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電影、文學等藝術形式不同，諸如話劇、歌劇、舞蹈等著重呈現現場的表演往往演出期較短，觀眾未來得及欣賞便已落幕，亦難以找到錄影重溫——錯過了就是錯過了。錯過的，不僅僅是一場演出，那些舊作蘊含著的，是一代又一代的社會面貌，是我們不曾親身見證的歷史。

2019年，中英劇團成立本地首間檔案文獻庫，香港話劇團多年來亦保留、重用演出道具及服裝等。整存工作看似微小，卻能延長作品壽命，讓遠至上世紀的作品被新一代觀眾看見。六月初，中英劇團、香港話劇團首次開放其珍藏，期望讓公眾了解整存舞台藝術文獻的意義。

記者｜曾諾晞  蘇楚淅     攝影｜蘇楚淅

乘小巴抵達半山波老道10號，走進紅磚屋，沿著斜路向下行，穿過堆放著道具、服裝、鞋子的長廊，在一道白色圓拱型木門前停下，跨過沙包，打開門，數個鐵架佈滿不足200呎的地庫，厚重的文件夾順序排列在架上——這裏正是中英劇團的檔案文獻庫。

上世紀劇目藏香港歷史

自1979年創團起，中英儲藏了大量與舞台製作相關的檔案，如排練日誌、服裝設計圖、佈景、樂譜、底片等。然而，因缺乏資源、人手、技術，中英未能妥善保存及活用存檔。直至2018年，有職員從外國引入有關藝術保育的概念，中英始構思成立文獻庫。同年四月，劇團獲政府「具競逐元素的計劃」為期一年半、合共100萬元資助，把地庫改裝。翌年，本地首個劇團檔案文獻庫面世。

45年來，中英劇團製作了多齣為人熟知的經典：如《我係香港人》、《相約星期二》、《留守太平間》，熱門新作則有《唐吉訶德》音樂劇、《解憂雜貨店》等。此外，中英亦致力於戲劇教育，並與康文署合辦「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製作多齣口述歷史相關戲劇。至今，文獻庫儲藏大量與戲劇教育相關的檔案，如「元朗．天水圍青少年音樂劇團」分階段演出資料，以及十多年前香港各社區、康復者及長者的口述歷史計劃紀錄。

「（中英劇團的）這些紀錄，也是在側寫香港的發展和歷史。」

節目及傳訊主管李淑君特意展示一本場刊——中英劇團於1981年改編自《動物農莊》的《萬牲園》（Animal Farm），標誌性橙色封面上的劇團名稱卻並非中英劇團（Chung Ying），而是「England-Asia Touring Theatre Company」。原來，那時中英劇團首次於海外巡演，可馬來西亞排華嚴重，與中國有關的劇團名稱或引起仇恨，為確保演出順利，劇團以別名外出巡演。

場刊旁，擺放著一個精巧的佈景模型。六棵青綠小樹環繞著一座用卡紙、竹籤搭建的棕紅小木屋，屋子旁豎立著晾衣架，架上掛有數件衣物，驟眼看仿似座避世荒島。

模型旁的相片證明了這座荒島是真有此地。90年代，港府計劃填海，連接昂船洲和西九龍。中英劇團以此為背景，於1992年製作劇目《會唱歌的昂船洲》。當時設計師在現場勘察環境後，製作了一個容易遷拆的佈景，搬往昂船洲這英軍禁地實地演出。觀眾需在中環碼頭乘船至昂船洲觀看劇目，從他們上船那刻起，演出便已開始。這具模型，便是劇團為記錄是次破格演出而重製的佈景模型。

舊作演出服不斷復活

同樣成立近50載的香港話劇團則著重向公眾提供款式多樣的劇目，創團至今製作近五百齣劇目，當中不乏如《暗戀桃花源》、《天下第一樓》等經典之作，近作《大狀王》、《史家本第二零二三回之伏虎降龍》亦叫好又叫座。

話劇團座落於上環文娛中心，與香港中樂團及舞蹈團等共用四至八樓，場地空間較中英劇團大得多，但沒有建立專門的文獻庫，只靠各部門職員把演出資料存檔，例如服裝部記錄各劇目的服裝並按需要保留，道具部亦會收集、再造、重用道具。

訪問當天，節目部主管黎栩昕帶領記者參觀服裝部。一進門映入眼簾的，是用作縫製衣物的工作空間，約為一間中學教室大小；另一邊則是倉庫，用作儲存大量服裝、鞋子、配飾等，面積超過兩間教室。

香港話劇團節目部主管黎栩昕正為記者介紹服裝部。（蘇楚淅攝）

香港話劇團服裝室擺放林林總總的戲服。

服裝部有一專門用作縫製衣物的工作空間。

擺放近服裝間門口的，大多是較現代的戲服。沿着長廊到倉庫深處，則是較古代的服飾。

每件戲服也靠人手清楚分類和標籤。

同一類服飾也有各式各款。

演出用的鞋也有過百雙。

 

庫內所保存的戲服，不少也用於新舊劇作。例如2019年《如夢之夢》由黃呈欣飾演的法國模特兒，身穿的是2004年《家庭作孽》中馮蔚衡的一身橙色長裙，長裙胸口原有的結帶被換成兩顆珠寶；《如夢之夢》中的作曲家一角，所穿的則是2005年《鐵娘子》中女主角的黃綠長裙，設計師在重用時為其配搭啡色長褸，以配合時代背景。黎栩昕笑言：

「（設計師）會用mix and match（混搭）方法令服裝『再復活』。」

2004年《家庭作孽》中馮蔚衡的一身橙色長裙（圖左），在2019年《如夢之夢》由黃呈欣飾演的法國模特兒身上重現（圖右）。（香港話劇團提供）

2019年《如夢之夢》中的作曲家一角（圖左），所穿的是2005年《鐵娘子》中女主角的黃綠長裙（圖右）。（香港話劇團提供）

而昏暗的道具倉則比服裝倉大得多，倉庫底層面積超過兩間班房，四周搭著三層、合共逾三米高鐵架，架上層層堆疊不同種類及大小的桌椅，高度直抵天花板。上層面積同樣寬敞，大量物件整齊排放，單是風格各異的行李箱就有二十多個。不同造型的刀劍、酒杯、佛像等亦通通自成一角。道具師傅還特意在貨架底翻出市政局年代的垃圾桶，笑說那時特意從垃圾站撿回來。數算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了。

一眾記者彷似尋寶般，所見之物皆感新奇，特別是那些印象深刻的經典道具：黃秋生在《十八樓C座》裏背著的近兩米長的巨蟹 、《不散的筵席》中燒臘師傅（吳家良飾）抓住的雞…… 

位於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話劇團的道具室，上下兩層，擺放各種道具和大型擺設。（蘇楚淅攝）

市政局年代的垃圾桶。

不同種類的刀劍。

不同年代的行李箱。

大小佛像也有超過二十個。

 

有賴保存妥當　故事流傳外地

保存文獻看似微不足道，但若能妥善運用，不僅令香港歷史有跡可循，亦可讓作品壽命延續，流傳至外地。

香港話劇團於2017年首演的劇目《原則》，正因資料保存得宜，才使外地劇團順利把這作品在當地劇場重現。《原則》講述一間中學因新校長上任而引發的風波，故事關心香港教育制度，談及公義等命題。疫情期間，舞台製作停擺，劇團於是把演出錄像放在戲院和網上播放。殊不知有內地劇團在網上觀演後十分欣賞此劇，希望話劇團能授權他們將此劇改編成普通話版，在國內重演。話劇團不僅把劇本、錄像交給對方，還分享各種製作設計圖，連「prompt book」 （演出時後台使用的提詞冊）也一併交給對方。而內地劇團在改編劇目時亦與原作編劇郭永康保持溝通，力求保留原作的背景、語境，作出適當調整。

今年五月，黎栩昕與原作導演、編劇赴深圳看演出，觀後除感慨內地版的還原度很高，她亦發現，當作品以第二種語言重演，故事所傳達的理念便能流傳開去：

「有內地觀眾看完後問可以在哪裏看到原版…… 一齣戲的討論原來是可以延續到其他地區，一些理念可以繼續散播，而這製作是能夠代表香港的。」

欠缺資源　環境惡劣　保育困難重重

保育製作歷史固然有價值，可這對劇團而言並不容易。

中英劇團文獻庫面臨種種挑戰，首當其衝的是選址問題。位於半山波老道10號的中英劇團前身為英軍醫院，建築已有過百年歷史，外牆經常滲水、掉粉塵。去年九月，香港正值「五百年一遇黑雨」，文獻主任麥家蕾憶述當時雨水湧入文獻庫，「（文獻庫）門外那條斜路變了一條小河！」水位及至小腿，有不少檔案被破壞，花了足足半年重新整理存檔。事後文獻庫門外添置數個沙包，庫內的鐵櫃則加裝滾軸輪，而最底一層也離地至少20厘米。劇團曾考慮修葺外牆及疏水設備，但礙於此處是一級歷史建築，不能輕易改動。

位於地牢的文獻庫亦有另一弊病：潮濕。麥家蕾解釋，當濕氣和空氣產生化學反應，坊間一般買得到、經漂白且帶酸性的紙張便會發黃，因此劇團需購買比普通白紙貴的無酸紙，裝載文獻的儲存盒亦要指定從外地購買。庫內還需長期開動兩部冷氣機及一部工業用抽濕機，外加防潮櫃來儲存錄影帶和菲林。

中英劇團文獻主任麥家蕾（左）、行政總監黃懿雯（中）和節目及傳訊主管李淑君（右）均同意文獻庫面臨重大挑戰。（蘇楚淅攝）

文獻庫有防潮櫃存放錄影帶和菲林。

裝載文獻的無酸紙盒。

 

與中英劇團不同，香港話劇團沒有能集中處理資料的文獻庫，劇團早年製作的錄影、劇本等，是由中大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協助整理、儲藏。現時演出的相關資料，則由各部門把資料數碼化後，主要儲存於雲端儲存空間，但當劇團需要某劇目的資料時，往往要從各部門分別調取資料，過程相對繁複。

黎栩昕坦言，話劇團現時保育製作歷史的方法並不是最理想。由於現職同事主要負責製作，存檔時未必能辨識物件價值，許多珍貴物件可能就此棄置。她亦有感保育工作是和時間競賽，譬如有些在舊劇照出現的人物，現職同事未能認出，需靠「元老級」前輩來認人。

中英劇團和香港話劇團皆為「香港九大藝團」，每年獲政府固定資助，無需像一般中小型藝團般定期申請藝發局的資助計劃，但兩劇團都表示在保育方面資源不足。

李淑君指，中英文獻庫每年營運成本約50萬，對比政府每年過千萬的資助佔比不算多，「但文獻工作是賺不到錢的。」由於無法盈利，即使文獻庫的保育設備並不完善，劇團也難以投放更多資源。

黎栩昕則坦言，保育並不是香港話劇團的首要考慮，藝術團體最首要考慮一定是創作，而香港藝團在創作方面的資源本已不足夠。根據話劇團2022至2023年度財務報表，政府於2023年資助劇團約5600萬元，佔其總收入七成，而單在劇目製作方面已花費將近2400萬元。

黎指出，現時政府並不希望劇團過份依賴資助，倘若想政府再投放資源予藝團作保育，是難上加難，

「我相信絕大部份的團體都只會用自己僅有的資源、可以用的方法去做好archive（存檔）。」

引入外國保育經驗　研討會首在港舉辦

多年來關注表演藝術記錄與活化工作的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將於本月底主辦第34屆「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SIBMAS）國際研討會。SIBMAS首次在亞洲舉行，主題為「典藏的構作：表演藝術的保育、再現與詮釋」，逾6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保育專家將親臨香港，分享保育經驗。

黎栩昕認為，外國已有更聰明、簡易的方法來保育表演藝術，透過吸收其經驗，能使本地藝團在保育方面更具效率。協會總經理陳國慧亦感嘆外國的藝術保育發展成熟。她在2017年往歐洲拜訪了16間博物館、資料館，印象最深的是法國一間博物館，其文獻庫面積大至一個足球場，庫內存放著17世紀的法國戲服。她又舉例比利時一間專業支援中心Het Firmament，儘管中心不會為劇團儲存文獻，它卻會給劇團提供專業保育知識。保育工作再不只局限於一間機構，而是能集體分擔。

她亦分享，英國國家劇院成立的檔案室與劇院教育部緊密合作。當地視文獻紀錄為教育的一部份，積極運用文獻素材做導賞，促使觀眾重新思考與舊物的關係——藝團整存文獻不僅是為了服務文獻本身，更是服務未來的觀眾。她希望下一代的觀眾能更多看到香港以前的製作，而不只是現在的作品，故希望政府能為藝團提供資助用作保育。

陳國慧認真道：

「若不理解為何儲存東西，儲東西便會變成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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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媒體報道一名香港跨境初中學生過關時，遭內地海關搜書包並撕掉中國歷史課本中的一頁地圖，原因是該地圖不符國家標準——將「釣魚島」寫為「釣魚台」，亦無標明南海十段線。教育局回應，地圖與國家去年發布的中國標準地圖有不一致的地方。

書籍入境內地要經審查，這並非孤例。《大學線》接觸到三名受訪者，他們不論親自帶書或郵寄書籍，皆遭到審查。

記者｜鍾蒨宜　黃嘉慧　編輯｜馬芷騫

Natalie（化名）是一名社會科學學生。兩年前學期完結後，她帶上行李，從香港回到成都。入境時三名海關攔住她，要求她打開行李箱，取出所有書籍和筆記本，逐本翻開。最終，兩本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本未能通過審查。Natalie憶述， 海關先盯著封面，再翻到目錄，不到三分鐘便決定沒收書本。過程中海關不斷向她提問：「這是不是你的箱子？」、「這是不是你的書？」、「是你自己看還是送人的？」。她向海關解䆁，書本是大學教授的推薦書目，但海關卻未有接納她的理由。

Natalie續追問書本被沒收的原因，以及能否寄回香港，惟兩名關員無動於衷，其中一人向她表示：「沒有辦法，就是不能帶了」。之後關員拿起攝錄機，將自願放棄書本的表格放在她面前，問她：「你是不是要自願放棄這兩本書？」關員同時要求Natalie交出港澳通行證和身分證作登記用。Natalie為順利回家只能簽下表格，表明自願放棄書籍，且不會要求索回。

手抄章節　棄書求心安

Natalie形容從檢查箱子到「自願放棄書籍」的整個過程如「行雲流水」。她憶述當時感覺「整個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不知如何反應。至於另一個沒有被抽查的箱子裏也有書，還在部分網上流傳的禁書清單中，但見當時關口繁忙，她向海關謊稱箱子內沒有禁書，成功通過安檢站。

不過，成都只是Natalie回鄉的中轉站。當時正值疫情期間仍需隔離，於是她決定在隔離時，手抄沒有被搜出禁書中的數個章節，並將書本捨棄在隔離的地方。她指，即使是內陸機，她也再不敢帶著那有機會被截查的書。

兩年過去　恐懼仍偶爾來襲

約一年後，Natalie過關時再度被抽查，她不自覺回想，是否與先前被登記證件有關。她坦言無法得知那次登記證件對她的影響，偶爾回想起當時的畫面，也會渾身發涼。

Natalie自以為了解敏感書本的定義——只要不在網上流傳的禁書清單上，沒有批評政治，書本就可以成功過關。但經歷過扣查後，她唯有變得更小心。她舉例，如果是講述自由主義的書，雖然她清楚那是一個學術概念，但僅因為印上「自由」二字，她就不敢帶回家，

「可能會讓人產生歧義的、聯想的、讓人懷疑的，就是哪怕有百分之0.0001的懷疑，我都不會帶它回去。」

臨近學期末，Natalie正煩惱如何處理宿舍的書籍。她慨嘆，標準越來越模糊，因此打算乾脆不帶任何書本和文件過關。身邊的朋友建議她每次帶一到兩本，但她表示不願再次冒險，「完全不行，我想起來還是很害怕。」她打算趕在回家前讀畢書籍並把它們都捐出去，一本也不帶走。她看了看書架的書，「你要說能帶吧？感覺好像一本都不能帶。你說好像不能帶吧？好像它確實又沒說甚麼。」

國際學校教科書也不能倖免　教師憂過度審查

Fiona （化名）於一所內地國際學校擔任理科教師兩年多。由於學生修讀外國高中課程，因此她使用外地教科書作教材。去年5月，學校替全級約50名學生從海外出版社訂購教科書，但當教科書送到Fiona手上，她發現書本第一頁被印上紅色的印章，寫着「任何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憲法和法規的內容概不認同」，內頁中更有小部分內容被貼上牛皮膠紙。撕開膠紙後，她發現被遮蓋的部分與濫用藥物、性傳播疾病，以及跨性別有關。

雖然被牛皮膠紙遮蓋的篇幅加起來不超過三頁，但Fiona認為，課本屬客觀的科學知識，無法理解需要掩蓋的原因。

「我不明白它有甚麼值得被蓋住……它到底敏感在甚麼地方？」

同時，由於被遮蓋的內容在國際試考核範圍內，Fiona唯有從課程官方網站及其他網站整合資料成為教材。她強調授課內容不會因遭受審查而作任何調整，「我不認為我們教的部分有任何違法的地方」。

Fiona指，向學生分發課本後，沒有學生問及某些篇幅被遮蓋的原因，也沒有向她表達任何意見。她猜想，可能「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學生撕開膠紙，但她不排除具「反抗精神」的學生會在課餘時撕開膠紙，窺探那些被遮蓋的內容。Fiona慨嘆，課本作為學生的溫習資源，內容被貼上牛皮膠紙對他們有一定影響。她表示，自己無法預測哪些內容會被判斷為敏感，也擔憂以後課本上會有更多部分被遮蓋。

書本從港寄回內地被扣　礙吸收多元聲音

Cassie（化名）是一名在內地修讀藝術的研究生，去年9月於香港某出版社網站訂購三本內地無法購買的書，內容分別與歷史、政治理論，及香港2019年社會運動相關，連運費一共花費約900港元。下單後10天，出版社寄出書籍。但一個多月後Cassie仍未收到包裹，她猜測書本遭海關扣留。10月底，她收到由海關寄來的掛號信，內有《扣留通知書》，以及申請退回書本至出版社的表格。通知書上寫著被扣留物品為「疑似政治性書籍一箱」，而申請退回書上則要求她提供身分證副本，並承諾不再郵寄此類物品入境。

Cassie形容收到海關通知單時，最大的感受是「恐怖」。起初她預計海關或會扣留與香港2019年社會運動有關的書籍，但沒想過另外兩本會被一同扣起，因為她曾在社交平台看到有其他用戶成功親自帶同過關。為免向當局進一步留下紀錄，她沒有填寫由海關寄來的表格。

海關寄給Cassie的扣留通知書。（受訪者提供）

海關寄給Cassie的退回申請書。（受訪者提供）

 

在購買書本時，出版社已經向Cassie提出，若書本被扣，他們提出可以再次郵遞書籍，或讓她自取兩個選項。Cassie打算，暑假時「賭一把」來港自取。若屆時海關再度扣書，Cassie勉強帶笑道：

「那就是天意吧⋯⋯我只是想看本書而已啊。」

為免再次被審查，Cassie直言不會再考慮在網上訂書，而是傾向親身前往書店買書，認為這樣比較安心。她喜歡人文社科，書本被扣無可否認影響到她吸收知識。她指，目前折衷的方法唯有透過與海外朋友交流，或瀏覽媒體以了解更多資訊。

這篇文章 跨「閱」不過的牆　入境帶書遭審查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記者｜林銘儀　編輯｜林曉儀　攝影｜林銘儀　林曉儀

阿強（化名）因暴動罪名成立被判入懲教所服刑約一年半，在囚期間因不小心犯錯而遭懲教署職員暴力對待。他被懲教人員拉到一個沒有監控錄像的牆角，隨即被長官命令蹲下。他被懲教人員責罵，頭部被推至牆壁，雖然沒有出血，但令他恐懼不安。阿強亦曾因回答長官時的聲線不夠大而被罰「抓腳板」，即用尺或木棍打腳板。他憶述當時遭懲教職員抓了三下腳板，腳底已被打至紫色，走路也只能一瘸一拐。

阿強指「抓板這個遊戲，已經習以為常，我雖然被抓，但是我已經沒什麼感覺了。」在遭遇體罰的時候，他會表現出順從懲教職員的樣子，以希望避免被針對。阿強稱，若順從長官的話，有機會得到推薦信提早出獄；相反與長官作對的話，有機會收「血書」，即延遲出獄。「現在就算要我選，我也會選『找身子』（體罰），因為寧願被打，也不願多坐一天牢。」

太平紳士定期巡視院所　接受少年犯投訴

根據懲教署資料，如在囚人士有任何投訴，可循院所任何職員、巡獄太平紳士或懲教署投訴調查組等渠道提出投訴。太平紳士是由政府委任民間人士擔任，以維持社區安寧、防止非法刑罰的職銜，他們以獨立人士的身份定期巡視監獄及羈留院等院所，以確保被羈留者權益受到保障。2022 年，太平紳士巡視次數為 398 次，在巡視期間收到42宗投訴，是歷年最低。

根據《太平紳士條例》，每次巡視均以突擊形式，不必事先通知被巡視的院所。每個在囚人士均有機會和太平紳士見面，並有權利舉手提出投訴。當有囚友舉手投訴時，懲教職員會紀錄他們的名字，留待巡視結束後，相關囚友將逐一和太平紳士會面，提出投訴內容。接收到投訴要求後，太平紳士需要撰寫報告提交至太平紳士辦公室和懲教署。署方處理完會告知太平紳士結果，若太平紳士不滿意結果，可要求重新調查。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馮應謙於2020年起擔任太平紳士，他指巡視的院所由政府安排，亦可自行選擇想巡查的院所。馮指每次巡查前，會先聽懲教職員介紹該懲教院所，然後才開始巡視。他表示，在巡查期間曾有囚友舉手，亦因此與囚友會面處理其投訴個案，他認為現時的機制是公平、透明和有效的，「（機制）讓每個在囚人士都知道他們有權利去投訴，表達他的意見和不滿。他們有提出的（投訴），我們都有義務去處理，代表一些公眾去確保他們被公平對待。」他認為，懲教院所定期有太平紳士巡查，可確保囚友有機會提出他們的投訴。

在囚人士稱　舉手投訴被喝止 

前「賢學思政」秘書長陳枳森因「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被判34個月。他2022年被囚於壁屋懲教所期間，曾因頭髮過長而被值日主任叫到辦公室。當時他被命令以「鴨仔行」（蹲著向前行）走進辦公室，值日主任要求陳選擇「找身子還是找日子？」（體罰還是單獨囚禁），他選「找日子」，遂被罰單獨囚禁五天。

一般來說，懲教職員或太平紳士巡視時，職員會大聲告知囚犯：「主任/太平紳士巡視，有投訴要求舉手」。陳枳森曾在被罰單獨囚禁期間，遇上總懲教主任巡視，他曾舉手欲向總主任投訴值日主任暴力對待囚友，自己亦受威脅。總懲教主任見到他舉手便停在他囚室門前，不過投訴還沒說出口，就遭主任身後的職員喝止：「誰允許你舉手？」隨後職員對總主任說「我會處理的」，但其後沒有任何職員再跟進陳的投訴。

阿強也曾目睹有囚友在太平紳士巡視時舉手，但太平紳士直行直過，沒有理會。事後該囚友的投訴由懲教職員處理，並非太平紳士。另外，阿強曾聽聞獄內投訴的潛規則，要「一層一層地表達訴求」，先向較低級的懲教助理投訴，如未能解決才能向高一職級的懲教主任反映，以此類推。如直接向太平紳士投訴，會被視為「越級」，「（懲教職員）會覺得你暗指他辦事不力，不給他面子」。

無權調查　太平紳士心有餘而力不足

據懲教署2022年年報，由懲教署投訴委員會審核通過投訴調查組的調查結果共有107個個案，其中無法證實、終止調查、無從調查的合共86宗，佔總數的八成。

雖然巡視程序有接近外部監查的功能，但同為太平紳士的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認為，制度未能予囚友足夠的信心。 她表示，太平紳士的職務止於幫助在囚人士寫信到懲教署跟進問題，無權力調查，又因爲無法介入調查，所以很難挑戰調查結果：「懲教署投訴調查組說拿不到證據，我又不是看著他查的，他在裡面訪問了誰，有什麼證物，全部都不知道。」

曾經有出獄的年輕人向劉慧卿投訴有人在囚期間被打，但因為顧忌被秋後算賬，不願透露詳細資料。太平紳士難以處理不具名、資料模糊的投訴，劉慧卿說：「名字、日期、地點、時間都沒有，怎樣調查呢？」。她認為當局有責任確保在囚人士對投訴制度感安心，令他們覺得投訴會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她提議可效仿外國（如澳洲和英國），讓受訓的專業人士獨立調查囚友的投訴，即使獨立部門也未必能夠解決所有投訴，但至少可以增加在囚人士維權的信心，從而增加署方的公信力。 

就受訪者在服刑期間受到體罰並遭職員阻止投訴的情況，以及懲教署投訴調查組的調查程序，署方以電郵回覆本刊查詢稱，如在囚人士對在囚期間的待遇有所不滿，可透過署内或署外不同途徑提出申訴，而相關的機制亦行之有效。

這篇文章 在囚少年投訴遭苛待　申訴機制是否奏效？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記者 ｜ 孫惠芳　編輯 ｜ 羅杏兒　攝影 ｜ 羅杏兒　孫惠芳

1997年初來乍到，祝紫嫣形容那個時期的香港是摩登、前衛，「好像外出隨時都能看見張國榮、梅艷芳」。香港給她的第一印象是一塵不染的，在她當時的認知裏，家鄉的人們都是穿涼鞋，又由於常常長途跋涉，涼鞋難免沾上污泥；而香港街頭，那些往來的人腳上都是一雙雙潔白的球鞋，像是沒有灰塵、連鞋底都是乾淨的。

與電影不同，現實中的祝紫嫣是獨生女，身邊沒有來自湖南的同齡人。她就讀位於太子的聖公會基榮小學裏，雖然也有很多新移民，但大多是來自廣東，他們原本就會說廣東話。雖然小朋友之間少有歧視，但語言成爲交往溝通的最大障礙。當朋友開玩笑，她只能笑著假裝聽得明白。她努力學習廣東話，父親比她早來港，從旁引導，小朋友學習的速度很快，大約一個星期，她便聽得懂廣東話；一個月就會說，「其實當時很快已經懂得說，只是敢不敢說是另一回事」，踏出第一步嘗試後，學習的速度明顯提升，和曾經不相熟的同學也成了朋友。

電影中，1997年剛來到香港的子圓在外說廣東話，與家人溝通時自然地切換回湖南話；直到2017年成為導遊，面對不同國籍的旅客，又在普通話、日文之間切換。祝紫嫣筆下的子圓說著多種語言，不單是因為她導遊的職業，也是因為她如變色龍般的身分，「子圓從小到大很習慣來到一個地方，就要適應這個地方、學習這裏的語言，是一個有流動性身分的人。」

《但》作為一部香港劇情片，卻少數地大多數對白都以湖南話說出，角色之間不同語言、方言混雜，也與祝紫嫣成長中建立的語言體系有關。成長中的祝紫嫣與父母溝通時混雜了廣東話、普通話和湖南話，使她在創作劇本時已經設定好角色每一句話所用的語言，「很難去說那個體系是哪來的，但是就是我這麼多年成長溝通的語言系統」。  

祝紫嫣認為，聚集從不同地方過來的人，是「香港」一個很大的特色，而混雜的語言，正是複雜身分的象徵。

「  你本身身分上是複雜的，很難純粹地說你是哪裏人，電影中妹妹子缺在中學時有一段時間說不想講湖南話，但她是用湖南話來講這句話，其實她很難避開這件事，因為湖南就是她的根。」

文學興趣萌芽　父母影響深刻

在電影裏，姊姊子圓與父親關係疏離，年少時甚至曾有打鬥爭執，不同時期對父親矛盾的感情令劇情跌宕起伏，現實中祝紫嫣與家人的關係不如電影般戲劇化，相反，父親不但教導祝紫嫣廣東話，也啟發了她對文學的興趣。無論是中國文學、地理，還是歷史等書籍，父親都饒有興趣，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祝紫嫣。祝紫嫣剛剛來香港、沒有結識好友時，母親便會為她在圖書館借書，培養了她的閱讀習慣。在父母的影響下，對於其他小朋友來說是噩夢的作文，祝紫嫣輕易地比別人做得好，文科也總是能取得好成績，這份成功感鼓勵她繼續寫作。

祝紫嫣201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修讀中國文學及社會學。她夢想成為一位作家，「出書」是她對自己的最大交代。早在2013年，她便創作了很多小說，自己印出來放在各個大學的圖書館內任人取閱，可惜沒什麼迴響。2017年，她自資出版小說合集，將創作的小說整合，印刷了三百多本，卻只賣出三分之一，其餘的分發給朋友。沒有讀者，好友便建議祝紫嫣將小說拍攝成短片，放上YouTube平台，讓觀眾先了解短片，感興趣再去看她的文字。

自編自導自演　用鏡頭演繹文字

不同於寫作時的孤單，短片拍攝的經歷讓她感受到「很大的能量」。2013年暑假，正值大學時期的祝紫嫣拍攝了第一條短片，事前沒有拍攝的經驗，她聯同幾個朋友拿着單反相機邊拍邊學，將自己的短篇小說《親愛的瑪姬》改編拍成微電影，那一次的經歷讓她感覺到寫作是一個人的事，而拍攝則是一個團隊，能感受到開心和熱血。

《但》電影劇本改編自她寫的短篇小說《夏日的告別》，在2020 年「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勝出，獲電影發展基金資助開拍。今年2月，她更憑這電影在第4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被提名新晉導演。電影的製作團隊是祝紫嫣一手一腳親自挑選、詢問並爭取合作意向，無論是監製關錦鵬、剪接張叔平，還是每一個工作人員，全都是祝紫嫣希望合作的人。

首部劇情長片就能與關錦鵬合作，是祝紫嫣一通電話爭取得來的成果。祝紫嫣憶述：「我當時想的東西很簡單，我覺得要找就找一個最想合作的人，他這麼有名氣，平日也一定拒絕不少人，就算被拒絕也不失禮」。抱著這個念頭，祝紫嫣經朋友得到關錦鵬的聯絡方式，鼓起勇氣打了電話，關導一開始以太忙為由拒絕，但她並沒有因此打退堂鼓，反而笑言要填監製名稱才能報名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關導這才讓她把劇本寄過去。最終她也以劇本打動關導，答應擔任監製。

被問到為何決定自己演出子圓一角，祝紫嫣燦笑著反問：「我內心最大的問題是為什麼其他導演不會自編自導自演？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玩，應該大家都會去做」。中學在話劇社參演戲劇的經歷，培養了她對演戲的興趣，拍攝《但》以前，她已經拍攝了三條自編自導自演的短片，「我自己很想做演員，但我又不甘心只是做演員，我想演自己的劇本」。由於電影的「半自傳」性質，祝紫嫣認為角色內心的很多感觸自己最了解，故而在寫劇本時，已經有演出成年「子圓」一角的想法。

移民題材下　「小眾」的共鳴

將短篇小說改編成兩個多小時的電影劇本，為豐富内容，祝紫嫣加入了不少新元素，當中包括新移民的設定。祝紫嫣稱，最想通過電影表達當人們去到一個新環境時，要適應和面對的所有東西，例如是要調適生活環境的不同、要自強、要努力融入。

「可能很多人沒有移民的背景，但他們出國讀書的時候，發現面對的問題和《但》裏面（角色）來到香港的問題，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不論移民還是去異地交流，一旦到了新環境，所有人都可能會成為「小眾」，語言體系、生活習慣等和當地人不同，找不到共鳴。

電影有一幕，妹妹子缺的同學因「R」字頭的身分證被揭發她不是香港出生，遭曾經的好友排擠和歧視。子缺意識到內地人與香港人出身的不同所帶來的遭遇，回家後向姐姐哭訴。祝紫嫣指，電影中子缺就讀名校，在追求精英的學校體系裏，新移民好像是一個要避開的話題，所以同學就會隱藏自己新移民的身分。通過電影，祝紫嫣想表達小眾身分是一件比想像中普遍的事，她不想避而不談  。她讀中學時，和同學熟絡後就發現大家其實都會不同的方言，例如客家話、潮州話，原來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漂泊各地　未落地的蒲公英

「我是香港人，但根是湖南的。」祝紫嫣這樣定義自己。移民來港後，祝紫嫣每年暑假回湖南住兩個月，升上大學後才較少回去。她坦言處於兩地的夾縫中，經常有四處飄泊的感覺。

正如電影內子圓所說的 ：「 我們來到香港就是香港人，有甚麼要質疑的事？ 」年少時祝紫嫣沒怎麼思考過歸屬感的問題。或許小時候沒選擇，只能留在香港，但現在長大了，眼見移民潮，有了選擇去留的權利，她仍想留在香港。她笑言，雖然經常會很不喜歡香港的某些部分，但那就像對家人的抱怨，「就是你會說我哥的這裏那裏不好，但是當別人說你哥不好的時候，你是會反對他的。我覺得我對香港也有這個感覺，歸屬的感覺可能是從這個想法看得出來，原來我都挺喜歡香港的。」

「你覺得自己是哪裏人？」一位觀眾在東京國際電影節的放映問答環節提出這個問題，祝紫嫣留下的答案是：「人死後想埋骨於何處，那裏應該就是她所認同的家園」。

現時33歲的她固然對香港有很大的歸屬感，很了解和喜歡這裏的人和事，但童年和青春在香港成長的不安感很大。於她而言，「家園」是充滿安全感、能夠很安心處於的地方，「家園」的命題太大，現在的她仍然無法回答哪裏才是她想埋骨之處。她微笑道：「但這可能與我未有自己的家庭有關，可能如果我有家庭在香港，或是其他地方也好，我覺得那個家園的感覺會大很多。」

這篇文章 戲裏戲外，何以為家？ ——專訪《但願人長久》導演祝紫嫣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科技公司意識到網絡資料繼承的問題，蘋果公司在2021年的iOS系統更新中加入遺產聯繫人功能，允許遺產聯繫人在用家逝世後存取其iCloud 數據，包括照片、影片、備忘錄和日程等；Meta在收到用家的死亡證明後，會按其生前意願授權遺產聯繫人管理內容，或停用個人頁面。一旦撒手塵寰，家人、朋友可以存取我的數碼遺產，我們仍然在世時，又該如何部署？

記者｜伍嘉敏　編輯｜白曉穎　攝影｜白曉穎

今年27歲的阿俊平日喜歡透過拍片、拍照記錄生活，更有營運YouTube和社交媒體帳號，至今在Instagram累積過萬追蹤者。在2020年確診第二期何傑金氏淋巴癌後，立刻着手安排身後事。

阿俊把所有照片都存放在外置硬碟，裏面甚至包含手機的相片備份，包括Instagram和Snapchat的動態照，至今累積約3 TB的內容，形容「我的人生都在hard disk（外置硬碟）裏」。阿俊和兩名弟弟有一個聊天群組，確診患癌後他列出一項清單，仔細告訴弟弟該如何打點他的身後事，如：外置硬碟放在哪裏、電話應交給哪名朋友處理、處理完資料可拿回電話，交由他們決定保留自用或賣掉。

交由朋友處理數碼遺產的原因，表面上是稱一直以來在兩名弟弟的眼中，自己更像一個長輩，但實際原因主要是不想家人過度揣測硬碟裏的內容，而他又無法在場解釋，使他們誤會。兩位被選定的朋友並非是最親近，純粹是衡量過後，最適合處理這件事的人。「可能有一班熟悉的人，這個口密一點、或這個了解我多一點，最後我就選了他們。」

阿俊將硬碟和手機的密碼交給朋友，告訴朋友希望他們協助保留或銷毀甚麼內容。他甚至交代好，如果最終無法打開外置硬碟，就直接暴力摧毀。阿俊從小家教嚴厲，父母甚少表露個人情緒，他也習慣向父母隱藏壞消息。若他不幸離世，他不希望留下任何有機會令家人產生負面情緒的東西，他舉例自己有一些到郊外荒廢的地方取景拍攝的照片，是父母不知道的，「我拍廢墟的照片，家人會不會以為我是做一些靈異的事情？其實不是，我只是拍一個很舊的景。」還有和女性朋友的合照，

「例如我跟女生靠近拍照，他們會不會看到就覺得是女朋友？或是糜爛的生活？我會寧願他們看不到，好過他們亂想。」

早有準備　望保留正面形象

由於阿俊就讀大學期間曾接拍廣告硬照，確診患癌當刻，他的社交媒體經已累積過五千追蹤者。與處理外置硬碟的做法不同，阿俊希望保留社交媒體的帳戶作安慰朋友之用。「Facebook也滿有歷史，有時他們搜尋，就很易看到；我覺得留下一個帳戶，對他們也是一個安慰。」雖然癌症已於2021年康復，但他曾跟朋友討論要統一典藏部分貼文，只留下漂亮的相片當遺照。他一直都有定期整理社交媒體貼文的習慣，笑言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偶像包袱」，一直以來的貼文都較「踩界」，在生時自己仍可解釋，但擔心離世後，大衆單憑社交媒體的照片，無法瞭解他的爲人，造成刻板印象，所以寧願清理部分資訊，留下一個他認為最正面的形象。

「我剩下的形象就只有那些（社交媒體上的貼文）。如果我可以早一點處理，就可以將一個我覺得較為理想的形象展示出來。」

訪問當天，記者向阿俊提及不同科技公司推出的遺產聯絡人服務 （Legacy contact），不過思考片刻後，他仍傾向將數碼遺產的存取權（例如密碼）直接交給朋友。他認為朋友需要額外處理行政工作較麻煩，如：他希望朋友幫忙處理賬號，但Facebook規定代理人需要提供賬號持有人的死亡證明，若非是家人，較難得到證明，很難操作；此外，紀念帳號代理人無法移除舊貼文，「我寧願實際地把這件事交代給某個人，他親自用我的帳戶好像會方便一點。」

及早準備　免為家人添憂

現年27歲的Calvin一直有為死亡作準備的意識，小學四年級看電視播放老人家參觀壽衣和棺木店的節目，深受啟發。中學時自行上網登記器官捐贈，20歲登記成為「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者，後來更考慮數碼遺產的問題。

2019年，當時只有22歲的他患上鼻咽癌，他及早為死亡作的準備變得更有信服力。在Meta公司推出遺產聯絡人服務時，他是首批用戶，指定父親和女朋友成為遺產聯絡人，希望將自己的賬號改爲紀念賬號；後來即便他已經康復，在蘋果公司推出類似服務時，亦同樣登記服務。

Calvin認為回憶很珍貴，所以一直有備份照片的習慣，亦希望父母和伴侶在他死後能緬懷過往共聚的時光。但他暫時未有向父親和女朋友透露將兩人設為遺產聯絡人的事，他表示若父母和女友有需要就會找到，如果沒主動去找，就代表賬號和資料對他們而言沒用。他認為這功能只是一個渠道，讓家人取得他的數碼遺產。

「可能他們最後是不需要的，本身電話都有我的照片；我只是留個渠道給他們去做這件事（取得資訊），但他們做不做，是他們的決定。」

Calvin從事電訊科技業，向來就有整理雲端資料的習慣。有別於阿俊，他本來就不會把不想讓家人或伴侶看到的資訊儲存在電腦內，而且屆時自己已不在人世，便無需理會他們怎麽解讀這些數碼遺產。Calvin亦希望保留社交媒體的賬號，讓掛念自己的朋友偶爾留言表達思念之情，不過Calvin坦言：「我設定遺產聯絡人都是留個渠道給親人存取資訊，但是他們做些甚麼，就不由我管理，也不由我作主。」

網絡資訊量龐大　難以完善準備

退休前從商的Ian（化名）今年61歲，他在職時已有記錄密碼的習慣，共儲存數十組密碼於電腦內，當中包括社交媒體、購物網站、訂閱平台和電郵等；至於較敏感的銀行密碼，則寫在紙上，放在家中平時放置重要文件且上鎖的位置。Ian近年才開始思考數碼遺產的安排，但由於他每半年換一次密碼，因此記錄在電腦和紙本上的密碼也要不斷更新，他形容「單是處理密碼已經很複雜」，所以尚未考慮要家人如何處理這些帳戶。

Ian表示身體尚算健康，現在的準備心態只是防患於未然，到身體機能轉差，他會進一步思考數碼遺產的安排。但Ian憶起兩位年紀相近的朋友近年先後離世，目前他們的社交媒體帳戶原封不動，不但沒有轉做紀念版，也沒有留下文字交代離世消息。Ian理解畢竟數碼遺產太多，要交代親友處理並不容易，所以人們普遍都不會在生前將數碼遺產放在首要處理的事項之中。但他有意委託身邊親友，在他離世後在社交媒體發布他生前寫好的文字，向社交媒體上的朋友交代消息。

十多年前早着先機　如今才是好時機

八十後的黎曉洋是一名律師，同時是「遺善最樂」 的共同創辦人。在大學時期，她看過一個案例：一名美軍服役時，常以電郵與父親溝通，父親在兒子逝世後，希望取回兒子電郵帳戶資料作紀念，但他卻沒有登入兒子帳戶的權限，最後要與科技公司對簿公堂。

雖然外國有很多的討論，但仍未有解決辦法，於是在2011年，她便與拍檔參與創業比賽，獲得數碼港資助創立專門處理數碼遺產的平台Perpetu。Perpetu連結不同社交媒體，用戶可以在平台上設定將不同的網絡資料，如相片、電郵等交給特定親友。用戶亦可設定「全數刪除資料 」功能，甚至預先在社交媒體留下遺言。用戶全程無需向Perpetu透露私人密碼，只需將一組驗證碼交給信任的親友。當親友攜同驗證碼向Perpetu通知用戶已離世，Perpetu會核實消息，並按用戶生前的意願執行。

黎曉洋認為當年推出Perpetu的時機尚未成熟，大眾對生死仍有忌諱。Perpetu於2013年停止運作，營運的兩年間累積過百名登記用戶，本地與外國客人的比例為1:10。13年後，她樂見近年對生死議題的討論度越來越高，現時她每星期舉辦有關遺囑的講座都座無虛席，黎笑言現在可能才是推出Perpetu的黃金時機，但暫時沒有打算重推平台。黎曉洋肯定目前社會上對處理數碼遺產的服務有需求，離世者留下相片和社交媒體的互動足跡等數碼遺產，能令身邊親友的情緒得到舒緩。她指數碼遺產從來沒有最好的處理方法，

「最好就是看你有多了解自己和身邊的人，你想他們怎樣去記住你。」

這篇文章 在網絡世界得永生　數碼遺產怎處置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演唱會門票迅速沽清，大量來自亞洲各地的粉絲專程飛往新加坡一睹天后風采，當中亦不乏港人的身影。同為亞洲地區，香港政府亦力推「盛事經濟」來提振本地旅遊業。然而，Taylor Swift的亞洲巡迴演唱會卻未落戶香港，與天后訪港的機會失之交臂。到底新加坡在舉辦活動上如何勝於香港，令其可以成為東南亞地區的唯一站點？

記者｜周若揚、趙潤滿　編輯｜梁喻珊

大學生Dorothy自小學二年級起就是Taylor Swift的粉絲，去年主辦方公布巡迴演唱會選址與香港無緣，Dorothy表示不感意外。她認為Taylor Swift演唱會規模龐大，需要設立大型舞台演出，新加坡站的場地能容納超過五萬人，但本港卻沒有規模相若的場地，最大的場館亞洲國際博覽館也只能夠容納14000人，她坦言早已打算到外地觀賞。

Taylor Swift「時代巡迴演唱會」新加坡站分別透過官方售票網站Ticketmaster和旅遊平台Klook在同一天發售門票。為一睹偶像風采，Dorothy在公開發售當日以多部電子設備搶票，亦打算盡量搶到更多場次。Dorothy等了45鐘便成功進入Klook的售票頁面，購入屬第一級別（位置最前）的普通門票。而Klook發售的演唱會門票需與酒店客房一同訂購，連同一晚酒店客房，花費約3000港元。兩小時後她再成功進入Ticketmaster網站，但當時只剩下VIP套票可供選擇，而VIP套票比起普通門票，會多出一個紀念品禮包。Dorothy不顧高價，仍果斷購入另一場價值約4000港元、位於「第二級別」（後於第一級別）的VIP套票。

Dorothy在新加坡五日四夜的行程，連同來回機票、兩場演唱會門票、住宿、伙食、交通，這次追星之旅支出約15000港元。Dorothy直言，無論開支多少都非去不可。

「我覺得很值得（去這次演唱會），讓我花三萬也可以。」

場館設計人性化　粉絲觀演體驗佳

Dorothy一向喜愛歐美音樂，以往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亞博﹚亦曾觀賞其他外國歌手的演唱會，包括如Troye Sivan﹑Charlie Puth等。她指亞博場地較小，大部分演唱會只售企位票，往往需要背著行裝站立觀演。Dorothy笑言身形較小，經常被前方觀眾遮擋視線，在擁擠的人群觀賞演出就像「沙甸魚」般。

憶起這次的觀演經歷，Dorothy仍難掩圓夢之興奮。演唱會在新加坡國家體育場揭開序幕，舞台呈T字型，中央設有菱形小型舞台，賦予舞台設計與效果足夠的發揮空間，例如演唱會中有投影大蛇游過的動畫、舞台裂開的效果等。Dorothy觀賞的其中一場就坐在舞台附近的地面前排座位，椅下可放置個人行裝，而且場館內座位間距寬鬆，是她過往在香港未曾體驗過的。而且Taylor Swift在T台上表演距離她也只有約50米，Dorothy的視線不受前面的觀眾阻擋，能夠輕鬆捕捉Taylor Swift在舞台上的一舉一動。

Dorothy對場地的各項安排也很滿意。新加坡國家體育場內分區明確，觀眾在分流入場後可快速找到座位，而每個分區均設該區觀眾專用的飲水機、小賣部、廁所等設施，即使場館容納超過五萬人，觀眾入場或如廁亦未見「長龍」 。Dorothy說自己先前在港看演唱會時，女廁經常供不應求，有時為輪候上廁所，或會錯過表演。是次場內粉絲大多為女性，Dorothy讚賞主辦方為顧及粉絲特別將部分男廁臨時改為女廁，並安排職員疏導人流：「（場館職員）給男廁標誌貼了一條裙子，（我）看到真的很感動。」

多方共建主題氣氛　全城歡迎巨星來襲

為迎接遠道而來的一眾「Swifties」（Taylor Swift的粉絲名稱），當地的濱海灣金沙酒店在演唱會舉行期間舉辦一系列以Taylor Swift為主題的展覽，包括在旗下的商場和會議展覽中心佈置七個藝術裝置﹑在活動廣場以Taylor Swift的歌曲為主題的光影水舞秀等。Dorothy亦特意前往商場打卡，雖然擺設不如預期特別，但仍欣賞商場願意花心思佈置。此外，演唱會會場自3月起，亦為「Swifties」提供免費活動，包括為粉絲化妝、設計髮型、彩繪，也有製作「友誼手鍊」的工作坊，以配合Taylor Swift的演唱會文化，吸引大批「Swifties」在場外響應。

Dorothy留意到酒店外的一間酒吧，更推出Taylor Swift主題的特調雞尾酒，大部分餐廳及便利店均播放Taylor Swift的專輯，更有餐廳老闆看見她盛裝打扮，猜出她是「Swifties」，便在她入座後將店內音樂換成Taylor Swift的歌曲。Dorothy覺得當地人對Taylor Swift到來的熱情，令她更沉浸於演唱會之行。

「覺得整個城市都很歡迎（Taylor Swift）…他們都很知道有一個巨星要來…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盛事」。

23歲的Ada同樣為觀賞Taylor Swift的演唱會，乘近四小時航班由香港赴新加坡，度過三日兩夜。她對應Taylor Swift其中一張專輯《Red》悉心打扮，以一身紅裙進場，更早在赴新加坡前製作好了一批「友誼手鏈」與其他粉絲交換。與Dorothy不同，Ada未能在兩個官方售票平台搶票，轉而在香港網上二手轉賣平台Carousell尋覓，格價一番後以近5300港元，購入一張原價不足1000元的門票。Ada指適逢Taylor Swift到訪當地，來回兩地的廉航機票漲至3000港元，一晚酒店客房的價格更高達2800港元，而該酒店平日一晚的房價只需約1000港元。連同到環球影城遊玩的支出，Ada新加坡之行同樣花費近15000港元。

「從下機那刻起，我好像真的感受到Taylor跟我站在同一城市之內」。Ada指當時的地鐵、酒店、商場，處處可見大量身穿演唱會服飾的粉絲。因為在分享平台「小紅書」看到關於Taylor Swift演唱會相關活動的資訊，她亦特意預留時間觀賞金沙酒店的光影水舞秀，不過她認為表演並無特別，但仍然享受與其他粉絲隨著Taylor Swift的歌曲起舞合唱的氣氛。Ada亦提到，當地著名景點哈芝巷有大量商販推出Taylor Swift相框款式的「貼紙相」，吸引大批粉絲排隊拍攝，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配套服務助創造盛事體系

主力研究旅遊發展的詹姆斯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新加坡校區教授Abhishek Singh Bhati認為，新加坡可以應付Taylor Swift巡迴演唱會的規模，並接待大批外來粉絲，有賴其配套設施。他指新加坡樟宜機場有四個航站樓，旅客能乘坐約75家航空公司的航班，由近150個地區前往新加坡。此外，新加坡本地酒店業亦有一定規模，近七萬間酒店客房足以接待前來觀光的外地遊客。

泰國總理早前曾引述演唱會主辦單位指，新加坡政府為Taylor Swift每場演唱會補貼約1560萬至2340萬港元，以換取東南亞獨家主辦權，不過亦有新加坡媒體指出該數目是六場演唱會的總補貼額。新加坡旅遊局更為航空公司、酒店業界等提供資助，鼓勵它們與旅遊平台合作，連同食、宿組成「套餐」向粉絲一併銷售。根據Klook的售票版面所見，套票內含兩張演唱會門票，及後在指定名單內選擇訂購一晚酒店，並包括二人早餐，套票價格會因酒店星級而不同。

Bhati補充，新加坡一直被視為會議展覽和旅行勝地，配套設施充足。惟受疫情影響，會展業和旅遊業市場仍表現疲弱，復甦後更要與鄰近地區競爭。Bhati認為，與其他東南亞地區相比，新加坡物價較高，到訪的成本不菲，因此以東南亞獨家演唱會站點作為綽頭 ，是新加坡政府重振本地旅遊業的一大策略。除了Taylor Swift，還有英國樂團Coldplay、歌手Sam Simth等，最近都在新加坡舉辦演唱會。

他坦言政府投資國際巨星演唱會開銷雖大，但關鍵視乎其投資與回報。他引述研究機構QuestionPro的統計，Taylor Swift「時代巡迴演唱會」美國多場巡演為當地帶來約391億港元的經濟效益，因此亦估算Taylor Swift新加坡之行同樣帶來龐大收益。而演唱會帶來的經濟效益、以及外地粉絲爭先到訪，形成新加坡在東南亞演唱會產業的「壟斷」地位 。他分析，演唱會經濟潛力巨大，而東南亞地區仍有大量空白市場，年輕人又會為獨特體驗不惜花費巨額，新加坡應繼續搶佔先機，利用「巨星效應」將自身打造成年輕人心中的觀演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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