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可能下課會用一兩個鐘和身旁的同學聊天，那時，變成online上完堂就立即換衣服出門，去找清潔工聊天。」Kiki的畢業習作（Final Year Project）之田野調查，在2020年暑期開始到2020年尾進行，研究疫情之中，清潔工人的處境和應對。

「一開始是在ANTH2020 World Ethnography上，讀到一本書，有關紐約的清潔工，令我開始想也了解一下香港的清潔工人的情況。和導師Wyman討論之後，他建議我可以把這個群體放在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之中來研究，我就決定做這個題目。」Kiki本身認識兩位在屋苑從事清潔工作的朋友，想藉此機會認識他們更多；除此之外，她也選定了一個垃圾站作為研究田野，看看是否會有不同發現。

「我觀察到的共同之處是，面對疫情，屋苑和垃圾站這兩個群體的清潔工人，都會更多地嘗試去build up他們的social circle。」Kiki發現，疫情之前，同一個垃圾站的工友之間，未必有很多交流。「原來，他們的工作，很多時候是分配好給一人或兩人一組獨立完成。來到換了衫就開始工作，做完就走，比較少有機會讓他們互相認識。但疫情期間，大家一開始都不太確定要怎樣做，於是會更想建立同事之間的關係，有事情可以一起商量。例如他們覺得公司的指示不清楚或者缺乏相關物資的時候，就會問問同事，互相幫忙。慢慢平時交談也多了，彼此更熟悉起來。」

疫情當然亦為清潔工人帶來壓力。「大家摸什麼都要隔著張紙巾，又要丟棄口罩，垃圾一定是多了。有時路上有人走過都會說，『怎麼垃圾桶滿了都沒有人收？』。而在屋苑，清潔工常常收到投訴：有住戶覺得他們清潔得不夠；又有住戶說，清潔工這麼髒，怎麼常常在電梯裡出現。」清潔工們感到，似乎他們無論怎樣做都不夠好。Kiki說，垃圾站的清潔工們因此有一個「策略」：「他們特意在lunch time人們在街上的時間，去清理垃圾桶，『我就是要行出去做給他們看，不是我們偷懶啊，我們有做嘢的啊！』可以見到，清潔工人要負擔更多工作，同時還要表達、呈現出他們的確有在努力工作，避免成為被歸咎的對象。」

Kiki的另一發現和空間有關。Kiki介紹，屋苑裡沒有一個地方給清潔工人坐下來休息，原先他們會在屋苑的公共空間有檯凳的地方吃午餐，但是有疫情的時候，在外面除下口罩進食又會招人話柄。「這令到清潔工們開始想，『不如我們自己找個地方吧！』於是，他們在屋苑裡一個比較隱蔽的位置，set up了他們的space，放了檯凳、沙發、還有雪櫃，成為了一個工友們可以使用、休息的空間。你會看到他們很重視這個空間的運用，很細心地佈置，希望大家可以在這裡感覺舒適自在，而不是身處一個不愉快的工作環境。」

「我本身有一個hypothesis是，疫情之下，社會大眾會把很大的期望和責任放在清潔工人身上；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的工作屬性，清潔工人似乎是一個risk group，一定是面臨危險的一群。」在田野中，在和清潔工人的傾談和交往中，Kiki有不少驚訝的發現。「所以，我本身會擔心他們是不是會很大壓力、很不開心，但原來，其實他們自己很樂觀。有些清潔工友會說，『得喇，我做開清潔幾十年，我知道什麼是乾淨。』我也見到他們的衛生意識是很強，每做完一件事就會洗手，有時一邊和他們聊天，說十句話可能已經洗了五六次手。他們有經驗，有自己的一套保持清潔的方法。雖然也會有擔心，尤其是他們的家人朋友，有的會勸他們不要繼續做這份工作了，但他們自己對danger和risk的理解和判斷，可能有些不一樣。」Kiki發現，就算是在同一個地方工作的清潔工人，背景也可能很不同——年紀通常比較大的清潔工們，有些是為了經濟因素、維持生計必須繼續工作，有的卻覺得這是「嘆世界」——「有一位清潔工友，在這一區有很多朋友，每一次收垃圾，其實他是enjoy的喔，不覺得辛苦，因為他一行過去，街坊們都認得他、和他打招呼，他反而覺得這樣工作是一種享受。」

「好有趣，你每一日落field site，都會覺得有些新的東西，或者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會出現。」說回自己，大學最後兩年的學習，受疫情影響而反複變動，Kiki說她很受清潔工受訪者們的啟發：「老師們好勁，很快可以轉到online mode，課堂上會設計不同的活動給大家參與，令同學不會覺得整天呆在熒幕前沒什麼精神。我自己的話，覺得疫情之下都是可以很努力地學習的，也會嘗試用一些方法令自己更投入——我想，這是受到清潔工朋友們的影響，在不確定性面前，學習他們積極應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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