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跳掣，到《跳制》——專訪一本精神病人主體發聲的刊物

受訪者：sing、六月、Sophie、彩鳳、Lala（跳制小組）
訪問者：Czior、Susanna、東、Edward
整理：Susanna

搭地鐵時見得最多精神病人。

這當然不是因為地鐵特別多精神病人，之所以如此，其實只是因為在其他地方我有很多、很多藉口「看不到」他們：在街上我只需要加快腳步，在走廊我只要衝進家的鐵閘之後，在學校我不和他們同組，他們沒人請所以不用擔心會和我一起工作。

地鐵車廂不同。未必總是好逼好逼，但總不能由車頭走到車尾，於是頂多避到一格之外，由得那個人或是自言自語，或是憤怒地與一個隱形的人說話。

避開、隔開，如果避不開逃不過他走到身邊，就開始擔心他不知會做什麼，再走近一點，就開始盤算究竟是不是要報警，讓警察將他帶離你視線範圍。

說逃避是我們面對精神病人的標準反應並不為過。

Ⅰ　拒絕刻板反應
六月提到，她一次坐巴士時坐在四人座位（面對面的那種）見到用手語溝通的一家人，她不知如何面對他們。因為平時當殘疾人士不存在，也不用和他們相處，所以從未試過理解他們，如今「被逼」共處一室，就發現自己什麼反應都不懂給——我們對精神病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對精神病人不問情由地恐懼，一則因為我們對他們種種源於不理解的刻板印象，二來因為我們對精神病人（或更準確一些，種種情神狀態）太過習於以逃避代替面對。

未命名：拆解刻板印象
《跳制》的其中一個欄目叫「未命名」，這個欄目的其中一部份找來不同的普通人／「精神病人」發表他們對「精神病」的看法，為「精神病」的定義提供多種不同的說法，藉此破除讀者對精神病教科書式的看法。

給予「精神病」不同定義，將「精神病」加以形容、定調，有什麼影響呢？在精神科把持了對精神狀態解釋權的時代，如果你的精神狀態／「徵狀」不幸被專家們「發現」，並被列入DSM-Ⅳ（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已出至第四版），就會有相應的藥物治療你、修正你的狀態。《跳制》第一期舉了一個例子，一位收了藥廠二千六百萬美金的精神病醫生約瑟夫。畢德曼於1996年提出很小的小朋友也可以患上躁憂症，於是小朋友躁憂症的個案就被創造出來了。

讓解釋權回到你／我／他
《跳制》追溯「病」是如何被建構、賣藥獲利的藥廠如何與精神科共謀，先拆解精神病科如何成為主流、壟斷了人處理問題的方式。

六月說到，現在我們說起異於日常的精神狀態，往往很快就將之放到了精神病的框架之下，成為需要被快快「醫好」、處理掉的東西。精神病人根本沒有空間去仔細審視自己，甚至沒有其他語言去描述自己的精神狀態。明明很多事情、很多狀況，莫說病名的定義不能解說清楚，精神病人自己也說不清楚。

透過嘗試不同的描述，他們希望做到的是讓解釋權回到我們自己身上，回到每一個經歷種種精神狀態的人身上，讓我們至少可以弄明白自己的狀況。而讓解釋權回到我們自己身上的重要性，於今時今日已不止是對少數人來說重要。「好像個個人都是精神病，你自殺又關精神病事、功課壓力大又關精神病事」，明明社會上存在著各種形形式式的壓迫，社會卻將因著種種不同壓迫而來的種種難受通通歸到了「精神病」的名下，應該被修正的應是造成那種種難受的制度，但結果被修正的卻是那些受苦的人，那不啻是對他們的雙重壓迫。

Ⅱ　我們不代表誰，我們是主體發聲
活於這重重壓迫下的人，終將一個個地走出來——只欠一個契機。

一套電影牽引出一本刊物
2009年社運電影節播放了《種菜日記》，導演顧允岡於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協會經營的農場務農三年，將風信子農場的夥伴面對自己狀況的過程紀錄下來。

《跳制》的兩位成員，Sophie和彩鳳，就在映後的討論會碰上了。

十四歲就被診斷為精神病患的Sophie，幾經努力才擺脫了精神病科，自己好不容易脫離了吃藥入院見醫生見社工的夢魘，她的弟弟卻於最近五年間開始在家中封閉自己，彷彿陷進一個循環，她非常希望好好審視自己，看《種菜日記》前就已經開始想做些事情了。時為社運電影節籌委的彩鳳負責放映《種菜日記》，第一場放映之後見到Sophie，第二場又再見到Sophie，兩人就開始傾能不能一起搞出版，傾出了《跳制》，之後「人搭人」地組成了出版《跳制》的一群人，出《跳制2》時也有新成員加入。

《跳制》兩年間出了兩期，每期印數只有二千。彩鳳說他們做的是「窄播」（narrowcast），與廣播（broadcast）不同，尋找的是「少數中的少數」。她去診所等地方派刊物給人時往往抓住別人一傾就很長時間，有些後來有參與《跳制》製作的人就是他們在派發刊物的過程中認識的；而沒心看的人，彩鳳笑言她甚至會把書搶回來。

彩鳳指出「每個精神病人都很不同，沒可能一個人代表另一個人」，他們絕不視自己為精神病人的代表。六月承認，當如今精神病人會走出來、能走出來的是如此之少，他們很難避免外界會將他們視《跳制》為精神病人的代表，但六月強調「我們不能以偏概全，最好其他領域的精神病人也出來說話」，Sophie也同意說《跳制》其實是一種拋磚引玉。

跳制小組對自己的身位十分自覺，堅拒將自己擺在「幫人」的位置，提醒了我們要對慣見的「伸手助人」等說法有多些警覺性，想想如果自己說自己在「幫人」時，會不會其實將自己擺了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強化了「弱者」的「弱」。

Ⅲ　當我們對話
《跳制》裡充滿著人的聲音，貫穿刊物的大量獨白／對話，讀時感覺有人不停逼切地說話。出版物一定是有對象的，對自己說的話不妨收在日記本裡不必印出。《跳制》究竟在對誰說話？又為什麼要說話？《跳制》是否滿足於出了版，自己表述完、其他人看完呢？

為什麼要溝通？如何溝通？
Sophie指出，自我表述是不足夠的。所以，《跳制》十分重視與讀者的互動。

Sophie負責文本對話，第二期中她這樣寫到：

「例如我常被溝通問題卡住，我不會立即想盡方法『解決』，令它消失，而問自己可否創造多一個空間和方法來思考問題：來源是否如自己所認為？真正面對方法是什麼？所以才有文本對話！這是重要推動力，更希望這個空間能融納更多人一齊討論。」

也許我們已經太習慣太習慣一有問題就要解決，有「負面」情緒的時候就要將它變成正面，Sophie的說法令人震撼。為什麼要溝通呢？我們想像那總是為了要理解，可是Sophie卻說，那可能只是讓你明白自己有什麼是不能理解的。她叫自己做問提者，她把問題提出來，不是立馬就要把它解決掉。把問題提出，讓它在半空懸盪有其意義，大家可以先把問題想清楚，而非匆匆忙忙地將它胡亂消滅。

Ⅳ　未完成
訪問之初六月說過，《跳制》只出了兩期，其實仍處於摸索的階段。這麼一本初起步的刊物，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它的位置呢？

或許可以用《跳制》第二期文本對話的一段作結：

「對我來說，成功反面不是失敗，不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而是失去嘗試的勇氣。」

《跳制》辦出來，一群承受過各種傷痛的人聚在一起出版，令到其他人也可以獲得勇氣，發出自己的聲音。

後記：
後來一次在地鐵上哭，雖不是痛哭，卻也不是完全無聲無息；哭著慢慢就覺出別人目光的重量。非常想停，但卻停不下來。他們雖不至於馬上退開，我卻禁不住覺得，如果我再哭得利害一些，他們可能就會報警了。可是，其實我只不過是非常難過罷了。

希望閱讀《跳制》印刷本的可電郵至shortpress2010@gmail.com，又或到中大學生報會室（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307室）拿取，最好睇完大家一齊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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