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humans，not dogs！」、「停止無理減薪！」英語與廣東話口號此起彼落，11月13日晚，一場跨越各區、打破種族隔閡的罷工就此展開。
約300名南亞裔及本地Foodpanda外賣員響應網上號召，以「上線但不接單」的方式參與罷工行動。這場勞資糾紛源於外賣員不滿訂單服務費不斷下降，及資方無理凍結帳戶等，遂發起一連兩日罷工，並提出15項訴求與資方展開兩次談判。最終勞資雙方達成部分共識，罷工順利落幕。
是次罷工看似成功，但這場勞資糾紛背後蘊藏哪些問題？為何逼得一眾外賣員發起罷工？
記者｜楊家瑩 編輯｜何綺綾 攝影｜楊家瑩 何綺綾
外賣行業在疫情間尤其盛行，但早於2014、15年，Deliveroo和Foodpanda已進軍香港市場。一般而言，外賣員普遍分為「步兵」、「單車手」、「電單車手」和「司機」。當時兩大外賣平台均採用傳統僱員合約，外賣員收入包括底薪及訂單價錢（下稱「單價」）。後來平台陸續遣散僱員，轉用自僱合約，外賣員收入變成由單價及額外獎金組成。新機制下，外賣員上線平台時要分秒必爭，接更多訂單，用最快速度送餐，才能賺取更高收入。
外賣業看似自由彈性，前景明朗，但一班外賣員就大吐苦水。2021年11月8日，新蒲崗Mikiki商場外，攜帶著保溫袋的「單車手」阿祥和Max倚著欄杆，鬱悶道：「唉，還未有（訂）單！」他們已全職投身外賣行業一年多，均同時任職Deliveroo及Foodpanda兩間平台的自僱「單車手」，每周工作五至六天。
他們身處的商場內有32間餐廳，阿祥指，在Deliveroo應用程式上線後，若定位距離餐廳較近，會更易接獲訂單。不過他已經苦候近半小時，期間不斷留意程式頁面，但系統仍未派單，只能眼睜睜看著身邊同行陸續出發，「正常來到這裏，先上線會先接單，但他來到就『搶閘』（搶先獲派單），不知道派單機制怎樣（運作）！」
機制不透明，派單標準莫名，阿祥為賺取更高收入，同時任職兩個外賣平台。他續批評Foodpanda要求外賣員到達餐廳後，餐廳才會開始備餐，令外賣員等候成本大增——他曾試過等候逾兩小時，那間餐廳優先處理堂食和店內外賣，遲遲未完成外賣平台的訂單，苦候無果，他最後唯有「踢單」，變相「白做」兩小時。
永遠都是客人對 自己錯
訪問當日，阿祥再接了Foodpanda的訂單，但餐廳出餐速度慢，他由取餐到送餐共花了約45分鐘，結果被客戶投訴送餐慢。平台未經查證下便凍結他的帳戶數天作處分，期間不能接單。遇上這些情況，他也敢怒不敢言，認為向客服控訴後，也只會被凍結或封鎖帳戶，唯有啞忍：
「我們說甚麼都是我們不對。餐廳對，客人對，我們永遠不對。」
除了要「硬食」投訴，他們還要「硬食」不划算的訂單。Foodpanda九月之前將接單率和單價掛鉤，若外賣員每兩周的接單率不足85%，每張訂單價錢將會下調至20至30元。阿祥指，當時為了保持接單率，不敢「踢單」（即平台派單後指定時間內拒絕接單）。外賣員在網上表達反對聲音，並號召其他外賣員到公司談判，最後Foodpanda今年9月取消政策。
但取而代之的卻是「凍結帳戶制」。他們留意到Foodpanda的單價從9月起開始下降，當中遠程訂單（下稱「遠單」）尤為嚴重。阿祥以新蒲崗送到黃大仙為例，「單車手」的單價由35元減少兩成至28元。Max對單價大跌的遠單避之則吉，曾多次拒接遠單，卻被平台以暫停上線的方式「懲罰」——當他每拒接兩張訂單，帳戶就會被凍結五分鐘。由「85%接單率機制」到「凍結帳戶制」，迫使外賣員「自願」接低價單，他坦言「平台一直在轉換剝削模式。」
新員工準則嚴苛 外賣員被解僱
「步兵」Ryan雖非自僱人士，但同樣不能免於被剝削。Ryan每星期在餐廳全職工作五天，希望在工餘時間加入外賣平台賺取外快。他在2019年初成為Foodpanda旗下僱員，每周工作兩至三天，每次上線約兩小時。《僱傭條例》下，他享有最低工資、強積金等福利保障。
收入由每小時底薪及單價組成，不過單價劃一，並按僱員的評分組別計算，組別越高、單價也會越高，例如當時將軍澳區「步兵」的劃一單價是25至31元。以Ryan為例，他曾試過每張單價劃一為25、27及29元，每小時有25元底薪，若一小時接兩張單，至少可獲75元。若當月的平均時薪不及最低工資37.5元，平台也會補回差額。
至於平台旗下的自僱人士，Ryan指他們的單價按照距離、評分組別等計算，普遍每張訂單有30多元。他提到，Foodpanda在2020年以「賺取更可觀的收入」作誘因，鼓勵旗下僱員轉為自僱人士。由於單價較高，當時約九成僱員因而轉為自僱人士。但他擔心轉自僱後的薪酬福利保障較少，於是堅持不轉。
後來，行內的自僱外賣員發現平台單價不斷下降，「大家開始感到不划算，又沒有任何保障，薪金低過我們這些舊制的僱員很多。」當Ryan以為自己能「保住荀工」，今年5月中Foodpanda卻更新員工工作準則，要求「步兵」每周至少在繁忙時間工作15小時。
他以電郵告知公司自己有全職工作，未能達到守則要求的工作時數，但無奈平台一個月後向他發出解僱通知，「好聽一點就是配合公司發展需求，實質就是說『你的成本太高』，不如解僱你。」被解僱後，Ryan雖然可以加入自僱計劃，但他坦言對Foodpanda的印象很差，無意再加入平台，目前主要接Deliveroo的訂單。
積怨已久 僱員決發起罷工抗議
27歲全職南亞裔外賣員Waqas Fida也有相似經歷。他2018年從巴基斯坦來港與妻子定居，育有兩名小孩的他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同年，Waqas成為Foodpanda旗下僱員，作為「步兵」每小時有40元底薪，每張訂單有15元。他指起初薪酬待遇不錯，兼職外賣員月入也至少有15,000元，足夠應付租金等日常開支。直至2019年，平台指他上線時間不足，直接凍結他的帳戶。
當Waqas要求平台解封帳戶時，平台指他只能以自僱身分重啟帳戶。他得悉當時的自僱「電單車手」每張訂單價格高達60至75元，於是他以45,000元購入一輛電單車，並特意回巴基斯坦拿取駕駛執照，
「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可以擁有美好的未來。」
轉為自僱「車手」後，Waqas卻發現一切非如想像般美好。今年他發現單價跌至約40元，「Foodpanda不當我們是它的員工，根本不在乎我們！」他由月入由三萬元下跌至不足二萬元，再扣除電單車油費、維修保養、送餐期間或被「抄牌」罰款等5,000至7,000元費用，剩餘的收入僅能應付日常開支。
Waqas批評平台隨意封鎖外賣員帳戶，封號前不會先了解實情。最近他因為沒有按照平台規定攜帶保溫袋而被凍結帳戶五天，被迫手停口停，難以應付租金等開支。在巴基斯坦當銷售經理的他，不滿平台未有設身處地了解外賣員的處境，決定牽頭組織罷工行動： 「我需要走出來糾正這個外賣行業，要讓全港都知道Foodpanda的剝削行為。」積怨多時的Waqas於11月8日在各社交平台開啟群組及專頁「FoodPanda Workers Hk」，並在11月13及14日起罷工行動。
最終約300名南亞裔及本地外賣員響應網上號召罷工，希望在繁忙時間癱瘓多區的送餐及送貨服務，並於各區Pandamart門市外，抗議平台壓榨及剝削外賣員權益。勞方共提出15項訴求，其中最關鍵的訴求為提升單價。經過兩日共14小時談判，Foodpanda只答應增設額外服務費，表示單價會在明年6月前維持不變。但平台願意就其他訴求提出改善方案，例如：外賣員被凍結帳戶後可提出上訴。於是，Waqas與一眾勞方代表認為平台願意正視外賣員待遇問題，最後就以上訴求達成部分共識，宣布停止罷工。
觀塘區罷工代表會見傳媒，批評Foodpanda無理減薪，要求與平台談判。（何綺綾攝） 
本地及南亞裔外賣員 交流討論意見和訴求。（何綺綾攝） 
外賣員高舉「停止無理減薪」、「罷工！」等字牌抗議。（何綺綾攝） 
約50名本地及南亞裔外賣員在觀塘Pandamart門市外高叫口號抗議。（何綺綾攝）
關注組嘆自僱非自由 冀建立互助關係
這場罷工潮中，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嘉泳和Harry，自發擔任南亞裔和本地外賣員之間的橋樑。Waqas在社交平台以英語表達訴求後，他們將訊息翻譯並轉發到其他群組，希望凝聚更多本地力量。
關注組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轄下組織，主要關注工傷和職業病的問題。為切身了解外賣員的處境，他們二人於今年年中加入成為Foodpanda的「步兵」，並於七月作為代表與資方談判。不過他們表示，當時平台很強硬和高傲，「提前準備說詞，打發我們的感覺」。最後平台拒絕提高單價，並拒絕再次會面的要求。
他們遂在十月正式成立關注組，不時落區接觸少數族裔外賣員，發現他們「看起來很自由，但都在掌控之下」。嘉泳解釋，雖然外賣員可以選擇工作時間，但多次拒單會被直接凍結帳戶，而且平台每兩周就會調整單價，外賣員薪酬任由平台大幅扣減。
平日關注組除了在社交平台專頁提出勞工權益問題、收集意見，亦會協助工傷個案追討賠償。與僱員不同，自僱的外賣員若有職業病並不能獲得工傷賠償。他們曾遇過一個「步兵」，他的肩膊因為長時間攜帶斜孭保溫袋而勞損，需要照X光和看跌打，共花了三千多元醫藥費，但無法獲得補償。他們建議政府監管平台，為外賣員提供職業病補償。
另外嘉泳指，雖然平台為外賣員提供免費保險，但當外賣員受傷，平台普遍並不會主動聯絡他們，亦不會向他們解釋可以獲得甚麼保障。今年10月，有一名印度裔的Deliveroo外賣員在送餐期間遇交通意外身亡，嘉泳稱當時平台雖有主動聯絡死者家屬，但只對他們說：「我們對此感到抱歉。」
當時家屬需要移送遺體到印度、處理保險索償、兒子的教育費用、居屋按揭等，她認為平台應向家屬提供更多協助，同時慨嘆關注組未有具體的解決方法，「需要一同討論，因為整個（外賣員）群體非常多元，大家訴求亦非常不同。」外賣員平日在不同地區獨自工作，她希望透過落區凝聚外賣員，建立一個互助社群：
「之後或可團結起來反抗這種權力不對等的狀態。」
罷工令平台態度軟化 難保日後故態復萌
雖然今次罷工看似順利，但仍有不少闕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近年研究平台勞工的權益，研究助理徐詠然指出，平台和外賣員的權力結構不對等。理想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模式下，自由工作者以零碎交易提供服務，他們應能與平台商議薪酬及工作內容，但目前外賣員與平台更貼近勞資關係，平台推出新制度並不需要諮詢員工。另一位研究助理Mars回應：「它們只要改一改自己的演算法，按幾個按鈕，整個條款就改了。」徐詠然表示，過往平台遇到反對聲音，一樣承諾改善政策，但只是「出一個新政策『耍走』你一會兒，然後又故態復萌。」
Mars指目前外賣平台缺乏有效的渠道與外賣員溝通。（何綺綾攝） 
徐詠然認為外賣員需要以罷工才能令平台聽取訴求，反映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對等。（何綺綾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