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們在中大放電影

家明

九一年入大學唸藝術，除了酷愛繪畫，還本著認識一些電影同好的想法。因在中學時迷上了電影，又聽學校的老師說過中大的文化氣氛很好，他們在學時曾經辦過杜魯福全展云云。

當然入了大學始知那是美麗的誤會。學校的電影活動不多，而且電影會亦已停辦幾年了；藝術系的重點在視覺及混合媒介，對攝影、媒體、錄像以至電影藝術較少涉獵。但當時的電影籌款倒是多得很，大概「準中產」的大學生還是荷里活影片的主要客戶，所以坊間落畫不久的影片像《烈火雄心》（Backdraft，Ron Howard導演，1991），總會在不遠的日子在邵逸夫堂再次與廣大同學見面。但我一直懷疑以當時邵逸夫堂的設備，這些電影可以有多好看。

電影會停了好幾年

一年級我就開始辦校內的放映活動：那時認識學生報的編輯，知道我喜歡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就建議一起搞個史高西斯的回顧展。可惜當時並沒有好好配備考慮，在較隔涉的報社舉行，用丁方的電視欣賞。後來范克廉樓的宣傳報告板更被其他社會議題的大字報挪用了。

到了二年級，一天在校園內看到一張電影會「傾莊」的告示，很感高興。碰面始知是幾個哲學系同學搞出來的，同期另一邊廂又有新聞系同學在醞釀上莊，於是兩邊的同學倒算把電影會恢復過來。第一年還較靜態，第二年開始，由原先那批哲學系的同學負責，我出任會長，其他同學都分擔了不同的崗位。經這樣一搞，就搞了幾年，直至九五年我們畢業離校為止。

但我們這電影會，並沒有很好的系統組織，若以今天教育界凡事度量、一切評估的原則，我們必定不及格。但能力歸能力，熱心倒是不用置疑的。有一次，我們搞了個「經典電影周」，放一些像《戰艦波特金》（Battleship Potemkin，Sergei Eisenstein及Grigori Aleksandrov導演，1925）、《斷了氣》（Breathless，Jean-Luc Godard導演，1960）、《單車竊賊》（Bicycle Thief，Vittorio De Sica導演，1948）等，還特意安排幾個幹事同學負責各自搜集電影的資料，使放映後可以來點導賞及討論。活動的反應一如往常，並不特別好（我們的放映，有十個非「拍膊頭」的外來參加者，已教我們興奮不已）；但會後的討論也很有氣氛，參加朋友告訴我們他的看電影經驗，亦有一些提出問題，令大家對「經典」、「電影運動」等有了深一點的思考。

活動算多元化吧

活動一般是不定期的，想到了就做；相對而言與學生事務處合辦的「午間綜合放送」算很有規律了：逢星期五中午放一齣電影，著名如小津安二郎、方育平、占渣木殊、英瑪褒曼及成賴已喜男等人的作品，那時放的不少。綜合放送本是為沒有宿舍的走讀生而設的，我也不知這些老經典對他們的吸引力有多大。在富爾敦樓座位不算多的方樹泉音樂室內，每次有幾個人來觀賞總算可擠出點熱鬧。

除此以外，我們也以電影會的名義出版過一些製作粗糙的電影雜誌《石點頭》（名稱來自一部俄國電影），在校內流傳。我們有些人那時開始在外頭發表影評，我在《年青人周報》開了個專欄。像《年周》這種字多圖少，堅持以黑白印刷的雜誌，我們每個星期二都願意買來一讀的。記得最初認識電影會同學時，發現大家都是《年周》的讀者，也有一種難得遇見知音的快慰。順帶一提，《年周》在九七年回歸當天結刊，由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七年，《年周》的終結，也代表了這種另類又有助煉筆的讀物，從此劃上了句號。但事實上，當時即使在大學，《年周》的讀者也並不多。

後來幾年參加電影會的人更多了，我們也辦過讀書會，在一段時間內一起讀讀書及看點電影；甚至舉辦「電影營」──有次到了渡假屋始發現錄影機不管用，很狼狽，要同學到當時的金獅影視會租台機器入離島，這樣我們預備好的影帶才不致白白浪費。

露天放電影

有一年我們幾個電影會同學與另一些人組成了「偽文化之友」，最初是為了在暑假時搞露天電影放映。我們對電影知的較多，所以負責選片及提供影帶，那時候主要是要抗衡迎新營的「虛偽」及「反智」（但那時還沒發展到「新亞桑拿」）。於是我們在迎新營舉行期間，在百萬大道整夜放電影。不記得從那裡借來了大銀幕及投影機，但因為沒向校方申請，故也同時準備了發電機。於是在黝黑的百萬大道，一邊聽著發電機噠噠的馬達聲，一邊看《感官世界》（大島渚導演，1976）及《Pump Up the Volume》（Allan Moyle導演，1990）等影片。當時我們印發了傳單，呼籲新生不要給迎新營困著（新生在五天迎新營沒有自由活動，卻整天要叫著「邊個醒呀醒呀」這些口號），到「本部」來一起看電影及喝酒。當然，來的新生並不多。

《小門報》也是「偽文化之友」搞出來的。由電影會到反迎新營再到《小門報》，我認識了好幾個此後成為莫逆的好友。在胡混打罵、玩笑戲謔間，透過這些有意思的關係，使人漸漸了解自己的局限、明白到電影以至各種事情的另一些可能性。如果說大學生活能夠予人啟發，我覺得在這些「地下空間」所得到的一點領會，是幾年下來最大的得著。

此後電影會與「組織友」來往得較多。中大三十周年有個大型開放日，電影會也申辦了一個攤位。那天上午，我們聚集在學生會，一起把包裹了「反開放日」宣傳信息紙條的避孕套吹得飽飽的，預備派發給開放日的來賓。當我們的屁股回到電影會的攤位時，嘴上還有一點避孕套殺精劑的殘餘，但這時我們又扮演屬會的代表，向遊人介紹電影會起來了。我們展的是一些無謂的電影海報及劇照，反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如何與對面攤位、跳著張學友《愛火花》舞步的另一個屬會唱對台。當他們一起在百萬大道使勁的跳那吃電視奶水的舞步時，我們就把擴音機的噪音扭到最大。是的，我們這個電影會是既犬儒又人格分裂的。

不斷尋找知音同好

電影會及放映讓我們認識了一些當時的中大交換生。其中有個由瑞典來的女孩，英語說的像母語一樣好，當時經常跟我們聊，說很想看陳凱歌的《霸王別姬》（1993）（那時電影未公映，要不然準不會這樣想）。她還經常鼓勵我到紐約讀電影，因為她一個在瑞典的好友過去了，而且那好友非常漂亮，說我與她準會十分投契。老實說因為此建議，有段短時間我認真想過出國的可能。另有一位澳洲來的朋友是中大醫學院教授的兒子，因放假到香港來探老父，他看到我們的放映告示也來湊湊熱鬧，他在澳洲是唸電影的，但當與他聊不上三句就扯到Winona Ryder的這共同話題時，我就知道他是我們的同道中人。

在中大幾年，搞電影會就是一種不斷尋覓知音同好的經歷。最有趣的一次在四年級，一天在新亞的知行樓踱著，赫然發現有個房間，在門上貼滿了黑白影印的電影導演照片，且都是冷門的口味──勿怪這個看電影的人又在推許他的陽春白雪──，但看到像柏拉贊諾夫、塔可夫斯基及薩耶哲雷等肖像，我實在很錯愕，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交換生的所為。叩門問道後才知道原來有三個愛電影的男生在知行，我奇怪這麼多年在中大放電影也未跟他們碰面，其後與他們混熟，以酒及罐頭來聊電影經常成為我們晚間擾人清夢的快事。這些宿友，今天依舊是摯友，其中一位更拿獎學金到美國芝大讀電影的博士去了。

兩次難忘的經驗

在中大搞電影會，得到的反應一般不會令人驚詫，即使如此，我們的宣傳還是做得滿認真的，只是把回應的期許定得低一點：有幾個新朋友來捧場已很高興就是。但有兩次是特別例外的難忘經驗：

一是我們放映Spike Lee的《Malcolm X》（1992），恰巧新亞有個美國歷史課的老師，認為影片與課堂的內容配合，鼓勵學生來看這電影，所以那個晚上把田家炳樓的整個講室擠得滿滿的，我們幾個搞手都席地而坐。但狼狽的是由於影片太長，田家炳樓要關門電影仍沒完結，放映被逼腰斬，在翌日補放。可以估計到了第二天晚上，人數自然大打折扣。

另一次是國際電影節前夕，當年以奇斯洛夫斯基的《藍》（Blue，Krzysztof Kieslowski導演，1993）為開幕電影。因為《兩生花》（1991）的關係，奇氏在大學生心中也有一定地位，但很多人都買不到開幕的票。我們那時買到了一卷英國的《藍》錄影帶，預備在校內放映，到處張貼了茱麗葉比諾仙的大頭海報，並說「買唔到飛唔緊要，來我們的放映就得喇」。同學的反響很大，碰面的都說要來看電影；但事件鬧得太大，竟然傳到了電影節及影片發行公司的耳裡。一天，我收到了一個匿名的傳呼，電話中人說自己是中大的交換生（但卻能操流利廣東話及談吐很PR的客套），她問影片在甚麼時候放映，我覺得奇怪，就說因版權問題取消了。我拿電話號碼去查，才發現那是影片發行公司的電話。《藍》最後也按原定時間作「非公開」放映，只招待了一些熟悉的朋友。

電影會你過時了

辦中大電影會最大的意義，對我們幾個朋友來說，是可在偌大的校園內認識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這個，比自己一人孤軍上路，有機會學得更快更多。而朋友間的情投意合，也是難得的緣份。當年電影會也組織過拜訪活動，其中一次到創造社找舒琪談天時，他也說到辦電影會的一些事情。七、八十年代因為看電影的機會難得，所以大影會、火烏電影會的活動容易聚合到一批知識青年，能夠聚合就能夠成為繼往開來的力量。到了我們搞電影會的九十年代，看電影已非一件困難的事，錄影帶及當時LD的普及使每個人都可自建家庭影院、購藏影片；再者社會愈發展，娛樂的可能性也愈多著；第三是「知青」也早沒有市場了，那時校內學生餐廳上的屬會宣傳擺設，也開始流行一起穿著廉價西裝、一臉自信去扮演行政人員的風氣。在這情況下，即使在大學的環境，去辦電影會，也總是吃力不討好的。

但話又說回來，當我們有年趕及在電影節前放映《柏林穹蒼下》（Wings of Desire，Wim Wenders導演，1987）（其續篇《咫尺天涯》（1993）在那年電影節首映），招徠了二十多位想在續篇前一睹前作的同學。大家一同擠在田家炳樓的課室內，對著焦點總有點糢糊的銀幕，細細體味影片的詩意及餘韻；到影片結束時，同為「to be continued…」那幾隻小字而會心微笑（暗忖「原來幾年前導演早有寫續篇的伏筆」），讓影片把彼此的心連結起來。那個時候，我們即使只是放映者的身份，卻竟也感受到了影片創作人與眾同樂的奧妙心神。這種因辦電影會而帶來的愜意與喜悅，雖然萬中無一，但又會令你覺得，所有的心機原來並沒有白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