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脫頭巾　伊朗女性以生命換自由

去年初秋，示威者佔據了伊朗街頭。他們高舉庫爾德族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的照片，臉部和手掌塗上象徵鮮血的紅色顏料，走在硝煙彌漫的街道。有些女示威者焚燒頭巾，並拿出剪刀，剪下一綹長髮。不論男女，所有人都高叫着同一口號：「女性、生命、自由」。

去年9月14日，22歲的伊朗女子阿米尼違反當地戴頭巾的規定，被道德警察帶走，在拘留期間遭受暴力致死，事件隨即在全國捲起示威浪潮，至少200個市鎮的居民曾上街示威。部分伊朗女性脫下頭巾後，重新反思體制的壓迫與扭曲，示威焦點亦逐漸從女性權益蔓延至人權、自由。

記者｜馬芷騫　編輯｜陳欣陶

根據伊朗刑法第638條，若婦女在街頭或公共場合出現時沒戴頭巾，即屬違法，可被判10天至兩個月監禁。但示威爆發數月後，當局決定進一步加重刑罰。本年1月，伊朗政府宣布「鼓勵寬鬆地戴頭巾的人」，可因「道德敗壞」被判最高10年監禁。不過在某些大城市，仍有女性無懼苛法、脫下頭巾，數量之多甚至令警察難以執法。

與此同時，伊朗政府開始透過禁網攔截資訊，不斷逮捕並對示威者判刑，被捕及傷亡人數連月來節節上升。據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Activist in Iran透露，截至今年2月，已有超過19,600人在示威中被捕，最少527人死亡。不過，人民仍在以不同方式抗爭，仍有人繼續上街示威，亦有伊朗女性毅然脫下頭巾，並得到男性的勇敢聲援，也有人堅持「翻牆」確保資訊流通。在對政權積壓已久的憤怒和失望下，人民拒絕再被噤聲。

從街頭到職場　將勇氣傳遞出去

24歲的Azadeh（化名）在伊朗土生土長，從小因爲女性身份，生活處處受限。她被信教的家人禁止剪短髮、踩單車，說這些只有男生可以做；學校要求女學生穿上全黑、遮蓋全身的罩袍，男生卻可自由穿上T恤和牛仔褲上課。在這樣的教育下，她一度以為自己想成為男孩。「但後來我發現，原來我只是想當一個自由的女孩。」從11、12歲起，她開始嘗試掙脫傳統為女性設下的束縛，「去做我想做的，穿我想穿的。」雖然和家人時有爭執，她仍會偶爾脫下頭巾，與男性朋友維持正常社交，跟男友到處旅行，男友現已是她丈夫。

不過，男性家族成員以有損家族聲譽為由，對女性家人施以暴力，在伊朗時有發生。三年前，Azadeh開明的母親去世，令她必須和思想傳統的叔叔同住。她坦言：「每晚睡覺時，我都以為那天我不會醒來，因爲他會殺了我。 我承受着很大壓力。」兩個月前，她和妹妹不堪壓力，搬到了外婆家。

頭巾示威為伊朗女性帶來一線希望，Azadeh亦有加入示威人潮，走上街頭表達支持。她憶述，當時街上一些男性有個小舉動：他們會手握巧克力或糖果，然後送給其他女性，向她們撃拳問好。「其他人走過來給我糖果後，便跟我說『你的頭髮很漂亮』、『謝謝你的勇敢』。我留着那些糖果沒吃，又將它們交給下一個人，並向她傳遞同樣的說話。」伊朗男性亦為女權而戰，顛覆了男女對立的傳統觀念，令Azadeh深受鼓舞，

「我們不是敵人，而是互相關懷的人，真的很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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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改變不只在街頭上演。示威早期，Azadeh公司內有女員工選擇一同脫下頭巾，但也有部分員工不願談論此事。有次他們點了外賣，前來送餐的是一名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發現辦公室內有女性沒戴頭巾，便威脅要向警察告發他們。「我們的男上司立刻強硬地命令他：『謝謝你送外賣。離開吧。』」，趕走了外賣員。目睹老闆的反應，數名女經理進一步詢問：「我們可否脫下頭巾？」上司的回答讓Azadeh既驚又喜：「我從一開始就不反對，畢竟要戴頭巾的是你們啊。」示威爆發後，Azadeh留意到身邊的人變得更關注及捍衛女性權益。

示威期間服役　卻堅拒軍方思想

Azadeh的丈夫Javid（化名）也是支持者之一。他們歲數相同，同樣在伊朗長大。但因為家庭宗教背景濃厚，Javid也曾推崇伊斯蘭教對女性的限制。以往他不願讓Azadeh與男性聊天、擁抱。若Azadeh希望與一群朋友旅遊，但當中有男有女，他便不准她前往。直至他意識到這會令Azadeh感到難過，又看見朋友與他們伴侶平等相處，Javid才開始改變想法，不想再限制另一半的自由。他甚至鼓勵Azadeh：「不要為自己設下限制」，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次示威碰巧撞上Javid服軍役的時間，軍官不斷向他和一眾同袍訓示：示威是犯法行為，是一個錯誤。「軍官會將示威者說成被操縱及沒主見的人，是因為信了其他國家對伊朗編制的謊言才會參與示威。他們強調現在伊朗一切正常。」軍官向他們表示，伊斯蘭教保障了女性的安全，現時伊朗的女性權益「十分完美」。

無法苟同的Javid嘗試與他們理論。當時房間內還有約30人左右，但沒有人願意加入。Javid嘗試接觸一些他較信任的軍官，但他們絲毫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同期中也只有兩人與他同一陣線，會與他私底下談論示威。

「軍隊裏的人都不想惹上麻煩。」伊朗男性必須完成兩年軍役，否則，他們的護照會被限制，也無法完成如考取車牌、在銀行貸款等基本日常事務。因此，即使多麼抗拒軍官的說詞，尚有一年軍役的Javid也只能忍下去。

移民成本高昂　仍須靜候時機

平民百姓的努力，始終難敵政府的強硬手段。面對生活上的重重限制，縱然不捨，Azadeh和Javid也打算在數年後移居其他國家。但移民非易事——「移民的方法是到其他國家升學，而政府嘗試令這件事變得困難」。移民前，他們需要先通過雅思考試；偏偏伊朗沒有考場，最近也要搭飛機至土耳其才可考試。離開的機票亦不便宜，從香港上網搜尋的話，會發現一張伊朗往德國的機票只需港幣約2,000至3,000元，但當地人購買一張往德國的機票，則要價約300,000,000伊朗里亞爾（港幣約56,232元）。而伊朗的法定最低工資是每月41,790,000里亞爾（港幣約7,760元），加上房屋、食物等津貼後則可達62,000,000里亞爾（港幣約11,621元）。

「拿最低工資的話，要足足不吃不喝五個月，才能買到那張機票。」

但即使代價不菲、目的地未明，Azadeh和Javid依然去意已決。他們對改變伊朗政權並不樂觀，眼見越來越多人被捕和被處死，Azadeh說：「所有人都在考慮移民。一開始，我們以爲情況會改變，我們不必離開家園。但這已不再是一種選擇。現在，我們只想離開這裏，到伊朗以外任何一個國家生活。」目前，當地人大多選擇到英國及德國尋求庇護，或申請加拿大留學或工作簽證，以離開伊朗。

為自由離開故土　移民後仍關注伊朗內政

有人積極準備移民，也有人選擇及早離開。34歲的Hosein（化名）申請了為期兩年的工作簽證，於去年12月移民瑞典。他從小瀏覽世界新聞，常常將伊朗與其他國家比較（尤其是美國），繼而產生疑問：

「為甚麼我們並不自由？」

Hosein說，如果他將來在伊朗結婚，生下一個女兒，就等於生了一個擁有一半權利的公民，令他感到可悲。

因為權利不平等，他決心離開伊朗。Hosein早在數年前已計劃移民瑞典，希望享有更多自由和更好的生活環境。

頭巾示威中，Hosein一名朋友曾邀請他一同示威，表明自己立場與政府相反。但當時離他出發至瑞典的時間極近，他想避開麻煩，以免移民計劃受阻。於是他拒絕朋友的請求，現身任何示威場合。「這樣做的確很自私。但我一直都是支持他們的。」

事實上，Hosein從沒停止關注伊朗政局。早於四年前，他已分別在Twitter和Instagram開設匿名帳號，轉發針對伊朗政府的新聞報道，務求啟發更多人思考。即使到了瑞典，他仍在繼續經營Twitter帳號。雖然兩個帳號的追蹤人數不多，但他在Twitter上的某些帖文也有過千讚好。他認為這種傳播方式是有效的，也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同時，他樂見本次示威引起了國際關注，認為國際間的援助使伊朗更有望扳倒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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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別於仍希望推動改革的伊朗人，Hosein慨嘆伊朗的一切對他而言已經「完結」。他形容伊朗為「着火的房屋」，認為伊斯蘭政權已破壞了伊朗的一切，包括環境、文化及社會等等。面對政府腐敗、自由受限等種種問題，他直斥「伊朗有着世上最憤怒的人民。」即使政權易轉，也無法復原這些創傷。他預計自己如非探望親友，都不會再回到這裏。

政局變幻莫測　伊朗離自由有多遠？

專門研究社會運動及革命的伊朗裔學者，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研究博士候選人Parichehr Kazemi說：「當女性摘下頭巾，她們想掙脫的不只是頭巾的束縛，更是體制的壓迫。」她表示，雖然近日大型示威不復見於伊朗，但她認為運動尚未完結。「在首都德黑蘭，最近仍有人走上街頭抗議判示威者死刑。婦女外出時不再戴頭巾、大學生參與罷課、有關抗爭的藝術品隨處可見。」種種反映示威已融入伊朗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但同時Parichehr也表示，伊朗政府對人民的打壓正越趨強硬。當地有著專門「糾正社會錯誤」的道德警察，屬警察部隊的分支，他們會四處巡邏，找出違反伊斯蘭教著裝規定的人，警誡甚至逮捕他們。雖總檢察長Mohammad Jafar Montazeri曾於去年12月宣布解散道德警察，但似乎未有成事，「我們看到道德警察再次在伊朗活躍起來，警察將所有參與政治的人關進監獄中， 給他們『莫須有』的罪名。」

到底伊朗將步向怎樣的未來？現時伊朗政府的舉動難以捉摸，一邊大力捉拿示威者，鎮壓異己聲音；一邊又繼續容忍女性脫下頭巾，避免令局勢更緊張——Parichehr坦言，即使是政治學家，也很難預料將來政府的取態。不過她並不認為伊朗會出現掌權者更迭，明言控制婦女是伊斯蘭政權的基本要素，因此

「只要伊斯蘭政權仍維持現在的意識形態，現況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改變。」

時至今日，雖示威熱度稍有退減，但伊朗人民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著、爭取著。直至今年3月，仍持續有人因「擾亂公眾秩序」、「煽動他人引起戰爭」、「顛覆政權」等罪名被逮捕、被判刑、被處死。距離自由，伊朗尚有很遠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