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八九演義的女性主義——— 公民社會的破碎與中國女性主義運動困境

文：白板

主流視角在回顧八九六四時鮮少提及女性議題。 1995 年，第四次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中正式發表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政府有限度地容許了非牟利組織的出現後，女性議題才開始漸漸走進公眾的視線，推動了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這樣看來，八九民運中，女性聲音的缺席似乎便是理所當然（因為那時候女性議題根本尚未進入公眾視線之中！）社會在那個時候根本不在意這件事，這件事根本不存在，反而當時的人可能會問：「我們討論這個來幹什麼呢？這難道不是很正常嗎？」

然而，筆者並不同意這種說法：改革社會的呼聲往往來自對社會問題的意識[1]，即便八九運動時的人們並不覺得女性議題是一項需要搬上枱面的議題，我們也不能抹殺女性本身的存在。但是為何女性的聲音會如此之小？或許原因正如傅柯所說：「知識即力量。」掌控知識的人，才能掌控力量，反之亦然。在父權社會下，女性的歷史是被父權社會中的具權力者書寫的。我們在書寫歷史時，鮮少把女性放在主體的角色來探討，本文試圖重新將女性鬥爭放在問題主體，思索八九運動與後八九時代女性主義的發展為何現代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如此零散和去中心化，以及其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警示。

一脈相承的八九與女性主義運動

1989年的運動曾有些呂京花這種女性工運人物出現，一度把社運帶進運動之中[2]。然而這些訴求也隨這八九的鎮壓而雲飛煙滅，女性議題也未曾成為一個獨立的運動。人們之後談到運動時，也多把它們的目光放在學生的民主訴求之中。直到1995年非牟利組織活躍起來之後才有新一波的女性主義運動，女性主義才重新步入公眾的視線裏。

1995年後的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是由「知識分子」。這些運動和八九民運一脈相承；而後八九的公民社會困境，也同樣地存在女性主義運動之中。

艾曉明與劉曉波：同世代而又迴然不同知識分子

艾曉明和劉曉波是一對值得用來做對比的例子：他們是同校同系同期的博士生，然而生命軌跡卻全然不同；一位是自 1995 後才出現在公民社會中的女性知識分子，而另外一位是在 1980 年代已經活躍在知識分子界的名人，後因八九運動被囚。

那麼在他們的蹤影是如何出現在八九運動之中的？

趙思樂的《她們的征途》一書中便曾對比兩人同時期的經歷，以下是對於劉曉波的描述：

「北京的局勢卻讓此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的劉曉波寢食難安，他先是連寫三篇評論，對運動組織者喊話，隨後又聯合一批在紐約的流亡中國異議者，發表對共產黨的《改革建言》，當胡耀邦追悼會在人們大會堂舉行，學生下跪遞請願書卻無人來接，無限期罷課開始，劉曉波再次與流亡者聯署發表《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

「（劉曉波）他期待對運動發揮更直接的影響，『回去』，也就自然成為越來越清晰的選擇。」

同時對艾曉明參與六四的動機的描述是這樣的：

「與劉曉波的主動赴火截然相反，艾曉明對自己在運動中的參與有種趕鴨子上架的感受。有天她去學校上課，走到校門口時，碰上北師大青年教師職稱絕食學生的遊行隊伍，一位同事從隊伍走出來，走到艾曉明面前問：『妳敢不敢一起去遊行？』

他們不是問『要不要去』，而是問她『敢不敢去』，這讓艾曉明覺得受到了脅迫，她想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的外科醫生湯瑪斯：當兒子帶著反對人士上門，請他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字，湯瑪斯感到猶豫，他不認為聯署真的能為政治犯換來大赦，但是親情和群體的壓力在催逼著他。

然而，艾曉明在這個場景中做了與湯瑪斯不一樣的選擇，艾曉明加入了遊行隊伍去了廣場，『我並沒有覺得想要參加遊行，但你問我敢不敢去，我沒覺得不敢，我就去了。』她只須做的簡單的判斷，學生的要求是對的，鎮壓是不對的。艾曉明知道遊行的訴求與自己的內心並不矛盾，不必因同事的話讓人感到不舒服就斷然拒絕。

艾曉明的『八九』經歷在他人的眼中確有另外一種敘事。她的同事多年以後對她的博士生黃海濤談起這事表示：『八九的時候，艾老師在前期很冷淡，但戒嚴令頒布以後，一些一開始很積極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師才真正上街了，因此同事都很佩服她。』」

艾曉明在 1995 年後因《北京婦女宣言》的出現，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加強，而在美國正式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的觀點：

「艾曉明在美國選聽了婦女研究概論，這個課程與文學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它討論許多與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議題，比如性暴力，就業歧視，玻璃天花板[3]等等。這種在美國相當基本的教學方法，對艾曉明來說簡直是『解放性的課程』。」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界便以美國為師。這個現象在《專訪林致良先生》一文中可見一斑：「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覺得中國要走向未來，走向民主的這種感覺，用《河殤》的講法便是『要走向蔚藍色（海洋文明、西方世界）的天空』。」在當時的學生之中，訴求也是偏向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正如端傳媒的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工人們所追求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學生們所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民主。[4]」「繼續推進經濟自由化」更是其中八九學生運動的其中一個核心訴求[5]。著名研究中國的學者裴敏欣也在訪談裡說：「前蘇聯不是處在 80 年代民主鼎盛的時期——美國有雷根（里根），英國有戴卓爾（撒切爾）——那就很難想像戈巴卓夫和蘇聯人民會嚮往民主。」[6] 同樣道理，我們也難以想象中國若是沒有美國作為自由民主的「燈塔」，當時的學生何以會尋求自由主義式民主。其中一個例子是，八九民運時的學生所高舉的民主女神像便明顯是以美國的自由女神像為模本而建的。

話題回到女性主義上，那麼後八九的女性主義運動是怎樣的？

大陸資深女權活動家呂頻曾如此說道：

「會議（第四次婦女大會）其實是中國還在希望打破 1989 年以後外交困境的過程，並且希望加入地球村，成為世界公民，擁抱全球化，追逐全球化這麼一個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一個故事。它是一個女權主義的故事，是一個中國和世界全球女權主義連接的故事，但也是一個中國追逐全球化的一個故事。」[7]

問題是，「全球化」到底是什麼？中國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在追求的是甚麼呢？托尼·斯基拉托和詹妮弗·韋伯在《洞悉全球化》一書便曾探討「全球化」一字的含義。他們指出，「全球化」這個字帶有強烈的新自由主義霸權（Neoliberal Hegemony）的意識形態[8]。這種與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合流的新自由主義亦帶出了一些問題：女性主義應該如何面對資本主義？應該合作還是反對資本主義？女性主義應該對經濟上的不平等發聲嗎？還是支持機會平等，讓更多得女性能夠進入父權-資本制的高位？

在面對1970年代經濟危機時，各地的左翼分子都無法給予一個妥當的解決方案，這便讓當時的自由市場主義者從新自由主義得以聲稱找到了出路。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壓力下，女性主義者還是選擇了經濟自主來對抗父權制度，也就是選擇了與新自由主義合流，推動機會平等讓更多女性能進入更高的社經地位[9]。而這種合流，是「一個中國追逐全球化的一個故事」之前已經完成了的。從這個面向而言，八九運動後的女性主義運動，在某程度上能算是八九民運的延續：他們均是建基在自由主義的源流。而不論在八九前的民主運動還是八九後的女性主義運動，其目光都是投向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社會思潮，其中一個例子便是中國的米兔運動（metoo movement），本身也是受西方社會影響而出現的[10]。而八九運動的鎮壓本身，甚至進一步推動了中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發展：以往的男性知識分子主張的「經濟民主同步改革」在中國的社會語境被抹去，讓出了空間使女性知識分子能夠大聲地提出她們的女性主義主張，並從國際環境中得到政治啟蒙的思想資源。

艾曉明也把八十年代稱之為「李澤厚和劉曉波的時代」，她在書中訪談中就曾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只是現在才顯得比較突出而已。那是因為一批關注社會的人已經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說話。」

換言之，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事實上是在兩個因素所導致的：其一為因八九運動被鎮壓，男性知識分子退出公共區域舞台；再者是中國在後八九的低潮期下，希望透過進一步與世界合流，邁向全球化。這兩個因素合力推動了中國的國家女性主義（也就是毛澤東時期「女人撐半邊天」和積極培養女性精英進入國家體制內的女性主義）轉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過程。但是單單了解到中國現在的女性主義和八九有繼承關係，並不足以解釋為何現代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如此零散和去中心化。要回應這些問題，我們須知道國家力量在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中扮演著甚麼角色。

國家資本主義推動的中國女性主義意識

著名研究中國女權運動史的學者王政在一篇訪談裡如此評價如今的中國社會：

「中國整個社會都被崇尚消費的價值觀念裹挾了，這很可怕，可以說是把整個中國社會的文明內涵都給扭曲了。這樣一來，青年一代的女性就受到了多重的擠壓，所有的廣告上都是年輕女性，社會要求女的要年輕、要時尚，要買這樣那樣的商品來包裝，但這個慾望調動起來卻在階級和性別差異擴大的社會中實現不了，一些女青年覺得靠自己的勞動去獲得資源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傍大款，嫁給所謂的成功男性就成了唯一可靠的向上流動的途徑，錢成了第一位的，在婚姻市場上就是明碼標價、商品買賣，人就徹底地異化，自己也成了商品，非常可悲。」[11]

步入21世紀後，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在背後支持的。在資本主義利潤最大化鐵律的推動下，女性作為消費主體的形象籍媒體廣為傳播，正如王政所說的：「社會要求女的要年輕、要時尚，要買這樣那樣的商品來包裝。」在鄧小平南巡後，推行經濟改革的阻力被一掃而空，資本主義在發展初期積極拓展其市場，在中國市場仍是一塊龐大的處女地時社會矛盾並不激烈，女性相對容易接受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仍能透過一些制度化的方式來實現她們的階級跨越。但是若是社會未能給予合適的向上流動的機會，階級流動固化的話，女性將是市場分配不均的第一批的受害者，而這些趨勢，我們甚至從八九前的改革中可見一斑（見注釋2），這個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結構問題，而不是透過獲得向上流動機會本身就可以解決的。

「資本-父權」的雙制度將降低女性的階級流動性

資本-父權社會的支持者組成的政府不見得會為女性發聲，相反，它推出的政策有時甚至會化身壓迫女性利器。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近期剛推出的三孩政策，美其名是「放開機會讓人們生孩子」，事實上卻是透過社會文化來加重了對於女性的期望和負擔。中國民間的力量從來都難以抵抗國家主導的官方論述（其中一個證明是社會上從未出現大規模的反對國家主義的聲音）。我們不難發現，在國家主導的社會裡，民間力量的壯大或衰落，都和國家政策的導向密不可分，也就是說，若我們把1995年看作中國現代女性主義的開端的話，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為何女性主義能在中國政治高壓的環境出現？如果我們從國家力量主導的這個面向來看的話，直接把女性主義的開端放在1995年似乎有所不足。或許女性主義真正的開端早在1989的鎮壓已經埋下伏筆了。她在某程度上契合官方論述，但彼此之間又有矛盾的地方。在制度内，機會平等、提高階級流動性的訴求是被官方許可的（只要矛頭沒有轉移到政治體制上），但是在社會階級流動無法滿足女性的需求時，女性主義的聲音便會再次出現，但矛盾在於性別不平等源於政治經濟結構性的問題。而這種女性主義訴求，其實是源自於資本主義下的本質矛盾的（也就是消費主義和無法被滿足消費主義心態），也就是說，國家資本主義的壓迫令女權主義者發聲，而她們尋求機會平等，是希望能夠和男性享有同樣高的社經地位，卻忽略了性別不平等源於政治經濟結構性的問題，結果繼續深陷於資本主義和父權主義的控制之下，這種女性主義只是資本+父權社會所產生的副產品而已。父權社會的得益者繼續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壓迫底下的人們，女性難以真正打破性別不平等。而真正能夠打破這種不平等的方法，就只有不再依附於制度，把矛頭對準體制本身，要求徹徹底底，自下而上地改革社會。

後八九的公民社會與女性主義運動

後八九的公民社會隨著數碼媒體的誕生進一步原子化，各種公民運動無法組織起來對抗政權，這體現在中國工人的罷工數量每年數以百宗計，卻又無法組成一個真正代表其利益的工會對抗國家力量，學生組織也鮮有大規模的自發組織，女性主義運動也同樣面對這種碎片化的挑戰，女權研究者及社會活動家曾金燕就曾經說到：

「然而，新媒體年代，很難說誰是誰的老師，更難說誰是誰的領導。

多元性別團體與國際運動緊密結盟，被戲稱是NGO領域的『主流精英』。女權之聲和廣州新媒體女性，都是具有理論背景的女權學者在掌門，力圖以女權的姿態評論社會時政和文化事件。和與官方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早期婦女機構比較，她們相對更加獨立、快速地回應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12]

正如曾金燕所說的，制度外的女性主義「更加獨立、快速地回應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可以靈活變動的空間事實上是國家所讓空出來的。社會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就指出在高度商品化的世界裡，弱勢者將失去社會的保護，這時社會中會出現一個反向運動來保護弱勢，避免整個社會關係（其中包括經濟活動）網絡遭受破壞。[13]而非牟利組織，則是這種反向運動的產物之一。換言之，中國因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時期，國家才不得不給予非政府的組織生存空間，來禰補因快速市場化所導致的社會撕裂。自1989年後，國家全面進駐中國社會，而伴隨著市場化的快速發展，國家不得不重新釋出空間予公眾。同時，這種空間是被嚴厲監控的，以防公民運動能快速組織起來。

無可否認，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的非牟利組織都帶有改良社會的性質，但這些組織的問題在於，他們缺乏真正改變體制的訴求。後八九的維權與女性主義運動，也沒有針對整個社會制度提出根本性的改革訴求。若說國家如同一條支柱般貫穿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文化。於中國，這條支柱是脆弱的，但它於柱外圍建立了一層又一層的緩衝區保護自己，即包括女性主義者在內的虛擬公民社會，而這正正是中國在一九八九年成功擊潰公民組織的戰利品。

香港可以從中參考到什麼？

在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同樣面對六四後一般的低潮期。但是香港比六四後的情況較好，理由如下：其一，香港的運動沒有被徹底鎮壓，運動的能量並未完全消逝；其二，基於小政府的管治模式，政府力量難以清算每一個公民社會組織。我們要警戒的，是公民社會的自我潰散，而不是政權本身的打壓。正如在後八九的中國大陸社會呈現碎片化的狀態，我們要想的是：怎樣才能讓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面臨狂風暴雨侵襲的時候仍然能堅守陣地？從後六四經驗來看，腳踏實地為未來社會思考出路似乎才是最好的選擇：我們想作為柱子的國家擔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又到底想這根柱子如何為民眾而非某些特權階層所擁有？

結論

在一九八九後，女性作為被父權-資本社會壓迫的主體終於開始發聲，雖然其在訴求，組織方面都仍有不足，但是不少的女性終於意識到她們遭受壓迫，這是八九民運所留下的最壞同時也是最好的遺產。後八九時期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快速擴張因公民社會的潰散而鮮遇阻力。步入21世紀，中國女性主義的快速發展也代表了中國社會矛盾急遽激化，不同的社會階層以及群眾都針對社會不公平狀況感到不滿，零碎化的公民社會被這些不平等的情況激活起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未來跡將會是一個問題。而香港，事實上也面對相同的處境：公民社會該如何組織起來？我們的社會藍圖又該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還有待社會上的大家一起探討，但是後六四社會，則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例子讓我們想像以後的香港將面對什麼樣的情況，給予我們了一個切入點來思考這些問題。

註

魯賓頓(E. Rubington)與溫柏格(M.S. Weinberg)的〔社會問題：六種觀點〕(Social Problems: Six Perspectives)指出社會問題是一種普遍存在於社會的情境，此情境與社會中相當多數成員的價值觀念相違，同時多數人對此情境都同意必須透過集體行動來改變。
1989 年工人大規模參與運動，除了有聲援學運的近因以外，其實在八九之前，就已經醞釀了對改革開放的不滿。鄧小平上台以後，工人罷工權遭到限縮、私人企業受保障，而工人的工作穩定與工資惡化，又加上通膨、物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以及官員貪腐，勞工對時局早有不滿。而女工所受到的影響特別嚴重。在改革開放推動私有化的進程中，國營企業早期不斷縮編、裁員，根據數據顯示，1987 年，國營部門被辭退的工人有 64% 是女性。當時的官方則呼籲女性回到家庭，企業也都偏向不雇用女性工人。女性的工資不平等也很嚴重，1988 年的調查顯示城鄉女性的工資只有男性的 84%。詳見https://www.facebook.com/TaimeiGenderBar/posts/893127628085662?__tn__=K-R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是指在公司、企業和機關、團體中對某些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晉升到高級職位或決策層的潛在限製或障礙。它指正如玻璃一樣，這個障礙雖然不會明文規定，但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
社會主義民主是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其人民擁有對生產資料共同管理權，而不被某一特定階級或勢力所獨大的民主制度。自由主義民主則是民主在21世紀的主導形式，為政體之一。它採取了代議民主制，由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行使決策權力。而在八九民運中，學生和工人所希望的民主則是不一樣的，詳見：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評論｜深度｜六四·三十年｜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529-opinion-labour-force-in-june4/
Wang, Hui, and Theodore Huters.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專訪裴敏欣：中國或通過改良式革命轉型，挑戰將來自中共內部｜評論｜深度｜六四·三十年｜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03-opinion-communist-china-interview/
呂頻：見證中國女權二十年｜評論｜深度｜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814-opinion-china-feminist-movement-20-years/
Schirato, T., & Webb, J. (2003).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Sage.
新自由主義是指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是各國主要的經濟復甦政策，同時60-70年代亦興起一波女性「解放」運動，那場運動可以有兩種發展方向：第一種情況，它揭示了一個可能藉由參與式民主和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來實現「解放」的願景；相反地，另一種情況則是接受修正自由主義，以賦予女人與男人同等的個人自主、自由財產、生涯選擇、成為社會菁英的機會等等，而歷史最後女性運動的參與者們選擇了後者。詳見：Nancy Fraser; Feminism’s Two Legacies: A Tale of Ambivalenc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 October 2015; 114 (4): 699–712. doi: https://doi.org/10.1215/00382876-3157089
羅茜茜是中國第一個大聲喊出 Metoo 的女性，為 Metoo 運動這一年在中國爆發，席捲學術界、公益界、媒體界、宗教界等拉開序幕，她同時在公開信中表示，她受到美國 #MeToo 運動影響，又在中國知乎網站上看到了曝光陳小武騷擾女生的內容，於是決定公佈自己12年前被陳小武性騷擾的經歷。
【女權史上的今天】2018年1月1日：中國 Metoo 運動拉开開序幕 Matters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49818
曾金燕：中國女權主義三十年｜評論｜端傳媒 Initium Medi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24-opinion-china-feminism/
Wang, S. (2008). Double movement in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