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侨雷炳勋家书简介
这批家书约二百通，2017年9月由我本人交付中文大学图书馆庋藏，以供教学、研究等之用，之前已征得几位弟妹对此举的同意。此文简介这批家书的有关背景，俾便阅者更易于明了其内容。
我们家族原居广东台山黄茅田复盛村，自晚清开始，台山人往海外谋生者甚众，当中前往美国、古巴者尤多。据长辈忆述，我家高祖父已出洋寻觅生计，有一定积累，返回家乡后置有田地，其子即我曾祖父享余荫，悠游度日，并染当时气习，吸食鸦片。我祖父名维礼，1892年前后生于家乡，其后出洋，在何年出洋已无可考。据长辈忆述，他在美国加州当厨子，后回乡结婚，其妻即我祖母名袁金瑞，约1900年生。祖父之后再出洋，据说进入美国境时受到留难，这可能与当时美国的排华措施有关，祖父于是转往古巴，之后在当地谋生。当时华侨绝大多数只身出洋，不带家眷，挣得一定积蓄后便回乡结婚、置产，然后再外出，我祖父情况即如此。他婚后再出洋时我父亲是否已出生，无法确知，但由于夫妻长期分离，我祖父只生我父亲一人，这也是当时华侨家庭的常态。现在阅读这些家书得知，我祖父在古巴西部的Piñar del Rio工作，任职于美国会所（Club Americano），估计也是当厨子。
我父亲名雷炳勋，字家滋，据香港身份证所示，生于1925年，由于有我祖父从海外接济，他得以在家乡上学，据说读至初中。之后并在家乡结婚，我母亲名李雪芳，字凤娣，1931年生，推算我父母结婚应在1948年前后。1954年我父亲前往古巴，此时他已生下三个儿子，即我本人、二弟竞初、三弟竞斌，父亲并按当时习惯，为我们各人取字，分别为春文、夏经、秋武。
在祖父照应下，我父亲在1954年6月前往古巴，抵达后在哈瓦那（当时华侨称之为「夏湾拿」）谋生，据现存家书反映，他在杂货店工作，这也是当时古巴华侨的主要行业之一，他是替他人打工抑或自己经营杂货店，则未能确知。
1955至1956年间，我祖母、我母亲分别带领我们兄弟三人到香港定居，现在保留的家书，都是之后寄来香港的，祖父、父亲寄回家乡台山的书信没有保留下来。故此，现存这些家书时间上从1957年开始。
1959年8月，祖父和父亲来到香港，随在九龙旺角一幢新落成的大厦买下一个单位供全家居住。其实这一年的1月，古巴已发生革命，政府更换。祖父、父亲二人能在这样的变化环境下前来香港并在回港前汇出款项购置物业，现在回顾起来也是非常幸运。祖父来香港时，已67岁，因为年迈，之后就住在香港，没有返回古巴。我父亲则于翌年即1960年8月再赴古巴，此时古巴革命已一年多，有几位我父亲的友人从古巴寄信到香港提示他小心古巴的局面，这几封信现也保留下来，但我父亲还是决定回去古巴，他当时的考虑在后来寄回来给我母亲的书信中有所透露。父亲在港居留期间，多生了一个儿子，即我四弟健雄，父亲为他取字冬伟。四弟出生两个月，父亲便回转古巴。
1960年8月重返古巴之后，我父亲就逐渐发觉难以脱身，他当时的挣扎情况，书信中有相当详细的披露。他最后在1966年7月回来香港，在之前的4月，我祖父在香港逝世，享年74岁，祖父的离世应是促使父亲最终决定回港的原因之一。他回港的过程也多波折，由于持台湾国民政府护照又没有香港居留身份，他是先去了澳门，再从澳门偷渡来港。现存的书信止于他回到香港，即1966年6月。
回到香港后，父亲基本上处于一筹莫展的困境中，不久之后患上肺癌，1968年11月逝世，享年47岁。在港居留约两年期间，他生下第五个孩子，此即我五妹，父亲为她取名绮梅。当时父亲已病重，由于迷信原因，五妹出生后托养在我姨父家中，父亲没有见到。绮梅出生后约一个月，父亲便离世。因是之故，绮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些家书内。
我祖母袁金瑞于1981年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余岁。
我和弟妹们本来不知道有父亲这批家书在，2004年3月我母亲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才将之发现，家书大部份写在邮柬上，这种邮柬由于邮资较低，当时很常用，现在已经不用了。现在我们将书信整理好，交中大图书馆庋藏。对家书内容，我们作了基本释读，并将之输入为文本文件，对信中所用的台山方言用词和涉及的人名、地名等，我们就自己所知作了扼要的注释。整理这些家书，最大困难在于确定年月和次序，大体而言，凭邮戳、信内书写的日期，以及信的内容，大部份都能肯定时间和先后，其余的只好凭我们的推断，不一定准确，幸而也不严重影响理解。在释读的文本文件中，每封信开首有简介，未能确定日期、次序者亦略作说明。
这批家留对后人了解一位华侨的经历和处境，相信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于保存古巴华侨华人的历史记录，希望本档案库能有所贡献。
雷竞璇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201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