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旗禮｜豈有豪情似舊時

原創文章  豈有豪情似舊時 莊耀洸、馮家強談中大學生組織的「中國認同」 鄧小樺整理  莊耀洸：1992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馮家強：2002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告別中國？  莊耀洸和馮家強都在訪問中指出，近年「中國事務」並非 中大學生會的焦點所在。  據莊耀洸覆述，1989年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大學生會和學 聯每年都會就與中共政權的關係作討論，例如是否參與國 慶酒會、是否衝擊新華社等等。但這類問題的熱切討論在 1994年之後冷卻下來，至1997年再有政綱面世時，關於「 六四」的部分大概只有「釋放民運人士」、「追究屠城責 任」之類的言語。馮家強稱，在他看來，近年中大學生會 基本上沒有特別關心中國問題。[1]而另一些學生組織，如 國是、辯論隊等對中國的討論，多集中在經濟方面，譬如 中國入世、西部大開發及如何往內地發掘商機等。   [1] 參見「幹事會政綱初探」中「中國」部分的分析。   「一國兩制」，口響得滯  馮家強說，1997年之後，中大學生會曾質疑對「一國兩制 」的應用範圍，認為在討論民主時並不適宜以「一國兩制 」為理由，因為香港和大陸同樣需要民主。但自2001年開 始，中大學生會及學聯都開始直接引用「一國兩制」，認 為須維護這制度，卻也同時忽略了它的有限性。例如在「 廿三條」的討論中，針對引入內地的法律的建議，學聯提 出「一國兩制」的說法。馮認為學聯並沒有小心處理，將 討論簡單化了。  中國認同迷宮：沒有一樣的地圖  莊耀洸憶述，七十到八十年代中，學運最大的特徵就是強 調民族主義。1986年中大開放日的主題是「為中華之前驅 ，為民族之奮起」，可見當時學生組織亟欲引起同學對中 國議題的關注。不過八九民運之前，其實學生組織並不十 分關注中國事務。是八九民運，令學生組織重新重視中國 議題。但八九過後，此類討論熱潮開始退卻。1990年，中 大學生組織就開放日的主題以中國還是香港為中心有所爭 拗。同時，1990年的中大學生會裡過半數的幹事是新移民 ，不少幹事打電話回家是講普通話的。  1990年的釣魚台事件是另一次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運動。 當時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組織了遊行抗議日本政府的無理 ，但源於不認同中國政府，學聯因此並沒有參與這次行動 。及至1996年再發生釣魚台事件，學聯開始清楚浮現有三 種不同的立埸：一為強調民族主義；一為主張無國界，這 些人十分抗拒民族主義：「釣魚台是屬於飛鳥的」；第三 類為反傳媒。莊耀洸謹慎地說，這三類意見的分歧甚大， 所以很難作一個概括的結論。[2]   [2] 保釣  《大學線》第八期（1996年10月）以「保釣聲中分裂的大 學生」為題，報導了1996年保釣運動中學界意見紛紜的情 況。報導指，導致分裂的原因，除了部分欲參與的組織的 身分及動機（如學協被指親中）受到質疑之外，更顯著的 分歧是學界中有高掛民族主義旗幟的聲音，有人卻認為保 釣的重點應是反霸權、求公義，堅持在行動中不應強調民 族感情。文章的部分副題如「權力角逐　互不信任」、「 群龍無首　一盤散沙」，可見文章對學界意見之紛紜感到 遺憾。  而梁款（吳俊雄）在〈怒吼之後〉一文寫道：「九六年保 釣[...]更不能以原始的民族主義、捶胸怒吼作號召。九六 保釣要有情有理，釐清國族共處的原則，勾劃民眾、政黨 、國家的利益的重疊和分野，重申自主、自決和公義的道 德綱領。九六保釣要開啟一個新的『中國身分』的討論。 」他並在另一篇文章〈民族漩渦、保釣暗湧〉（與上文均 出自梁款《文化再拉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出版，1997） 中表示「高興見到遊行中有大專同學強調保釣是要反對軍 事霸權主義，但保釣運動主流推銷的民族主義，是香港中 國人情懷的最低共通點。原始的呼喚有市場，因為香港政 黨近來流行求大同存小異——保衛國土人人舉腳贊成，它 是大同，要鼓吹；童增（以至無數異見人士）被「另作安 排」是小異，不用深究。[...] [隔段]政黨媒介推銷原始 愛國，其實觸動了不少港人的民族意識，國家情緒。問題 是，它不是民族意識的全部，它甚至阻止大家去認真追究 歷史，尋找根源。[...]六四教我們看前深遽反思，保釣卻 教我們原地捶胸頓足。」梁文的觀點可謂複雜，但卻可反 映出1996年保釣時，心情複雜的並不止大學生；而這種複 雜的躊躇心態，背後也非全無理據。梁氏對保釣的躊躇， 其實亦牽涉到臨近九七回歸在即，政黨中人紛紛高舉「國 家民族」之旗幟，令「民族意識」一詞染上了拍馬屁的味 道。   馮家強也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一事中看到類似 的分歧。當時中大與四書院學生會對聯署聲明、是否加入 學界聯盟等出現分歧。中大與崇基學生會認為不論是否轟 炸中國大使館，總之轟炸平民便是錯的，而新亞學生會則 表現得較支持中國政府。[3]   [3] 北約轟炸  中大學生會當時的聲明寫道：「北約以制止種族清洗為由 ，連續空襲南斯拉夫近五十天 。 北約連番擊中民居、巴 士和難民車等等後，更於5月8日炸毀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 使館，對此表示強烈的憤慨，而且北約每次誤炸後都只是 表示遺憾，對事件根本亳無悔意。空襲不能解決科索沃種 族清洗的問題，反而令問題變得複雜。但北約沒有積極尋 求戰爭以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多次拒絕了外國政府要求 ，停止軍事行動，進行和談的建議。這種獨斷獨行，漠視 他國的反應和積極意見，暴露了其霸權行徑。我們強烈要 求北約對所有無辜死傷者道歉和賠償，並停止無意義的空 襲行動，並積極尋求和平方法解決科索沃問題」。由聲明 中可見，中大學生會所抨擊的其實並不特別針對「轟炸中 國使館」，聲明中無特別強民族身分、鼓動民族情緒的字 眼。（而中大學生會和四書院學生會在5月10日舉行的譴責 北約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示威遊行，則以「反對霸 權，痛悼同胞」為號召，似乎兩句的前後排列，的確代表 主次之分。）對同一件事件，一向被指為「親中學生組織 」的大專學生協會發言則是旗幟鮮明，儼然北大人口吻： 「堅決反對美國和北約以人權害人權，或假人權為名藉武 力干預他國內政與主權，殘害蒼生，謀取政治野心，破壞 世界和平與國際穩定。美國和北約一定要為襲擊我國使館 及造成多人傷亡的野蠻暴行負上一切的責任。」   你估日後點行？  莊耀洸指自1992年開始，學生會的政綱中愈來愈少有關中 共政權的討論。至1997年為止，中大學生會和學聯都拒絕 與中國政府溝通。到1999年人大釋法，學聯三子上京，與 中共政府尋求對話。莊說，打自這一年起，學聯及中大學 生會對中共政權的態度起了變化，起碼不再是完全拒絕承 認。  與中大不同的是，1990年代中某些院校的學生會就職禮， 會邀請新華社作嘉賓。另外，其實六四過後，不少中大屬 會在舉辦一些交流活動時，亦不避嫌，會主動邀請新華社 參與。  馮家強認為，九七過後，許多事情都與北京政府息息相關 ，若拒絕溝通，只會窒礙了討論及事件的發展。近年來學 生會的取向以議題為本，因此在居港權問題上，學生會肯 主動與中方交流，乃因這是相對較為實際的處理方法。莊 耀洸也同意這種對運動有幫助的實際取向。他並且估計， 未來幾年中大學生會對中共態度改變的可能性不大。尤其 當特區政府因施政失誤而民望處於低谷，再加上它不是由 普選產生，同學以至民間那種反政府傾向本身將導致對中 國政府和特區均欠缺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