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遙遠的一九六八，太切身的二零零八

文：Loxias the Bard

1968年，一個拿著這本迎新特刊的看倌尚未出生的年份。

他們的六八，我們的六八

那年二月，越戰仍然打得熱火朝天，游擊隊發動跡近自殺式的「春節攻勢」，悲壯地從美軍手上奪回西貢，在美國大使館升起他們的旗幟。在五十年代經歷過黑人民權運動的美國大學生從此明白他們的政府打不贏這場戰爭，更從中取得了啟示：既然越南人能打垮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也能推翻騎在頭上的統治者。

法國的情況更加憾動人心。三月，巴黎西郊南鐵大學的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後來演變成對總統戴高樂權威的挑戰。五月，學生響應南特（Nantes）的造船廠罷工，巴黎百萬群眾上街，幾乎釀成一場革命。在反越戰，反官僚，反殖民的呼聲中，擔心發生政變的戴高樂甚至飛到德國，詢問駐紮當地的法軍，假如巴黎落入革命分子手中，他們是否還支持他。

這場由法國燃燒至意大利、德國，以至整個歐美世界的社會改造浪潮，掀起了對勞動權、社會保障、婦女解放、性傾向平權的深刻反思。二次大戰後，嬰兒期世代裡的中產階級子弟步入大學，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叛，造就了六八學運的背景。

那一年的香港又如何？同樣有戰後嬰兒潮，同樣有資本主義的剝削，我們的祖父母在工廠裡流血流汗，充當讓老闆可以戴勞力士的「勞力士」。香港沒有的東西是大學生，大學學額佔適齡人口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於是，年青人的所在地是工廠，要反抗的對象是完全不設勞工法例的殖民政府。1968的前一年，是六七暴動／反英抗暴，主角不是大學生，而是年青工人和中學生。

1968年，體會到管治危機的政府逐步推行普及教育，減低小學學費。由減費到免費，學額的擴張由小學蔓延至中學、預科、大學，這個過程為的是把青少年安頓在學校體制之內，使其反叛性不致威脅社會。潛伏著這個政治議程的殖民地教育，跟歐美的六八學運精神背道而馳。香港，似乎沒有學生運動的土壤。

遲來的學運，早到的回歸

果真如此？也不見得。六七風暴裡走上街頭的青年，在七十年代裡不乏升讀大學者——當然只是一小撮。那些有中共淵源的身負「黨的任務」，多被調派往港大潛伏，少有推動學運，如曾鈺成；那些曾經自發上街的進步青年，卻偏好英殖味道較少的中大，成為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的重要成員。從保釣、反貪污捉葛柏，到金禧事件、艇戶事件都有他們的身影。在「中文列為官方語文運動」裡，民政司黎敦義在一次集會裡聲稱中文落後，無法用打字機打出來，因此不能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定地位。在場學生聞言群情洶湧，一句「You get out！」將他攆出去。

反殖民，反官僚，這些都與六八學運的精神相連。與工人的親和也是那年代的特色，由一群大學生與青年知識分子發起的「自由大學運動」，就主張讀書人要有勞動，大學生要回歸工人群眾，去工廠打工，結婚也不擺酒——要犧牲，要做實驗，要改造社會，從自己開始。

及至八十年代初，作為六八學運指導思想的新左派理論終於傳到香港，《新晚報》的風華版在1982年連續十篇刊登相關文章。從行動到理論，這些六八學運的條件終於在香港齊集了。

這時候，香港的回歸談判正好開始。

整個社會的焦點從此轉移。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1989年爆發六四屠城，還有以開放直選為代表的政制改革，輿論集中在以九七為重心的中英角力而非民生事務，剛冒出頭來的論政團體和政黨亦奪去了大學生的光芒。儘管一直仍有學生為社會大事力竭盡嘶，無奈時間已不再站在他們的一邊。香港版本的六八學運，未曾起步已胎死腹中。

四十年後，殊途同歸

時光荏苒，今年是六八學運四十週年。在作為起源地的法國，逾一百五十個團體示威遊行呼應六八精神，右翼保守的總統薩爾科齊則揚言清算六八學運——雖然，要是沒有六八學運解放人心，離過婚的薩爾科齊大抵坐不穩總統寶座。無論好惡，法國人無法不回應六八學運；在香港，絕大部份大學生卻對此一無所知。

是的，國情有別。但時代的巨輪是會轉動的。2006年初，法國政府企圖推出「首次僱傭契約」，規定廿六歲以下的受僱者有長達兩年的試用期，僱主可以這段朝間毋須提供任何理由之下進行解雇。當時，在巴黎以北近郊的塞納聖但尼（Seine-Saint-Denis），青年失業率高達25%至40%。這種落井下石的行徑，一方面顯示六八的遺產開始褪色，另一方面也衍生了異於六八的學運模式：運動的主角不再是手執中產階級入場券的大學生，而是文憑貶值下前路茫茫的大學生。

大學，以至大學生在社會的位置，跟四十年前已大不相同。這一點對香港而言也是一樣的。2004年，特首董建華的計劃提早達標，連同副學士在內，全港六成適齡人口能接受專上教育。可是這決不代表將會有六成人晉身中產生活無憂，只代表越來越多年青人未找到工作已背負一身學生貸款債務。不錯，去年大學畢業生的入息中位數終於回升至一萬，但今年通脹卻是十一年來新高，香港的加薪幅度在亞太區排名尾二，貧富懸殊年年加劇更是不在話下。還有，香港打工仔是沒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的。

此情此境，我們有把握講清楚自己的前路怎麼走嗎？別說何時掘第一桶金之類的痴人夢話，連何時養得起自己，恐怕也不是人人說得準。

文憑貶值，拉近了我們和法國大學生的距離。兜兜轉轉四十年，殊途於焉同歸。

歷史．今天

問題是，我們對於這一點有多自覺？對大學作為「自我增值機」的想像有沒有改變？那邊廂，法國學生振臂一呼，逼使政府收回成命，擊退了「首次僱傭契約」；這邊廂，屈臣氏蒸餾水員工在大埔工業村罷工，我們多少人覺得是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想去關心一下？即使由馬料水去大埔只需一程巴士。

大學的歷史植根於社會的歷史，大學生的命運亦無法與社會的命運割裂。歷史也罷，命運也罷，改變抑或接受，就在一念之間。

欲知更多六八學運的資料，可到基層大學網頁：
http://www.grass-roo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