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六十人：香港中文大学六十周年(1963-2023)口述历史集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明年就是甲子大庆。年前我和卜永坚受命访问一些「中大人」，听他们述说中大的故事。那时，校方并没有强调要「说好中大故事」，总之， 我想记录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或者对生命产生重要影响的与中大有关的故事。

我的工作是提出一份受访者名单，因为我较早入学，以后也担任过崇基学院院长和文学院院长的职位，和校友、同事和同学都有往来，认识的「中大人」比较多， 由第一个中大十年到现在的，我都认识不少。但正式的采访名单和实际工作，皆卜永坚及该项目成员陈雪玲女士负责，我要向他们致万二份的感谢。

我并不在受访之列，但我的大半人生、事业和交往，都和中大密切相连。我考入中文大学时，中大仍是初创阶段。那时，刚经过六七年的动乱，香港风雨飘摇，社会紊乱，经济不景。中文大学才不到五岁，三院分立，简单朴素。我在一九六八年进入崇基学院史地系。但不到两年史地分家，我在历史组，便变成历史系的一员。那时的历史系，系主任是罗球庆，教师有黄福銮、黄道章、张德昌，和两名外国教师，包括位高权重的范挪亚教授和后来担任系主任的Dr. Lorentas。但影响我最大的是一位从哈佛大学刚博士毕业的年轻访问学者，他就是李欧梵。我在崇基四年，除了跟随崇基老师读书，还会选择一些新亚和联合老师所开的课程，每周跑到农圃道新亚书院去上课。我记得在新亚上过全汉升、严耕望老师的课，在香港大会堂和九龙上过联合张基瑞和王德昭老师的课。崇基历史系每级学生人数不多，只有十余人，但通过三院的联合课程，我们也认识了不少新亚和联合的历史系同学。和我同一届读历史的新亚人，有郭少棠和李明逵，同届的联合人则有梁伯华和黄桂林。其中郭少棠、梁伯华和我继续留在学术界，成为历史学教授，而李明逵毕业后加入警队，后来晋升成为「一哥」，也算佳话；至于黄桂林，负笈英伦深造，拿了经济史博士之后，弃学从商，成了Merill Linch 金融大行的亚洲总裁，成就了意想不到的一出人生传奇。他现在积极推动歌剧艺术，创办香港歌剧院，是他的人生事业的三度华丽转身。

我在崇基本科四年，大半时间住在宿舍，期间赶火车、兼职、夜读、参加学生会等，已有一些校友提及，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四年。之后升读研究院，也是中大研究院草创时期，师生关系极其融洽。我还清楚记得牟润孙教授的授课，讲论中国史学史，提到很多近代史家的轶事，非一般人所知， 趣味盎然。严耕望老师的研究生课，只有我和黄长生两个学生，而我们听他用安徽话讲课， 大概只明白两三成而已。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王德昭， 他也是中大文学院院长，同时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行政职务繁多，但对我和蔼亲切，关怀备至，每周见面，获益良多。可惜他在退休不久后即因心脏病离世，师恩叫我多年来仍未能忘怀。

我在一九七四年离港赴美升学，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修读博士学位，师随徐中约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Alexander DeConde 教授学习美国外交史，陈启云教授学习中国儒学史， 以及白先勇教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美国史的DeConde教授，其余几位都和中大有着密切关系。我回到中大之后，也曾先后邀请到他们莅临中大作为访问学者。最后还请到白先勇担任文学院的特邀教授和中大博文教授，在中大推行昆曲课程，甚受中大师生和香港市民欢迎。

我在一九九二年回到中大，担任历史系高级讲师。后来晋升为教授及讲座教授，担任过不同的行政岗位，包括历史系主任、崇基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这些职位占据了我本来应该用于研究、写作和教学上面的很多时间，非我的本愿，但为母校缘故，也是衷心乐意的付出。希望退休之后可以把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追回来。

在明年中大甲子大庆之年，我们邀请到一部分校友、教师、职工，把他们在中大的经验和记忆拿来与众分享，揭示中大对我们的人生的影响。我把我和中大的渊源在此略提一下，在这本中大六十年的架子画册上加上一笔，权充第六十一个「中大人」吧！

梁元生
(1972崇基）
202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