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遇上大時代，我覺得挺刺激。」社運下，紀錄片導演馬智恆決定拿起攝影機，走到衝突現場紀錄當下。四周烽火瀰漫，鏡頭前朦朧一片，催淚彈的白煙和隱形的政治紅線互相交纏，警察的敵意和示威者的懷疑將紀錄片導演推至孤立。
今年六月底，港區國安法出台，白色恐怖下人人噤若寒蟬，開始出現自我審查。及至九月，紀錄片《理大圍城》在放映前兩小時被列為三級片，又被要求在電影開始前加入告示，指影片部分內容「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分」，事件引起大眾關注。在政治環境瞬息萬變的香港，一眾社運紀錄片工作者如何披荊斬棘，繼續用鏡頭紀錄城市動盪下的真相？
記者｜葉嘉敏 編輯｜陳映彤 攝影｜葉嘉敏 陳映彤
41歲的馬智恆在2005年成立工作室Spectrum Image，推動本地獨立製作，2012年執導第一部紀錄片長片《岸上漁歌》，紀錄香港老漁民的故事；預計明年發行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新作品《中大二號橋》。身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他希望以鏡頭紀錄香港社會發生的事，了解人們背後的想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風波期間，他亦經常到衝突現場拍攝素材、尋找靈感：「其實和我做《漁歌》那個動機都是一樣，都是想了解香港人、或者香港文化、香港的身分是甚麽。」
不過，隨着警民關係惡化，馬智恆在拍攝期間曾面對不少阻礙和危險。在去年十月的大埔衝突中，他在拍攝期間被警方截查，雖然他已表明自己是紀錄片導演，需要在現場拍攝，但仍被警察質疑他是假記者，更惡言警告他不能再穿反光衣。當時馬智恆十分憤怒，一度想反罵對方沒有委任證，是假警察，但想到衝動只會令事件惡化，他最終選擇保持緘密。經警方檢查後，終獲准放行。
槍林彈雨中抱緊鏡頭
除此之外，在槍林彈雨中拍攝亦開始成為常態。香港中文大學二橋衝突當晚，中大藝術系畢業的馬智恆得悉母校受襲，就匆忙趕到現場。馬智恆形容，當時無數催淚彈、橡膠子彈從四面八方襲來，不時有催淚彈滾到腳邊，突然爆開。現場四周白茫茫一片，難以視物。子彈離開槍膛的「砰砰砰」聲，以及子彈擦過欄杆的叮噹聲交替響起，此起彼落，震耳欲聾。催淚彈之數目、濃度，是馬智恆經歷過之中最高最密的一次。
不過，馬智恆並沒有離開，反而捧着攝影機愈走愈前，躲在距離警方防線不足50米的停車場電箱後，高舉攝錄機拍攝。在衝突現場拍攝多月的馬智恆有點不以為然：
「在街上（拍攝的）幾個月，常常有開槍、催淚彈，我已經習慣了那些槍聲……我想了想，他們也不會開真子彈吧？所以就走前一點。」
後來有橡膠子彈在他的頭盔邊擦過，身旁的女記者又被射中，痛呼一聲。雖然她並無大礙，亦無需急救，但馬智恆仍把自己躲藏的位置讓給她，讓她能在更隱蔽的空間拍攝，而自己就衝去附近山坡，捕捉催淚煙飄散的畫面。
面對受訪者猜度、自我噤聲
在社運現場拍攝，不只是要面對現場衝突的危險，還要面對示威者的猜度與懷疑。反修例運動初期，馬智恆曾以電話拍攝，卻隨即被示威者以粗口謾罵，質疑他會把照片公開，成為警方指控的證據。即使後來配備頭盔、反光背心、職員證和攝影機，他仍會被懷疑身分和拍攝目的。如果解釋後對方仍然不相信，馬智恆也只能一笑置之，走去其他地方拍攝。
儘管人們對鏡頭較為警惕，但為了讓作品《中大二號橋》更完整，馬智恆仍依靠自己的人脈，成功尋找了四、五十名與中大當日衝突有關的人士做訪問，希望作品能包含不同持分者的聲音。他曾邀請內地生做訪問，而對方也願以化名回應，但國安法落實後，對方卻因為害怕被秋後算賬而拒絕訪問。馬智恆沒有辦法，只能眼白白看着他們的聲音在恐懼中滅絕。
國安法條文不清，除了讓部分受訪者退縮，也讓馬智恆多了一些顧慮，例如當有鏡頭拍到「香港獨立」或「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時，他會更小心，反覆思考紀錄片內容是否需要使用該畫面。馬智恆承認，在國安法之下，自我審查無可避免，但他仍會堅持繼續拍攝、剪輯抗爭紀錄片：
「是不是有國安法你就不做這些抗爭紀錄片？不會的，還會照做，不過會小心點。」
現時，他會以動畫形式展現部分受訪者的經歷，避免他們在鏡頭前出現，暴露身分。
製作難 上映更難
由雨傘運動到反修例風波，紀錄片導演廖潔雯都有到衝突現場拍攝。反修例運動期間，她在四個月內一連製作了五部紀錄短片。其中，只用四天就完成拍攝和剪輯的作品《手足》更成功入圍柏林影展、芝加哥國際電影節、DMZ 韓國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等六個海外影展。廖潔雯希望透過作品，把示威者的情感傳播到世界各地，也希望作品能引發觀眾反思：「我覺得香港人不要在觀看後再問我們還能做甚麼了，自己看完，自己思考。」
儘管廖潔雯的作品受到國際認可，卻始終難以尋找上映場地。以《手足》為例，雖然它先後在聞名海外的國際影展上映，但在本地，就只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過七場放映會，讓約500名觀眾入場觀看。廖潔雯坦言，自己在成功入圍柏林影展後，也曾想過在商業戲院上映。但身邊朋友紛紛認為，《地厚天高》、《理大圍城》被商業影院拒之門外的經歷，足以引證社運紀錄片在商業戲院放映是不可能任務。廖潔雯最終決定放棄聯絡商業戲院的念頭：
「大佬，我又要拍東西，我又要剪輯，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做，還要我在那裡和他拉鋸……不會了。」
沒有足夠場地放映，但又想盡快讓作品面世，廖潔雯選擇把作品上載至社交平台和YouTube，讓大眾免費觀看。來年她更會嘗試社區放映，希望讓更多人看到與香港有關的紀錄片。
電檢處干預前所未有
香港紀錄片市場狹窄，市民通常可從網上購票入場觀看。雖然現時仍有具專業影音設備的場地願意放映，但因為場地稀少，不少紀錄片也需依靠網上播放、社區放映或私人放映等途徑傳播。就算紀錄片成功覓得播放場地，仍有機會受到電檢處審查。
致力協助獨立電影發行的「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在協助日前引起大眾關注的社運紀錄片《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上映時，面對不少阻撓。今年九月，兩部作品在放映前兩小時，接獲電檢處通知，指《理大圍城》被評為三級，不准18歲以下人士觀看，卻沒有解釋評級理由；電檢處又要求兩部作品在開始前加入告示，指影片「部份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分」。前所未有的干預，引起大眾及電影業界人士譁然。
崔允信批評聲明中的「誤導」二字十分荒謬，嚴重干預電影表達的自由。雖然「影意志」多次要求電檢處刪除告示，又提出在告示中加上電檢處的名字，但對方一直未有正面答覆。為了如期放映，崔允信無可奈何下，只能忍氣接受電檢處的要求。崔允信預料，電檢處的審查、干預力度會繼續加強，未來會有更多不同的電影受到壓迫：
「做法慢慢地就會變得和中國一樣，一定要達到審查標準才能播放」。
可用場地稀少 發行商苦苦掙扎
《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近日分別入圍海外紀錄片電影節和台灣金馬獎，引起國際迴響。而在本地，兩部紀錄片大受歡迎，即使已舉辦過二十多場放映會，入場觀眾高達兩、三千，700張加場門票仍在開售後不到兩小時即告售罄，網上亦有不少呼聲要求加場。崔允信坦言，明白如今的場次無法滿足觀眾需求，他亦希望能加辦放映會，卻一直苦於沒有場地。他指現時可用的放映場地只有三四個，商業戲院又顧及內地生意，不願上映：「他們不會為了香港做一些事，而導致生意有問題。」
在行業中打滾二十多年，他理解戲院的難處，但也認為社會應包容不同的聲音，更笑稱自己可以與批評反修例運動的「藍營電影」《時代》連成一線，一同爭取言論自由：「文明開放的社會應該是三號院播放《時代》，四號院播映《理大圍城》。」但現實中，戲院卻拒絕上映兩部政治立場鮮明的作品。
被商業戲院拒之門外，崔允信也曾探究用其他放映方式，讓更多人能接觸到兩部作品。不過，他認為社區放映的影音質素阻礙觀眾感受作品；在網上放映，他又憂慮作品會成為警方證供。他在「影意志」的社交網站專頁上提到，紀錄片也是香港電影的一部分，應以電影的模式發放，不能自己邊緣化自己，他們也會繼續尋找更多合適的場地放映。
儘管香港政治氣候不明朗，紀錄片拍攝、發行均面對不少阻礙，但崔允信仍然慶幸社運紀錄片現時還有很多人拍、很多人看。他又相信香港仍能自由放映社運紀錄片，他亦會繼續堅守本分，發行更多社運紀錄片，令愈來愈多人關注社運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