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校政議題的開展──圖書館讀者小組的成立

胡可智

（1）

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我是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幹事，由上莊伊始，有感於大學圖書館服務的不足，我已經對圖書館有甚多意見，故此一直想在無論幹事會之內，還是在整個校園開展這個議題的討論。但因為在任期有其他工作的跟進，而且圖書館畢竟是學生組織中未開展過的議題（港大在六九年二月改革後，已有學生參與有關圖書館的決策），因此之故，直到了大半的任期，也未嘗對圖書館這議題做過任何工作。

開展議題的機遇，就在二零零一年的九至十月。當時大學資助撥款委員會（教資會）（UGC）要求各間受其資助的院校，檢討圖書館使用者政策，認為各大學圖書館須考慮開放讓公眾使用。假城市大學舉行的午餐會，八間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就舉行了一次會面，討論有關圖書館開放這個議題。會議是由每間院校派出四人代表，包括館長、學生代表、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四人組成，中大館方就邀請中大學生會派代表出席。

（2）

我們在幹事會的會議中，討論有關圖書館開放的議題，得出的學生會立場大致是支持向公眾開放的，進一步討論的則是實際執行的問題。到了當日的會議，大部份的與會者，也在大方向上支持開放，只是商討怎樣開放的問題。當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與會者，質疑沒有學士學位的市民有什麼資格使用大學的圖書館，當時我立刻指出大學的對市民服務及普及知識的責任，會議的結論也是傾向建立開放的機制。之後，這種會議直至我卸任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幹事之前，也未有再舉行過。

除了會議之外，我還將消息告知《中大學生報》的出版委員會以及書院學生會的幹事。《學生報》是一個比學生會幹事會更適合進一步討論議題的場域。他們在專題中，更深刻地討論本地大學的圖書館應否開放的理據，以及審視各項中大圖書館服務。在與書院學生會的交換意見過程中，了解書院學生會與書院的圖書館間一些非正式的交流，也為日後的圖書館問題深化打下了基礎。

翌年一月，圖書館讀者小組在教務會屬下的師生諮詢委員會的決議下成立。由於中大學生會代表會的會期問題，故當時中大學生會派幹事列席。讀者小組是由各學院派教師代表一人，學生代表方面，則以四書院學生會和中大學生會各一人組成。既因為小組是一個新的校政諮詢機構，學生代表也對議題比較熟悉，故此學生代表較能爭取主動。在校政會議中，甚少如圖書館小組中，同學能夠爭取大部份的發言時間。當時新亞和逸夫兩書院學生會也有莊，其中新亞學生會的幹事李學斌同學對開展議題有很大的貢獻。二零零二年春天，學生會幹事會任期屆滿，我出選教務會文學院學生委員，在政綱中，我承諾爭取被委任為圖書館讀者小組的中大學生會代表，因為圖書館是文學院的同學很重視的設施，需要對館政有更緊密的關注。

在兩屆的任期中，我們每次開會之後，也將我們的會議摘要用電郵發放給同學。當時的議題，主要圍繞大學圖書館的重建工程、各學院或學系對於館藏的不同需要、專題館藏的佈置、教育同學使用圖書館的方法、圖書館的東／西方語文分類、違反規則的懲罰制度、更新圖書館的網頁甚至在圖書館內可否開窗也曾討論過。同時與會的同學，也對館方有各樣的貢獻，如向負責視聽館藏的聯合書院圖書館，提供中大地下電影會的聯絡方法，以增加館藏。我曾嘗試在會上提出討論流行雜誌的收藏問題，而且在討論之後，還以電郵呼籲同學提議，同學反應甚為熱烈，但絕大部份卻是既有的館藏，可見同學並不熟悉圖書館的搜尋系統，可見館方雖然已向同學教導使用圖書館，但是中大的圖書館教育尚未成功。

本文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方向：一是籠統地討論學生組織如何開展校政議題，二是單就圖書館這個議題的一些意見。

就著學生組織的開展校政而言，圖書館議題的開展，提供了不少值得參考的經驗，如學生組織間的溝通、學生代表分別與校方行政單位和同學間的良性互動等。在此，我特別多謝館長施達理博士（Dr. Colin Storey）、讀者服務主任吳余佩嫻女士、錢穆圖書館館長杜云芬女士、牟路思怡圖書館館長霍玉貞女士等執事先生尊重同學意見的態度，以及很耐心聽我們意見的老師們。當然最需要多謝的還是積極提供、對我們支持的同學們。在校政議題，學生組織常以衝突論來理解學生（學生組織）與校方行政單位爭奪資源的關係，我相信這只是討論校政的其中一項基本功而已，不能以權力關係的概念作為單一批判工具，如要讓同學有更多參與校政的空間，學生代表更需要對特定校政議題的知識和視野，以及加強與同學的溝通，才能讓對校政有更大的發言權。

雖然，因為圖書館小組的設立，館政有甚多改善，但中大圖書館與理想的「研究圖書館」尚有很大的距離。就與本地大學的圖書館比較而言，單比較港大圖書館，就有甚遠的距離，例如香港研究等專題館藏還未成熟；而且，大學圖書館系統因為中大書院制，館藏分佈於大學圖書館、書院的圖書館，醫學院圖書館更置在中大的教學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引起使用的種種不便。另外在大學的圖書館開放的推動上，也是毫無進展。在過渡期前故有的兩所官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始終都是殖民地大學。所謂中大、港大之分別（之爭），都是只在乎殖民地性格的多與少的問題。但對於圖書館向公眾開放，我始終是感到樂觀的，如果比較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一年的兩期《中大學生》中，中大圖書館館方的立場已經較變得進步，可喜地進步了，在九九年那次訪問中，館方人員曾表示大專學歷還未普及，市民並未需要云云。雖然時至今日，香港的大專普及程度無疑遠低於其他已發展地區，但是這更是扮演普及文化遺產保護者的大學圖書館，就更應對普羅大眾打造知識空間、公眾空間，責無旁貸；到了零一年的訪問中，館方人員研究的只是如何的問題，而不是為何的問題；而且最近教資會已經有專責委員會處理館的開放事宜，在此可智盼望香港的大學圖書館向公眾開放指日可待。

在最後一次我與會的圖書館讀者會議中，我提議在大學圖書館的當眼位置，設立意見欄讓同學發表意見，不消十日就設立了。之後讀者在欄上發表意見，其中大部份是我個人未曾發現的。所以，其實發展校政討論還存有很大的空間，只待同學們去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