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發現，沒什麼學術文獻是關於香港的lesbian的。看看外國，尤其是歐美，九十年代是很蓬勃的時期——那時候還未叫做LGBT，是稱作Gay Studies——但香港真的近乎沒有。」2000年初，Franco由社會學系畢業，繼續於中文大學升讀性別研究（人類學）碩士，決心把握機會，研究香港的女同性戀社群。「現在回看，當初膽粗粗地嘗試，論文未必寫得很好，但的確是留下了一個有其意義的記錄。」

在田野調查之中，Franco發現，困難不在於尋找受訪者，反而在於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與受訪者的關係。「你既是她們中的一份子，又是一個人類學家、研究者。和她們相處的時候，你有時是需要分清楚現在是hang out還是做研究。所以真的坐下來做interview的時候，我都要會清楚地告訴受訪者，『我即將要寫一份論文，這個訪問是為論文收集資料，是自願性的，你可以拒絕。』而到落筆寫的時候，她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研究對象，要提醒自己好好拿捏，如何較為客觀地描述我的發現。」Franco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在香港的印尼移工，這個問題更加凸顯。「印尼移工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社群。博士生有很長的時間可以進行田野調查，當時，我當然是日日都想和她們聯絡、每個禮拜都跟著她們參加活動。很理想地，因為我和她們成為了好朋友，所以她們會展現很真的一面給我看，讓我能瞭解她們是怎樣的人、如何理解她們的同性關係。但到我寫完論文、博士畢業，工作又開始忙碌的時候，有時她們來約我，我只能推辭。那麼，我和她們的關係是否『功成身退』、『用完即棄』呢？」如何處理與平衡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雙方的期望，是人類學方法論常常討論的問題。

說到印尼移工的同性親密關係，大家常常會問「為什麼（why）」：為什麼她們會變成了同性戀？是不是因為在香港的生活太寂寞，或是有這樣那樣的特別原因？Franco卻表示，她的研究不是要回答「為什麼（why）」，而是關於「怎麼樣（how）」的。「她們自身怎樣去理解自己的這個轉變，是重要的。當然，坊間可能覺得這個研究角度很悶、不夠爆，但其實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Franco發現，印尼移工社群的恐同情緒較低，也較為容易表達對同性的興趣，使得她們感到同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是有其價值，至少不會極為抗拒或被污名化。Franco亦觀察到，印尼移工社群的不少活動，都有女扮男裝的元素，甚至有專門為Tom boy而設的時裝表演。「我就覺得，誒，我們香港的女同性戀社群都還沒有做到這樣呢。」相較之下，印尼移工很擁抱這種女性男性化的表演。她們怎麼樣透過休息日的一些表演和活動，令到她們的同性關係變得有意義的，是有趣的研究課題。

「主流的想法是要有一個很清晰的劃分，『究竟佢地係咪lesbian啫？如果佢地以前鍾意過男人，冇理由係lesbian喔！』是一個很非黑即白的分類。所以很多人會覺得這些在香港的印尼女性是『假』的同性戀。但這種分類方法，其實並沒有真的代入到她們的處境、理解這段同性關係對於她們的意義何在。」Franco說，她的不少受訪者表示，如果回到印尼，有合適的男性對象，也可能會考慮結婚。「一般人就會覺得，『吓，咁即係點呀，咁亂嘅？』但人類學研究則會欣賞這種流動性，考察在不同的文化場景之中，人們如何為此時此地的生活創造意義。」

Franco赴美國修讀博士畢業後回港，現時於浸會大學任教。近年來學術界的競爭日趨激烈，然而Franco表示，對於後來的同學，如果個人和家庭條件允許，讀碩士、博士，做學術研究，絕對是一個值得好好把握的機會，她一定會鼓勵。「到現在我再回想，我都真的很珍惜我做田野調查的經驗。尤其是如果有機會到海外深造，那種體驗更加難得。當然，可能你的付出和金錢上的回報不成正比。但是看看統計數據，其實這不僅僅是學術界，而是全香港各行各業都面臨的問題。當整個社會變得更加不公平，不是只是清潔工才被剝削，而是所謂學者都處於一個被壓榨的狀態。但是不是就要說『你真係慘了，讀咁多書都係賺咁少錢』呢？我想這又會fall back into那種『讀更多書是為了賺更多錢』的意識形態。人類學學術研究的經驗，不是你的月薪可以給你、不是錢可以交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