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譚汝謙 : 溝通中外，振興人文 [錄影]

2021年8月8日星期日晚
Zoom錄影訪問

關於錢穆、唐君毅兩位新亞書院創辦人的事跡文獻甚豐，但能夠親炙國學大師，與他們建立亦師亦友，如家人般親密關係的卻屈指可數，譚汝謙教授是其中之一。譚與新亞緣起於一個誤會，中學時打算隨家人到秘魯發展，一心在出發前學習西班牙語的他，報讀新亞書院外文系，開學後才發現外文系只教英文。誰會想到歪打正著，新亞五年遇恩師，成大器，畢業時與錢穆先生一席對話，更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走上歷史研究之路。

譚汝謙的父親是知識份子，曾在國內擔任中、小學教師多年，中共建國後帶著家人來到香港，當時一心投靠在秘魯的親人，因此視香港為中途站，沒打算久留。為了減輕家人經濟負擔，譚報讀了位於大坑東徙置區內一所教會學校——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該校學費平絕全港，以官立的金文泰中學為例，當時學費約二十四元，而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只需十六元，因此吸引大批學生慕名而來，單是報名都要排兩日兩夜，他獲中文部取錄成為第二屆學生。譚父一直希望他中學畢業後到秘魯幫忙生意，然而待在香港兩年仍未辦妥入境手續，父親不欲耽誤他的學業，幾經思量後決定讓兒子留港升學。至於選擇新亞書院外文系原因有二，他說，當時父親愛看王道先生主編的《人生雜誌》，由南來香港的知識份子都會投稿，包括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父親說最好去新亞書院，因為他知道新亞書院有錢先生與唐先生教書，他認為是最好的。」想到前赴秘魯的手續一辦好便要終止學籍，由於秘魯通用語言是西班牙語，因此選擇了外文系，「當時不是叫英文系，是俗稱外文系。我爸爸以及親戚朋友都無人讀過大學，不知道外文是甚麼，更加不知道新亞書院外文系只教英文……後來入到新亞都不宜改了，如此難得才入到，唯有硬著頭皮讀英文系。」（編按：外文系後改名為英語文學系。）既來之，則安之。如是者，一九六〇年譚正式成為「新亞人」。

入學面試情況還記得嗎﹖「坦白講，我無參加面試。」他答。原來他參加了為期四十多天由台灣舉辦的「港澳青年回國觀光團」，出發前已考香港專上學校統一入學試，身在台灣時得知入學試過關，需要接受口試，於是去信考試主辦單位解釋未能出席，「我返到香港才收到答覆，結果我好夠運，原來新亞書院收了我。不單止收我，還選我做優異新生，入學學生招四、五個叫優異新生，獎項是四年都不用交學費。」事後他向校方探聽，才知道因他中學會考成績表現相當好，中文科是A，另外兩科是A+，加上高二時參加《中國學生周報》全港學生徵文比賽取得第二名，「港澳青年回國觀光團」亦是優秀學生才有機會參與，書院考慮過以上幾點後，決定頒優異新生獎予他。

新亞書院規定全校學生必須修大一國文和大一英文，當時英文基礎課程大部份由「耶魯學士」（Yale Bachelor）任教。「耶魯學士」與學生年齡相若，上課不拘師生禮節，鼓勵發言與辯論，閒時會邀約學生旅行，或到他們位於孟氏圖書館附近的住處開派對。譚說：「最重要一點是，來新亞做Yale Bachelor的老師，通常對中國文化有種熱愛，我們畢業之後仍有聯繫，如黎天睦先生（Timothy Light）與衛文熙先生（Edmund Worthy）。」黎天睦先生是中國語言學專家；衛文熙先生是宋史學者，歷任美國歷史學會（AHA）總幹事。他又提到有些老師性情古怪，如教授英國詩的劉若愚先生，「當時上堂期間有飛機在上空飛過，他就會大發雷霆，丟下書本就走，說落堂了﹗好多時我都衝上去拾起本書還給他，他不是嬲學生，是嬲個環境。」他理解，劉先生投入講解浪漫的英文詩時被飛機聲打斷思路，自然沒心情教下去。中文方面，老師亦各有風格，例如教大一、大二國文的莫可非先生愛開玩笑，雖然他廣東話說得一般，但仍盡量用廣東話教學，有時刻意用不純正的發音引學生發笑，十分平易近人。又例如時任中文系系主任黃華表先生，有次解釋漢代《鹽鐵論》時，講到英國阿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經濟學，忽然由廣東話改用英語，解釋與《鹽鐵論》相通之處，中英並用自如，同學目瞪口呆，他頓感新亞老師學貫中西，臥虎藏龍。

最初報讀新亞，很大程度是希望求學於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因此入學後，凡是唐先生的課，他都修讀，但當時錢先生除了在新亞研究所講學外，已不再開課，但因緣際會，他亦有機會聽課，何解呢﹖當中原來有段故，譚自細熱愛音樂，七、八歲起參與故鄉的粵劇團，學拉二胡，他來港前在廣州讀中學，曾考入廣州市政府辦的廣州青年業餘粵劇團，著名粵劇演員馬師曾與紅線女都是該團導師，他對音樂的興趣未因環境轉變而消逝，入讀新亞後，一年級下學便與同學成立「中國古樂會」，由於錢先生推崇儒家禮樂，大力支持「中國古樂會」，更撥出一個教室讓他們練習，「我們是唯一一個學生團體有專用課室」。校方請了六、七位校外的老師教授樂器，包括古琴、古箏、簫笛、二胡等，後來更添加月琴與古典舞蹈，老師會翻譯明朝的樂章讓他們練習、演奏，後來古學會改名為「中國國樂會」，「我們在新亞禮堂應該是全港第一個音樂團體開始做這類活動，當時香港大學的饒宗頤教授都知道，他非常讚賞，經常邀請我們演奏……錢先生亦知道，所以好多時他放工，下午五、六時在校園踱步，會看一看我們在不在。」國學會大受歡迎，規模亦愈來愈大，「錢師母都加入國樂會拉二胡，二胡班曾經一度有六、七十人報名，導師王純先生應付不來，分了兩班，他自己教甲班，乙班就交給我教。錢師母在乙班，所以與她變得熟稔，雖然年紀比我們大，但課堂上會尊稱我做譚師傅。」正因這重關係，錢先生不時請他到家聚餐、夜談，慢慢建立亦師亦友亦家人的深厚關係。

一九六三至六四年間，「中國國樂會」會員超過二百人，包括新亞師生、教職員家屬以及港大、崇基等校外有興趣的朋友等。有些清貧學生負擔不起買樂器，而國樂會的樂器又不足應付會員需要，他聽說當時政府負責文娛康樂的沙利士先生（Arnaldo de Oliveira Sales）對中國民間傳統宗教、音樂很有興趣，以公帑購入大批樂器打算向公眾推廣，於是便主動聯繫對方情商借用樂器，「與沙利士見面，問可否借樂器給我們，他立即表示歡迎，歡迎到極。」原來這一大批樂器購入後一直無人問津，有「知音人」接收，自然無任歡迎。然而，國樂會壯大卻引起英文系某位老師的不滿，「這位老師搞了一個西洋歌劇組織，每年都會公演一次。其實我都有參加那個歌劇，他們原先很多人參加，後來個個去國樂會，他就怪罪於我。」譚指，這位老師雖然沒有說出口，卻刻意刁難，當時對方教授的莎士比亞是必修科，課程分為兩個學期，上學期他的成績是五十九分，六十分才算合格，新亞註冊主任王佶先生知道後，私下建議他向對方道歉，但他認為同學喜歡國樂會是自由選擇，他並沒有做錯，堅拒道歉，結果下學期的莎士比亞又是五十九分，最終要多讀一年才能夠畢業。

六十年代初，譚為前途躊躇，那時打算到美國留學，但對於選科卻茫無頭緒。他多次向錢先生表示憂慮﹐錢先生想了一下，問他讀完學位後想做甚麼事業，強調是事業而非職業，不單為謀生，而是一生的興趣，情感的依歸。他費煞思量，自覺讀外文出身，熱衷西洋哲學與中國文化，便答道：「我不如去做一些類似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工作。」錢先生聽到後直指他不夠資格，「我當時不明白，點解不夠資格﹖我外文系畢業，對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不敢說全修過，但讀了五年都比其他同學多。」錢先生解釋，你說要溝通東西文化，但東方文化除了中國還認識甚麼﹖印度文化﹖蒙藏文化﹖日韓文化﹖既然這些都不懂，若不深造東方文化，便沒資格作橋樑，遑論促進東西文化交流。與錢先生對話後感失落，於是再找唐君毅先生指點，唐先生亦認同錢先生的觀點，認為他的事業志向很好，但準備不足，建議他到美國讀中國以外的東方文化，他最終選擇攻讀日本文化。

選定志向便要面對實際問題，在全無相關知識基礎下報讀研究院，那有大學願意取錄﹖譚憶述與錢先生討論後，對方笑笑口說：「這個問題你交給我便是。」六五年學期完結，錢先生正式辭職離開新亞，這年中文大學迎來第二屆畢業生，大學為提升在國際認受性，畢業生均須接受校外學位考試委員評核，其時外文系的校外委員是美國印第安娜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系主任柳無忌﹐其父是中國詩人柳亞子，錢先生在北京時與柳亞子是燕京大學同事，換句話說，錢先生是看著柳無忌長大。柳先生來港任校外委員時，錢先生安排二人見面，不久譚便收到印第安娜大學研究院日本文學碩士課程取錄通知書，通知書內附入學申請表，原來他尚未正式申請已獲取錄。

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他向印第安娜大學申請到獎學金攻讀博士，當時印大一位來自日本的訪問教授推薦他到京都大學深造，因此六八年回港結婚後便打算負笈日本，誰知印大此時來信，指他並非美國公民，而且到日本後未必再回印大繼續博士課程，因此決定取消獎學金。他不欲放棄京都大學深造的機會，於是毅然來到日本，一邊學習，一邊為日本學生補習英文，又兼職產品翻譯，賺取學費與生活費。然而，在日本攻讀博士依然好夢難圓，一九六九年開始，日本左翼學生受中國文革影響，高舉革命，日文叫作「學園紛爭」，原本寧靜的校園一夕充斥革命標語，當時校內分成兩派，一派由時任校長奧田東為首的保守學者、校友，另一方是左派學生組織，試過成千上百人圍堵京都大學，六九年下學期開始，根本無法子在學校上堂，譚的指導老師阪倉篤義教授更曾被左派學生軟禁兩星期，後來阪倉見情勢愈演愈烈，不想耽誤他的學業，勸他暫時離開日本，再赴美國深造。一九七〇年八月，他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歷史博士學位。

遊子學成歸來，新亞書院七四年聘請他出任書院輔導長及歷史系老師，當時余英時教授出任院長，在聘書發出後私下致函勸他擱置回新亞的計劃，在美國多待兩年才回來，教席會為他保留。何解﹖譚說原因有二，首先，余英時回港任新亞院長時正趕上中大改制，被任命為改革委員會主席，中大要由聯邦制改為統一制，「因為當時改制的問題，書院與大學入面有好多矛盾，新亞特別嚴峻，我後來才知道，原來錢先生、唐君毅先生已經辭職，新亞校董會大部份都辭職，抗議中大……余先生在中間做磨心，他是改制的召集人，他贊成改制，唐君毅先生認為余先生是新亞叛徒……」譚說，當時校內形勢複雜，並非加入的好時機，加上余認為他是新亞畢業生，讀完博士後馬上回到新亞，會讓人覺得他在外面無法生存，只能回母校「食老本」，余以「大師兄」的身份作忠告，他認為不無道理，當時心想：「旁人有機會與錢先生一言一談已經好好，而我經常去他屋企，坐他的校長車，車我去他沙田的家，當家人一樣，好多人好妒忌。」於是他採納余教授的建議，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及至一九七五年八月才正式到新亞上任，此前輔導長一職由孫國棟代理。

「余先生一早警告過我，返到中大最好不要就改革一事表態，他以師兄的身份教精師弟。」他聽從余的指示，絕少就大學改制一時表態，或許因此與大學幾位主要行政人員相處良好，李卓敏校長在一九七七年左右，邀他與歷史系的吳倫霓霞博士及校務處的關禮雄博士幫忙撰寫自傳，李教授退休後每次回港都找他，前後為李錄製了十數卷錄音帶，九十年代他離開中大，便把資料交予吳倫霓霞博士整理。前中大秘書長陳方正亦與他十分老友，七十年代初政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不久後中大收到恆生銀行偉倫基金捐款，成立「香港綜合中文教材發展中心」，中文系講座教授劉殿爵是中心主任，原本大學屬意陳方正出任中心總監，但陳則推薦了他。在此之前，中學課程的中文教材良莠不齊，而且年代久遠，如經濟學教科書竟是抗戰期間商務印書局出版的，中心成立目的是推動中文課本的編撰工作，如物理學教科書找到中大物理系教授楊綱凱與香港大學物理學一位先生合編，除了用中文編教材外，更希望學生了解到相關學科的歷史，如世人推崇牛頓發明地心吸力，其實中國早於漢朝張衡已有相類的研究。

譚汝謙在歷史系任教期間亦開創新風氣—組織了首次學生為本的學術研討會；培訓學生使用工具書的技能；助學生參與專業學術研討會。譚說，當時組織中大歷史系學生舉辦學術研討會，有興趣發表論文的同學有二十至二十五分鐘時間作簡報，歷史系的老師充當評論員，評論後進入提問及答辯環節，可視為一個以學生為本的正規學術研討會。誰知第一次學生主導的研討會亦成了最後一次，皆因發生了一件「不幸事」。當時負責報告的其中一位同學對蔣百里的《日本論》表示讚賞，評論員之一的王德昭老師不表認同，認為算不上是學術著作，論文不應引用，同學答辯時直指王老師發給學生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亦有列出蔣百里的書，「誰知王教授大發雷霆，不歡而散，好快就離開了會場。」事件還未告一段落，譚說當時系務委議討論此事，王認為該學生不尊重師長，要予以處分，譚認為學生只是表達不同意見，並沒有錯，經過多次討論後，最終校方以學生當日態度不夠謙虛需要向王教授道歉作結。經此一役，學生為本的學術研討會便無疾而終。

他又指，教授歷史抱持一個信念，希望學生明白歷史不是「死」的，而是與社會息息相關，因此會安排學生就不同議題辯論，如一九八九年一月，在位期間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裕仁天王去世，當時曾以「日王裕仁應該是戰犯受審」為題組織一次辯論會，設三位評判，兩位是學生互選產生，一位是葉漢明教授，他本人僅充當計時員。另外，他認為善用工具書能令學習事半功倍，於是佈置需要使用工具書的作業，但發現學生互相抄襲，於是找大學圖書館的余冠初先生幫忙，為每個學生擬出不同的習作題目，如問某年日本有多少次人口調查﹖男女公民多少﹖年齡分佈如何﹖學生不使用工具書是無法找到答案。因此日本史的課程首兩星期都會安排在圖書館上堂，方便借出工具書向學生解說。

除了校內培訓，他亦盡力為學生創造學習機會，多次推薦和帶領學生參加專業的學術研討會。他說，早年與內地學者就日本研究方面作交流，歷任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天津）常務理事，所以內地有相關學術研討會舉行，他必在受邀之列，便趁機讓表現好的學生發表論文。每次帶學生參與專業研討會都有大堆事前功夫要處理，如增補學生論文，以達至專業學術研討會的水平，又要為清貧學生籌募機票、食宿經費。努力沒有白費，後來跟他去研討會的學生不少走上學術之路，成為獨當一面的學者。

中大任教多年，他曾經主辦過兩次極具影響力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次是一九七九年舉行的中日文化關係研討會，是戰後全球首個探討中日關係的研討會，當時除了中國大陸學者辦不到簽證而缺席外，這個領域的學者都雲集中大。另一次在一九九〇年的「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歐洲、澳洲等地的學者均踴躍出席。是次研討會舉辦成功，研究中日關係的海峽兩岸以及國際學者認為要延續下去，兩年後研討會在北京續辦，第三次與第四次的「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台北與東京舉行。

人物簡介：譚汝謙，一九六五年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英文系畢業，負笈美國印第安娜大學攻讀碩士，曾在日本京都大學深造，及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專攻日本史學、中日關係史、東西文化交流史。早年任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兼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新亞書院輔導長及通識課程主任等職。歷任美國明州雙城五所大學聯合（ACTC）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東亞文化研究學報編委會顧問、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北京）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天津）常務理事、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