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蘇
原刊於2012年《迎新特刊》

(上)

「所以談研究所、談中大,都還得從書院談起」《與中大一同成長》

要是聽過中大的名字,想當然會聽過當初中大是間書院邦聯制的學校。但今時今日,所屬書院對於新生來說除了宿舍、書院通識、週會以外,會剩下甚麼呢?老胡想就是唸過幾年的畢業生聽見這問題也免不了一陣的沉默。書院理念時至今天到底是些甚麼?除了空洞的口號以外,大部分同學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對書院歷史有興趣的同學大可以聽聽老胡的胡言亂語;就是對歷史沒有興趣的也不妨聽一聽你們即將在此渡過幾年的陳年舊事。這些故事,就讓老胡娓娓道來。

話說早在中大成立以前,三間書院早就已在香港落地生根。「中大」,只不過是三間書院根據中文教學的理念而合一起的名字。三間書院早在「中大」出現以前,甚至遷入馬料水以前早已經營辦學。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新亞校歌〉

當中要數歷史最悠久,老胡實在不得不提新亞書院。新亞書院的前身是亞洲文商專科夜校,由南遷香港的錢穆、崔書琴與居香港的劉尚義舍力籌辦,及後更
邀得唐君毅、張丕介的加入。新亞創立的原因乃源於錢唐等人希望籍此繼續他們於國內的辦學精神,力求保存及發展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精神。

回想當年,新亞於1949年最初開學的時候,窮得只能負擔租在九龍一家中學在夜間上課。1950-1953三年間更是新亞最艱難的時候,老胡依稀記得那時的新亞沒有職員,更沒有校工,一切日常校務,全由老師跟學生共同負責。同學們下課後還需要清潔課室,整理桌椅。那些年的青春歲月雖然堆滿汗水與淚水,但也好不快活,實為老胡最為享受的時光。而學校的營運經費則多為募捐得來;老師的收入也非常微薄,只有上課的鐘點費,生活多靠稿費支持。老胡可以大膽的說老師們除了一腔對傳承中國文化的古道熱腸以外,就別無支撐他們堅持辦學的理想了。老胡現在想來,新亞校歌中「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也許是錢老當年貧苦辦學,仍奮勇向前最真實的寫照吧。新亞書院的名字也是於1950年訂立起來,意謂寄望創造一個新亞洲光明的未來。

現在說起來,那年間新亞的經費籌募也真可稱得上是個傳奇。老胡猜不知道是不是新亞士人過於寒酸,財運不佳,來港以後屢次失去財政支持。呵呵,或許支持新亞財政的王岳也是受新亞的霉氣感染,弄得不足半年便破產收場。而正當美國耶魯大學的雅禮協會對新亞伸出援手,發展出現一線曙光時,錢老竟還能與耶魯來的代表討價還價,堅持不替教會辦學,不讓雅禮過問校政。這段歷史實在讓老胡敬佩汗顏,所謂的獨立不屈,所謂的士人風骨盡在錢老身上體現至盡。說了這麼久,到底何謂「新亞精神」呢?此乃一千古不解之迷思,各人有各自的解釋,許是錢賓四重遊陽間也未必能給個眾人信服的答案。老胡對此亦只能作一膚淺至極的猜測。新亞書院的旨趣道「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老胡認為新亞精神便是教育出能批判,能包容,能堅持,能理想的君子,並且能承傳中國文化,廣學西方知識,溝通中西的通才。新亞講重的「誠明」便尤重對於中國文化修德學習的精神,誠明二字便出自《中庸》,寄望同學能探求事實,認清真理;為學做人,需要知行合一。

因此在當時的新亞課程中,尤能看見新亞著重培養學生傳承中國文化和廣學西方文化。要知道錢唐等中國文史哲學者乃自北方大陸逃難以來,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乃將中國文化摧毀殆盡的思想,因此他們來港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保存彌足珍貴的中國文化、儒家思想。在早期的新亞課程設計上,新亞精神可謂表露無遺,當時的新亞同學需修學四年。第一年不分系別,共同學習,並主要分為三個範疇,一為教授中英文的語文科,二為教授中國通史、哲學概論及社會科學的人文學科,三為教授自然科學的科學知識。到了第二年,同學主要仍是以學習中英文的全人教育為主,包括中國現代史、西洋通史和理則學或倫理學。回想當年的新亞學生,無論是人文學科還是自然科學未必都為學貫東西的博士,卻都是貫通東西的通才,新亞精神在課程安排上實表露無遺。哼!難為今天之人以所謂的通識課程妄想傳承老
新亞精神,這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崇奉基督,勵志篤行」〈崇基院歌〉

成立第二早的書院則為崇基書院,成立於1951年。談起崇基的發展過程,可比新亞輕鬆得多。崇基的建立乃源於基督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的被迫結束,不少前任教授及學生逃到香港。因此崇基創立的一大要旨便是繼承西方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辦學精神,恰恰與著重發揚中國儒家人文精神的新亞相映成趣。老胡特地翻了一下書本,當時崇基的建立得力於的香港有教會背景的人士,例如聖公會的何明華會督、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歐偉國及其他的教會領袖,取名為崇基便是取崇奉基督精神的意思。崇基的開辦經費最初來自香港聖公會,並得聖保羅男女中學、聖約翰教堂及會督府借出校舍。及後更得到英國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及嶺南大學的美國基金會補助開辦費,崇基的開辦在本港與歐美的教會組織扶持下可謂一帆風順。

崇基不但備受教會的特別扶助,就是港英政府也抵不住這小貴婦的魅力,於?1956?年於馬料水撥地十英畝興建校舍,九廣鐵路更為此增建馬料水站,方便大小姐出入,於是崇基便成為了日後中大的基地—馬料水的第一位成員。老胡那個年代的的馬料水可真是遍地牛糞,人跡罕至,放眼盡是農田跟荒野的不毛之地。港英卻願為此斥巨款興建鐵路,這可真不只是一般的偏愛。要是把新亞說成是個南下流亡,身無分文「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窮書生的話,那崇基就是個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貴族大小姐。

崇基的基督教精神不獨體現在創校理念上,在其建築、學生活動和課程設計上也可見一斑。崇基在馬料水建校初時並不像今天般龐大,建築物並不是很多,但很早就已經有了禮拜堂和神學院。就是最早的兩棟宿舍(應林堂和華蓮堂)分開男宿跟女宿也體現了當時的基督教會的風氣和價值觀。那個時候的崇基已經有一種宣揚團結、友愛的基督教價值觀,惡名昭彰(?)的週會那時已經有了,很多其他的宗教活動如感恩崇拜會、校慶唱聖歌也是早期崇基的特色之一。課程方面繼承了國內基督教大學的部分特色,以經濟學及人生哲學為其中必修科。至於音樂系和神學系更是崇基當年創立之初已經有的學系,到了今時今日,這兩個學系的同學仍然只能進崇基。神學於基督教的關係自不待言,而音樂在當時來說則是用以輔助傳教,創作聖經詩歌的重要途徑。老胡直覺得對於當時的崇基來說,把崇基精神說成是基督教精神也毫不為過。

「我校聯合,氣象萬千」〈聯合院歌〉

第三間,也是最後的一間老書院就是聯合書院了。聯合書院在1956年成立,由華僑、廣僑、文化、光夏及平正五所院校組成,大多都是於1947至1950年間由廣州南遷來港的私立大學,屬所稱的「流亡書院」,都是為了逃避共軍南下而來港。因此要是算老的話,那個時候最老的並不是為人熟悉的新亞和崇基,反是聯合前身的這五間書院,他們都是淵源於三、四十年代的專上院校,當中例如廣僑書院前身的廣州大學和作為光夏書院前身的上海大夏大學,便比老胡的祖父輩還要老得多。

聯合成立的背景與新亞類似,來港後都經歷了一段財政非常困難的時期。縱使這些書院具有歷史基礎,有些甚至在內地一併把師資、學生、圖書等都移到香港。例如華僑大學搬到香港的華僑書院時,學院立即擴充到文、法、工、商四個學院大個學系,學生增加到六百多人,與香港大學不相上下。而且原華僑大學教師陣容鼎盛,許多著名教授諸如趙冰、錢穆、唐君毅都曾一度任教,發展本應一片光明。可惜的是1949年便被英軍不由分說的強行徵用了沙田校舍,真可謂「屋漏兼逢連夜雨」。

規模最完善的廣僑也落得如斯下場,其他院校就不容分說了。這些院校大都只能租用設備簡單的校舍及在夜間上課。各書院的經濟來源,就只靠有限的學費。教職員的薪金都非常微薄,各書院經濟情況常陷困境。幸好在此情況下有1950年台灣捐出的孫氏助學金和1952年亞洲協會捐出孟氏獎助學金,情況才有所改善。想來也奇怪,那些年的台灣還處於國民黨獨裁專政,資金不能自由進出的年代,忽然有些台灣來的「孫氏基金」,想來與國民黨應該有不少關係吧。結合聯合書院的院徽的色調,還有那首具濃濃國民黨風味的院歌(「浩浩青天,昭昭白日」,說到這實在很難不讓老胡想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吧…….),還有五所院校逃離共產黨南下的背景,你說聯合跟國民黨毫無關係的話,老胡就打死也不信的了。好了好了,閒話完畢,聯合怎樣成立的呢?這就源於福特基金會在1956年來港,五間院校才統一資源和人才,組成「聯合書院」,以後的發展才一步步暢順起來。

正正基於聯合書院本來就是一所由幾間院校組成的書院,是一個包容和妥協的結果,因此他的理念感覺上並沒有新亞和崇基這麼強烈。但在老胡眼中,包容多元正正就是聯合書院的最大的理念。聯合書院的學者均來自於不同背景,分別有著不同代表儒學、西方基督教及地方性務實的中國大學傳統,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在香港繼續其教育與學術工作。舉例而言,聯合的第一棟宿舍就是帶著紀念天主教來華傳教士湯若望味道的湯若望宿舍;而課程設計上聯合向來著重切合社會需求,在聯合成立早期已經重視其科目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因此會計和商業管理等發展得特別早;而在聯合的校訓「明德新民」就是來自於儒家經典《大學》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一句。聯合在各方面多元的表現均充分反映其自由多元的特點。

這段時間雖然是三間書院經營最困難的時候。嗯……好吧,崇基算不上經營困難,但亦是三書院最自主,其理念最強烈的時間。在這段日子裡,雖然中大還沒有成形,書院的認受性和地位亦遠低於現在,但回想起當年,每個學生只要一踏進校園,就能感受到那股書院氣息和人文味道,那股瀰漫在空氣中令人激動的氣氛至今還殘存在我的鼻腔之內,窒息的感覺還能依稀沿記憶找到,這一切都讓老胡回味不已。

博文約禮 中大校訓

接下來的便是三書院如何成為中大的歷史了,轉捩點出於雅禮協會駐新亞書院代表朗家桓於1956年致書高詩雅,討論私立大專學院的地位。他主要來說提出了三項意見,大約是要政府規定大學的入學標準和校舍等規格,界定政府在大學財政上應擔當的角色和加強大專院校認受性等。用老胡的說話來說,朗家桓就是說出了一些政府老早應該考慮而沒有考慮的事情。接下來,政府也就忽然被一言驚醒,終於開始關注專上教育的發展,再加上當時香港的政經形勢,例如經濟發展開始向工業製造和出口的方向轉型,對專業和高教育程度的人才需求增加等,中大在政府協助下亦火速籌組起來。三院於1957年成立了「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1959年政府宜布資助,三院正式開始籌辦一所新大學,1963年中文大學正式成立。

對當時三院的發展以至大學組成後的性質、組織等影響最深遠的就是富爾敦提交港督的《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報告書雖沒有直接提出邦聯制的建議,但指出單元制對由三院組合成新大學是不切實際的。接著政府雖然接受了《富爾敦報告書》,據此界定了大學的組織、權力和學制等,但各書院仍有很大的自主權,甚至在統一學生程度和教職員編制上各有特色。當大家都以為三書院將會自主獨立的發展下去時,殊不知在一股陰霾正逐漸逼近……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下)

上回提到三書院終於組成香港中文大學,三所書院和大學本部仍然分處港九新界各地。那個時候,中大可是名副其實的聯邦制大學,三所書院的教學都是分立自主的,中大本部只負責統籌入學和畢業考試,其他各方面均交由書院各適其宜。自1969年開始,新亞及聯合一一遷入景色宜人的馬料水,在書院發展上愈加穩健進步。

但是當各書院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教學上也慢慢產生變化。按理說,各書院地理上之靠近,是有助於同學以至教授之間的互相交流,在圖書館等的資源運用上也可更具效率。

中央集權的契機

唉,現在回頭想想,要是那時各書院分散各地也可能未嘗不是好事。讓老胡告訴大家,本部中央集權,書院權力下降的契機就出現在資源運用上。1972年的時候,設備優良的新科學館正式在本部啟用,很自然的成為了全校共用的設施,所有理科的課程也因此成為「院際」的了,各書院的學生聚在一起上課。你問老胡為甚麼學生不在自己的院校上課?少年,你太年輕了,你可知道那時的香港並不如今天般繁榮富有,而理科所需要的實驗室和設備,部部皆斥資巨大,試問各書院又豈會具有如此的人力物力獨自設置呢?

接著,1974年各書院的工商管理和會計學系連同1966年成立的「嶺南商科研究所」都集中起來,成立完整的「工商管理學院」。大學本部和書院之間也出現了愈來愈大的張力。老實說,老胡也認為資源的統合原本並不是一件壞事,可是卻被政府加以利用,開啟了中大中央集權的地獄之門。

中央集權的第一炮打響在1969至1970年,那年中大由於被指行政費用偏高而被「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削減撥款,數額只及所提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七。減了這麼多預算,大學本部亦無可奈何的減少花費。為此,李卓敏校長提出了「資源匯濟」政策,要加強整體規劃以及大學各部分行政與教學功能的整合。

面對這李校長,老胡也不知道是同情還是責罵他,他好好的是中大的開山祖師,也平白無端葬送了中大的聯邦制。這場改革表面上是李校長一手策劃,是一場大學本部與書院之間的權力之爭,但事實上是一場政府與中大之爭。

的而且確,改革的第一步是李校長踏出的,他於1974年正式委任了一個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教育方針與大學組織工作小組」(老頭子記性不好,之後就叫工作小組好了),全面檢討大學體制。但這一切都是幌子,真正的幕後黑手其實就是港英政府。根據李校長在成立「工作小組」會議上說明,當時的港督兼大學監督麥理浩曾當面告訴他,政府有意成立委員會來檢討大學制度;在這形勢下,他被迫建議大學自行先作內部檢討,以表明是大學的自發行動,好讓政府以後的行動順理成章。簡單來說,李校長其實只是中央集權計劃的馬前卒,用來挑起戰火的。

當時的「工作小組」由余英時擔當主席,成員由現任和前任的文、理、社、商學院院長,現任和前任學生會會長及由三位學院選舉出來的年青教師。(唉,反看今天的中大決策,無論在師生參與和民主決策來說都只感到不進反退。)工作小組在成立後每個星期都開會,前後匆匆忙了一年,才寫出總結報告書。與後來的「富爾敦第二報告書」相比,報告的內容已經溫和和有限得多,但已經在社會與校內掀起軒然大波,李校長和余英時首當其衝備受各方指責,以至個人品德也受污巉。那些年的猛烈批評,就連老胡也要替兩位捏一把汗。

幕後魔頭驚世現身

故事還沒有完,好戲還在後頭,整場陰謀的始作俑者終於出場。港英政府隨即委任通稱「第二次富爾敦委員會」的「中文大學調查委員會」,並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發表了比「工作小組」激進和徹底得多的建議,即把中大由邦聯制改為單一制,只保留了書院校董會的法人地位以及其籌款與管理捐款的功能,其他諸如收生、課程安排、聘用教師等權力全部收歸中央。簡單而言,書院只剩下了籌錢、分配宿舍和書通的功能,不要說是書院,這簡直就只是分了地區的小校務處。

報告書美其名是由大學本部是「學科為本」,書院是「學生為本」。放屁!一所連書院連學生課程的設計的權力也沒有的話,怎麼辦到「學生為本」?說到尾,在港英眼中,就只有「金錢為本」四個字。書院精神本來就是體現在各書院在課程設計上著重的理念以至選取具備其書院精神的老師等等。現在這樣的中央集權跟把書院的靈魂全然抽空,只留下一具會籌款的軀殼根本沒多大分別。

然後,政府更不顧部分書院校董的激烈反對,快刀斬亂麻,於?1976?年制訂相關法案,將新體制付諸實行。麥老賊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的奸詐脅迫、獨裁專橫可謂非老胡我輩能比,實在是佩服佩服。好好的一所多元邦聯大學就這樣葬送在港英手中。要是他朝我再聽到甚麼港英政府學術自由云云,你看我不賞他兩把掌我不姓胡。

可憐的是余英時跟李卓敏,就這樣無辜吃了隻死貓。於是兩位就在1976年前後兩年離開中大。當時新亞校董會的九位董事更憤而辭職,以示抗議。可惜,港英政府又豈會被這些「小事」而撤回方案,以往那具有多元自由的聯邦中大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剩下幾間殘留空名的建築獨守在中大,像是在諷刺著這間「書院制」的大學。

沒有聯邦制的新中大

說起往事來,老胡總是特別激昂。剛才說到哪?呀,對了對了。雖然沒有了邦聯制的精神,但中大還是要辦下去。李卓敏於?1978?年退下去了後,馬臨即接任校長,並且開始重整中大新的行政架構,貫徹執行「富爾敦第二報告書」的內容,開始了中央集權的進程,諸如把各書院分散的學系集中起來,統一成單一的大學學系。當具備強烈理念、獨立自主的書院變得有名無實,失去實權以後,中大本部自然可以無視書院意見,獨攬大權,為所欲為。說起令人氣餒,中大就這樣踏上了一條慢慢磨滅其自身精神的不歸路,步入一個中央集權的新紀元。

港英的魔掌在廢除聯邦制以後並沒有消失到。1974年開始,由於政府根據社會需要所作的決策,中大開始籌辦醫學院。醫學院的課程獨特,專業性強,在當時更必須符合英國的嚴格專業規定和標準才能取得香港執業資格。種種因素都令到中大不得不屈服於政府的政策之下,在收生渠道、授課語言、課程結構等幾個有關中大教育傳統的敏感話題上作出讓步,不再似以往般獨立堅持,設立醫學院遂成為迫令中大轉向英國大學學制的一步重要棋子。

「四改三」之陰謀破落

1980年的醫學院收生於是便成為了中大與政府交戰的第一個戰場。醫學院的收生渠道,即收取中六還是中七畢業生入讀醫學院觸發了大規模抗議。教師和學生紛紛示威遊行,就是校方與政府屬下的醫學教育小組也出現了緊張關係。哼!總算那時的中大師生還有點骨氣,沒丟我老胡的面子。至於何以這個問題會引起這麼大的風潮?這是因為這暗示著以後大學是採取四年制還是三年制。而政府自然是贊成大學三年制,以把中大轉成英國大學學制。

而由於中大成立的醫學院學制小組的態度非常強硬,同時也可能基於中英談判即將展開,不宜觸及具民族情緒的議題,政府接受了一個妥協方案,並宣布六年內不再考慮中大學制問題。中大師生們總算是嬴得了一場勝仗,可以稍為鬆一口氣。

新書院‧逸夫書院

發生在中大的大事卻從來沒有就此慢下來,由邵逸夫捐贈的大禮堂於1981年落成啟用後,即向馬臨表示有意支持中大另一工作——即設立第四所書院,亦即今天中大的逸夫書院。

逸夫書院可就威風囉。他是三間創校成員書院之後的第一間新書院,也是沒有聯邦制的新中大第一間基於金錢作為出發點而非教育理念的書院,更是中大第一間以人名命名的書院,創開了以後「不論理念,只要有錢」的新書院先河,埋下了日後幾間新書院橫空出世的伏線。三間的創始書院都是先有目標有理念,在經營籌款上再困苦也堅持下去,因此他們經濟再困難,也仍然堅持守護下去,直到最後的一分一毫為止。逸夫書院倒不同,他是有錢了,才想起搞教育;書院建好了,才去找理念。老胡眼見這情況,除了搖頭苦笑,也無可奈何了。

逸夫書院的同學們請不要見怪,老胡並不是批評你們,只是客觀的講述逸夫書院成立的歷史背景,但逸夫等新書院的同學千萬不要讓此局限了你們的思想與精神,重要的是你們能否創立並兼持書院精神。君不見三書院成立之初的人文精神與理念多麼強烈,而現在卻只剩下一個個消散殆盡的口號?

還記得之前說的「四改三」嗎?港英又豈會善罷干休,過了六年之期,他又再次故態復萌。到了一九八八年,港英公佈了「富爾敦第三號報告書」,正式提出大學需改以中七為收生點及實行本科三年制。中大師生面對港英這樣「大石砸死蟹」的舉動,縱然馬上組織反抗,可惜港英再次霸王硬上弓,以經濟壓力迫使中大屈服,最終使「四改三」於?1990?年快速通過。

今年的新書院

而時至今日,同學所見的新書院是怎樣出現的?這就要由整個新書院的計劃開始講起,當中的決定和興建都以異於中大一般行政速度進行。由2005年10月至2006年2月間,中大校方就完成了考慮成立新書院、考察、寫報告和諮詢多個本應需時甚久的程序,時間之快令人咋舌。接著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4月開了無人知曉的校董會會議,決定興建新書院。就在這中大師生一片質疑和反對聲之中,校方便沾沾自喜的舉杯慶祝,為中大開拓了新版圖而心感滿足。新亞、聯合和崇基在當中的角色?他們在逸夫成立時早已沒有發言權,更何況這規模巨大的新書院工程。

最後報告後公布不足一月,中大校董會便在5月通過成立晨興書院、善衡書院、敬文書院和伍宜孫書院,在10月通過成立和聲書院。一如逸夫書院,這幾間書院基本上都是基於中大發展(三改四後新生的增加)和金錢考慮而出現的,例如晨興基金和何善衡基金(不用老胡說,你也知道這兩個基金跟甚麼書院有關吧)。中大校方在這段其間向師生表現了其極高的行政效率,不但選定了贊助人,更連書院精神也作好了。根據官方新聞稿,晨興書院希望「培育學生為香港、全國以至全世界社會服務」;善衡書院則希望「培育學生的誠信及對個人責任的承擔,立下基礎以貢獻社會,豐盛人生」。老胡看著這堆文字,實在很難不聯想到「求其」和「堆砌」。這一切都全拜劉遵義校長所賜,這些新書院的創立無視了與中大整體理念是否相符,無視了校園的整體規劃。中大用書院之名來換資助的想法欲蓋彌彰,只需要掀下那塊小得可憐的遮醜布,事實便會赤裸裸的呈現出來。只用兩三個月時間作出來的書院精神,還能稱得上是精神嗎?別笑大老胡的口了!所謂的書院除了宿舍、獎學金和海外交流,還剩下了甚麼呢?

大家試想想,就是中大代表會批給屬會小小的幾千元也要「嚴謹審批」,耗時數多個月。現在說的是耗資上億,興建數年的新書院,中大竟跟我說三數個月便決定一切?中大你會不會做得過火了點?

今天書院的形勢跟當年中大成立已經今非昔比,書院由當年的獨立自主到今天的權力盡失;書院精神由堅持執著到今天的半死不活,苟延殘存。或許,已經連苟延殘存也說不上。罷了,廉頗老矣。中大今後還能否稱得上為中大,書院精神還能否延續下去,就要看諸位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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