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十分鐘認識集體談判

文：皺皺

集體談判是什麼？

集體談判（即Collective Bargaining，又譯作集體協商或團體交涉）被稱為勞動三權之一。簡而言之，集體談判就是讓工會代表僱員集體作為與僱主協商僱傭條件的機制，協商內容包括工資、工時、假期、員工福利等。經集體談判得出的共識將成為具法律約束力的「集體協議」，僱主不可以比協議更低的條件聘用僱員。

至於集體談判權的立法，除了要求僱主與工會協商僱傭條件外，亦經常包括規管罷工以及協商調解的機制，如限制合法罷工的條件、為協商設定冷靜期等等。各國實施集體談判的方式各有不同，可能以企業、地區、行業以至全國為單位作為協商平台。

大部分的已發展地區都有完善的集體談判機制，奧地利、法國、芬蘭等地的普及率更高達90%以上。香港的工會普及率不高，亦並未有就集體談判立法，故此只有不足3%的勞動人口在個別的情況下受到集體協議覆蓋〔註1〕。

為什麼要支持集體談判權立法？

因為個別的僱員的議價能力遠低於僱主，造成僱傭勞動的定價不公平。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假定，自由市場會自行調節至最有效率的分配，因此一切對市場的干預必然是壞的。這一說法卻不適用於僱傭協商，因為最大效率只會在市場資訊完全透明、延遲交易和協商成本為零的假設下才能成立，而勞動市場則完全不符合這些自由市場的假定。

顯而易見，僱主掌握的工資價格資訊遠多於僱員，而且在龐大的失業後備軍下，失去一名僱員另聘一名的代價極低；相反，僱員失去工作則意味著失去生計。因此無論是市場資訊還是交易成本都一面倒傾向僱主。經濟學家對於這些資訊不平均情況，設計過不同的模型預測交易的結果：交易的利益傾向掌握資訊的一方（即僱主），而僱員的交易成本越高，僱主越能取得更多利益，而整體交易效益則越低〔註2〕。

由工會代表僱員進行集體談判，可提高談判的透明度，及以工業行動提高僱員的議價能力。工業行動具有讓協議雙方傳遞價格資訊的作用，可促使協議的達成。一些模型傾向認為結果仍傾向利於僱主，另一些則認為最終的價格大致公平〔註3〕。但無論如何，實證研究都顯示集體談判可提高員工的實際工資，使它更接近合理的水平（註4）。

集體談判降低經濟效率、增加失業？

早期的研究大都認為工會和集體談判不利經濟效率，近年卻漸有其他的論述。

目前較普遍的觀點是，工會的普及與經濟表現無大關係，但集體談判的普及在提升工資的同時，亦會輕微推高失業率〔註5〕。然而，國際勞工組織在2009年發表的報告卻指，根據1980至2000年間的數據分析，集體談判對通漲、消費、經濟增長率等經濟效率的指標，都沒有明顯的影響〔註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被右翼經濟學者視為良好生活唯一指標的GDP也在其中。換言之，現時並未有實證數據可以論斷集體談判會降低整體經濟效益。

至於集體談判與失業率的關係，現時學界亦未有確實的定案。以往對於兩者關係的兩大主流理論，即「工團主義理論」和「峰型理論」都未能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目前學界的新潮流是，兩者之間還有整體經濟情況、組織結構、貨幣政策等不同的因素影響（詳見註4及註6所示的文章），而不能以簡單的關係描述之。因此在本港實行最低工資是否會同樣推高失業率，亦是未知之數。

註1：職工盟，2010：《集體談判，與我何干？》，下冊。
註2：Peter C. Cramton (1991), “Dynamic bargain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i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37 No. 10, pp 1221-1233.
註3：Lawrence M. Ausubel, Peter Cramton, and Raymond J Deneckere (2001) “Bargaining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Robert J. Aumann and Sergiu Hart, eds. Hangbook of Game Theory, Vol. 3.
註4：Toke S. Aidt and Zafiris Tzannatos (2008).”Trade unions,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view”,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39, No. 4, pp. 258-295.
註5：同上。
註6：Franz Traxler and Bernd Brandl (2009).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I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