積分賽都變得尤其重要，若何宛淇缺席任何一場，都有機會令她沒足夠積分入選巴黎殘奧。兩人也不敢再耽誤時間，馬上收拾好負面情緒，投入新周期的備戰。當時李榮傑仍有教師的正職，每次外出比賽都需向學校請假，還要經教育局審批，步驟繁瑣。但除了李榮傑，沒有更合適的助理員可以配合何宛淇，於是總教練建議李榮傑辭去教席專心比賽。

「在人工上可能有很大差別，但是我覺得，夢想不要用錢去衡量，而要用心去經歷。」

李榮傑認為：「教書的機會以後或許會再有，但追夢的機會卻不常有。既然我可以帶另一半去到更好的位置，我沒甚麼需要猶豫的。」短短考慮了一至兩星期，李榮傑就毅然辭職，成為全職教練兼管道助理員，一心一意陪何宛淇四處參賽，再次踏上追夢征途。

圓夢時刻　擁抱彼此

硬地滾球是亞洲國家的強勢項目，何宛淇返港後接受電台訪問時分享，今屆殘奧八強賽對戰泰國、四強賽對戰韓國選手時是最緊張的。贏過這兩場後，她心裏已經很激動，但她說：「我知道我想要的不只是獎牌，我要的是金色的。」巴黎殘奧期間，何宛淇與李榮傑一心投入比賽，每晚訓練至晚上十點，也不外出遊玩，直至最後的決賽。

「終於做到了 ！」

那圓夢一刻終於到來，裁判宣布何宛淇以4:2的成績勝澳洲選手，摘得金牌。何宛淇說，當時對身旁的丈夫說的第一句話是：「終於做到了。」在直播鏡頭中，觀眾只看到她淡然地笑，但她說離開場地之後已激動流淚。李榮傑也表示當刻很興奮，後來在鏡頭裏發現自己眼泛淚光，「我們用了八年的時間，經歷過巴西、東京、巴黎，每屆奧運我們都有學習、補足我們的不足 ，那一刻我想到我們成功了！」接著，李榮傑立即激動地擁抱妻子，他知道是時候了，便在直播鏡頭下，捧著妻子的臉送上親吻，這是他三年前在東京奧運就想好了的慶祝動作，這次終於可以付諸行動。

硬地滾球不只是一項殘疾運動

談及日後的打算，二人直言未有太多的想法。初步來說，希望可以在明年香港承辦的全國殘疾人運動會贏得獎牌。長遠來說，他們則希望向社會推廣硬地滾球，不侷限於殘疾人士，而是讓這項運動成為所有人分享想法、建立溝通和聯繫的活動。

這篇文章 從搭檔到夫妻　十三年攜手追夢——專訪巴黎殘奧金牌得主何宛淇夫婦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近年港人北上消費成風，沒想到買癌症口服標靶藥也要到深圳，有癌症患者發現港深兩地標靶藥售價差別可高達十倍。雖內地藥物包裝上的用字與香港版本不同，但來源自同一藥廠。相隔一條深圳河，藥價差天共地。於是有病人組織建議，本港可加入中央採購機制，與內地統一買藥，降低病人藥費負擔，但醫管局表示做法不可行。隨著更多患者選擇北上購藥，港府和藥廠是否會坐視不理？

記者｜葉卓穎　陳綽希　編輯｜袁曉琦　攝影｜葉卓穎　陳綽希　袁曉琦

51歲的陳女士於2009年確診荷爾蒙受體陽性乳癌二期B後成功控制病情，但癌細胞在2020年擴散，至今已惡化到第四期，須服用口服標靶藥以減慢癌細胞的生長及擴散速度。她在四年間分別服用了三種標靶藥，包括Palbociclib、Afinitor和Alpelisiib，在港售價為每月21,000元到37,500元不等，加上部分時期需要配合施打荷爾蒙針，短短數年時間便已花費76萬元。她亦需每年到私家醫院進行三至四次掃描以追蹤癌細胞的狀況，持政府轉介信獲折扣後，每次也需收費13,500元。

陳女士現在無業，丈夫月入達八萬元。她在公立醫院覆診，但服用的標靶藥卻要自費，售價不菲。醫院管理局目前透過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援助低收入和經濟困難的病人，資助全數或藥物費用的最少75%。然而，陳女士的家庭每月總收入高於兩個基金分別對二人家庭21,200元和26,500元的入息限額，不能通過經濟審查，所以未曾受惠於政府的藥物資助計劃。

醫生單刀直入開藥　處方僅劑量不同

今年9月陳女士首次跟隨病人組織癌症資訊網北上購買標靶藥。來到港大深圳醫院，陳女士先繳交100元人民幣的診金，並到臨床腫瘤中心報到。會診時醫生一開始就直接問：「妳想要甚麼？來買藥嗎？」醫生只看了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處方的藥單首數行，沒有做檢查便開藥單，看診時間不到十分鐘。儘管來意並非索取醫療意見，但醫生沒有配戴口罩、手套，令陳女士感覺當地醫生態度較隨便，感覺更像是只負責賣藥的「推銷員」。

看診後不到一小時，陳女士就購得香港醫生處方的阿貝西利（Abemaciclib）口服標靶藥。陳女士花了4,000元人民幣購買28日150mg的劑量；如在香港購買，則要22,000元港幣。由於陳女士的肝酵素指數較高，香港的醫生建議她每天早晚服用100mg劑量標靶藥，但該藥在港大深圳醫院只有150mg的劑量，需自行把藥丸切成三分之二來服用。

陳女士擔心無法精確控制劑量，遂決定回威院藥房購買了14天100mg的藥量，售價8,400元，在內地買的藥就留待日後服用。儘管如此，她還是認為這趟北上買藥之旅很值得，過程便捷之餘，兩地藥價差別更是令她感到驚訝。假如日後可以服用更高劑量的標靶藥，她表示會再到深圳購買。

兩地藥價差幾倍　內地議價能力更高

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創辦人吳偉麟指，查詢北上買藥的人愈來愈多，因此由2024年8月底開始舉辦北上陪診團，陪伴有需要的癌症患者前往內地認受性高的醫院求診買藥，例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這類三級甲等醫院。他苦笑指，許多癌症患者本質上都較信任香港的醫生，但為了節省支出，即使疲累不適也花數小時來回中港買藥。當他們能夠以以往的十分之一價格購入同款標靶藥，拿到手的那一刻總是喜笑顏開。

他解釋，兩地藥價差異自2018年起浮現。當時，講述因中國內地進口藥價格過高，導致主角開始從印度走私慢性白血病仿製藥到中國出售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引起時任國家總理李克強關注，驅使國家衛健委出面與藥廠議價，再以醫保補貼標靶藥的費用。13億人的龐大市場，使內地有比香港更高的議價能力，令兩地出現三、四倍，甚至十倍的價差。

倡中央集體採購

吳偉麟補充，醫管局與藥廠的議價過程一般為保密，往往只簡短公布了事，導致大眾無法得知定價所考慮的因素，欠缺一定透明度。沒有第三方作監察，無法確保是公平公正。他形容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保護網」，是時候與時並進。吳偉麟又建議政府適時檢討藥物名冊，「這些藥不要說對基層，對中產來說也很貴。」

香港和內地有各自的醫療系統，因此不能在內地出售香港的藥物和醫療器械。為方便港人在內地就醫，國家藥品監督管理與香港政府合作推出「港澳藥械通」，自2021年起允許已在港註冊的藥物和儀器在大灣區45家指定醫療機構，供港人使用。有見及此，吳偉麟建議實行「中央集體採購」，將香港納入內地的藥物採購制度，以相宜的價錢將藥物南下，讓一些病症較重的患者無須長途跋涉回內地購買同一種藥物。

「既然藥物可以北上，為什麼不可以南下呢」？

藥廠利益行先　問題還未近身

香港藥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指出，現時北上的，大都是以標靶藥為主要治療方式的肺癌和乳癌患者，對本港藥廠而言只佔收入的小部分，對整體銷量影響不大。但他指北上買藥將會成為大趨勢，即使現在部分人仍能透過積蓄或醫療保險補貼開支，但錢總會有花光的一天，屆時人們便會到深圳看病：

「以前內地人南下香港購買奶粉，現在卻是港人北上購買標靶藥，這是一個很戲劇性的轉變」。

被問到政府能否與藥廠商討中港合併購入標靶藥，以「中央集體採購」解決兩地價差的問題，蘇曜華指出這取決於藥廠是否願意進行架構重組，放棄香港子公司所賺取的獨立利潤，將兩地歸納合併為大中華地區，把整個中國的生意統一起來，讓患者能夠透過國家的議價能力享受更優惠的價錢。

記者就「中央集體採購」的建議查詢醫務衛生局。醫衛局表示香港與內地屬不同的關稅區，由於各經濟體的收入及生活成本等社會經濟因素各異，相類的貨品在不同關稅區通常會有價格差異。此外，香港的醫療系統、藥物監管制度與內地不同，內地集體採購用於內地醫保的藥物不可能直接在香港採用，因此統一採購藥物並不可行。

一國兩制下　藥價難與內地看齊

曾為智經基金研究中心擔任醫療改革研究顧問，和曾為政府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成員的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阮博文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獨立的關稅機制，藥廠便不會視其為中國的一部分，價格差異總會存在。他認為，藥廠在賺錢之餘也不能定價過於昂貴，導致病人全都北上購藥。他又預計，隨著更多病人北上買藥，藥廠也會覺得有必要去檢討現時的藥物價格。

另外，阮博文亦建議政府可以酌情處理個別例子，提供特別資助予不符合政府安全網資助的病人購藥，以挽留病人留港買藥：「藥廠再不降價的話，就會有越來越多人做（北上）這件事，這樣對藥廠是沒有好處的」。

記者亦就政府對癌症病人的援助向醫務衛生局查詢。醫衛局回應指，截至2024年5月下旬起，關愛基金項目共涵蓋32種癌症藥物，批出的藥物資助總額由2012-2013年度的6,157萬元增加至2023-24年度的6億6,594萬元。

這篇文章 難敵香港天價藥費　癌症病人深圳買平藥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香港和內地在地理位置上咫尺之遙，營商環境、飲食文化卻不盡相同。香港分店的員工工資是內地的三倍，而租金更是四倍有多。面對如此高企的營運成本，這些南下品牌如何確保吸引足夠的顧客，以拓展海外市場？

記者 ｜ 歐姵延　任紀渝　編輯 ｜ 蟻海彤　攝影 ｜ 蟻海彤　任紀渝

根據知識產權署的資料，由 2023 年 2 月 6 日內地恢復通關起至今，至少有59個內地餐飲品牌在港註冊商標。紮根內地21年、坐擁超過330家分店的連鎖燒烤品牌「木屋燒烤」就是來港開店的一員。木屋燒烤在今年4月正式進駐香港，先後在旺角創興廣場地下和西環石塘咀開設分店。

木屋燒烤的香港市場負責人陳慧君透露，品牌早有進軍香港的計劃，更有意將版圖拓展至海外市場。然而，受疫情封關影響，來港開業的計劃才被迫擱置。不過，她觀察到位於羅湖及皇崗口岸的兩家分店，每逢假日都有大量香港遊客慕名而來，「證明我們這個品牌和燒烤受香港人歡迎，他（們）喜歡我們，我們才來。」讓公司敲定餐廳南下的計劃。

租金工資倍於內地　艱困經營如履薄冰

在香港開設餐廳，高昂的租金和人力成本無疑是兩大難題。以木屋燒烤旺角店為例，多間傳媒引述消息指這個位於旺角創興廣場地下、總面積約 2,583 平方呎的地舖月租高達 26.8 萬港元。雖然陳慧君礙於與業主簽署的保密協議，無法透露實際租金數字。但她坦承香港分店的租金是內地店的四倍之多。根據招聘網站的資料，木屋燒烤香港分店全職服務員的月薪範圍為 18,000 至 27,000 港元，遠高於深圳分店餐飲服務員 6,000 至 8,000 元人民幣的月薪，足足是內地的三倍。

提高翻枱率應對高企成本

為了應對香港高企的營運成本，許多餐廳不得不提高食品價格。有食客認為，若香港分店的價格是內地的兩倍，不如北上消費。那麼香港分店在定價上是否有調整空間呢？陳慧君認為雖然木屋燒烤香港分店的食品價格是內地的1.6至2倍，但與香港同類型的燒烤店相比，價格已經是最實惠的，沒有再進一步下調的可能。

面對節節上升的成本，餐廳唯一的出路就是盡可能提高翻枱率以平衡支出。陳慧君坦承，木屋燒烤在香港開業初期一度被批上菜時間較長：「剛開始比較手忙腳亂，運營的熟練度還不夠，又要接待這麼多顧客。」為了縮短顧客的等候時間，餐廳正嘗試加快出餐速度，並減少漏單情況。現時餐廳每天平均可以做到三輪翻枱。

新鮮感過後　如何站穩陣腳？

據記者觀察，周日午市時分，木屋燒烤旺角分店的入座率僅約一半，顧客無需排隊等候便可入座。陳慧君認同隨著品牌來港開業的「新鮮期」逐漸褪去，排隊人龍逐漸減少。但她樂觀地認為這反而是理順營運流程的好機會，有助提升出餐速度並照顧好每一桌客人的需要。儘管熱潮有所減退，木屋燒烤對在港擴張計劃仍然充滿信心。他們計劃在今年內再開設一至兩間香港分店，明年更要增加至五至十間，在香港打穩基礎後，再將業務拓展至海外市場。

獨善其身還是百花齊放

對於有評論認為內地餐飲品牌來港搶奪生意，令本已艱難經營的本地餐飲業雪上加霜，陳慧君反問：

「韓國餐飲（來港開店）算不算搶了？日本餐飲呢？台灣餐飲也有很多，還有這麼多國家的，很多人都在這裏開餐廳，為甚麼單獨對大陸品牌就這麼關注？難道（其他品牌）沒有影響嗎？」

她形容內地與本地餐飲品牌的關係應是包容和開放：「這個世界不可能大家都獨善其身，把自己封閉。」她堅信只有良性競爭才能推動行業進步，不同類型的餐廳能滿足食客的各種需求和口味，共同建立百花齊放的行業生態。為了更融入香港餐飲界，木屋燒烤正申請加入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積極參與業內交流活動。

內地市民消費力下降　
餐廳南下作海外發展「踏腳石」

內地經濟疲弱的問題也是部分餐廳來香港拓展業務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指現時內地市民的消費習慣趨於保守，飲食開支日漸減少，反映消費力下降的現象。

「（內地）市民對前景不是很有信心，不是説他們沒錢，只不過看不到將來，所以儲蓄率會比較高，消費率會比較低。」

莊太量指出內地市民對高級餐飲的需求更少，餐廳若想提升營業額，惟有將目光投向香港以至海外市場。

營商環境截然不同　內地品牌水土不服   

食環署資料顯示，香港有近18,000間餐廳，要在激烈的競爭中避免被淘汰實屬不易。主打湘西菜的內地品牌「蘿蔔向南」於今年2月以25萬元月租租下位於登打士街的舖位，攻港僅四個月後卻宣告離場。而內地知名茶飲店「檸濛濛」的旺角分店，以及在廣州擁有近30年歷史的小食店「咕嚕丸子屋」的油麻地分店，同樣在經營不足一年後相繼倒閉。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楊振年分析，現時經營餐廳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高昂的投資及營運成本，「投資酒樓可能要千多二千萬，就算是小的餐廳你都可能要五、六百萬。」他又指，有些小型餐廳每月虧損約20至60萬港元不等，而大型酒樓的虧損甚至可達百萬以上。對於缺乏香港市場經驗的內地餐廳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如果光靠餐廳開業初期的新鮮感，卻無法持續吸引食客，餐廳將難以長久經營。

此外，兩地營商環境的差異也讓不熟悉香港市場的內地品牌陷入定價的兩難：如果提高食品價格，可能會令本地消費者寧願到內地分店消費；相反，如果維持與內地相同的價格，又難以達至收支平衡。

不了解本地餐飲文化　碰釘結業

儘管香港與內地在地理位置上相近，但飲食文化卻差距甚遠。開關後，旺角街頭充斥著內地來港的手打檸檬茶店，如「林香檸」、「茶救星球」、「啊一檸檬茶」等。然而，去年5月來港的「檸濛濛」於旺角和天后的分店不足一年就宣布結業。楊振年指檸檬茶在內地或許是一件「新鮮事」，但香港茶餐廳販賣檸檬茶已有悠久的歷史：「他們看到早期進駐香港的台式奶茶店生意不錯，不明白『為甚麼香港沒有檸檬茶？』就下來開業。他們不是那麼清楚，下來就會碰釘。」

香港作跳板　進軍海外市場

部分餐廳相繼倒閉，亦有餐廳傳出欠租，但楊振年相信未來仍會有更多品牌選擇逆流南下：

「因為國內（品牌）的資金很大，他們來到香港就算幾間不成功，在他們心目中也未必是一個那麼大的損失。」

相反，如果品牌能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成功站穩陣腳，並建立通用的商業網絡，這不僅可以拓展業務，更能視香港為跳板，為進軍其他亞洲地區，乃至歐洲等海外市場注入一支「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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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個平台周旋並非易事，有外賣員在應用程式申訴遭拒，電郵亦無人回覆，到平台開設的街站求助亦徒勞。事後Keeta回應傳媒，方指出封鎖帳號是為了打擊非法勞工。外賣員日常工作單方面接受平台各種安排，沒有知情權，也沒有商討的空間。學者指出，外賣員雖然是自僱人士，平台稱之為「外賣夥伴」或「合作者」，理應與平台擁有平等的合作關係。

記者｜鍾浩程　劉頌恩　編輯｜羅穎茹　攝影｜鍾浩程　劉頌恩　羅穎茹

今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中秋節，天文台錄得攝氏35.7度。正午12時，記者與Keeta外賣員步兵Cartman相約在太子站，他開工的第一步是在程式裏自拍，通過面容識別登入帳戶。上線不久，便接到一張燒肉店訂單。燒肉店一般備餐時間較長，是外賣員最不想遇到的訂單之一。Cartman到達餐廳後仍未能取餐，於是他等了幾分鐘便上報餐廳狀況。上報很快便獲批核，Cartman得到十分鐘額外送餐時間，等待的時間卻令他接少了單。

在燒肉店等待期間，系統加插了一張披薩店的訂單給他，俗稱「孖單」，即外賣員在兩間餐廳領取訂單送到兩個不同的地點。在兩間餐廳接餐後，他合共用了約24分鐘送餐，但接到「孖單」的他並沒有特別高興，因「孖單」的配送費不及兩張獨立的訂單，但兩者所花費的時間和氣力差別不大。以旺角區為例，路程約一公里的訂單配送費約30元，而路程相若的「孖單」卻只有約55元。

從西洋菜南街出發，途經奶路臣街再前往窩打老道。途中Cartman不時喝水，以免中暑。在烈日下步行超過20分鐘後，他終於完成兩張訂單。此時他額角滿佈汗珠，衣服亦早已濕透。在兩個半小時裏，合共接到六張訂單，總收入為176.4元，平均時薪70.5元。

平台系統不時出錯　申訴制度無效

送餐期間，Cartman經常在街道上又來又回，不時四處張望以確認位置。皆因Keeta的定位和導航系統並不準確，經常引導他前往錯誤的方向；或是錯誤標記餐廳和客人位置。記者與Cartman送餐期間，他有多於一半的訂單都找不到餐廳或客人，需自己上網搜尋位置。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林凱汶指，有一名求助Keeta外賣員被指「到店位置異常」，根據Keeta的送遞服務指引，即該外賣員「於商户定位處以外地方點擊我已到店/取餐」。但他表示自己當天並沒有這樣做，而他的Keeta電子錢包在沒有被通知下失去了當天所賺到約500元的工資。他事後向平台申訴，卻不獲回應，最後選擇到勞工處落案。

林凱汶亦指出，另一位求助外賣員從Keeta的電子錢包中無法提取合共二千多元的工資，就算以應用程式內的即時對話、Whatsapp以及電郵聯絡Keeta的客服，得到的回覆都是模稜兩可，沒有正面回答問題。而且Keeta的電話服務只有單方面致電外賣員，外賣員無法主動致電Keeta，因此該位外賣員最終亦唯有到勞工處投訴 。

惡劣天氣下送餐無保障　踢單被降低接單率

全職平台外賣員阿C現活躍於Keeta。中秋節當晚，阿C送外賣途中遇上黃色暴雨，由於她沒有攜帶雨傘，只能全程淋着雨。平台又在她送餐期間突然加插多一張單給她，使她在暴雨下要臨時更改行程；而且Keeta安排的時間非常緊迫，她直言自己當時要「直衝」，沒有時間避雨，十分狼狽。

遇上餐廳時間等候過長、送餐路程過遠等情況，步兵外賣員都會選擇拒絕接單，俗稱「踢單」，以節省時間。阿C曾經在foodpanda和Deliveroo工作，她指出，Deliveroo雖然提供加乘費用，當接單率達80%或以上，即可獲得1.3倍加乘費用。但平台經常在結算前夕不斷派發長距離訂單給她，而且即使她踢單，系統還是會派回同一張訂單給她，變相她要踢走同一張單幾次，導致接單率大幅下降，使她難以獲取加乘費用，並試過因此失去三百多元。

「你踢單之後你就玩完，即是平台不會派單給你，或者它會停你的更，或者會封你的帳號五天。」

至於foodpanda，阿C認為其對外賣員的控制度更大。foodpanda採取報更制，外賣員會按表現被分成一至六組。第一組就是從不踢單的外賣員，他們除了能優先選擇更份，獲派的訂單亦較多。阿C指出，如果拒絕接長距離訂單，多次「踢單」的話，除了被降低組別，亦有機會被平台暫停更份。

阿C當初被Keeta的工資吸引而跳槽，每張近距離訂單的服務費約23元，並且會有約五元的準時獎。但她現在的服務費只有約20元，準時獎更只有五角，加上其他獎金，一張訂單總收入約21元，比當初的服務費減了不少。

平台經濟的問題　政府應立法監管

平台經濟打破傳統的僱傭關係，外賣平台把外賣員界定為「自僱」人士，並稱外賣員為「外賣夥伴」或「合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陳藝強主力研究平台治理和數位勞工，他指出外賣平台資訊不透明，外賣員對平台演算法如何運作沒有知情權，平台無需公開分配訂單和計算工資的原則，令外賣員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工作，只能猜測如何獲得更多訂單和更高工資。每當平台改變政策或減工資時，也無需諮詢外賣員，外賣員只能選擇接受或者離開；而外賣員上訴時，往往只能獲得罐頭式的回覆。

陳藝強亦提出，平台經濟以補貼的方式吸引勞工，當平台慢慢壯大，勞工與平台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時，就會開始逐步減工資。然而，一些外賣員可能因為已經習慣彈性的工作時間，又或者家庭因素等，無法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這個是他（外賣員）工作的原因，但不是剝削（外賣員）的理由。」

陳藝強建議政府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得到相應的勞工保障，如工傷意外保障等。另外，平台應以合理和清晰的方法解釋工資的計算方法；提供最低工資保障，例如一直上線卻沒有獲派訂單的外賣員，平台應嘗試給予補償；並提供公平的方式與外賣員溝通。

平台與勞工或存僱傭關係　外賣員卻無意追究

物流平台Zeek於2022年拖欠多名勞工工資，去年勞資審裁處裁定Zeek與送貨司機之間存在僱傭關係。「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麥德正認為這次案件是平台工作者權益問題上很重要的進步。但他亦補充，香港的外賣平台公司非常了解要怎樣應對，他舉例，每逢Deliveroo遇到外賣員申訴至法庭的時候，都會與外賣員庭外和解，「用錢解決」事情。

對於外賣員來說，時間就是金錢。由於手續繁複，他們不願意浪費時間到各個部門申訴，寧可多跑幾張訂單；而且與外賣平台對抗，最終更可能要面臨被公司杯葛或永久封帳。

勞工處回應《大學線》電郵查詢，指已成立聯絡小組，與主要數碼平台經營者及相關持份者探討加強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可行辦法。處方亦委託統計處了解本地平台工作者情況，相關的採訪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確認和分析所收集的數據，預計於2025年年初發布調查結果。《大學線》記者亦有電郵向Keeta查詢，但在截稿前亦未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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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18年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今年首次不獲藝發局資助，令外界擔憂電影創作者之路變得更艱難。在芸芸電影業崗位裏，劇本是電影的靈魂，偏偏香港的編劇角色被動、薪金低下、飽受壓榨時有所聞，令愈來愈少年輕人入行擔任編劇，行業出現青黃不接的困局。

儘管如此，業界仍嘗試扭轉局面。今年，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推出「新晉編劇學徒計劃」，聘請全職學徒師承資深編劇；香港新晉創作人協會則推出「新晉編劇計劃2024」，提供金錢資助之外，也將入圍編劇作品集結成書。

記者｜盧俊羽　何栩昕　編輯｜蔡鎔仰　攝影｜蔡鎔仰　何栩昕

香港新晉創作人協會得到私人資金的幫助，推出「新晉編劇計劃2024」，資助十名編劇，讓他們在為期四個月的創作期內，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創作。計劃設有公開圍讀、成書出版、觀眾票選等程序。計劃會為每名成功完成劇本的創作者提供最少八萬元、最多13萬元的資助額。

作家任評審　劇本結集成書

協會代表，曾為《窄路微塵》、《濁水漂流》等電影做監製的文佩卿是編劇出身，她認為香港的編劇在「生存」和「追求」之間難以取捨。在影圈中，編劇們往往為了生存放棄自己希望表達的理念，被別人左右創作，例如她以往比較討厭撰寫「賀歲片」的劇本，但在現實層面和維持生計的考量下也只能撰寫賀歲片」，她直言：「自己從來沒有獨立創新。」認為一直以來都無法創造出自己喜歡的內容。

文佩卿形容編劇角色被動，只能夠服務導演，一旦在合約上簽名，版權就會隨之易手到電影公司，薪金更屬行業最底層。因此她所屬的協會推出「新晉編劇計劃2024」，嘗試為栽培編劇出一分力，給他們創造一個自由且沒有金錢壓力的創作空間：「可以有時間、有錢、有資源、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對很多編劇來說是很奢侈的。」參加計劃並完成劇本的每位編劇會得到最少八萬元的資助，後設觀眾票選獎，最高票數的三位編劇則會額外得到合共十萬元獎金。創作期中更有11次創作會議，包括恆常會議、入圍編劇之交流會和與業內前輩進行交流會。計劃另設圍讀環節，讓電影投資方、業內人士和公眾認識劇本。

有別於一般做法，是次計劃並不全由業內人士判斷劇本高下，反而由作家韓麗珠、謝曉虹、伍淑賢、舞台劇編劇莊梅岩及資深電影編劇歐健兒擔任評審。之所以作如此大膽的嘗試，是因為文佩卿認為行業青黃不接，雖然評審們以作家為主，但不代表她們缺乏賞析劇本的能力；相反，文佩卿認為她們的作品已可見其具有足夠能力分辨劇本質素。

「既然都這樣的時候，是否仍要局限於行內人呢？行內人已經做了這麼多年，不如嘗試一下新的東西。」

新晉編劇：最實際的支援就是錢

「新晉編劇計劃2024」接獲500多人報名，歐穎瑤（Yoyo）和鄭佳麗（Kasi）分別是專業組和公開組的入圍者。兩人從事影視業多年，Yoyo曾因2017年開始入行撰寫多齣電視劇劇本，如ViuTV的《反起跑線聯盟》、《和解在後》；而Kasi未算是正式編劇但則曾寫稿和製作不同類型的紀錄片。

談到合約問題，Yoyo曾經寫完整份劇本後，電影進度從此停滯，由2022年到現在仍未收到剩餘的一半酬金。但因受合同約束，而合同往往保障電影公司，電影若有任何原因無法開拍，最終決定權只會在電影公司手上。編劇作為被動的一方，就只能一直等待。

因此，對她們而言，整個計劃的可貴之處就是創作的同時會得到穩定的資助額，而不會被任何人拖欠。雖然她們的經濟壓力較小，家人也很支持她們走這條路，但Yoyo不諱言：「這樣說好像很『市儈』，但說真的，最實際的支援就是錢。」有了金錢，就能夠更靠近她最理想的創作狀態。

Kasi補充，香港許多影視創作的比賽都很難以純粹編劇的身分報名，很多時候都要以導演的名義報名，若然有故事想拍，就要找一個導演，很少有以編劇角度出發的比賽，因此更覺今次計劃難得。

學藝於資深編劇　為期一年半　

無獨有偶，編劇行內還有另一新計劃。上述計劃是私人捐款，這個由政府出資。

「新晉編劇學徒計劃」由政府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並由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推行。首屆將為最多五間電影公司提供資助，獲資助公司必須聘請兩名全職編劇學徒，每名學徒月薪不少於15,000元，計劃旨在幫助編劇入行，同時為他們提供穩定收入。200多名參加者中會選拔出十人，合約期為18個月，計劃規定畢業不多於五年的人參與。五位資深電影工作者陳果 、譚廣源、許月珍、彭秀慧和翁子光將會擔任學徒的直屬上司。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副會長林淑賢憶述，編劇學徒計劃的構想源自一次評審機會。過去三年，她為浸會大學創意寫作課程的畢業作品擔任校外評審，畢業生的課業正是一份電影劇本。林淑賢指，她給予評語後，大部分學生都會問她怎樣才能成為編劇，諷刺的是「這行業很奇怪地，我們不會登報請人。你需要有一些相關背景，很多時候都是靠推薦。或者現在有很多同行去了教書，然後留意到一些學生可以栽培。」要成為電影業的一分子，都是視乎契機，有些人可能副導演出身，或在近十多年從學院畢業，才能躋身行業。

林淑賢眼見年輕學生叩門無路，而行業又不景氣，不少計劃因投資者突然撤資而無法進行，編劇甚至無法繳付薪金予助手。電影工作者總會向電影發展基金申請資助以推行計劃，根據電影發展局的資料，基金去年底為此計劃批出約480萬元資助額。林說：「起碼生活上有基本照顧，我聽說過做編劇只得2,000元一個月，還要洗碗幫補生計，我聽完之後都覺得很心酸。」

雖然計劃仍在試行階段，但她也希望往後能繼續廣泛推行：「我覺得正常行業你都是需要不停有新人進來， 行業才會有進步。」

盼下一代對電影有所追求

身為「新晉編劇學徒計劃」五位直屬上司之一，曾為電影《正義迴廊》撰寫劇本的資深編劇譚廣源自2005年開始參與電影製作，其後一直擔任全職編劇。他坦言剛入行的編劇待遇不太好，剛開始的幾年十分辛苦。花上幾個月籌備的電影，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開不了機。

種種情況讓人沮喪。但他始終認為一個行業若要持續發展，必須要有新血加入。他提到1970年代的香港電影新浪潮：「許鞍華那些（新導演）全部都很年輕的。現在新一代也有很多很好的新晉導演，有很多很好看的電影。」而學徒計劃正正能夠為行業注入新動力。

他希望學徒們能參與最少一部電影，負責不同的項目，包括資料蒐集、寫劇本、思考題材。他也希望介紹自己的學徒跟隨不同導演，學徒的實際工作內容則視乎導演的要求。至於完成實習後，他期望學徒至少能夠累積到一定的經驗和人脈，後期能靠自己的編劇工作生存：「不然實習完之後，政府不給錢，他就生存不了，這是不應該的。」

他勸勉年輕人，這一行只有自己的負能量打敗自己。他希望編劇能持有童心和少年心，不斷對世界好奇，同時對自己慾望追求，重要的是用什麼心態去面對挫敗，要學習去化解而不是忍。

這篇文章 金錢資助新晉編劇　令他們無憂創作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建青年專屬空間 回歸樸素生活

躺會兒青年養老院位於成都天府新區，創辦人楊闖世表示，養老院的創辦目的是讓青年從工作和家庭困境中得到一個解壓、喘息的空間，而非建立一個單純「躺平」的地方，故不會讓年過45歲和沒有工作經驗的人入住。

躺會兒今年7月建立，楊闖世投入逾200萬元租下荒地，改建成30多間房子，提供約60個宿位，又讓住客參與耕種、餵養動物等田園體驗活動。躺會兒只接受預約，並透過問卷，了解客人的年齡、喜好和工作，簡單篩查符合條件的住客，最低收費為每月1200元人民幣。楊闖世解釋他們的營運模式能減低成本，舉例院內膳食主要來自上一批住客耕種的農作物，故此沒有額外購買食材的開支。加上，躺會兒歡迎旅客打工換宿，讓他們幫忙收拾房間，以換取食宿。住客更能利用自身技能，舉辦興趣班予其他住客自費參與，例如瑜伽和小手作等，養老院會給予活動所得收入的三成作為分成，藉此打造一個鼓勵青年樂於社交的地方，透過大自然生活，暫時卸下城裏的壓力。

青年養老院作宣傳噱頭 提高知名度

早在2020年，楊闖世已在成都郊區營運農場度假村，他表示度假村轉型前後的營運工作並無太大差別，只是把名字改成青年養老院，收入便比以前增長兩倍以上。他解釋，「青年」和「養老」是兩個矛盾的概念，因此形成衝擊感，掀起這股熱潮。現有約七至八人的團隊經營逾百個小紅書帳號，由於員工也在該處居住，部分帳號會以住客身分分享養老院日常，亦有些會表明是員工。

他承認，青年養老院是一個宣傳的噱頭：「如果沒有一個宣傳的入口，好的產品還是銷售不出去。」他指藉著追逐媒體上的熱門話題，可令知名度倍增，連帶增加流量和營業額，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住客可以便宜租金體驗新生活，經營者又可擴展業務。

旅遊業受重挫 民宿轉型自救

30歲的崔凱於2018年聯同合夥人在河北省野三坡經營民宿生意，以內地旅客為主要客群。去年8月經歷洪災後，當地多個景點受損，崔凱的民宿因斷水斷電、房屋損毀的問題而無法營業。崔凱明白單靠景點無法吸引人流，保留以往的營運方法有可能令民宿丟空。修復民宿半年後，他決定轉型成為「觀野青年養老院」，吸引青年體驗當地鄉村生活，並提供約50個宿位，月租1999元人民幣。

崔凱認為養老院有別於民宿，會提供食宿以外的一系列活動，包括與附近私人營運的水上樂園景區合作營運，讓住客參與娛樂活動。除一般住客外，有來自中國各地的才藝老師到村內舉辦興趣班以換取基本住宿，也有部分青年人因失業問題而到此「以勞換宿」。有別於躺會兒養老院，觀野養老院並無年齡限制，認為心態開放也能稱為「青年」。

崔凱表示民宿改成養老院後，入住率相差不大，他亦不期望轉型會帶來更多營利。雖然利用青年養老院的噱頭為他們吸引了新住客，但他認為「養老院」帶有「終點」的意味，而這與自己「讓青年人短暫調整再出發」的創業理念相反。為了避免引起外界誤會，會逐漸減少使用「養老」一詞，將來或會改為「青年充電站」等較正向積極的名字。

談及行業的未來，崔凱指青年養老院的熱潮有下滑趨勢，亦相信「跟風」開業的院舍在熱潮過後或會倒閉。他認為在創業過程中，容易在改造院舍和網絡營運上投入過多成本，實際上卻「真的不賺錢」，成功機率較小。

轉換環境 期望落差

宣傳影片呈現養老院美好的一面，不少住客亦在網上分享入住養老院的良好體驗，形容「真的能解壓」。同時，也有批評的意見表示體驗並不圓滿，青年養老院只是門面包裝，實質甚至比一般民宿更差。

30歲的吳小姐半年前因家庭矛盾，想找一個可以喘息的空間，故計劃出外旅遊，換個環境休息。小紅書上，一家位於雲南西雙版納的新青年養老院吸引了她。她對宣傳照片中的近郊風景，還有瑜伽、種菜等餘暇活動的觀感頗佳，又受到月租1680元人民幣的價錢所吸引，便通過微信與負責人預訂和繳付全數月租。今年3月，吳小姐獨自從上海飛往西雙版納，準備迎來一場療癒身心的旅程。

吳小姐約凌晨1時到埗，要自行乘搭計程車前往位於農村的的養老院，村內沒有路燈，道路窄小迂迴，使她在漆黑的郊外迷路。抵達養老院後，又發現晚上沒有熱水洗澡。她向老闆反映，對方卻反問「那我房間為什麼有熱水啊？你不行就到我房間去洗啊。」老闆的態度令她頓感錯愕：「怎麼會有這樣的老闆？設備沒完善好肯定是你的問題，你要想辦法改善，而不是發牢騷！」

「條件非常簡陋，就是完全跟想像的都不太一樣」

她在居住期間亦遇到其他起居問題。養老院的宣傳指可提供收費餐點，店家卻要求住客自行解決膳食。迫於無奈下，吳小姐須乘搭40多分鐘的計程車到市區解決一日三餐。此外，衛生情況欠佳，令她感到不適：「很多設備都是二手破爛的，感覺特別不舒服。」故她寧願手洗衣服，也不使用公共洗衣機；更沒有清潔人員打掃房間。吳小姐本以為養老院會具備一般民宿的基本設施和服務，但現實與預期相距甚遠：「廚房沒弄好、樓道都很髒，就相當於一邊開業一邊在完善。」她更指入住不久後，四位負責人中有三位為處理正職和私事離開養老院，對住客反映的問題也是不置可否，感覺只是隨便經營。

事後吳小姐回想預訂流程：「沒有一個正規的預訂手續，例如登記身分證。如果他真是騙子，你可能也找不到。」此外，養老院位於郊野地區，入口對外打開，通往客房的樓道也可隨便出入，令吳小姐長期擔心保安問題。

實際情況與宣傳貨不對辦

青年養老院的賣點之一是舉辦活動，專門為青年提供社交空間。不過吳小姐表示店家並沒有限制住客年齡，曾遇到小童和長者住客。負責人沒有舉辦宣傳中提及的瑜珈、種菜活動。唯一一次是商家宣稱會帶各住客爬當地有名的基諾山。當時，吳小姐和幾位住客踴躍報名。到埗後才發現地點變成不知名的小山，身旁更多了一位網紅隨行。期間，負責人幫忙拍攝她們嬉水的畫面。事後，吳小姐才發現照片被網紅用作影片素材。絕無僅有的活動竟是店家的宣傳手段，她對此感到氣憤：「如果你真正有做到一些活動福利給住客，那倒無所謂，但他就只是為拍素材才去做。」

住客漸對養老院的活動失去期望，後來自發組織玩遊戲、吃飯和出遊。但吳小姐認為住客的聯誼僅限於此，不會更深入交流。他們雖交換了聯繫方式，但離開養老院後便沒有再聯絡。

她表示那裏雖美其名曰青年養老院，其實就只是民宿。這趟一個月的旅程的確能讓她調整心情，不過她再三強調並不是養老院的功勞：「就算不住在他那裡，在另外一個新環境也會好起來。」她認為負責人馬虎經營，浪費了當地的美景，為此感到遺憾，亦坦言下次會選擇具完善配套的酒店或經正規網站預約民宿。

這篇文章 內地「青年養老院」紅遍網絡　是創新？是噱頭？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港隊健兒在今屆巴黎奧運屢創佳績，整個夏天，社會都瀰漫著一股奧運熱潮，茶餘飯後都離不開奧運、體育。順應潮流，寫一篇以運動員為主角的人物專訪似乎合情合理。

到了真正下筆撰寫稿單的時候，正是殘奧開幕的第一天。我忽發奇想：有關運動員的專訪已經多如繁星，我對殘疾運動員的故事特別感興趣，將他們獨一的經歷帶到更多人的視野。就這樣，我開始接觸一個又一個殘疾運動員。

當時殘奧的賽程尚未結束，運動員大多忙於訓練和比賽，採訪邀約大多石沉大海，或是被委婉拒絕。每經歷一次挫敗，我和編輯就要重新擬定一個新的受訪者。如是者，重複三四次後，我們在導師的建議下嘗試邀請硬地滾球雙金得主何宛淇。考慮到很多媒體已經報道過她的經歷，我們決定劍走偏鋒，一併採訪她的教練、管道助理員兼丈夫李榮傑，介紹他們多年來互相扶持、一起進步的故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才剛做好資料搜集，便被告知何宛淇和李榮傑二人在翌日將會出席一個分享會，結束後，他們將會有四十五分鐘左右的空隙可以做個簡短的訪問。這意味著，我只有一晚的時間擬定訪問的內容，更別提當時我對硬地滾球的規則仍是一知半解，我甚至還未弄清每個組別對運動員身體功能和狀況的要求有甚麼區別。

除了準備功夫，在訪問過程中也可謂是「腹背受敵」。我第一次跟奧運金牌近距離對話，說不緊張肯定是假的！而且，當時一直有工作人員在旁催促，要求我們盡快完成訪問，時間十分有限。對內，我要克服自己的緊張；對外，又要掌控好時間。幸好，何宛淇和李榮傑都非常友善和配合，訪問才有驚無險地得以順利完成。

縱使準備和訪問的時間倉卒，希望我仍能將何宛淇和李榮傑的故事好好傳達給讀者，不要辜負他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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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好記者腦海中應該隨時有好故事，但在交稿題前，我的大腦似乎放棄運作。當初選專題時有很多考慮：政治上很多想說不能說、國際線無法切身處地與受訪者共鳴，且要找到合適的被訪者不易，於是淺薄而現實地選擇了「較穩陣」的經濟線。悲觀的我看不到由治及興的好處，只見市道低迷、老店小店難逃結業之劫，誰知樓下那家由細食到大的茶餐廳又能捱到何日？

喜歡土炮懷舊地踎的茶樓和冰室，所以敏感，所以關心。

做過飲食業，略聞行家經營之不易。雖然餐飲業來去迅速非新鮮事，但走過旺角，滿街內地連鎖手搖店、串燒店、湘菜館、酸菜魚？陌生之餘，更怕我們會失去更多拼命生存的本地小店，所以想做一個「本土小店在內地餐飲巨頭的重壓下的生存之道」的故事。理想總是豐滿，太多假設、找不到case，加上篇幅所限，最後只好集中講內地餐飲在香港的競爭力。

萬事起頭難，始知更難的是找到想要的被訪者。我前後至少聯絡了五間內地餐飲品牌，對方不是拒絕，就是沒回覆。好不容易找到願意受訪的一間，結果要等到截稿當天下午，對方才有空接受訪問。加上，做完前面一位餐飲恊會主席和一位學者的訪問後，仍舊摸索不到文章的脈絡，只能硬著頭皮在下午三點完成餐廳負責人的訪問後，衝到附近的咖啡店做訪問的transcript，然後一口氣由零開始寫完那二千八百字的稿件。結果是沒有故事，很多空泛之處只能用數據來填補，自己讀起來也有點不知所云。

但要論做這次專題最深刻的反思，那該是：如何更妥善地應對不真誠的受訪者。我認為人的交流唯有面對面才有意義，而我喜歡觀察人在舉手投足間的細微表情，咀嚼字裡行間隱含的意思，以及在眼神中判斷對面的人是否真誠。有位受訪者在收到受訪題目後，立即表示有部分題目他不會回答。他解釋因不想舊事重提，也不想說多錯多。訪問說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我自然尊重受訪者的感受。讓他不舒適的題目，他可以不回答。但是否也展現了我的弱勢，所以得到的是含糊其詞、與在其他媒體上說辭不一的回應？只能再三反省：我期望得到怎樣的回答？我該如何提問？我給受訪者展現出怎樣的姿態？這會如何影響他的回應？永遠先反思自身不足，而在自如地應對受訪者，並得到想得到的回答上，我的路還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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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工作繁忙，加上之前疫情影響，不少人已習慣叫外賣。

從客戶角度出發，多一個外賣平台自然是好事。平台為了吸引客人，就會各出奇謀，提供多個優惠去「搶客」，例如不需要最低消費、免運費等，消費者總能受惠。

我本身比較少叫外賣，但我和一般人一樣，也認為只要多人叫外賣，外賣員就一定有多點單可以接，工資自然也不會太差吧！記得和受訪者Cartman聊天的時候，他提到，有時候可以一張單也沒有，而且每單的運費愈來愈低。此外，平台提供優惠給客人，成本便會轉嫁到外賣員身上，例如強迫性合併單（要求外賣員到兩家相近的餐廳取餐，然後送去兩個距離10分鐘的地方）。比起兩張獨立單，合併單的報酬會稍低。是次採訪，讓我了解到外賣員的各種辛酸。原來當外賣員也不是想像中的容易。

另外，我和兩位外賣員關注組成員做訪問，了解到雖然外賣員面對著林林總總的問題，但只要平台願意付錢解決，他們就不再追究。因為追究的時間長，時間成本更高，但賠償金額低，所以大部分外賣員都寧願就此罷休。聽到這裡我覺得很心酸，外賣員工作不受保障，連想要追究也有一定的障礙。

我們作為記者，或許不能夠讓他們面對的困難立即解決，但至少我們讓這些故事被看見。

第一次做《大學線》，面對的壓力和困難很大，要在短短三周內完成所有事前工作及訪問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感恩的是有遇到很好的受訪者，願意提供資訊，亦感恩有編輯和記者隊友的幫忙才能做到這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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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知道要做有關中國「青年養老院」的報道時，我便感到十分擔心。一來我對國內了解不多，對於「青年養老院」更是聞所未聞。幸運地，我在尋找受訪者上頗為順利。很快便在「小紅書」上找到願意接受訪問的養老院老闆和住客。但與受訪者進行訪問時則遇上大大小小的問題，如我不太擅長用普通話溝通，我和受訪者有時會聽不明白對方的說話，要同學幫忙翻譯。有一次，正當我們使用微信與受訪者進行視像訪問時，我們突然被封鎖了帳號 ，幸好微信的電話通話功能仍如常，訪問才得以繼續。

經過不同的訪問後，我對「青年養老院」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概念。在學歷貶值和經濟持續低迷等各種原因下，內地青年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青年養老院」應運而生。「青年養老」雖是噱頭，但它的確提供了一個空間，讓年輕人能暫時脫離城市的煩囂，好好放鬆，重新出發。

在現今世代，青年彷彿不能「慢下來」，要不斷進步，提升自己，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下存活下來，這固然是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生存的不二法門。但有時候適當的休息，才能使我們走更遠的路。在節奏急速的城市中，能有一個地方讓人們慢下來，實屬難能可貴。當我們感到疲倦時，不妨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好好休息。

當我們感到疲倦時，不妨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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