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洄從之，省思我們的中大理念

文：wiki

走到這一天，你踏進中大校園，打量周遭環境，想著自己終於成為一個中大人。對於中大的一切，你或許會感到非常陌生，心有不穩之感。你也許亦不明白這所大學究竟有何特別之處，提到她的精神，腦海中除了浮現「中國文化」四字，亦不能說出多少。

若此刻我告訴你，這所大學的成立絕對來之不易，並從一開始便肩負著沉重使命，不知你又會作何感想？身為這一代的中大人，你踏在前人踏過的土地上，面對時代給予你的難題，環顧四周，或會有點茫然。既然如此，歷史傳承過來的責任，就讓我們回到歷史中去求索；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她的過去，並帶到當下反思與實踐。

背景——中大成立前的高等教育

要追溯，便要自四十年代說起。當時，由於國共內戰的關係，不少內地難民湧入香港以逃避戰火，香港人口在短短幾年間由150萬大幅增至230萬，對中小學及專上教育的需求大增。大批逃難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在港創辦近三十多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專上學院，包括崇基學院、新亞、聯合書院等，希望在中國大陸以外發展以中國人為對象的高等教育，並為未能到港大及海外就讀的學子提供出路。

當時，香港有英中和中中兩種中學，然而只有一所提供英文教學的香港大學，絕大部分中中學生被排諸門外。事實上，當時的大學教育深具殖民地本質的「政治任務」，收納社會上的華人精英，透過專上教育塑造他們需要的政經人才。而當時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明顯重英輕中，甚至歧視中文，始終不肯承認其法定地位，意圖深化殖民。

然而，面對社會的急促膨脹，適齡就學兒童的大幅增加，青年出路壓力愈來愈大，當時港大每年容納的二百餘名學額實不足以應付人口和統治需要。另一方面，就讀私立大專院校的總人數高達三千，是港大的三倍，但他們學歷卻不被承認，為當時的殖民統治的一大威脅。

另一方面，大量中中學生因無望入讀港大而湧向內地和台灣升學，這群學生便成為兩岸國共政府戰略博奕下的重要棋子。港英政府不願大量人才流失到中共之手，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政治灌輸；亦怕台灣國民政府會把學生培殖成右派，招徠中共入侵的口實，令香港成為兩岸的磨心。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另一所大學去吸納中中學生，幫助香港社會保持「意識形態中立」，免之成為國共兩黨的政治籌碼。

在這樣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的政策必須有所調整。

1957年2月，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為打破港大壟斷的局面，為中中學生提供直接升讀大學的機會，成立了「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以爭取政府資助和獲資格頒發認可學位為目標，並計劃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三書院在當時己經頗具名聲和規模，正好切合政府的戰略考慮。翌年8月，港府決定興建第二所大學；1959年，成立專責小組，邀請富爾敦勳爵為主席，提交《富爾敦報告書》，研究新大學設立的細節，為中大成立作準備。

1963年10月，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結合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實行書院聯邦制，中大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作為當時香港的「唯一中文最高學府」，實行異於港大的四年學制。

理念——為中國人而立的大學

作為一所在殖民地時期成立的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大學，中大的成立本身具有雙重意義：一是確立中文地位，並弘揚中國文化；二是藉此抗衡英殖文化霸權，具有強烈反殖意味。

中大成立前，中文在殖民地政策中被嚴重壓制，削減了不懂英語者的升學和就業機會；精通英語便成為一種政府認可的社會地位，中文使用者備受歧視。教育政策亦歧視中中學生，他們必須在中學畢業後多花一年時間修讀英文特別班，方合資格升讀港大。可見，當時的中文使用者，無論在升學和就業上，都備受不公對待，出路難求。

於是，三書院以爭取中文專上教育為目標，提出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必要，希望為當時苦求出路的中中學生提供升學機會。他們指出「中國有其本身之教育理論與傳統，在任何方面足與西方教育之理論與傳統相比擬」[1]，並將香港視為中國文化教育的重要中心，意借香港的中西匯合特點，溝通中西文化。最後中大得以成立，終打破港大的壟斷，對提升中文地位具重大影響和意義。

可見自中大成立起，捍衛中文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便成為不可忘卻的理念和歷史使命。七十年代的兩次中文運動中，中大學生便積極參與，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至今，中大仍是唯一標明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

抗爭——殖民本質下的對抗精神

另一中大成立的重要意義，便是其反殖的意味和傳統。

作為一所因配合政權政治考量而成立，並受其授命及資助的大學，中大自不能擺脫政權的高度控制，因此甚至有人認為中大與港大無異，乃是一所「殖民地大學」。

以上的指控並非無理由。從港英政府的動機來看，設立第二所大學只是新的政治規劃中的一環，就是透過文化控制積極介入殖民地的社會,吸納社會上的中中學生。

從行政上來看，中大校董會的組成亦揭示了中大為政權制肘的本質。作為校內最高決策機構，校董會的組成決定了大學的政策走向。而事實上，歷任至今的校董會主席皆是香港重要的資本家，此殖民統治和資本家勢力結合的表現，使教育理想因而備受制肘。

此外，政府在中大成立兩年後設立UGC（教資會），負責評定大學發展方向及撥款，換言之政府可以透過UGC去操縱和扼制大學的發展，干預學校行政。例如在學制四改三的爭議中，UGC便以拒絕發出學額和撥款為脅，強逼中大改為三年學制，放棄全人教育理念。

然而，單從政權政治考慮上去理解中大成立意義，得出結論則未免太過悲觀無力。對於制度結構上的限制，我們不得不承認制肘所在。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大不能在夾縫中尋到自己的道路，而事實上正是這種狀態，才更能昭示出中大的反殖意味和傳統。

從另一角度來看，中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中華民族的一次對抗殖民霸權的勝利。當時三院挾著中華民族文化的氣節和本土需求的聲勢，批評港英教育政策根本未能照顧社會需要，並提出只有一所由華人所辦的大學，才能滿足香港華人社群的文化和知識需求，獲得社會廣泛支持。最後，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在語言政策上作出讓步、正視社會要求，承認中文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合法地位，促成中文大學的成立。

而中大的成立的確能回應當時的社會需求，為苦無出路的中中學生提供升學機會，使更多人能接受大專教育，同時亦為久受壓迫的中華文化爭一口氣。可見，即使中大始終未能掙脫政經制度的挾制，並且創校以來需面對無數理念被踐踏的危機，但她終究還是開拓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而正是這種不平坦，才更可表現出中大由始至終對抗建制霸權的抗爭力量，亦由此確立她抗殖而立的傳統精神。

這種反抗建制的精神一直被傳承下去，創校五十年以來，中文大學的理想面對政權的踐踏與壓迫，從1976年三院集權、1978年學制「四改三」爭議、2002年提倡中科合併和其後的國際化事件……無一不激起校內師生群起聲討，編織起中大五十年歷史。

而這種抗爭精神並不局限在校園內，更引連到社會層面，中大人持續不斷地投入反建制不公的社會抗爭中。例如六十年代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支持八九中國民運、九九人大釋法、以至近年的反高鐵事件、支援葵涌碼頭罷工等，及至其他數不清的社會參與，皆有中大學生的身影在內。

當下——從歷史溯源，自足下出發

時至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現實之下，再說中大理想，可發現其實面臨不少的挑戰。

近年，有關中文大學對「中文」的重視，早已有旁落之象。97回歸後，雖然香港不再受英殖政權統治，但崇英輕中的情況依然存在。近年大學「國際化」的聲音愈演愈烈，本地大學為追求國際知名度和爭奪教育資源，紛紛調整語言政策，傾向以英語教學和發表學術研究文章。中大亦不能獨立於這種風氣之外，2004年發生的「國際化」事件，校方意圖以「英語化」為目標，犧牲以中文為重的雙語教學。當時中大師生雖群起反抗，但最終亦無法推翻校方的決定，時至今日，背負著「中文大學」之名的中大正逐寸失去她與生俱來的責任和人們對她的期許。

國際化事件牽扯到的另一問題，正是體現當權者對於大學教育的干預與挾制。情況正如創校之初殖民政府的干預，教育理想始終不是當權者考慮之首要，而視教育為行政工具，實行由上而下的統治方針，要求大學教育服膺於政經考慮之下。97回歸後，高等教育功利化的情況愈趨嚴重、大專院校的管理日益企業化，衡量大學的標準就逐漸以它的「產出」為主，亦即是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反映教育商品化問題嚴重。

而隨著時代轉變，社會面對的問題亦有不同，不斷湧現，例如人口老化、貧富懸殊、政制改革停滯不前等。

然而，面對如此困境，現今中大學生投入社會事務的熱情，相比以前卻冷淡不少。當然，中大人仍繼承著其一直以來關心社會和基層的傳統，在社會事務上的參與乃是八大院校之冠。但面對學歷貶值，今天的大學畢業生不再如從前般，是人人欽羨的天之驕子。而創校以來的抗爭傳統，傳承至今，因著年代和社會環境的轉變，在現實生活的壓迫下，熱情和堅持多少亦已被弱化。學生會會歌中所唱的「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我們還要不停地光大和發揚」之類的豪言壯語對於大部分今日的中大同學而言，聽起來或許有點不明所以。

行文至此，雖不免唏噓，但我們亦不需要過分悲觀。一路走來，中大的道路向是顛簸，當初她以抗衡殖民霸權為立，到後來的中央集權、學制四改三風波、國際化事件、拆建烽火台爭議等，無一不是對中大理念的摧殘，亦無一不受到師生極力的抵抗。我們一直走來，向是如此，又何懼再面對更多的風雨、更大的挑戰？中大人的道路，就是在窄狹的夾縫中掙扎著走出來的。她的路未嘗平坦，她的抗爭亦不曾止息。

自創校之初，中大人便注定成為校園中、社會中的抗爭者、批判者。一路走來都是那樣的難，但又如何？作為中大一份子的你，從前或許未曾想到，中大的使命竟有如此重量。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承擔，如今面對新時代給予的責任，面對資本主義下教育的商品化，面對校園內、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更應當要反思當下中大的社會位置，問問自己：作為中大學生，我想要一所怎樣的中文大學？中大的傳統價值中，有多少已名存實亡，多少又值得保留？而作為一個社會公民，面對諸多不公義，我又能如何去改變？這都身為中大人的你我，必須要深思的問題。
[1]：〈中文學院聯會對皮理斯教授專論之分析與評論〉，《香港高等教育問題之商榷》，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