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是想讀社會學，結果行錯路去了人類學系那層——大部分中學生如我都不知道這科，總覺得好多讀人類學的人都是蕩失路、撞上去，卻發現它比其他學科更有魅力、神秘——從前的人類學家研究原始部落文化。

大學時什麼都八掛，take了譚少薇教授關於性別研究的科目，算是對性別問題有最初步、理論層面的接觸。後來發現性／別議題很貼身、日常：你能見到摸到、強烈感受到，作為一個人，不論性別與性取向，如何受「正常的社會標準」制約、形塑和壓迫。後來任職記者，就夜蒲、約炮等兩性文化訪問過鄭詩靈教授，由人類學的角度討論性別議題。

大學時已有在雜誌社實習，挪用一點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寫過清潔工、貧窮人口等題目，其後也有為性工作者團體做人物訪問。想做記者，因為我對人的故事有濃厚的興趣——我知道這聽來好空泛、好廢。我並不是理論性很強的人，也抗拒什麼「主義者」的自稱；記者的身位則很適切。好多人對記者有一種奇怪的信任感，會邀請你進入他/她的秘密和心結裡頭。
人們對某些群體、族群往往有根深柢固的想像和偏見；讀人類學，讓我很早卸下這種認知世界的方式。這對記者做訪問、切入題目很有幫助——有些發問的方式透露出你的偏見和既定立場，像監控的一種，令對方不願意講出事實或心中所想。另外，讀過人類學的記者訪問和寫作模式、關心的議題或許也有點不一樣，會更加重視個體，甚至小眾的聲音，不是把人歸納為統計數字，而是以小見大地去講社會現象。細心聆聽、摒棄成見、發掘問題的核心，都是靠人類學的學科訓練。
聘請我的主編，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覺得人類學背景是優勢的雇主；她知道人類學是什麼，好多香港雇主都不知道；解釋完是一臉不解，似乎聽不出有什麼技能。我總覺得人類學家對社會好重要，但在香港感受不到……

我在現職媒體加入的是Well-being組，探討題目廣泛，性愛、性別是其中範疇。也許因為受過一點相關訓練，我不怕和「性」連上關係，而別人怕被標籤，自然地，這方面的題目我做得比較多。做記者，感覺掌握了一種傳播工具；現時網媒講求數據，更見傳播的痕跡。但是，我現在做的，距離倡議和社會運動，還超級遠；單憑網絡媒介的單向、海量、瑣碎且娛樂化的傳播，不足以「運動」到什麼。（然而我相信其他記者有更好的方法在做。）現在工作的影響只在於讓議題「被看見」，微小力弱地建構別人腦袋裡的一些意識，這是「傳播」的功能。
一方面覺得自己做的報導有點意思，同時又覺得沒有意義：現時所有事物被消耗的速度都在加快，性是網絡上吸引眼球的題材；你不知道性議題是被看見，還是因為夠爆夠聲色，因而更被即用即棄？這類報導有點像同時也蒙受著這議題的「汙名」。 於是每天都在掙扎之中，經常感覺迷失和不知所措。網民需要消耗的東西，和我在現實生活中經驗到的，很分裂。似乎大眾生活得越苦、越無力，就消費越多與自己無關的「想像」，而我們就負責製作和包裝那些所謂美好的「想像」，大家一齊被推著走。有時寧願不思考，故意催眠自己，只著眼於自己可以做到的部份。或者要真正離開了那loop, 才有空間思考。

無論如何，「性」都是香港社會需要繼續討論的題目。後期，我想從「小眾」、「邊緣」抽出來，談多點普通人的性愛、性別角色以及更集體的困難（如性空間、無性夫婦、秘密的性關係、處女新娘和性知識等等），令整個議題不再是旁觀別人，「獵奇」別人。 有時喜歡和沒有經過性／別意識訓練的女仔做訪問，好像更見到問題所在。她們沒有受過性別意識的訓練，但又真正在實踐情慾自主這件事。當要講她們的情慾經驗又是怎樣？能自主到什麼地步？原來有不同程度的包袱，包括如何平衝形象和欲望：當她們想行拍拖結婚生仔的線性人生，她們又要面對什麼目光？她們似是開放，但狀態都是地下，不可以講出來，在香港，甚至可能有懲罰、受非議。你都可以說她們是「邊緣」、「地下」，但其實不過是普通人，像你我般被模塑。

一寫性好似停不下來。一年半前第一篇講「如何做好一場愛」，做到現在討論性暴力、陰道獨白，好多informant跟我談他們的性故事，一塊塊碎片砌出比較完整的畫面。因為坊間絕少有性方面的討論，一開始我沒有組織性，跟著網絡閱讀習慣和關注點、還有自己的觀察去寫。漸漸發現原來所有題目環環相扣，覺得像做一個「港式性事」的「田野考察」。但一路圍繞一種題材做，难免重重覆覆，每次覺得做到油盡燈枯時就問，還有沒有新的題目？還能不能發掘新的角度？怎樣討論才不學究，將「性」還原為人的本質問題？香港地，還找得到人肯公開談性嗎？

（圖為余婉蘭訪問變妝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