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伊朗刑法第638條，若婦女在街頭或公共場合出現時沒戴頭巾，即屬違法，可被判10天至兩個月監禁。但示威爆發數月後，當局決定進一步加重刑罰。本年1月，伊朗政府宣布「鼓勵寬鬆地戴頭巾的人」，可因「道德敗壞」被判最高10年監禁。不過在某些大城市，仍有女性無懼苛法、脫下頭巾，數量之多甚至令警察難以執法。

與此同時，伊朗政府開始透過禁網攔截資訊，不斷逮捕並對示威者判刑，被捕及傷亡人數連月來節節上升。據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Activist in Iran透露，截至今年2月，已有超過19,600人在示威中被捕，最少527人死亡。不過，人民仍在以不同方式抗爭，仍有人繼續上街示威，亦有伊朗女性毅然脫下頭巾，並得到男性的勇敢聲援，也有人堅持「翻牆」確保資訊流通。在對政權積壓已久的憤怒和失望下，人民拒絕再被噤聲。

從街頭到職場　將勇氣傳遞出去

24歲的Azadeh（化名）在伊朗土生土長，從小因爲女性身份，生活處處受限。她被信教的家人禁止剪短髮、踩單車，說這些只有男生可以做；學校要求女學生穿上全黑、遮蓋全身的罩袍，男生卻可自由穿上T恤和牛仔褲上課。在這樣的教育下，她一度以為自己想成為男孩。「但後來我發現，原來我只是想當一個自由的女孩。」從11、12歲起，她開始嘗試掙脫傳統為女性設下的束縛，「去做我想做的，穿我想穿的。」雖然和家人時有爭執，她仍會偶爾脫下頭巾，與男性朋友維持正常社交，跟男友到處旅行，男友現已是她丈夫。

不過，男性家族成員以有損家族聲譽為由，對女性家人施以暴力，在伊朗時有發生。三年前，Azadeh開明的母親去世，令她必須和思想傳統的叔叔同住。她坦言：「每晚睡覺時，我都以為那天我不會醒來，因爲他會殺了我。 我承受着很大壓力。」兩個月前，她和妹妹不堪壓力，搬到了外婆家。

頭巾示威為伊朗女性帶來一線希望，Azadeh亦有加入示威人潮，走上街頭表達支持。她憶述，當時街上一些男性有個小舉動：他們會手握巧克力或糖果，然後送給其他女性，向她們撃拳問好。「其他人走過來給我糖果後，便跟我說『你的頭髮很漂亮』、『謝謝你的勇敢』。我留着那些糖果沒吃，又將它們交給下一個人，並向她傳遞同樣的說話。」伊朗男性亦為女權而戰，顛覆了男女對立的傳統觀念，令Azadeh深受鼓舞，

「我們不是敵人，而是互相關懷的人，真的很窩心。」

人民的改變不只在街頭上演。示威早期，Azadeh公司內有女員工選擇一同脫下頭巾，但也有部分員工不願談論此事。有次他們點了外賣，前來送餐的是一名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發現辦公室內有女性沒戴頭巾，便威脅要向警察告發他們。「我們的男上司立刻強硬地命令他：『謝謝你送外賣。離開吧。』」，趕走了外賣員。目睹老闆的反應，數名女經理進一步詢問：「我們可否脫下頭巾？」上司的回答讓Azadeh既驚又喜：「我從一開始就不反對，畢竟要戴頭巾的是你們啊。」示威爆發後，Azadeh留意到身邊的人變得更關注及捍衛女性權益。

示威期間服役　卻堅拒軍方思想

Azadeh的丈夫Javid（化名）也是支持者之一。他們歲數相同，同樣在伊朗長大。但因為家庭宗教背景濃厚，Javid也曾推崇伊斯蘭教對女性的限制。以往他不願讓Azadeh與男性聊天、擁抱。若Azadeh希望與一群朋友旅遊，但當中有男有女，他便不准她前往。直至他意識到這會令Azadeh感到難過，又看見朋友與他們伴侶平等相處，Javid才開始改變想法，不想再限制另一半的自由。他甚至鼓勵Azadeh：「不要為自己設下限制」，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次示威碰巧撞上Javid服軍役的時間，軍官不斷向他和一眾同袍訓示：示威是犯法行為，是一個錯誤。「軍官會將示威者說成被操縱及沒主見的人，是因為信了其他國家對伊朗編制的謊言才會參與示威。他們強調現在伊朗一切正常。」軍官向他們表示，伊斯蘭教保障了女性的安全，現時伊朗的女性權益「十分完美」。

無法苟同的Javid嘗試與他們理論。當時房間內還有約30人左右，但沒有人願意加入。Javid嘗試接觸一些他較信任的軍官，但他們絲毫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同期中也只有兩人與他同一陣線，會與他私底下談論示威。

「軍隊裏的人都不想惹上麻煩。」伊朗男性必須完成兩年軍役，否則，他們的護照會被限制，也無法完成如考取車牌、在銀行貸款等基本日常事務。因此，即使多麼抗拒軍官的說詞，尚有一年軍役的Javid也只能忍下去。

移民成本高昂　仍須靜候時機

平民百姓的努力，始終難敵政府的強硬手段。面對生活上的重重限制，縱然不捨，Azadeh和Javid也打算在數年後移居其他國家。但移民非易事——「移民的方法是到其他國家升學，而政府嘗試令這件事變得困難」。移民前，他們需要先通過雅思考試；偏偏伊朗沒有考場，最近也要搭飛機至土耳其才可考試。離開的機票亦不便宜，從香港上網搜尋的話，會發現一張伊朗往德國的機票只需港幣約2,000至3,000元，但當地人購買一張往德國的機票，則要價約300,000,000伊朗里亞爾（港幣約56,232元）。而伊朗的法定最低工資是每月41,790,000里亞爾（港幣約7,760元），加上房屋、食物等津貼後則可達62,000,000里亞爾（港幣約11,621元）。

「拿最低工資的話，要足足不吃不喝五個月，才能買到那張機票。」

但即使代價不菲、目的地未明，Azadeh和Javid依然去意已決。他們對改變伊朗政權並不樂觀，眼見越來越多人被捕和被處死，Azadeh說：「所有人都在考慮移民。一開始，我們以爲情況會改變，我們不必離開家園。但這已不再是一種選擇。現在，我們只想離開這裏，到伊朗以外任何一個國家生活。」目前，當地人大多選擇到英國及德國尋求庇護，或申請加拿大留學或工作簽證，以離開伊朗。

為自由離開故土　移民後仍關注伊朗內政

有人積極準備移民，也有人選擇及早離開。34歲的Hosein（化名）申請了為期兩年的工作簽證，於去年12月移民瑞典。他從小瀏覽世界新聞，常常將伊朗與其他國家比較（尤其是美國），繼而產生疑問：

「為甚麼我們並不自由？」

Hosein說，如果他將來在伊朗結婚，生下一個女兒，就等於生了一個擁有一半權利的公民，令他感到可悲。

因為權利不平等，他決心離開伊朗。Hosein早在數年前已計劃移民瑞典，希望享有更多自由和更好的生活環境。

頭巾示威中，Hosein一名朋友曾邀請他一同示威，表明自己立場與政府相反。但當時離他出發至瑞典的時間極近，他想避開麻煩，以免移民計劃受阻。於是他拒絕朋友的請求，現身任何示威場合。「這樣做的確很自私。但我一直都是支持他們的。」

事實上，Hosein從沒停止關注伊朗政局。早於四年前，他已分別在Twitter和Instagram開設匿名帳號，轉發針對伊朗政府的新聞報道，務求啟發更多人思考。即使到了瑞典，他仍在繼續經營Twitter帳號。雖然兩個帳號的追蹤人數不多，但他在Twitter上的某些帖文也有過千讚好。他認為這種傳播方式是有效的，也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同時，他樂見本次示威引起了國際關注，認為國際間的援助使伊朗更有望扳倒政權。

不過，有別於仍希望推動改革的伊朗人，Hosein慨嘆伊朗的一切對他而言已經「完結」。他形容伊朗為「着火的房屋」，認為伊斯蘭政權已破壞了伊朗的一切，包括環境、文化及社會等等。面對政府腐敗、自由受限等種種問題，他直斥「伊朗有着世上最憤怒的人民。」即使政權易轉，也無法復原這些創傷。他預計自己如非探望親友，都不會再回到這裏。

政局變幻莫測　伊朗離自由有多遠？

專門研究社會運動及革命的伊朗裔學者，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研究博士候選人Parichehr Kazemi說：「當女性摘下頭巾，她們想掙脫的不只是頭巾的束縛，更是體制的壓迫。」她表示，雖然近日大型示威不復見於伊朗，但她認為運動尚未完結。「在首都德黑蘭，最近仍有人走上街頭抗議判示威者死刑。婦女外出時不再戴頭巾、大學生參與罷課、有關抗爭的藝術品隨處可見。」種種反映示威已融入伊朗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但同時Parichehr也表示，伊朗政府對人民的打壓正越趨強硬。當地有著專門「糾正社會錯誤」的道德警察，屬警察部隊的分支，他們會四處巡邏，找出違反伊斯蘭教著裝規定的人，警誡甚至逮捕他們。雖總檢察長Mohammad Jafar Montazeri曾於去年12月宣布解散道德警察，但似乎未有成事，「我們看到道德警察再次在伊朗活躍起來，警察將所有參與政治的人關進監獄中， 給他們『莫須有』的罪名。」

到底伊朗將步向怎樣的未來？現時伊朗政府的舉動難以捉摸，一邊大力捉拿示威者，鎮壓異己聲音；一邊又繼續容忍女性脫下頭巾，避免令局勢更緊張——Parichehr坦言，即使是政治學家，也很難預料將來政府的取態。不過她並不認為伊朗會出現掌權者更迭，明言控制婦女是伊斯蘭政權的基本要素，因此

「只要伊斯蘭政權仍維持現在的意識形態，現況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改變。」

時至今日，雖示威熱度稍有退減，但伊朗人民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著、爭取著。直至今年3月，仍持續有人因「擾亂公眾秩序」、「煽動他人引起戰爭」、「顛覆政權」等罪名被逮捕、被判刑、被處死。距離自由，伊朗尚有很遠的距離。

這篇文章 掙脫頭巾　伊朗女性以生命換自由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近年虛擬人成為廣告界的新寵：在社交媒體坐擁280萬粉絲的美國虛擬人Lil Miquela、擁有逾40萬追蹤者的日本虛擬人imma等，均為三星電子、肯德基等大企業代言。香港亦趕上潮流，連不少老牌大企業如恒生銀行、中國移動都開始「聘用」虛擬代言人。在競爭激烈的本地廣告市場，虛擬人究竟有何魅力？

記者｜蔡鎔仰　編輯｜高靖　攝影｜高靖

要成功「造人」，技術人員需花上不少心思，由膚色以至眼睛顏色，都要經過精挑細選。科技公司會根據客戶要求，打造符合品牌形象的虛擬人。2019年創辦的萬想科技透過人工智能（AI）技術製作虛擬人臉孔，曾為華為、9GAG等品牌打造虛擬代言人。公司共同創辦人謝若儀指，現時市面上大部分虛擬人，如著名的日本虛擬人imma，均透過電腦合成影像（CGI）製作，成本動輒需過百萬元，製作需時三至五個月。不過，萬想科技使用的人工智能技術只需14天，便可完成為客戶度身訂造的虛擬人，造價只需20至40萬元。

臉孔由關鍵詞生成 身軀靠真人呈現

「例如我要一個女生，年約19至24歲，有咖啡色長髮、藍色眼睛、樣貌像混血兒，（輸入指令後）它（人工智能系統）便能自動生成虛擬臉孔。」

萬想科技自2019年開始研發人工智能系統，過去四年間，他們一直以「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讓系統進行深度學習。謝若儀解釋，他們會先為系統不斷收集人像數據，囊括不同臉部特徵、人種膚色等，並以人手在程式編碼中輸入指令，讓系統學會根據不同臉部特性，自動將人像數據以各個關鍵詞標籤、分類。她續指，在製作虛擬人時，他們會先了解客戶的要求，例如客戶要求製作一位青春可人的虛擬人，在系統輸入「青春」、「可人」兩個關鍵詞後，系統便會將符合各自關鍵詞的人像數據合成，繼而生成「青春可人」的虛擬臉孔。若不滿意，便可以輸入其他關鍵詞，務求塑造出心目中的完美代言人。

由於萬想科技的人工智能技術仍在發展階段，系統雖能造出像真度極高的虛擬臉孔，但仍需要真人模特兒作基底。謝若儀指，客戶會向他們提供為真人模特兒拍攝的照片或影片，其後他們會向系統輸入指令，將虛擬臉孔套在真人臉上，再直接採用真人模特兒的表情及身軀。她又指，與全以電腦合成影像（CGI）生成的虛擬人相比，以真人為基礎的虛擬人表情不會如玩偶般僵硬，表情較自然，藉此流露出感情。不過，若模特兒的臉型、輪廓或臉部大小與虛擬臉孔有出入，虛擬臉孔便無法完全覆蓋真人模特兒臉部，因此要找上合適的模特兒亦不容易。她笑言：「若要製作劉德華的樣貌，都要找到輪廓與劉德華相似的模特兒。」

謝若儀指，透過收集逾百萬種人像數據，系統可變得「越來越精明」，繼而產出各式各樣的虛擬人。她回想當初技術還未成熟時，系統生成的臉孔無法「貼實」真人臉部，套上不同人的臉部時會出現移位。但經過四年訓練，系統已能生成質量更穩定的臉孔，亦能造出一些相對困難的臉部特徵，例如一邊紫色、一邊啡色的「鴛鴦」瞳色。

零醜聞代言人 完全聽命於品牌

現時多間大型企業正採用虛擬代言人——難道單靠那「完美」的虛擬臉蛋，就能輕易贏過真人？撇除外型，謝若儀認為對企業而言，虛擬代言人有很多好處。她指，假如真人代言人突然出現負面新聞，品牌要將全部廣告下架，並會損失大量金錢，而虛擬人則能夠撇除人類擁有的一切情緒，正正能夠避免所有公關災難。此外，專屬自家品牌的虛擬代言人不會於合約完結後跳槽到敵對的品牌，擁有相當高的品牌忠誠度。虛擬人亦可以打破空間限制，更能用超過30種語言，預先製作宣傳片段，並在同一時間以直播形式出現於全球各地為品牌宣傳。

「你能夠控制它（虛擬人）講話，它能二十四小時工作，不會生病，不會罷工，不會鬧情緒。」

虛擬人仿似真人 有企業要求「造膠些」

香港廣告公司CMRS曾與萬想科技合作，將虛擬人技術推薦給廣告客戶。為了展示虛擬人在照片上呈現的效果，增添客戶對使用虛擬人的信心，同時讓企業了解虛擬代言人的運作模式，CMRS為四位虛擬少女開設了Instagram專頁@virtual.gals。在該專頁上，四位少女不時都會發佈在咖啡店「打卡」拍照、在商場扭蛋、在觀塘海濱跑步等生活寫照，亦會在限時動態中進行問答環節，與網民互動，更會向追蹤者們推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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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virtual.gals的帖文和限時動態可見，虛擬人的表情和打扮與真人無異、難分真假，不過，極高的像真度卻未必受品牌青睞。CMRS創意總監溫永平指，過去在與客戶構思虛擬代言人的外型時，不時收到要打造得「不那麼真、『膠』一點」的要求。他以「恐怖谷理論」解釋，當虛擬人被製作得過份逼真和細緻，反而會令人感到害怕和反感。

溫永平又指，在為不同品牌設計時，需將品牌特質化作虛擬人性格，才能夠將品牌形象反映在虛擬人身上。他舉例指，時裝品牌Gucci偶爾會推出極客時髦（geek chic）風格的產品，此時便可以塑造一名符合極客、時髦形象的虛擬人，來表達品牌理念，讓Gucci能夠在一眾高價時裝品牌中突圍而出。

培養人性化虛擬人 每月需豪擲十萬

不少本地企業相繼推出自家製的虛擬代言人，而它們大多只會在宣傳產品時才出現。惟在溫永平眼中，一個好的虛擬人不僅僅是一個代言角色，而是有故事、有私生活的人，而本港正正缺少這類型的虛擬人，遠落後於美國、日本等地。他認為，若要將虛擬代言人應用得淋漓盡致，便需將它變得更加人性化，讓它分享個人生活，並將有瑕疵的一面呈現出來。縱使帖文背後仍隱藏著品牌訊息，但已經足以縮窄與大眾的距離，令廣告不再像廣告，亦不再生硬：

「可以像正常人般玩Instagram，會喝珍珠奶茶，找男朋友時有擇偶條件，這些細碎、人性化的細節，才是一名虛擬人的意義所在。」

奈何要培養一個生活化的虛擬人，需要付出一定金錢和時間；而這種長期投資回報未明，確實會讓不少企業卻步。CMRS總經理戚禹聰指，若要做到他們理想中能夠持續更新近況的虛擬人，例如它「食碗魚蛋要『打卡』、魚蛋跌落地上又要『打個卡』」，連同拍攝、後期加工、社交媒體管理、公關費用等，預計每個月需要投放10萬元製作費。他又指，虛擬人的成效難以預計，短則2小時能夠引起大眾注目，長則需要2年時間不等，無奈本港企業大多看重短期效益，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許多企業都未採用虛擬人。因此現時虛擬人仍未受到廣泛應用，仍停留在起步階段。

虛擬人代言如賭博 企業抱觀望態度

近年多間跨國企業，如Calvin Klein、三星電子和肯德基，都成為與虛擬人合作的先驅者；惟對多數本地企業而言，使用虛擬代言人仍是一場賭博。戚禹聰坦言，虛擬人尚未在本地普及，過去願意使用虛擬人的公司客戶並不多。

戚又指，大部份本港企業對近年流行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一個聚焦於社交連結的3D虛擬世界，採用AR、VR、虛擬分身等技術）抱持觀望態度，即使在營銷策略加入元宇宙概念，大多都只是暫且「進駐」元宇宙，只為搶佔先機，卻未有長遠計劃和發展方向。同樣地，現時大部分正在使用虛擬人的企業都處於「先進駐、後觀望」的狀態。

港人保守慢熱 尚未接受虛擬人

資深廣告從業員Chi Chan指，近年流行「Web3.0」（即第三代互聯網，基於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網絡世界，常與虛擬分身、元宇宙等概念連繫），不少客戶都想加入這個領域，特別是銀行及地產商，而使用虛擬人正正能展現抽象的Web3.0概念。他亦認為虛擬人能夠激活品牌形象，例如令老牌銀行變得年輕、有活力，以示企業緊貼潮流。

惟Chi Chan認為，香港人性格較為慢熱，對新科技的接受度不高，加上對虛擬人的了解不多，因此現階段大多港人都尚未完全接受虛擬人，遑論主動接觸它們。他建議企業能在推廣虛擬人時找真人藝人合作，例如早前歌手Tyson Yoshi與Serrini在為滙豐銀行宣傳流動理財應用程式的元宇宙音樂會上，以虛擬分身與粉絲互動，藉此增加大眾對虛擬人的接受度。

那麼虛擬人在未來有可能取代真人，壟斷市場上的廣告代言嗎？Chi Chan指出，若要強行比較，虛擬人固然有一定競爭力，但兩者本質上有不同，相信虛擬人與真人可以並存；而虛擬人的出現，會為市場增添多一個選擇。

「以MIRROR為例，他始終是真人，你可以跟他握手，他不只會出現於電視機和網絡世界，而虛擬人即使有演唱會，你也未能跟它有身體接觸，未能親身感受它的體溫⋯⋯兩者很難比較，你可以跟姜濤握手，可以摸Ian塊臉，但你摸不到imma塊臉。」

這篇文章 樣貌性格任選　虛擬代言人魅力何在？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2011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提出「起動九龍東」概念，把重新發展的啟德跑道區，連同觀塘、九龍灣兩個商貿區打造成本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CBD2 ）。然而，近年啟德發展區規劃不斷變更——單軌列車被擱置、商業地皮賣地連環流標、多幅商業用地改為住宅用途。有居民直斥，該區與政府最初提出的計劃相距甚遠。啟德規劃一變再變，原因何在？「CBD2」願景還有望成真嗎？

記者｜羅穎茹　編輯｜葉泳心　攝影｜葉泳心

38歲、任職中學老師的李先生2017年於啟德天寰置業。2015年時，他從新聞和網上資料中看見政府將啟德宣傳為商業區，又有很多休閒設施，例如附近有大公園、啟德河、體育園，預期啟德不像其他地區般密集和擠迫。出於嚮往舒適、方便的居住環境，他決定在啟德落戶，用了約六百萬元購入約三百多呎的一手樓單位，呎價約一萬九千元，單位間隔為一廳、一房、一廁、開放式廚房，還有一個小型露台。

然而政府近年不斷改變該區規劃，住宅項目越來越多，包括2022年落實在沐安街興建兩個過渡性房屋項目，預計容納近3000人，和2023年在世運道興建提供約10,700個單位的簡約公屋，預計有近有三至四萬居民入住。

居住人口驟增，李先生批評區內生活配套（如交通和文娛設施）並未隨之增加，他指出私人屋苑區內的商店不足，居民日常用品只能到晴朗商場和街市購買。他擔心如此多新增人口，社區配套將會不勝負荷 。

「（政府）沒有一個長遠規劃去告訴我們，好像看到一塊地，就先建屋，讓人先入住。但建屋後，配套呢？社區設施呢？」

計劃裡用來接駁啟德、觀塘及九龍灣的單軌列車，政府在2020年宣布礙於「技術困難」而擱置。李先生形容得知消息時感覺被騙，因他自小住在九龍東，又在觀塘上班，知道九龍東經常塞車。為了避免塞車時間，他甚至會故意晚一點才從學校離開。他本來期望單軌列車能夠舒緩九龍東惡劣的交通情況：「單軌對於我們來說，是來往九龍東額外的選擇。」他亦言單軌列車計劃取消，影響最大的是跑道區範圍，包括推售中的「維港1號」，還有其他陸續分批落成的住宅項目。李先生形容跑道區就如同孤島，合共只有五條巴士及小巴線接駁鄰近地鐵站，班次約十五至三十分鐘不等，出入非常不便。

土地規劃多番改動 居民無所適從

政府公布簡約公屋選址啟德後，啟德居民2月向政府發公開信，以「局長漠視民意，動搖香港基石；政府朝令夕改，犧牲香港未來」為題， 批評政府「政策朝令夕改」，亦質疑政府未有向城規會申請及諮詢，違反程序公義；又斥簡約公屋有兩年建築期，加上五年使用期，最快2031年才可騰空作原先規劃用途。

九龍城啟德中及南區議員張景勛指，每當政府改動啟德規劃，如擱置單軌列車、興建過渡性房屋時，從不正面回覆啟德居民的訴求和解釋，不論實際影響如何，觀感上已令居民心生不滿，「實質上是否有影響，需要持續地監察政府的工作，亦有可能不能夠做到CBD2的願景。」但他認為，這次宣布興建簡約公屋是啟德居民抗議的觸發點。

張景勛認為，政府多次以啟德作為臨時用地解決房屋問題，但同時亦應該推出能實現「CBD2」的措施或建設，加快推動相關計劃。對於因賣地流標而閑置的商業用地，張景勛則認為可用作其他臨時用途，如跑道區現有一幅閑置土地經過公眾諮詢後，用作臨時停車場供居民使用 。

「要有一些會令這區升值的用途，而不是再來興建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

啟德規劃圖「走樣」 多幅商業地流標或改劃

近年啟德區的商業地皮賣地多次流標，繼2017年啟德第1F區2號商業或酒店地以246.01億元賣出後，2019年至2020年先後有四幅商業或酒店地流標或取消交易，當中包括跑道區的4C區4號及5號地盤。期間，啟德的其他住宅用地皮仍然順利賣出。而政府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的賣地計劃中，亦推出啟德兩幅住宅用地及一幅商業或酒店用地。

經過近十年間的多次改劃，啟德的商業用地已經大幅減少。以跑道區為例，2012年發表的啟德分區大綱草圖（S/K22/4）顯示，跑道區十二幅地皮中共有六幅是商業或酒店用地。但後來政府為增加住宅供應，新增了兩幅地皮作住宅用地，並將原本是商業用地的三幅地皮改劃為住宅用途，其餘則維持商業用途，使跑道區增至十四幅地皮後，當中只剩下三幅商業地皮（見圖1）。

2021年，政府再度提議將跑道區餘下三幅商業用地全部改劃為住宅。但城規會以配合郵輪碼頭發展為由，反對政府部份改劃方案，最後得以保留跑道區前排的兩幅商業用地，作酒店及商業用途（見圖2）。

商業地供過於求 CBD3、4陸續有來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表示，近年商業用地供過於求，加上政府當初規劃啟德商業用地時的估算過於樂觀，導致近年要大規模將商業用地改劃成其他用途，出現巨大期望落差。中原（工商舖）資料顯示，1月份九龍區整體甲廈空置率錄得約13%。「過往我們說的自然空置率是4%，所以這是很嚴重的空置狀況。」陳劍青指出，經過疫情和社會運動，加上高息環境不利融資，香港的商業活動需求下降，啟德賣地流標亦反映市場對商業用地需求下降。然而未來香港的商業用地規劃，將遍佈各區，包括黃竹坑及荔枝角的工廈活化、西九龍沿海、葵興新興商業區：「甚至明日大嶼『CBD3』又造100公頃（商業地）出來，還有北部都會區『CBD4』⋯⋯所以究竟會去到CBD幾呢？」他質疑，商業用地已經出現過度供應。

陳劍青認為政府採用高地價賣地策略，只想等待發展商以高價投地興建甲級商廈，限制了啟德的發展：「如果政府繼續等待（商業地）需求高企、拿來高價賣出，啟德或者整個東九龍商業區，就會死在政府的高地價賣地思維中。」他建議政府可考慮興建乙、丙級寫字樓，或供本港的中小企以較低租金使用的「可負擔商業大樓」等；否則按照啟德商業地不斷流標的情況，啟德只會是一直未完成發展的狀態。

他認同在長遠規劃中，一個地區不可能維持不變，但是政府應該就未來發展作出不同情景的規劃估算。

「規劃師不是一個神，他沒有全知能力，他不能推演到30年後的香港的模樣……你（政府）有否準備到展示給公眾在不同處境下，這個區會如何運行呢？如果它（啟德）不是一個商業核心區，它還可以做什麼呢？」

回顧啟德規劃原意 CBD願景不只商業？

啟德的發展是否如坊間所言呈現「爛尾」跡象，還須回顧當年的規劃概念。研究啟德發展規劃的陳振光教授指，當年工業轉型，大量製造業搬離觀塘和九龍灣一帶，在私人發展帶動下，原本的工業大廈改變成其他非工業用途，如觀塘的創紀之城（APM）。政府把握商機，決定發展東九龍。

對於啟德商業用地減少會否影響其「CBD」的作用，陳振光分析啟德多年來的發展計劃，指「起動九龍東」中提到的「CBD」並非只是坊間理解的傳統只重視商業發展密度和建築高度的「核心商業區」，而是包含商業元素的多元發展地區，如啟德規劃發展中有郵輪碼頭和體育園。

以1998年的「東南九龍發展可行性研究」為例，當年計劃在啟德機場舊址及建議的填海區，合共579公頃土地面積中，規劃的商業用地僅為全區2%；翻查資料，於2012年核准的《啟德計劃大綱草圖（S/K22/4）》中，商業地帶亦僅佔整個啟德發展區約4%。

陳振光補充，「CBD」概念不應只考慮啟德的發展，而要考慮整個九龍東的規劃，當中包括觀塘和九龍灣商貿區。他指出，啟德必須結合周邊地方才可持續地發展，重中之重就是要改善啟德對外（如藍田、觀塘、新蒲崗等）的交通聯繫。惟他亦承認，啟德現正處於單軌列車計劃取消，而替代方案又欠奉的困局。

政府宣傳啟德的發展規劃「不變形、不走樣」，陳振光則認為說法並不務實，例如單軌列車的計劃確實是被改變了。但他亦指規劃「不可能是鐵板一塊」，仍須具備靈活性，視乎市場走勢等因素而調整。若現時市場無法吸收商業用地，對住宅用地需求較大，加上近年社會要求增加房屋供應，近兩屆政府都視提供住宅用地為重點政策，政府或因而調整啟德規劃。

然而，對於啟德未來的發展，陳振光仍然樂觀，他認為郵輪碼頭周邊公共空間和設施的佈局設計得不錯，仍有潛力打造成悠閒、低碳的地區。

「（政府）不是撤走了碼頭、體育館、住宅，或商業活動。原本組成的部分仍存在，只是它們的比例和佈局作出了調整。」

這篇文章 啟德規劃一變再變　CBD2只是海市蜃樓？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全港估計有25.68萬名精神病或情緒病患者，佔整體人口3.4%。另外，香港現時至少有45萬照顧者，逾五成二的主要特定照顧者在統計前一個月曾表示因長期照顧而感精神壓力。長時間的照顧中，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不容小覷，他們的辛酸有誰共鳴？

記者｜黃藹琳　編輯｜蔡旻殷　攝影｜黃藹琳　蔡旻殷

雲小姐的兒子中六時被精神科醫生診斷為思覺失調，直到升上大學，因學習壓力再次病發，再被確診為躁鬱症。現時他跟父母同住，由於病情反覆，曾先後停學兩次，期間多次出入醫院。

起初，兒子突然對身邊同學的談論十分敏感，總猜疑他們在議論自己，令雲小姐十分擔心，於是聯絡駐校社工及精神科醫生，最終發現兒子患上思覺失調和抑鬱症。病發初期，兒子情緒很不穩定，更曾拿起刀指向她，又曾寫下遺書。當時她提心吊膽、不知所措，也因為對精神疾病沒有太多認識，感到無助不安。雲小姐因害怕兒子晚上會發生意外，所以不敢睡覺，與丈夫輪流照顧他。白天，丈夫不用上班可以幫忙看護，雲小姐才能稍作休息。但到了晚上，由於丈夫要到凌晨兩三點才下班回家，所以在丈夫回來前，只剩她獨力照顧兒子大約八小時，不能完全熟睡，身心俱疲，曾有放棄的想法。

雲小姐坦言，照顧兒子的過程十分艱辛，「吃不下也睡不著覺」，因為他的病情反覆，而且情緒起伏大，當時亦沒有接觸到仼何社區支援途徑。三年前調整藥物劑量期間，兒子亦因服用過量精神病藥物而有嚴重副作用，持續了三個月才有好轉，減藥半年後才能恢復本來的體能。可是隨著減藥的份量越多，他的情緒波動越激烈，更會突然尖叫、罵人。有一次他受減藥影響，突然高聲尖叫，並一拳打碎了兩顆水晶梨。

與此同時，精神科藥物的支出亦成為了家中的經濟負擔。兒子仍在學時曾申請SEN學生的獎學金，希望能幫補支出。由於丈夫現時已退休近兩年，兒子又已停學，每月約4000元的藥費和1000元的診金只能靠積蓄和兒子傷殘津貼勉強維持。在12年間的照顧歷程，雲小姐的生活重心一直以兒子的精神健康為主：

「情緒就跟著他走，他（情況）不太好的時候也會感到失落。」

情緒病病情起伏不定，不時仍要調較藥物，直至近兩年兒子的病情才慢慢好轉。雲小姐笑說：「幸好過了那個（最嚴重的）時段，現在雨過天晴。」

照顧者本人也患上焦慮症

當照顧者對家人病情了解不透徹，便容易產生摩擦；加上家庭長期處於低氣壓，家人難免吸收負能量。吳先生（Peter）本來負責在外賺錢，每天工作12小時，平日主要由太太（Mary）全日照顧兒子起居飲食和覆診，早期並不知道大兒子患上抑鬱症，看見當時正在讀大學的兒子整天在家睡覺不讀書，對他的行為感到擔憂和不解，因而變得脾氣暴躁，對話時粗聲粗氣，引致家庭糾紛，令關係僵持了約三個月。直至兒子持續「鑽牛角尖」，更有幻覺叫他跳樓，因有自殺念頭而入院，Peter才知悉兒子病情嚴重。

「那時候我察覺到太太也不開心，但我不知道怎麽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賺錢和到醫院探望他，但我無法給予任何支援，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找什麽人去幫他（兒子）。」他後來決定抽出工作時間，多陪伴兒子：「事後兒子又跟我說做這些『嘥氣』，反過來『插我兩刀』。」

到了疫情初期，Peter因喉嚨痛而連續失眠四天，最終成為導火線，壓力「爆煲」，萌生自我了結的念頭。他表示，壓力源自家庭糾紛，加上作為照顧者沒有任何有關照顧情緒病患的資訊和支援，而感到無助，情緒無從宣洩，他形容是積聚了很多情緒「病菌」；加上工作壓力，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確診患上焦慮症。

Peter以「海綿」比喻自己的情況：

「人就是一塊海綿，而周圍的能量都是墨水。倘若你吸收負能量，那你的海綿就會變成黑色，並蔓延至你身邊的朋友和家人，導致他們也會沾到墨水。」

患者情緒隨時「爆發」　照顧者只能啞忍

香港精神健康家屬協會主席何慧明指出，不管精神病患者是病發還是平復的狀態，精神狀況仍是不理想。若以1（最輕微）至10分（最嚴重） 來描述：「平時是3分，病發時為7分。到他們出院情況沒有那麽差了，就會回落到4至5分。」她表示，經協會統計會員照顧的精神病患者個案，逾九成的精神病患者一生都要依靠藥物控制病情，長期服藥的副作用和精神狀態欠佳會影響身體健康，如骨質疏鬆、失禁等。當中部分人未必能夠自理生活或找到工作，故長期照顧、支撐財政的重擔便落到照顧者身上。

何慧明比喻照顧者對精神病的了解程度，就像新手父母——即使有過來人的經驗分享，也不等於懂得如何實踐。隨著他們照顧病人的時間越長，才會累積更多經驗，所以每一天都在練習。她又指，部份患者情緒較波動時，或出現暴力傾向時，可能會令家人受傷，或在言語上指責，這對照顧者來說也是錐心之痛，因為照顧者無法理性地向患者解釋。何慧明輕嘆：「只能忍耐，一旦看到病患有生氣的跡象，照顧者就會忍，避免令對方爆發，或令到口角變成動武。」

日積月累下，照顧者的情緒亦會受極大影響，終有一日輪到他們「爆煲」。何慧明指，協會經互助小組接觸許多精神病患照顧者個案，他們在照顧過程中出現抑鬱，需要向精神科醫生求助，甚至要吃藥。這些照顧者主要透過醫務社工介紹和網上熱線向機構求助，但無奈政府在支援服務上缺乏宣傳，令機構角色被動，難以主動識別和接觸他們，變相只能等他們主動求助才能提供支援。

照顧者壓力難以言表　親情之名何其重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單位主管丘梓蕙指出，精神病患者往往被社會標籤或歧視，有時候他們在外因病情發作而做出不能自控的行為，例如在公眾場所突然大叫、周圍吐口水、情緒失控時，在旁的照顧者亦會倍感壓力。由於大眾對於精神病患者的認識流於表面，很多時候看到精神病患者奇異的舉動會投以鄙視的目光，甚或會責怪照顧者沒有盡好看管的責任。

她認為，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根深蒂固。很多人會把照顧責任和家庭責任混為一談，指照顧家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對於照顧者的辛酸表示不理解，甚至對他們的埋怨嗤之以鼻。這無疑成為了照顧者難以掙脫的束縛，唯有默默承受著照顧的責任。他們的委屈被合理化，甚至成為社會的規範。

另外，她指出照顧者要「24小時乘七天」候命貼身照顧病患，每天只能睡三至五小時，睡眠質素欠佳；加上香港居住空間狹窄，經常釀成困獸鬥，加重精神負擔。丘梓蕙說：「家裏越小，情況就越慘。吵架是無處可逃的，你說有一間房間尚可關上門冷靜一下，但如果你是住劏房那怎麽辦，躲進廁所？」疫情期間情況更嚴重，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全天候被困在同一個空間，摩擦頻生。

照顧者問題未獲正視支援政策欠奉

即使社會近年對照顧者的討論增加，但他們的身份仍未被廣泛認可。政府於去年6月公佈了《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報告》，引起大眾對照顧者的關注。然而，「照顧照顧者」平台成員及註冊社工盧家詠指出，報告缺乏明確的照顧者定義和「隱蔽照顧者」的討論空間，衍生了不同機構在統計照顧者數字上出現落差：統計處指照顧者人口至少達45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則統計社會上有超過112萬照顧者，社會上至今仍未有照顧者實際人口的數據。

盧家詠亦批評現行政策沒有太多聚焦在照顧者上，支援服務零碎。舉例說，若機構開辦長者的服務，才會投放資金延伸出長者照顧者的服務，而並非由照顧者的需求出發。盧家詠希望，往後的政策能真正以照顧者為本：

「不再是因應病患的情況才去附加支援給照顧者，照顧者自己都可以求助，享有針對性、合適的服務。」

為照顧者正名之路遙遙無期

很多照顧者都把自己的需要放得很低，事事以希望病者情況好轉為先，自己的身心健康為次。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提出「照顧者為本」議案，加強支援照顧者的措施，他希望推動政府給予照顧者一個法律認可的名分，將「照顧者」的身份納入社會津貼申請資格，並提供相應支援減輕他們的身心壓力。

他認為目前給予照顧者支援仍不足，如關愛基金下的低收入家庭照顧者津貼恆常化並將增至三千元，但應付日常開支、醫療費用後很快便用完，加上申請門檻高，只有一萬名照顧者受惠；而暫託服務經常出現需要跨區才能使用服務的情況，對照顧者而言十分不便。

針對照顧者支援，他認為政府現時仍在起步階段，只在初步瞭解照顧者的需求。他希望政府可以更著緊：

「我覺得不能只是在講錢（投放資源），你（政府）有沒有那個心？或者你可不可以給他們一個名分？」

這篇文章 精神病患照顧者身心疲憊　有誰共鳴？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記者｜歐嘉泳    編輯｜甘沐青   攝影｜甘沐青

三個小電箱合併放置在一堵水泥石塊上，配文是「細個睇超人一定要合體先打到大佬」，另一處電箱上手繪的「磨刀」廣告用紅色刀型框住，還配有鈍菜刀的插圖……2021年10月，Jodie在Instagram成立「香港電箱觀賞」專頁（hkelectricbox），記錄香港街頭上有趣的電箱風景，並加上她個人的文字形容。她說，自己原本就會拍攝記錄有趣的街頭場景，而2021年9月時看到富德樓的「小心地滑」路牌展覽，又被社交媒體演算法推薦很多城市日常事物觀察的專頁，受到啟發而開始記錄公共空間中的電箱，作為一種「觀察練習」。 

Jodie還留意到，不同地區的電箱各有特色。太古城、中環等中產地區的極乾淨，而荃灣、灣仔的内容則更多元化：除了街頭藝術中常見的塗鴉（graffiti）、簽名（tagging，即塗鴉者簽上自己的代號），也有較「基層」的維修沙發及電器廣告，有時還會見到「請黑工」的廣告，同時，她也發現不少移民、賣屋的廣告。電箱成為她的另一雙眼睛，讓她窺見不同社區正在發生的事，

「有點像一個社區民主牆。 」

Jodie認為，塗鴉在香港較有爭議性，不少人認為這無異於破壞公共空間，甚至有藝術家因此被拘捕。但她會將塗鴉當作對於「公共空間屬於誰」的問題，而利用電箱擺放物件也是一種利用公共空間的嘗試：「比如有些人放盆栽、擺一張凳在街，本身是一個很微不足道的行為，但它其實改變了這空間的用途，這種人與空間的互動便可產生一種微小的自主權。」Jodie印象最深的觀察，是銅鑼灣希慎廣場附近的一個報紙檔。檔主利用電箱擺放報紙雜物，又綁上一把太陽傘，本屬於公共空間的電箱就完美地融入報紙檔裡，被檔主充分利用。

Jodie覺得，她持續觀察、分享人與公共空間的互動，也能讓她拾回一些對城市的主導權。她指未營運專頁前，經歷了社會運動和疫情，自覺失去了對周邊環境的選擇權和決定權，整個人被壓抑和鬱悶感籠罩。開設專頁後，發現香港仍有不少有趣的事，也意識到，

「即使無法控制大環境的變遷，仍有人嘗試將身邊的社區空間變得更好、更適合生活一些⋯⋯我們也能被身邊的環境啟發，以不一樣的角度觀察城市。」

從垃圾桶窺探城市變化

被珍而重之、仔細記錄的事物，還有垃圾桶。從2019年開始在IG經營「垃垃雜雜」（motley_hk）專頁的Louis，專門記錄各區的垃圾桶，他會從正面和上方為每個垃圾桶拍照，再標注地點、顔色、形狀、有沒有煙灰缸以及衛生程度，至今已記錄逾300個垃圾桶。

同時，Louis認為垃圾桶屬於社區設計的一環，便也能反映出不同社區的風格：「土瓜灣（舊區）的垃圾桶較骯髒和雜亂，人們常把垃圾丟在垃圾桶旁邊，而非扔進桶內。中環、太古區的垃圾桶是閃亮的銀色，較為乾淨。」在九龍灣商業區，垃圾桶則很多煙頭，有時會見到一群人「打邊爐」——圍著垃圾桶抽煙。他十分喜歡這些較髒亂的垃圾桶：「香港對外是國際大都會，但舊區也有草根的一面。」對他而言，若城市只有光鮮的一面，太不真實。

而記錄城市「不光鮮」 一面之餘，Louis也希望藉此儲存他眼中的香港記憶。Louis認為，垃圾桶也可被視為香港發展的見證與標誌。記者透過搜集資料發現：70年代，港英政府為了清潔香港，在街上設置多個垃圾桶；2008年，為切合奧運喜氣洋洋的氣氛，食環處增設四千個橙色垃圾桶；2019年，因公共安全考慮，政府把圓筒形的垃圾桶改為圓圈蓋加橙色膠袋的臨時垃圾桶，Louis也觀察到這種轉變，表示現今的垃圾桶樣式「感覺少了些特色」。

在Louis眼中，雖然垃圾桶是很微小的事物，但看到它們消逝，他也會感到唏噓。某日搭巴士經過彩虹邨時，他偶然發現一個舊式的四腳垃圾桶，於是在空閑時間專程回去那一站拍照記錄。未曾想，不久後他再經過時，原本的垃圾桶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印有簡體字的垃圾桶。

「不過至少它在我相簿中出現過，所以也覺得（影垃圾桶）是有一些意義的。」

街頭手寫字  承載眾人情緒

在公共層面以外，亦有觀察者透過街頭塗鴉，連結他人感受。因疫情之下感到煩悶焦慮，Marcus自2021年1月開始營運「香港街上觀察」專頁（hkurbanrecord），主要記錄香港街上的手寫字，現已有10萬追蹤者。

一面原本字跡被塗抹掉的牆上，寫著「粉飾太平」四字——這便是專頁的頭像，也是它第一則帖文的配圖。Marcus開始收集塗鴉照片時，社運尚未結束，他說，這是自己開始喜歡街頭藝術的主因：「本以為街頭藝術只是很多看不懂的簽名（tagging），但原來可以有更多『玩法』。」

他起初在街頭記錄並分享到專頁的内容，都是2019年社會運動遺留的政治口號，之後因社會氛圍改變，他認為此類分享的意義與引起的回響都有限，因而越來越少政治的内容，直到另一則帖文「只有散步，我們才真正聊天」爆紅，讓他開始確定自己專頁的「文青」方向，這個出自台灣作家李維菁的句子，以飄逸的字體寫在粉嶺一條行人通道旁的淺橙色墻壁上，書寫時未乾而滑落的墨水痕跡也清晰可見。比起記錄城市景觀和歷史（History-recorded），他認為街頭上的塗鴉更偏向表達集體氣氛或個人情緒（Feeling-recorded）。例如，他在秋天時會收到更多「EMO」（意指情緒化）的投稿，大部分與情愛有關。

他留意到2021年時有關政治的作品會較受歡迎，在專頁風格固定之後，則更多收到與個人情緒相關的作品。現時他在揀選要發出的内容時，更強調簡潔易明，「速食很重要，要容易入口。」例如斑駁的藍色墻上，用黑色馬克筆寫的「請好好生活」，含義直接，也令他感到溫暖與力量。

有時候，兩幅塗鴉的筆跡明顯不同，文字卻是回應對方，這些作品之間的互動也很受觀眾歡迎。例如九龍塘天橋上有一位創作者以「無病食花生」回應另一位創作者的「有病睇醫生」。此作品發佈到網上後，Marcus得到近一萬個讚好。

因關注者迅速增加，他的專頁内容由個人拍攝發佈轉爲依靠讀者投稿，現時他每天能收到三至四個投稿，高峰日子甚至達十個。近期他正在申請資金，籌辦關於街頭藝術的展覽及研討會，希望能夠由此聚集更多城市觀察的同好，並鼓勵更多關注者「打開雙眼」看香港，仔細觀察周邊事物，發掘城市面貌。

城市觀察員 記錄舊事物 尋找新定位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也是一位「街頭觀察員」。他指考現學是一個介乎民族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從下而上了解社會，唯有觀察平民生活，才能發現一個地方的獨特性及城市的生命力。比起一式一樣的商場，他更喜歡舊區的活力——在這些地區，公公婆婆大聲交談、居民到籃球場上晾衣服、在天台晾曬蠔豉等。

郭斯恆亦留意到，城市觀察者的數量變多。他認為原因之一是科技發達——以前主流媒體壟斷了圍繞社區的討論，塑造出單一的社會文化、身份定型，而現在人們更易分享與獲取資訊，人人也可以像記者般記錄城市，讓傳統媒介的影響力變得有限。如上一輩的共同回憶使他們對獅子山精神有強烈的感應，當下年輕人則無法與其建立文化連結。

同時，年輕一代面臨太多複雜的事情，「走又走不到，政治上沒有發言權。不但難以向上流動，還不可以『躺平』（指年輕人厭倦高壓競爭的環境，選擇無欲無求），更被上一輩批評和否定。」加上社會運動、政治氣氛轉變等因素，香港和年輕人都處於一個過渡期，對自己和城市的定位十分模糊。而在資訊碎片化的當下，他們較難建立以某一符號作爲香港文化的共識，所以唯有透過實地考察街頭，扣連對社區實體化的聯擊，

「尋找自己獨有的一個香港故事。」

他認為，雖然大家觀察的對象和心態都不一樣，但最後殊途同歸——以自己的力量重塑城市面貌，尋找屬於香港和香港人的定位和價值。

這篇文章 聽街頭說香港故事——城市觀察學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記者｜梁熙淳　編輯｜林漫晴　攝影｜梁熙淳　林漫晴

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後，旅遊業遭受重創。為振興經濟、重塑香港形象，政府撥款一億元支持香港美國商會籌辦「維港巨星匯」，邀請國際巨星來港表演，首任旅遊事務專員、時任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Mike Rowse）擔任活動秘書。他在20年後的今天接受本刊訪問，認為難靠大型活動在疫後重建形象。

沙士後「維港巨星匯」慘淡收場

縱然花費鉅款，「維港巨星匯」卻未取得預期效果，甚至受到市民與旅客的一致批評，指活動安排混亂。梅艷芳、張學友、譚詠麟等多名本地表演嘉賓臨時退出；國際知名的滾石樂隊在揭幕前一周辭演後又變卦來港表演；加上免費贈票過多，導致門票銷情不濟，活動最終嚴重虧損，耗盡政府逾億元撥款，更引發公衆對財政問題的關注。事後，盧維思經公務員事務局紀律聆訊後被裁定失職，他隨即申請司法覆核，並揭發時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維港巨星匯」活動主席唐英年曾在內部會議中認為無人失職，更曾要求刪除會議紀錄中的相關言論，最終推翻裁決。及後，盧維思出書交代過程，表示自己是主事官員的代罪羔羊。

盧維思指，活動安排混亂是時間倉促所致：

「由決定執行到第一場演出，我們只有少於一百日準備。正常而言，籌辦大型的活動，如戶外音樂節Clockenflap，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我不認為（這些批評）對美國商會是公平的，在當時，沒有人可以做得更好了。」

他又表示，透過外資企業宣傳香港比政府自行宣傳更具説服力：「政府自行宣傳，人們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經過此事後，不會再有國際企業敢與政府合作舉辦大型盛事。

時隔20年，香港經歷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旅遊業再次大受打擊。為向旅客表示香港已從疫情中「復常」，並讓香港市民「開心起來」，政府再次打算籌辦大型活動宣傳城市特色，並於最新的《財政預算案》中撥款2000萬元，提出「開心香港（Happy Hong Kong）」活動，希望通過舉辦海内外美食市集、嘉年華等方式，邀請海外團體到港表演，吸引旅客的同時帶給市民新體驗，無疑是故技重施。

在盧維思眼中，新冠疫情後的「開心香港」與「沙士」後的「維港巨星匯」雖都希望通過大型活動帶香港走出疫情陰霾，但兩者情況卻有所不同。沙士後，世界衛生組織及美國疾控中心解除對香港的旅遊警告，當時香港的疫情有一個清晰的完結；反觀現在，他直言僅僅是依靠舉辦大型活動，難以向國際展示香港「復常」，香港需要自行宣佈疫情完結，並撤銷所有防疫措施，方能對外發出清晰信號，重建形象。對比泰國一早放寬出入境政策，盧維思批評香港反應遲鈍。

至於「你好，香港」計劃中耗資20億元向旅客派送50萬張機票，盧維思認為此舉令香港看起來像無計可施（desperate），又稱「若你免費提供，人們就會猜測你並不好看。」

目標受衆更迭變遷 過氣明星難達預期效果

除大型宣傳活動外，廣告亦是政府推廣香港的重心，歷年來有不少當紅明星參與拍攝旅遊發展局的宣傳影片。廣告公司Hungry Digital創辦人及社長梁志成（Rudi）入行三十多年，見證香港宣傳策略的演變。他指出，經歷「沙士」前，香港宣傳片更著重展現中西文化交匯，旨在吸引視香港為旅程中途站，且偏好文化深度遊的歐美長途旅客。回顧舊日廣告，旅遊業協會在1995年拍攝的「魅力香港 萬象之都」宣傳片中，提到香港有「最蓬勃的娛樂事業」，並配以爵士樂、中樂團和芭蕾舞的畫面，表現香港融合西方色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這段影片當時在飛機和酒店不斷播放。沙士後香港開放内地居民自由行，經濟復甦更加依賴內地旅客，他們來港方便，滿足於吃喝玩樂，令旅遊宣傳開始側重「食玩買」，較為「硬銷」。

Rudi留意到，近十年香港旅遊業發展的方向，逐漸轉向發展來港公幹的商務旅客，以減少對內地旅客的依賴。「一個地方的旅遊業如果太側重一方，對本地人和整個城市而言都很糟糕。」疫情前，會展每星期都有國際級會議和展覽舉行，參與的商人是具高消費力的群體。為吸引他們公幹時順路旅遊，政府在今次「你好，香港」系列宣傳片中加入「商會版」，邀請了英國、美國、澳洲、新加坡、日本、印度及法國的商會主席及高層參與拍攝，在影片中分享香港的城市配套設施和他們最愛的「點心」。Rudi覺得影片雖然內容沉悶，但卻能理解藉此吸引商務旅客的目的。

在「你好，香港」引起爭議的宣傳片中，旅發局邀請了郭富城、鄭秀文及陳慧琳等明星參演。Rudi直言三位明星年紀與他相近，相對過氣：「我問2000年出生的同事，他們都不知道陳慧琳是誰！」種種因素不禁令他質疑參演者是否可以代表香港：

「最有活力、最能代表香港的人可以『有老有嫩』，現在我們『仲賣緊呢啲貨』，香港的活力是否只得這些？」

Rudi對於宣傳片中缺少新生代歌星表示疑惑。他指出，儘管在八、九十年代的風光後，香港確實經歷過青黃不接、欠缺代表人物的時期，但如今已有人接棒，如男團Mirror、歌手張天賦、林家謙等。對他來說，旅遊廣告不僅對外宣傳，亦要照顧本地觀眾。若廣告代言人受市民愛戴，則更能鼓勵市民支持旅遊業發展。

Rudi舉例2004年推出的廣告宣傳「好客之道」，由深受市民喜愛的歌星林子祥演唱，歌詞夾雜英語及廣東話，影片内容包含市民與旅客的親切互動，並在片尾以「熱情香港，好客之道，點少得你！」作結。Rudi解釋箇中原因：「為何提醒香港旅遊業市民都有份？就是要香港人覺得自己是一份子，對外做一套、對內另一套行不通。因此『好客之道』既給外國人看，也是給本地人看。」

邀請本地編劇導演 宣傳真實貼地香港

唱好香港不止食玩買。一位年輕人在深水埗開了一間工作室做舊物維修，在協助老街坊修理破舊的木櫈子時，受到周遭的環境啟發，設計出一張新舊元素交融的椅子，為社區帶來活力和新意。這並非電影情節，而是2018年由知名編劇莊梅岩、電影《點五步》導演陳志發操刀，為旅發局推廣深水埗而創作的微電影《尋覓．心水寶》，在網絡平台上載後，總瀏覽量達463萬次。系列共有四個發生在深水埗的「尋寶」故事，由本地年輕演員劉俊謙、蔡思韵、柯煒林等出演。現為廣告公司陽獅集團執行創意總監的李冠德（Christopher Lee），當年與所屬公司葛瑞集團參與了這個項目。

Christopher過往曾參與策劃多個旅發局項目，作品更入圍全球最大專業創意節——坎城國際創意節。在拍攝《尋覓 · 心水寶》時，旅發局希望推廣舊區，將深水埗新舊交融的特色展現在廣告中，令旅客感受香港最地道一面，同時鼓勵本地人重新發掘這個地方。他憶述製作團隊捉緊深水埗貨品包羅萬有的特性，取「深水埗」諧音命名微電影，比喻尋覓「心水」的「寶物」，項目更奪得2018香港廣告商會金帆廣告大獎的多個獎項。

2016年，Christopher與當時所屬公司團隊為旅發局設計「盡享．最香港」品牌推廣項目，希望為香港找尋除了「亞洲國際都會」之外的新賣點。項目共推出四條宣傳短片，分別圍繞美食、時尚、家庭和大自然四個主題，展現出香港豐富多元的旅遊體驗。以主題「大自然」為例，團隊邀請影帝劉青雲漫遊香港的遠足路徑，推廣香港的都會和自然只是咫尺之遙。構思名稱時，團隊想到香港獨特之處：「這座城市的每條街、每個角落都宛如完全不同的世界，甚是多元。」而英文標語「Best of all, it’s in Hong Kong」，Christopher則形容「令人感覺好客，有如信件下款的署名。」

為了令本土故事符合國際市場口味，團隊特意與新加坡及澳洲分公司合作，以外國人的視角構思宣傳內容，發覺香港最真實、地道的日常生活其實極具吸引力，「例如我們常去街市，對其不以為意，殊不知在旅客眼中卻是獨特體驗。今天的旅客不只想去景點，他們渴望融入當地人生活。」

與旅發局合作多年，Christopher坦言要宣傳一座城市絕非易事：「若直接以廣告宣傳，很快就會令人厭煩。」他慶幸當年創作旅遊宣傳時，香港尚未經歷動蕩的時間，創作氛圍不似現時敏感。在他眼中，香港沒有一項獨一無二的明顯特點能吸引旅客，故比其他亞洲國家更難找尋定位：「韓國以流行文化聞名、泰國是渡假休閒勝地，而香港這個我稱之為家、我熱愛的地方，卻一直很難推廣其獨特之處。」但他會繼續發掘具本土特色的故事，因為他渴望讓旅客發現：

「香港不只有摩天大廈、名店美食，還有很多事情值得體驗。」

這篇文章 唱好香港，要怎樣唱？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現時21歲以下的青年犯會被判入教導所、更生中心或勞教中心，並由懲教署安排老師教授部分DSE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至於成年在囚人士，則可選擇報讀懲教署和大專院校合作開辦的遙距短期課程、學士學位課程、職業訓練課程，或選擇在獄中自修。不過，21歲或以上的成年在囚者不另設時間進修，只可利用工餘時間學習。

更生中心老師上課如「做show」　學生難有得著

2021年，中五學生Thompson（化名）被判入更生中心七個月，於更生中心服刑後再到中途宿舍完成餘下刑期。 在更生中心服刑時，每星期有五個上午都在該處課室上課，由懲教署安排老師教授中、英、數和通識（現改為公社科）四個DSE必修科目，首45分鐘會由一位老師任教中、英文科，另一老師則於下一節任教數學和通識科，每天上課共約一個半小時。

課堂上，Thompson認為老師無心教學，往往只會用五分鐘教授課本内容，然後便着學生背誦課文。 學生每次會獲發一疊練習，在餘下時間內完成全部練習便可下課。他又透露，中心有一位俗稱「阿一」的懲教署職員定期在課堂間巡視，監督上課情況和學生表現。通常「阿一」會在首節課巡視，當他點名抽問學生在課堂學到的內容，學生便要背出課文句子應付檢查。Thompson認為一個半小時的課堂本已不足以追上學校進度，加上學生上課只為協助老師應付上頭檢查，對學生學習助益甚少。

Thompson亦表示課程內容過淺，未達一般高中課程的難度。由於更生中心接收14至20歲的青少年，他的同學年齡橫跨七年（即約中三至大學三年級）。為免學生因程度不一而跟不上進度，課程內容和課堂練習都只有初中程度。早已完成初中課程的他約30分鐘便能完成練習 ，但亦意味Thompson沒有機會在堂上學習DSE範圍内的課程内容，不斷原地踏步的學習旅程令他對在囚期間進修感心灰意冷。

幸好在還柙初期，他就讀的中學主動聯絡他，把入獄前正使用的教科書寄進去，並與懲教署教務組協調，安排Thompson在還柙期間完成中五上學期校內試，學校社工亦定期探望。然而，在缺乏網上支援和師長教導下，牆外的支援作用有限。獄中課堂的程度太淺，又沒有他的選修科目的課程，他為了追上學校進度，需自學數學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等科目，坦言在牆内自修相當吃力 ，偶爾遇到不明白的内容便請教同輩和大學生囚友。

除早上的課堂外，在更生中心的日程表被安排得密密麻麻，平日下午他要學習理髮和參與恆常打掃，每天只剩下晚上睡前兩小時的空餘時間。日以繼夜的勞動工作早已耗盡Thompson的精力，令他難以集中精神學習：

「（更生中心）會替你安排一個routine（日程表），他們好像想要你每分每秒都在忙。」

不過Thompson也非徒勞。髮型屋裡洗頭、捲頭髮、電髮、漂染等工作，他都在這段時間通通學滿師。在髮型工場上課時，需定期為囚友洗髮和剪髮，學習成果得以應用，令他覺得比起在獄中讀書更有意義：「這些技巧出去後是可以學以致用的。」Thompson已在2022年應考文憑試，除了核心科，還考了體育科和會計與財務概論。

還柙入書難　「泊正」讀書難

侯穎欣就讀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2022年2月開始還柙，同年6月被定罪，7月尾獲釋。她還柙時因不需工作，有更多時間進修。她當時曾考慮在獄中繼續修讀大學的主修科目，但生物醫學工程需進行大量研究，而且很難在牆內透過書籍找到畢業論文的所需資料。思量過後，她決定修讀她感興趣、由中文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開辦為期三個月的商業法遙距課程。

從向獄中福利官申請報讀課程，到請女朋友代購參考書，整個過程歷時一個月。她形容入書過程一波三折。本來懲教規定，親友每月只可入六本書籍予在囚人士，若書本作學業進修用途則不在此限。然而，當時懲教署職員表示未收到她申請進修的表格，故不能把教科書算在可豁免課本内。

「她們（職員）說系統顯示沒有申請（讀書）就沒辦法。」

另外，參考書貼上寫有student version （學生版）的標籤，也因而差點被拒收：「書本不能貼上任何貼紙，但每本參考書都有這個貼紙。我女朋友提議把它撕掉，職員又說這樣會令書本破爛，破壞其完整性，同樣不能入。」一番交涉後，職員最終勉強放行，但懲教署的處處阻撓，令牆外的女友心力交瘁。

三個月的課業量，侯穎欣只用一個月便完成了。但她指，自己時常受艱深的法律詞彙所困，往往花很多時間查字典：「沒有科技的幫忙的確比較難，有電話就甚麼都查得到。」

「泊正」（指罪成入獄）後，侯穎欣被分派到「口罩期」工作（即製作口罩的隊伍），每天有六至七小時做重覆又不見盡頭的數口罩和包裝工序。「那時我回到倉，晚上六時多已經倒頭大睡，根本沒有精力讀書。」由判刑直至獲釋前的一個月，她已沒有時間和心力再進修。

至於學業以外的技能，她本來想報讀蛋糕班，但「口罩期」裡近30人中，只有兩人成功報讀。她原本也對寵物美容等課程有興趣，但這類課程需外聘導師及從外運進寵物，懲教署的保安措施亦因此格外嚴謹：

「他們怕導師透過這種渠道運毒品進來，會定期叫你（學員）檢驗大小二便。我會因為這個要求而不想報名。」

自修生獄中讀理科不易

入獄時26歲，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本為在職人士的Andy ，在2020年5月開始被關押，最後被判24個月的刑期，服刑期間有19個月都是處於還柙階段， 不用工作。Andy自幼對物理有興趣，但中三選科時因為成績不夠好而未能如願選修。上大學後他曾修讀物理課程，卻因為沒有上過高中物理課而缺乏扎實根基。他在赤柱監獄還柙期間，看到囚友正在溫習DSE，才得知獄中可以自修DSE科目。他靈機一觸，想到可以把握在囚時間彌補中學時代的遺憾。

當Andy下定決心自修物理，他便馬上申請，讓親友送教科書和計算機進收押所。他在赤柱監獄期間尚能順利入書，當他轉到荔枝角收押所卻遭職員處處留難。「他（懲教）會告知你還柙時不能讀書，申請入課本時只能計算在每月六本的限額內。」他指，有囚友在申請入計算機時，職員諸多挑剔，例如要求他遞交附有姓名、科目名稱和身分證號碼的報考收據，證明他有使用計算機的需要。他表示荔枝角收押所主要看管還柙犯人，甚少收到進修請求：

「他們平日很少接觸這些（進修申請），遇上不熟悉的情況就會不想做，所以會不斷『耍』你。 」

Andy指出大部分赤柱監獄的在囚人士均已判刑，刑期一般較荔枝角收押所的長，因此教育組有較多處理進修申請的經驗，亦會主動關注他的進修需求。經教育組提醒，他發現由於獄中沒有實驗設備，無法滿足報考DSE物理科的要求。最後女友協助他取得大學時讀過物理科的證明，再轉交教育局，方獲局方批准報考。

Andy自修時，偶爾會遇上不明白的内容，他便會抄下完整題目，包括題目的圖表，透過信件向曾修讀物理的女友發問。獄中資訊流通不便，偶爾需等上一個月才能收到回信，當收到姍姍來遲的解答，他已對最初感到不解的部分失去印象。他在出獄個多月後赴考文憑試物理科，獲得5*的佳績。

宋恩榮：在囚環境雖不利學習　望學生以積極心態面對困境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系主任的宋恩榮在2020年和其他院校教授成立「蛻變計劃」，協助因反修例案件被捕和入獄的青少年和家屬，計劃至今有約130名涉案青年參與。宋恩榮指出在囚的中學和大專生同時面對無法上網找資料、理科學生不能做實驗等困難，而中學生的上課環境和資源亦遠不如日校。

他說，不少學生希望在服刑後復學，但面對許多阻礙。中學雖不會主動開除學生，但部分學校會勸退學生，學生亦為免遭受異樣眼光，不會選擇原校升學。至於大專院校，一般會規定學生於某個年期內畢業，因此多數只有刑期較短的學生能復學，「蛻變計劃」則曾協助五名服刑半年至一年的學生成功復學，及三名刑期較長的學生延長畢業年期至超過規定年期。

懲教署回覆指，教師會評估青少年院所在囚人士的學術水平，視乎刑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協助學習。入獄前正修讀專上課程的在囚人士，可以選擇在院所內繼續學業，並聯絡所屬的大專院校安排合適的學習模式。署方會協助他們於院所內參與所修讀課程的考試及學習輔導探訪。

另外，懲教署提供「Learning On Demand」的電子學習平台供在囚人士使用，他們可透過平板電腦配合院所的內聯網，瀏覽系統內涵蓋不同範疇及不同程度的電子學習材料。但據宋恩榮所知，不是每所院所都有這項服務。懲教署表示會為有學習需要的在囚人士提供協助，在囚人士可因應需要向院所管方申請由親友交入的教科書籍。

職業訓練方面，懲教署與不同職業訓練課程培訓機構會因應個別場地和課程的導師比例，設定每一班課程的學員人數。若學員的報名情況踴躍，他們會與有關的培訓機構協商，處理報名申請。如在囚人士不滿獄中待遇，可循不同途徑提出投訴。

這篇文章 在囚學習　障礙重重　「更新」談何容易？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收費電視的路走盡，有線電視前高層、員工與多年訂閱的舊客戶不約而同地慨嘆：「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記者｜盧侃兒　編輯｜吳碩楠　攝影｜吳碩楠　盧侃兒

1993年10月31日有線電視開台，參照美國CNN的24小時新聞，開創全球首個24小時廣東話新聞台，打破香港傳統的新聞報道模式，即只在晨早、午間、傍晚和晚間時段播新聞。24小時的新聞台，讓觀眾可以隨時收看，從採訪和製作到播出，整個流程改變了香港的傳媒生態。「甚麼時候有新聞，甚麼時候就有直播」成為本港新聞新常態。

有線前執行董事趙應春回憶起剛開台時「錯漏百出、裙拉褲甩的事多得很」。記者與攝影師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互不認識，加上經驗不足，各部門間磨合生澀，步步維艱。不過在趙應春看來，正是這一批奔跑在前線的青澀主力，撐起了「有線電視」的品牌。

一路走來，有線新聞素有「快樂新聞部」之稱。這種快樂，不但基於「走在事實最前線」的專業追求，還有整個有線相互照應的氛圍。趙應春回憶起在任期間最引以為傲的是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報道。從中國組、港聞、突發，到財經，甚至體育部都撥出人手支援 。他憶述，一班記者每日需要步行數小時，路經泥石流和種種惡劣環境，深入災區進行記錄，再繼續步行數小時出去到有訊號的地方，在夜幕下將報道傳送回香港，十分敬業。不論前線還是後勤，新聞 部上下互相支援和呼應汶川地震採訪工作，那番情景，令趙應春甚是難忘。

有線中國組「落地」報道　與內地人民同悲共喜

「有線新聞有相當大的空間和自由度。」

有線中國組前首席記者，現為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如此說。在他看來，觀眾心中的有線新聞是很「實淨」與「靈活」的，在求真、敢於報道敏感題材的同時，亦有充滿創意的報道手法與各有專長的新聞組別，例如深入偵查的《新聞刺針》，報道中國內地新聞的「有線中國組」，關注樓市的《樓盤傳真》等等。

2005年，呂秉權由無綫新聞轉投有線，加入中國組。在無綫新聞任職時，呂秉權需身兼三職，同時跑港聞、中國新聞及擔任主播。轉投有線後，中國組的編制使他可以集中精力專心做最有興趣的中國新聞，製作更高質素、更加深入的專題報道。在呂秉權看來，有線中國組是香港人北望的哨兵，報道民生實況，平衡官方敘事。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當日，上司指示身在香港的呂秉權，與攝製團隊通宵趕赴災區，成為第一間進入災區的香港電視台，甚至比官媒中央電視台更早到場。呂憶述，在一家因豆腐渣工程坍塌的小學中，一群家長拿著子女的遺照分列成兩行，中間空出一條通道，連向放滿小書包與書籍的小靈堂。

「他們一下子跪下去，哭聲震天，好像在拍古裝劇一般，有深大冤情。」

一個老婆婆用力握緊他的手，哭喊著希望他能替子女討回公道。這一下，呂秉權有如觸電一般，彷彿那種心痛欲絕也傳遍自己全身，「當然我們做到的事情不多，但當下，他們的希望就在於此。」

回想在內地採訪的歲月，環境大多條件惡劣，記者時常要在車上蜷縮著身子，或住在破落的酒店 ，在濕的床上睡覺，但呂秉權和採訪團隊總是一覺好眠，因為大家「對得住天地良心」。

有線新聞大地震　新聞優勢或已喪失

2020年12月，有線電視宣布「重組業務」，約40名新聞部員工，包括王牌專題組團隊《新聞刺針》全組被裁，觸發港聞組大部分成員辭職，而有線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被裁，亦觸發全組請辭，以示不滿。

呂秉權認為，有線的核心價值始終是新聞。反之，Now TV是賣創新和可能性的，新聞是一個輔助性質。有線在失去體育優勢時，要跟Now TV區分的話，須以新聞取勝。但歷經裁員事件，有線依靠新聞的優勢更加削減了，更引致其生存危機。

足球轉播黃金時代　有線體育獨領風騷

除了新聞，足球也是有線的招牌之一。前有線電視體育賽事評述員及主持人馬啟仁（Keyman）自1993年開台便加入成為記者，再轉為足球評述員，直至2007年才離開有線。離開有線十多年，很多觀眾仍會認得他是「Cable那一個（足球評述員）」，一開始他對這個標籤有點抗拒，但後來覺得很有趣，笑稱自己是「有線的歷史人物」，估計這個形象跟自己出現在有線1996年至2006年的黃金時期有關。當時，人們集中在有線看球賽，看來看去都是同一位評述員，「星期六、日坐定定睇嗰幾個傻佬講波。」

有線電視在1995年購入英格蘭足總盃轉播權，到1996年更購入俗稱「歐洲四大聯賽」的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英超）、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意甲）、德國甲組聯賽（德甲）和西班牙甲組聯賽（西甲）轉播權。有線電視不但成為香港首間全季播放英超賽事的電視台，其後更宣布播放歐洲國家盃全部賽事，在香港開創先河。之後，有線更是連續獨家播映十年英超，風頭一時無兩。

2002年，有線再取得日韓世界盃獨家轉播權，獨攬一系列的足球賽事，2003年賭波合法化後更推出球彩台。翻查有線寬頻年報，訂閱有線電視的客戶數目由1995年的15.6萬，激增至2011年的110萬，而電視業務的營業額也從1999年的13.08億港元，升至2006年的18.95億港元。

有線體育不但掀起香港的觀球賽熱潮，更是培育足球評述員的搖籃。馬啟仁表示，正是因為有線每日播出多場賽事，廣東話評述員的需求大增，評述員行業開始受到重視。趁著熱潮和需求，有線舉辦了數次足球評述員大賽及評述訓練班，現今不少足球評述員，例如劉舜文、李榮基等皆出身於此。

馬啟仁形容香港的90年代是「傳媒盛世」，不少人會選擇加入傳統紙媒或免費電視，而非當時剛剛「出世」的有線收費電視。正因如此，有線給予新人很多機會去嘗試。他憶述當時因一名外聘足球評述員臨時缺席，主管詢問幕後團隊有沒有人可以替上，他於是舉手自薦——

「原來只需要一個舉手，人生就（從此）不同了。」

馬啟仁自此開啟全職評述員之路。

轉播權一再易主　有線體育風光不再

因受歡迎程度高、觀眾基數大，收費電視台的業績與足球轉播權息息相關，尤其是英超，因此坊間流傳「得英超，得天下」的說法。

2003年，Now TV 加入收費電視市場。2006年，Now TV宣布與英超達成協議，取得由2007/08年球季起三個球季的香港獨家播放權，有線失落已連續十年的英超轉播權。之後，英超轉播權輾轉為Now TV、樂視奪得。即使後來有線在2010年重奪三季英超，也因為英超轉播權已被爭至「天價」，支出龐大，評述員又已紛紛轉到Now TV，有線體育難以再續榮光。

曾是有線員工，亦是有線觀眾的馬啟仁對於有線體育的衰落表示惋惜。他感慨，在過去，電視台用天價買下轉播權，等同得到「即食解藥」，可以立刻吸納大量觀眾。但從長遠看，這樣的經營方式導致有線過分依賴轉播權，剝削了體育節目的製作能力，如賽前研究、報道方法等。

「要是當年有線如對待新聞製作一樣建立有線體育品牌，（也許）可以更靈活地應對大變的資訊世代。」

連年虧損　終要熄燈

曾經每七個香港人就有一個人訂閱的有線電視，收費電視業務2008年依然錄得六百萬港元盈利，但從2009年開始連年出現虧損，至2022年的客戶數量大減至約68萬。

2017年3月，有線電視母公司九龍倉宣布停止注資，有線面臨「熄燈」危機。同年7月，永升（亞洲）有限公司接手成為大股東，有線免於「熄燈」。易主五年多，今年2月，有線電視宣布已向政府交還本地收費電視節目牌照，並獲得批准，有線收費電視將於今年6月1日正式停播。同時，有線電視將集中經營免費頻道，繼續發展有線新聞品牌，製作更多節目及開拍自家劇集。

「三十年前，由零開始出世；三十年後，交還牌照，塵歸塵，土歸土，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趙應春道。

多頻道收費電視　資訊豐富吸引觀眾

有線開台前，香港僅有四條免費本地電視頻道，有線電視甫面世就開設八條頻道，包括新聞、體育、電影、兒童台等，後來更開設與外購共計上百個頻道，數目曾為全港之冠，令觀眾的選擇一下子倍增。

現年約60歲的Philip自1994年開始訂閱有線。作為電視迷，Philip形容有線的多頻道特色十分吸引，每日安坐家中，點擊遙控器就能穿梭足球台、賽馬台、電影台、樓盤、旅遊等多個節目。他憶起當時於有線體育看意甲，AC米蘭對國際米蘭，十分驚喜，

「原來像我們這些小人物也可以『親眼』目睹AC米蘭對賽。」

後來有線獨攬四大聯賽和世界盃轉播權，Philip回想起當時全家一日連看6、7場賽事，直言瘋狂。

他也會看有線財經資訊台節目《樓盤傳真》，笑言「即使住不到，也能看樓看裝修，滿足自己的虛榮感。」說起黃翠如、洪永城在旅遊節目上打情罵俏，杜如風「傻更更」地主持日本飲食節目，馬啟仁講波，珊翠絲作為少數在電視上亮相的女性馬評人講馬，24小時新聞台也令他能即時關注突發新聞……一眾主持人的新穎風格和節目多樣性令他眼前為之一亮，成為忠實觀眾。每一天「上班，看有線電視，睡覺」，一看就是20多年。

Philip在四、五年前「Cut線」。他認為當其他收費和免費電視台都已複製有線的節目，甚至提供更全面的資訊，有線卻「不思進取」，未有更新的製作。加上Now TV將有線的最大優勢——體育奪去，Philip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再留著有線機頂盒。

李立峯：香港收費電視停滯不前　做好新聞有助提高競爭力

面對有線收費電視台的衰落，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指出，有線和其他收費電視台30年來都存在製作停滯及缺乏創新的問題。當整個媒體生態大變，上網更容易，Netflix、Disney+等串流平台層出不窮，娛樂媒介已經變得更多元，觀眾可以使用更低廉的價格收看更豐富的節目。因此，收費電視之路已經越來越艱難。

李立峯認為，當下電視台能夠與串流平台競爭的資本只有本地化色彩（local touch）。以新聞為例，因為網上的新聞質素較難保證，亦未必以香港本地為主。通過發展新聞，電視台雖難吸引大量觀眾，但至少可以留住本地客戶。因此，他認為在未來，新聞質素和新聞節目製作將成為電視台的重要競爭力。

有線收費電視大事回顧

這篇文章 曾經風光過——有線收費電視的路走盡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一起參與反政府示威的同學失蹤了，San深知自己不會輕易被政權放過。眼下他只有兩條路：一，留守家鄉，經歷漫長且零勝算的審訊後入獄，成為下一位「被消失」的示威者；二，逃離家園，到他國尋求庇護，僥倖的話，他能在異國開始新生活。

拿着少量衣物和重要文件，San匆忙離開故土，選定免簽證的香港作為他的庇護所。近20個小時的飛行後，San由西非的故鄉抵達香港，只盼一線生機。

八年過去，San的難民資格仍在司法覆核，而香港最近更新的遣送政策，將他再度推上險境——在新的遣送政策下，若司法覆核失敗，入境處有權將其遣返原生地。San距離那座令他絕望的城市只有一步之遙。

記者｜錢伊藍　編輯｜曾諾晞　攝影｜錢伊藍　曾諾晞

San（化名）的不幸並非個別例子。去年12月，保安局在沒有公眾諮詢的情況下更新遣送政策，在港的免遣返聲請者在被入境處拒絕聲請後，如被高等法院原訟庭拒絕司法覆核許可申請，入境處即可將他遣返，不論他是否繼續向更高級的法院提出上訴。

難民公約不適用　香港只是中轉站

1992年，香港加入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此公約訂明港府不能遣送任何人回到有可能受到酷刑對待的國家。然而，香港並未簽署1951年聯合國的《難民地位公約》和1967年的《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代表港府沒責任設立任何與難民權益相關的法例和收留難民，在入境處網頁甚至沒「難民」字眼。這些在家鄉遭受迫害、為尋求庇護而來港的人士，被政府統稱「免遣返聲請者」。倘若在港免遣返聲請者獲取聯合國難民資格，聯合國難民署便會把其轉至第三國家，香港只是個中轉站。

聲請人必先通過入境處轄下的統一篩選機制，甄別成功才能獲得難民資格，相反便會遭到遣返。在舊有的遣送政策下，若聲請人未能通過審核，他們有權在三個月內向高等法院原訟庭提出司法覆核，入境處便會暫緩遣送該聲請人離港直至相關司法程序完成，即或聲請者在高等法院原訟庭敗訴，只要他們繼續上訴，入境處亦不能將其遣返。根據立法會文件，單是在2021年，香港便有超過1600名聲請人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許可申請。

然而自2021年8月起，保安局以提高審核效率和防止聲請人拖延手段為由，收緊遣送政策。事隔僅一年多，2022年12月7日，保安局再度修例，任何聲請者一旦被高等法院原訟庭拒絕司法覆核許可申請，或在原訟庭司法覆核敗訴，入境處便有權即將其遣返。

入境處回覆本刊查詢，自改例後至今年1月31日期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入境處共遣送188名聲請不獲確立者離港，當中包括103名聲請人在司法覆核被高等法院原訟庭拒絕後被遣送離港，其中更有13名聲請人被遣送時有尚待處理的法律訴訟程序。

苦候多年　仍未獲難民資格

2016年，當時還是大學生的San從位於西非的家鄉來港尋求政治庇護，轉眼已經八年。San憶述當年家鄉發生政變，他因參與反政府學生運動而被當地政府拘留25日，並等候上庭。他指出當地的警察及政府部門均受政權掌控，最終只會被長期拘禁，故決定遠走他國尋求庇護。很快，他便選定可免簽證的香港作為目的地，隻身來港。

「我把心一橫離開熟悉的家，去了下一個我以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到頭來才發現這個『家』從不歡迎我。」

San於2016年提交的免遣返聲請在翌年11月被拒。兩星期後，他提出上訴，苦候足足三年才進行聆訊，怎料三個月後又再一次收到被拒通知。2021年4月，San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至今等候大約兩年仍未知結果。

向後望是回不去的故土，向前看是漫長且費神的尋求庇護過程，San無奈地道：「我被卡在兩者（回國和留港）之間，無處可歸。」

San現時每六星期便向入境處報到，每次報到職員只會提醒他有甚麼不能做，卻不曾向他更新政策內容。

「我自問是個樂觀的人，但當你看見那個制度每次也是對你不利，你最終只會喪失信心。」

對修例一知半解　聲請者感到惶恐

同樣是政治理由，2011年從東非來港尋求庇護、40多歲的Mary（化名），至今已留港達12年。Mary是當地反政府組織前成員，曾參與反政府遊行，因此成爲被政府起訴的對象。在前往香港之前，Mary曾流亡海外多年，在朋友的建議下選擇到免簽證的香港尋求政治庇護。

然而，Mary到港後即被入境處拘留共八天，聲稱要作進一步的身份鑑定。獲釋後，Mary到聯合國難民署提出聲請，卻於2013年被拒。經歷了之前的流亡，來港後連串羈留及冗長的行政手續後， Mary早已心力交瘁，加上難民署當年暫停處理聲請，Mary沒有提出上訴。直到2014年，入境處設立統一篩選機制重新處理聲請，Mary才決定上訴，卻再次被拒。Mary遂提出司法覆核，可幸的是司法覆核成功，其個案將被重發到上訴委員會審核。

可惜在今年年初，因上訴委員會認爲Mary在原生國家的政治事件已過去多年，風險較小，聲請又一次遭到拒絕。她現有三個月時間考慮是否提出司法覆核，入境處在新修例下亦暫未有權將其遣返，但這已為Mary帶來沉重的壓力和恐懼：「我對修例一知半解。這是一件令人十分惶恐的事：你不知道他會何時決定遣返你，你可能連收拾的時間也沒有就要回國。」

被指為社會帶來沉重負擔　聲請者也想自立

翻查政府新聞公報，直至去年9月底，接近15000名免遣返聲請者仍在港。保安局稱，大量免遣返聲請者滯港惹來沉重的社會負擔，有需要修例。Mary憤然回應，沒有人想滯留在一個不能留下的地方，她亦不想只「攤大手板」向政府拿資源，問題是政府不容許在港的免遣返聲請者工作。

要維持生活，Mary和其他免遣返聲請者一樣，只好依賴社會福利署經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下稱ISS) 所發放的援助維生。

現時，ISS每月會向聲請者提供1200元的食物津貼，即每天40元。食物津貼只能用在百佳超市購物，買的只能是食物，就連日用品也不能。另外，ISS亦會提供每月1500元的租金津貼，剩餘的租金便要靠聲請者自付。Mary有幸得非牟利機構為她繳交租金，但不是所有人也這麼幸運，

「所以你明白為甚麼有這多人（難民）當非法勞工……我們必須生存，而我不相信這1500元在香港是個有用的金額。」

修例倉卒　組織盡心解惑仍感無力 

不斷修訂的政策讓免遣返聲請者一籌莫展，他們唯有向關注難民權益的組織或人士求助，可面對新政策，他們又能幫助多少？

為難民提供日常援助的非牟利機構希望枝子高級個案工作員吳旨諾形容，是次修例是急切而匆忙。他回憶第一次得知有關修例的消息是在12月初，當時有相熟的機構在通訊群組內轉發立法會的有關文件，然而，短短一星期內，修例便獲得通過。受影響的難民眾多，有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變動為他們帶來甚麽影響，亦不清楚自己的個案到哪個程序。

吳旨諾一人負責處理大約300個難民及免遣返聲請家庭個案，需要隨時更新資訊和安撫他們，每天回覆過百個 WhatsApp Chats。修例後，他留意到有個案被入境處要求的報到次數變得頻繁，由平常六至八星期一次到最近兩星期一次，依他的經驗，代表他們即將被遣返。無奈機構沒有法律專業人士，吳旨諾稱難以為個案提供法律援助，他們只可及時通知聲請者有關政策變動，並轉介律師跟進狀況。

聲請成功率不足2%　學者質疑聲請被拒理由

「已經無法改變制度，現在的制度方向是用盡辦法趕他們（難民）走。我可以做的是同行，看看能不能幫他們找到其他方法。」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副教授鄭詩靈自2012年起研究難民議題，並在研究後與很多難民結為朋友。

鄭詩靈認為，自2016年梁振英對遣送政策進行全面檢討起，入境處對難民便越來越苛刻，不論是在五年內增加過百名羈留所的人手，還是這次修例加快遣送速度：

「就像政府文件裏所說的──多管齊下（multi-pronged）堵截難民。」

翻查入境處數據，在2018至2022年間，入境處共審核了11615宗免遣返聲請個案，當中只有183宗獲確立，聲請成功率不足2 %。同時，在183宗獲確立聲請裏，有156宗是在上訴階段才獲確立，換言之，免遣返聲請者第一次聲請的失敗率高達99.8 %。

鄭詩靈指這並不是新鮮事，認為入境處在沒有充份了解下便拒絕一個聲請。聲請不獲確立的理由，大多是入境處引用聲請人原生地政府發佈的人權報告，來向聲請人說明其原生地人權狀況並無大礙。同時，免遣返聲請者大多來自非洲國家，鄭質疑入境處職員是否有足夠知識去評估其原生地有甚麼風險。鄭向記者打趣道：「你們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也未必聽過這些非洲國家……那些職員也跟你一樣，要Google才知道那些地方。」

修例凌駕司法制度　難民唯有自覓出路

曾處理多宗免遣返聲請案，有20多年經驗的人權律師帝理邁指出，是次修例沒有經過公眾諮詢，在立法會也沒有充份討論，擔心政府會在修訂其他有關人權政策時重施故技。他認為，這次修例容許入境處遣返正在等候司法覆核上訴的聲請者，實凌駕司法制度，做法不公亦不人道。

帝理邁亦強調，在香港尋求庇護，聲請人需要先逾期逗留，即「強制」你犯法才能聲請免遣返。即使聲請獲確立，得到難民資格，香港的難民亦不能像美國和加拿大的難民般獲得護照成為公民，他們不能工作，不能享有公民權利，甚至無法成爲香港永久性居民。有些難民即使已居留本地多年甚至成家立室，亦只能帶著臨時身份證明書走來走去，生活在「永恆的僵局」（in perpetual limbo）中。

「僵局」未能被打破，修例下難民自知難逃被遣返的命運。面對看似暗淡的將來，San卻選擇每天到球場踢球，他大方地說：

「你會悲觀、傷心，但在某些時刻你會開始醒覺，知道自己要變得更加強壯。乾等是沒有用的。」

而Mary正在考慮尋求非牟利機構贊助，前往其他國家繼續尋求庇護，尋覓一個新的未來。

這篇文章 政策驟變　滯港聲請者面臨遣返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為了應對人才流失，香港政府去年年底推出一系列「搶人才」措施，包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增加其他輸入人才計劃的配額、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的就業安排等。截至上月28日，入境處批出了8797宗高才通申請，而政府近日考慮在畢業於「百強大學」的申請條件中納入海外或國內的「優秀學校」。然而，Manpower Group上月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85%香港僱主面對人才短缺的問題及招聘困難，是17年來的新高。港府的「搶人才」措施，對內地人才吸引嗎？

李娜（化名）2020年於高考拿下全省第一，由於不喜歡內地講求紀律、對老師及權威服從的「威權」教育，她以獎學金計劃來港入讀了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系。她去年底在內地一家跨國投資銀行完成金融資產管理的實習，靠著良好的成績與面試表現，今年6至8月也將在香港一家跨國資投行實習。雖然身為香港政府「搶人才」的對象，她不打算以香港為家。

內地生目睹香港政治變壞　嘆「待不下去」

本來，香港在她心中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有開放的校園與社會環境，因此她打算在香港畢業後工作一段時間，再移民國外。未料2021年9月，大學終於恢復面授課程，李娜首次來到香港，卻目睹香港的政治環境急速變化。街頭巷尾的標語、校園內的民主女神像、大學學生會、非建制的新聞媒體，在短短半年內接連消失不見，對她而言有如烏雲罩頂：「我突然感受到一種待不下去了的感覺，本來我確實不會在香港待得特別久，但是沒有『我要立即離開這個地方』的迫切感和恐懼感，但就是在那段時間，我覺得不行了，我待不下去了。」

她直言香港和內地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令她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觀：

「我們好像在一個小島上面，看著它、知道它終究有一天會沉沒，但我們只是希望它沉沒得慢一點。」

中國人身分移民難　香港成跳板

内地人移民海外障礙重重，雖然李娜希望離開，但國外的就業機會仍然遙不可及。她決定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脈、語言優勢，積累七至十年工作經驗，賺夠錢便離開。她再留港四年便可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以作移民海外的跳板。

她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與海外交流更緊密，讓她將來可更容易適應海外生活與工作環境。例如，香港的大學每年有幾百個交流名額，她藉此在今年2月前往法國交流；相反內地的大學偏向於國內的交流，到國外交流的機會很少。

她亦留意到中國在國際間漸漸自我孤立，由於外資企業遭到打壓，她能進入外企工作的機會減少。前年年底，荷蘭最大的跨國金融結構荷蘭銀行關閉了上海分行。去年3月，荷蘭合作銀行亦關閉了北京分行，終止在中國近30年的金融業務。在香港，李娜相信自已可以透過加入外企，與外國客戶交流、熟悉國際市場的運作，甚至有機會被調派到國外工作，藉此移民。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限制人們出境。李娜為了去法國交流要辦理護照續期，因為當時剛好身處內地，便在內地辦理護照。本以為自己是內地公民，在內地辦理手續會更方便，沒想到職員卻處處刁難。她事前特意到小紅書查看辦理護照的「攻略」，按照建議向職員聲稱自己要在香港考「研究生管理科入學考試」（GMAT），需要於入場時出示護照。職員追問她為何不在內地考試，又要她提供在港各種證明，才批出她的申請。雖然中國政府從今年1月起恢復辦理護照，但李娜認為中國整體氛圍封閉，更難「潤」出去了。

另一邊廂，中國人移民海外的門檻正在提升，各國正收緊中國人的入境限制，直接拿海外身份比以往困難，因此李娜認為先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會比較穩妥。2021年7月，官媒《中國日報》報道稱有500多名中國理工科研究生申請美國簽證時被拒，並稱與第10043號總統令有關。該總統令自2020年6月生效，禁止跟中國軍方有聯繫的中國學生與研究員入境美國。不過，有被拒簽中國留學生指，其他高校的學生也受到了波及，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有商科、文科學生的簽證也遭到了拒絕。

法國交流體驗開眼界

出國交流除了可以為李娜的履歷增添光彩，更讓她對世界有更深的認識，再增加了她「潤」出去的決心。正在法國巴黎交流的她，發現這裡的生活環境、公民社會氣氛是香港和內地無可比擬的。她租住了學校附近的公寓，職員從中午到下午四點都在午休，辦理入住手續必須在兩天前預約好，而大規模罷工經常發生，工人積極爭取訴求。

相反，香港急促的生活節奏、龐大的壓力令人喘不過氣來。李娜想像自己的子女如果在香港讀書，就要從小參加各種補習班、興趣班，提高競爭力。同時，香港的生活成本過高，花盡積蓄才買到一間小房子，因此香港在她眼中不是宜居的城市，只是個年輕時打拼、賺錢的地方。另一方面，香港的社會氛圍沒有想像中開放，大眾的性別觀念保守，不及西方社會般開明。她直言：「香港是經濟地位的先進，但觀念上並不是很包容。」

她希望將來到歐洲申請本科，再到荷蘭永居，因為當地社會比法國更開放、不排他，而當地人以英語溝通，語言障礙較小。

來港做記者　嚮往自由社會

在香港做了三年記者的Eric（化名）七、八年前從內地來港讀大學，由於離開太久，對中國大陸有隔閡，難以認同自己是中國公民。他將於今年8月取得香港永居身分，但他沒打算留港，他已透過聯邦快速通道，憑工作經驗、學歷、英文程度等因素申請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他赴加後本可立即找工作，但由於加國重視本地學歷及工作經驗，他打算抵埗後先進修再謀後路。

他憶述，在港讀大學時，二年級曾到深圳的一間傳媒集團實習，不時要和官場的人打交道，他們會擺出官架子，階級觀念很重，與上司的關係也十分疏遠。他當時認為香港風氣比較開放、自由，大學排名高、經濟環境好，加上不想與家人分隔太遠，因此將目光投向鄰近且同是華語環境的香港。畢業後他在香港一間外媒做記者，發現工作環境舒服，上司不會把員工當成「工人」，Eric有甚麼事情都可以直接和上司反映、交流，不需一層層向上傳遞。他有朋友在港任職傳統的中文新聞媒體，公司內上司下屬的關係同樣較為平等，與內地的職場文化大相徑庭。

除了職場文化不同，在內地根本無法擔任外媒記者。根據中國法律，中國公民不能在中國為外國新聞機構工作，即使只是擔任新聞助理，幫助外國記者與受訪者接洽、採訪等，也要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例如，美國《彭博新聞社》駐北京分社的中國記者范若伊在2020年被控「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扣押超過一年後才獲准保釋候審。

國安法後媒體自我審查　 記者決心移民

不過，隨著《國安法》生效，就連香港新聞行業的自我審查也愈來愈嚴格，Eric的稿題接二連三遭上司駁回，即使是「港人以BNO移民」亦不能報道，他無奈表示：「我本來對政策方面的報道感很大興趣，但現在感到無力，一切都沒有意思了，感覺寫不下去了。」面對政治環境轉壞，有媒體選擇自我審查，也有外媒索性撤走部分業務。2020年7月，美國《紐約時報》決定將香港辦公室的數碼新聞業務遷移至韓國首爾，估計涉及三成員工。Eric慨嘆：

「香港的大學排名高、經濟發展好、有言論自由，所以我選擇到香港做記者，但我現在只感『江郎才盡』。我（原本）把香港視為緩衝地帶，逃離大陸喘一口氣，但近年香港的制度上越來越貼近中央政府，港府的態度表現很強硬。」

除了工作上的改變，香港政治環境的改變也令他決意離開香港。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他在現場採訪，目睹了許多令他難過與唏噓的事情。後來人們漸漸對政府敢怒不敢言，只敢在網上以開玩笑的方式表達不滿。去年疫情期間，Eric居住的大廈被「圍封」了兩次，他深感人身自由受侵犯，「這些防疫措施很荒唐，我不是犯人，為什麼要困住我？我不保證中國香港以後會不會作出更可怕的限制措施。」

除了政治原因，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態度亦顛覆了他對香港包容、多元的印象。他剛來香港時，廣東話說得不好，與一名台灣記者採訪示威現場時，人們指控他們是「鬼」，又叫他們「返大陸」，他才發現本地人對於說普通話的人抱有很大的敵意，令他感到擔憂，而這也成了他決心離港的原因之一。

雖然在Eric眼中，香港與內地已沒有任何分別，香港人的身分對他來說沒有太大意義。不過，他認為香港的工作經驗可以令他更容易融入海外環境。由於擔任外媒記者，他主要接觸的受訪者都是西方人士，令他的英文水平提升不少。

Eric認識不少來自如北京、清華和復旦大學等內地精英學生，他們亦打算申請「高才通」來港，「對他們來說，來香港的這一步已經算是『潤』，就像是從一個更差的環境轉到一個差的環境。」不過，並非人人申請簽證後打算定居香港，他認識有人純粹為了不受限制來港旅遊而申請高才通，甚至有人為了拿到新一期消費券而申請。

移民中介：香港是「潤」出去的第一步

「潤」的學問在中國嚴格的封城措施下成為網絡熱話，而香港政府為了「搶人才」，放寬了部分內地人留港或回港的限制。截至2023年3月15日，小紅書上有「潤」標籤的貼文，瀏覽次數逾5400萬，「香港身份規劃」有接近400萬次瀏覽，更有不少移民攻略話題如「多國陸續提高潤出門檻，性價比最高看香港！」、「香港身份優勢最全整理」、「有香港身分，去英美澳居然那麼簡單？」

小紅書上有許多介紹香港身分優勢的帖文，不少提到香港身分可以作為移民海外的跳板。（截圖自小紅書）

舉凡護照申請、出國留學、工作簽證及各國移民政策，「潤」的方法應有盡有。據深圳前海布科諮詢的總經理翟翀統計，中國去年12月放寬防疫措施後，內地移民香港的查詢量增加，希望移民至香港的佔七、八成。他指出，內地疫情持續了三年，有很多人打算去國外，第一步就是來香港拿永久居民身分證。他補充說：「香港永久居民的優勢是有的，我們見到加拿大的入境政策放寬，香港永久居民的畢業生可以辦工作簽證，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有五至十年的期限。」不過，他坦言拿香港永居身分要等七年，比較困難，因此不少內地人來港是為了申請臨時居民身分，方便子女獲得永居身分，便可透過港澳台聯招報讀內地名校，聯招的分數要求比內地高考低兩、三百分，競爭較小，「內地一個省就有幾十萬考生，香港每年只有幾萬考生。」而純外籍國際學校一般要求父母和學生持有外國護照、綠卡或是港澳台居民身份，部分接納香港臨時居民身分。

內地身分與香港臨時居民身分沒有衝突，而且部分輸入海外人才的計劃，例如高才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等，對申請人是否在香港覓得工作並無要求。翟翀表示，大部分申請簽證時未計劃將來會否申請永居身分，真正搬到香港居住的申請人也只有一成。

這篇文章 擇鄰而處，何處為家？內地人一潤再潤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

陳婉婷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先後任職《無綫電視》、《有線電視》、《立場新聞》，機緣巧合下累積不少法庭新聞經驗。從大氣電波到獨立媒體，她憑着以往經驗，與前同事合力創辦專門報道本地法庭新聞的網媒—《法庭線》。媒體現時在臉書和Instagram 分別累積6萬和4.4萬追蹤者，每周上載超過50則報道及影片，記錄法庭大小事。

記者 ｜崔藝馨　編輯｜劉芷穎　攝影｜劉芷穎

在傳媒行業工作十多年的陳婉婷，並不是從小立志成為記者。入行前在浸會大學修讀廣播新聞，她笑指自己當時還是「一嚿飯」，只是抱着畢業就入行嘗試一下的心態。陳憶述當年有線在行內風評極佳，比其他機構投放較多人手、資源製作新聞。她學生時期曾到有線實習，卻未獲兼職機會。畢業後到無綫新聞短暫工作一年後，陳留意到有線開設培訓生計劃，她心想「哼！在哪裏跌低就要在哪裏站起來」。完成計劃後終於成功入職，踏入她夢寐以求的職場。

記錄法庭多年　細節不容錯漏

陳婉婷原先主要負責與紀律部隊相關的新聞（行內稱為「保安新聞」），直至工作第二年才投入更多時間跟進法庭新聞。陳憶述，馬尼拉人質事件的死因研訊是她第一宗完整跟進的法庭新聞。當時，她本被委派到機場採訪乘搭包機到馬尼拉的家屬，卻突然被上司指示到菲律賓直擊採訪。回港後，由於另一位法庭記者同事辭職，便由她頂上，與另一同事旁聽長達28日的聆訊。

此後，陳婉婷便一直跟進法庭新聞。法庭審訊冗長、流程繁複，為何仍能堅持多年？陳婉婷不假思索回答：「我真的沒試過覺得悶。」她用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為例，日復日的英文聆訊，她幾乎參與整整八個月。陳形容每日的審訊猶如一塊拼圖，錯過了任何一天審訊便會影響對案件的了解，令報道欠全面，左右日後討論。她舉例，如有陪審團參與審訊，裁決當天法庭只會公布陪審團的裁決比數，記者在判決後進行直播報道時，就需靠過往聽審時記下的資訊，向公眾交代案件重點和爭議。

應付全英文審訊對陳婉婷曾是非常吃力。她在實習時期曾經和同事旁聽一宗童黨虐殺案，卻完全跟不上審訊內容。後來，若涉及英文審訊，陳會事先翻查英文報紙，記下法庭審訊的進度和字詞，亦會熟習被告和其他持份者的英文譯名，「有些字不認識就查字典，查了一次下次再看就會了，慢慢這樣建立和累積。」

法庭內不准攝錄，十分依賴記者以文字準確記錄庭內的一舉一動。她亦認為法庭新聞不應只報道案件重點，更應將讀者帶到法庭審訊的情景。除了報道庭內各人的發言，亦需記下他們的反應和表情，例如證人作供時思考的停頓位、當時的語氣都可能有含義。

陳婉婷曾被派往美國採訪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賄賂案，在宣讀判刑結果後，馬上跑出法院外進行電視直播。由於美國法院的安檢比香港更嚴謹，連手機也要上繳。於是，直播期間，她一手翻著筆記本，一手握著麥克風，在大風下向觀眾敍述何志平陳情時的狀態，其中一段是這樣的：「就連太太家人幾個月前過身也無法親自安慰，當時他（何志平）聲線顫抖、哭了出來，法官指示法庭書記遞上紙巾」。陳婉婷說：

「很想盡量帶讀者回到現場，大概知道法庭的設定和氣氛，或者當時他說這句話時，其他人不論旁聽席也好，被告欄也好，有沒有特別的反應你可以捕捉到。」

關注弱勢　從小人物看大世界

陳婉婷憶述，公司的月會要求每位同事提交專題故事題材。時任新聞總監馮德雄以嚴厲及要求高聞名，採訪主任和同事也會在無形中感受到壓力，形容開會過程如同行刑一樣。每個同事都要逐一分享自己的稿題，不批准的題目只可推倒重來。她慶幸曾身處這樣的環境，讓她發掘了不少有意義的故事，「有人逼你便會逼出一個小宇宙，你以為自己做不到，但其實做到。」

陳婉婷習慣從不同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月刊入手找題目。她曾報道一位內地農村出身的盲人，家人因為「家醜不可外傳」的傳統觀念，將他鎖在石屋中度過童年。直到十歲時跟隨母親來港生活，受訪者才獲得教育機會。從十歲以前目不識丁，到後來成功於珠海書院畢業，令陳十分驕傲，更隨受訪者到他兒時被困的石屋做訪問。她說：

「我覺得這些人物故事很激勵人心，不一定要驚天動地，或者馬上改變社會，但可以透過這些小人物的故事，讓大家知道這個社會有些人憑着努力，能成就一些很大的事。」

這份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也驅使她回到校園，2015年，她抱著了解人權法在國際層面和機制是如何運作的心態，暫別在有線七年的工作，到英國修讀人權法一年，「很多案件尤其你做司法覆核，很多到最後都會講到人權法」。陳認為到外國留學的最大得益並非課程內容，而是當接觸其他文化時，也開始反思香港人習以為常的事。例如選修有關外傭議題的課程時，令她記起2011年報道的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她回港後重回有線，再次碰上外傭提出司法覆核，這次挑戰與僱主同住的規定，雖然最終敗訴，但也令她思考香港外傭政策對勞工權益，以致照顧老幼的社會問題。

主流媒體倒下　共創《法庭線》

有線電視人事大地震後，陳婉婷轉到《立場新聞》工作。但《立場》停運令她再度失去記者身份。思索良久，陳亦未找到新去路。主流媒體倒下，讓法庭新聞大減。剛巧於前公司任職偵查組的陳信熙（阿熙）聯絡她，邀請她一起創辦新媒體。

阿熙曾與陳婉婷為南丫海難製作調查報道特輯，認為對方十年來堅持與家屬聯絡，是一個做事認真、專業的記者，二人一拍即合。他們先進行市場調查，對比每日主流媒體的法庭新聞和當天的審訊。結果發現部分案件未被媒體關注，而有報章報道的案件，亦未能打進社交平台，映入大眾眼簾，是市場的一個缺口。他們發現，除了要做好紀錄，更要做好傳播，令新聞讓更多人看見。

陳婉婷深信法庭新聞有重要價值，因為只有區域法院以上級別法院才有「白紙黑字」的判詞，裁判法院可能只有口頭判決。因此，當有案件在裁判法院審訊後，若果沒有報道、沒有記錄，案件就會在公眾視線中完全消失。阿熙透露，他們準備開設《法庭線》時曾到法庭聽審，看見記者席疏落的場面，更加堅定「記者就是大家公眾的眼睛」的信念。

《法庭線》創辦至今大半年，阿熙認為陳婉婷最大的優點是做事勤力、專注、投入，會放很多心機做好一件事。二人近乎每天都會就刊登的報道有爭執，小至報道的長短和字眼，大至故事選材，但二人都有共識：新聞資訊必須準確和不能影響法庭審訊。阿熙坦言：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叻』的人，一路上跌跌踫踫，又繼續努力跌跌踫踫地去做。」

樂見競爭　壓力驅使行業進步

現時《法庭線》約有八名員工，陳婉婷和阿熙兩名創辦人負責編輯工作，其餘記者便到法庭採訪。作為網媒的《法庭線》依賴讀者的訂閱支持營運，現已成功集資接近160萬元，達到年訂收入目標的七成半。陳坦言雖然現時未做到每個月收支平衡，收入也只是以前的六成，但認為在小型媒體湧現的時代，有一群人願意訂閱專注法庭新聞的平台已經比預期好。

近年自媒體如雨後春筍，也有其他主打法庭新聞的網媒，陳婉婷卻樂見這種良性競爭。她認為縱然有些媒體定位相似，但讀者群未必完全重疊。「大家可以吸引到不同的人，那就繼續做大個餅。」陳亦會比較不同媒體選取的重點和角度，同時加入文字以外的媒介吸引讀者，因此，《法庭線》除了每日法庭新聞、專題報道、法律冷知識系列《法律101》，亦加入影片，也正在研發播客（Podcast）。《法庭線》現時每日發布至少三張資訊圖表（infographics），陳認為要接受有讀者不愛閱讀文字，會單看圖像了解案件重點。因此，她堅持圖片要既保持簡潔，既不能扭曲發言者的意思，亦非只取其最突出的一句放入去，令資訊客觀、扼要和清晰。

沉著應對變遷　樂見公眾關注法庭

自去年12月開始，立場新聞案與初選47人案的審訊相繼展開，陳婉婷的工作因而加倍繁重。本來每日工作十小時，也因審訊加班至午夜甚至凌晨。她坦言即使自己是同事間公認的「工作狂」，亦開始有點吃不消，訪問日之後的星期一，更是她創辦《法庭線》近一年來第一次正式請假休息。被問到社運案件審訊完結後，會否擔心公眾對法庭新聞的關注大減？陳笑稱：「有想過，但我覺得太遙遠了。」近年社會變化不斷，陳深感未來有太多不確定性，只要確保《法庭線》有足夠營運資金便感安心。

訪問到最後，記者問陳婉婷認為法庭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她停下想了想，又笑著說：「很老套，我聽過別人說法庭是社會的縮影，但我覺得事實是。」法庭看似高高在上，卻反映著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社會問題，正如一宗老翁殺妻案可以揭示香港照顧者制度的缺陷。因此，面對艱澀難明的法庭新聞，陳婉婷堅持抽絲剝繭、用簡單直接的語言報道，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她表示，現在的人仍然關注法庭新聞，某程度上代表他們在做的事仍有價值。

「如果有一日沒人再關心法庭新聞，因為他覺得看不看都無分別，那才是你要擔心的時候呢！」

這篇文章 留守法庭　記錄時代— 專訪《法庭線》創辦人陳婉婷 最早出現於 《大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