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櫃，是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嗎？ 文// 林松輝 編按：當我們談論出櫃時，是否也考慮過出櫃者所要面對和承擔的一切？2021年，香港文化研究者林松輝推出新書《膠卷同志》，從電影媒介著手、結合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後殖民思想，由前現代中國戲曲中的跨性別演出，一直談至後現代離散中的性向／性相。書中對於出櫃敘事提出了深刻反思，並以許多觀眾熟悉的電影《囍宴》作為文本，來探討那些在出櫃驕傲中被遺忘的聲音與問題。（本文摘錄自《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香港：手民出版社，2021），原題為〈出櫃與同志解放的修辭〉，標題為編者擬，文章經手民出版社授權轉載。） 就同性戀的電影再現而論，對抗負面再現的合理結果，經常是創造出已出櫃的同志角色，畢竟同志解放論述把不出櫃定為自我厭惡的跡象，而出櫃則是發自驕傲的積極行動。過去數十年，出櫃佔據着這樣一個不加質疑——有時候甚至是不可質疑——的地位，不出櫃被視為難以理解的行為。正如莎莉．蒙特（Sally Munt）指出： 基於性相被認為是男、女同志身上最受壓迫的部份，我們因而傾向視之為我們身份的真相，這個誘惑掩蓋了一個恆常不變的假象。對男、女同志而言，「出櫃」等於說出受壓迫的真相……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觀察到，告解與基督教宗教禮儀之間的連繫內存於西方的性相中，告解在結構上與證詞和證人有所關連，亦即一個把經驗化為超驗意義的傳教過程。從這個結合中能清晰看到感受變成了操演：經過物質化和變形，感受得以存在並合法化。（1997，187） 套用笛卡兒的公式，同志解放論述懇求同性戀者宣稱：「我出櫃故我存在。」當同志解放與同志運動如浪潮般湧到華人社會，出櫃也就更普遍地被視為同性戀者的成長儀式（rite of passage）及其個人性傾向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如同在西方所見，當代華人社會中的同性戀者愈發視性傾向為其身份、自我和主體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中華電影中尋找正面的同性戀再現成為趨勢，出櫃既然被認定具有合法性，並與華人社會對同性戀的壓迫抗衡，若有電影能再現出操演性質強烈的出櫃，便會備受影評人擁護。 林松輝：《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手民出版社，2021） 要求同性戀者出櫃，無論是在電影或現實中，往往反映了同志運動者和影評人的政治理念需要更高的能見度、更多盟友和支持。可是，出櫃的後果又由誰來承擔呢？ 在《囍宴》中，同性戀的主角偉同只能算是「半出櫃」，因為他只向母親而未向父親出櫃。即使父親意識到兒子是同性戀者，對此心照不宣，某些影評人始終認為，《囍宴》沒有拍出兒子向父親出櫃的一幕是個「敗筆」。已出櫃的香港影評人林奕華質疑：「九十年代的（男）同性戀者為何仍自甘廁身衣櫃？」（1993，70）林氏指控在《囍宴》中，同性戀者再怎樣「乾淨可喜」，也只能留在櫃中才能獲得幸福，這會打消同性戀者出櫃的念頭。（同上，72）[1] 這種批評衍生出幾個問題：誰決定同性戀者應否出櫃？出櫃必然促進對同性戀的認識與接納嗎？若出櫃與西方認識論及其操作息息相關（正如蒙特借用傅柯說明），我們還應該視之為放諸四海皆準，並不加區分地施行於其他文化嗎？ 我首先要提出，儘管出自同志解放論述，出櫃並非必然在道德上比較高尚。要求同性戀者出櫃，無論是在電影或現實中，往往反映了同志運動者和影評人的政治理念需要更高的能見度、更多盟友和支持。可是，出櫃的後果又由誰來承擔呢？伊芙．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指出，當同性戀者向父母出櫃時，他們是「帶着有可能被嚴重傷害的意識的，而這傷害很可能會是雙向的」。尤其是在恐同的社會中，出櫃的同性戀者或會反過來把父母「推進〔父母所屬的〕保守社群的暗櫃」。（1990，80）倫理、責任、情感和家庭牽絆等問題錯綜複雜地纏在一起，相比起來，壓迫與解放的論述顯得簡單和天真。很有可能，對同性戀者及其家庭而言，出櫃的複雜性與後果甚為約束，暗櫃反而是相對解放的居所。 的確，我們不能假定出櫃必然能達到雙重成就，既把同性戀者從令人窒息的暗櫃中解放出來，亦獲得其出櫃對象的理解。《囍宴》的出櫃一幕顯示，要使對方明白未必容易。偉同向母親出櫃後，她質問：「是賽門把你帶壞的嗎？」、「你怎麼這麼糊塗啊？」、「你大學的時候不是也交過女朋友嗎？」[2]諷刺的是，高父以外的所有家庭成員都串通好，要向他隱瞞偉同的同性戀身份，他卻似乎比妻子更從容地接受了。與其視此為「駭人聽聞、難以置信」和「願望成真的幻想」，（Rayns 1994，208）我認為《囍宴》透過父母在面對偉同之同性戀時截然不同的反應，力證把出櫃等同於提升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是危險的。 雖然出櫃的意象視覺效果十足，卻不能用作定義世界各地同性戀者之各種經驗的普世框架。 就在偉同和賽門因威威懷孕而吵架時，高父發現了兒子是同性戀者的真相。由於偉同和賽門都認定高父、高母不懂英語，因此便在他們面前吵架；高父始終沉默不語，卻多次叫問長問短的妻子閉嘴。其後，我們從高父跟賽門的對話中，得知他略懂英語。他只是「策略性地」保持沉默，（Dariotis and Fung 1997，201）以便與賽門暗中約定，別讓任何人知道他早知偉同是同性戀者。高父的策略是如此運作的：「如果我不讓他們騙我的話，我怎麼能抱得了孫子呢？」高父一心只想着要永續其家族命脈，這固然可被解讀為「自私」，（同上，202）但他承認了偉同的同性戀倒也值得一讚。原本主動約賽門去散步的他，忽然給了賽門一個紅包當作生日禮物，這個紅包跟高母早前給準媳婦威威的一模一樣。利用賽門的生日，高父送紅包的行為等於接納賽門為其「兒婿」。當賽門問高父是否知情時，高父僅回答：“I watch, I hear, I learn. Wai-Tung is my son––so you’re my son also.”（我觀察，我聆聽，我學習。偉同是我的兒子，所以你也是我的兒子。）高父的訊息再清楚不過了：賽門已被接納為高家的一份子。 相反，即使偉同已向高母出櫃，她似乎難以像高父般完全接納賽門。她為了進一步認識賽門，唯一的嘗試是問了幾個關於他家庭的問題，又問及他住在三藩市的兩位姐姐是否也「有點奇怪」（指同性戀）。在得知威威決定不墮胎後，高母依然抱有一線希望地說：「說不定他（偉同）的毛病（指同性戀）只是暫時過渡性的。」及「說不定當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時候，自然就會更正過來。」在把偉同父母送上飛機的結尾前，偉同、威威和賽門站在兩老背後一起看婚宴的相簿。看到蒙着眼的威威認不出吻她臉頰的是偉同時，他們都真情流露地發笑。然而，翻到偉同從後摟着賽門的照片時，氣氛卻變了調，高母唐突地闔上相簿，說該是時候走了。到了離境閘口，高母在跟偉同和威威擁抱後，面對賽門欲擁抱她的動作時卻楞住了。化解此窘境的是高父，他抓住賽門的手，感謝他——而非威威——照顧偉同。高父給威威的臨別贈言是：「高家會感謝妳的。」這句話顯示他清晰地區別出賽門作為偉同的伴侶和威威作為偉同孩子的母親這兩個身份。 最後，考慮到出櫃這個概念乃建基於西方認識論及其操作上，這不就使之更應該受到質詢，而非不加區分地被套用到各文化上嗎？馬丁．馬納蘭森（Martin F. Manalansan IV）指出，在「口頭上賣弄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大眾與學術文獻中出現了一個趨勢」，那就是「硬銷現代、歐洲中心及普世的主體性」，並調用「被建構成鐵板一塊的同志性（gayness）和同志解放」。（1995，429）例如，「有人把沉默和秘密認定為『關在櫃中』，也有人把在公共場域中少見明確地自我認同為同志者歸咎於『恐同』，此等皆未受質詢」。（同上）我則認為，這個趨勢不只盛行於西方評論界，在無論是來自何方或居於何處的擁護同志解放論述者之間，也愈見普遍。雖然出櫃的意象視覺效果十足，卻不能用作定義世界各地同性戀者之各種經驗的普世框架。無論如何，暗櫃既不是單一的空間，出櫃也不是單一和簡單的動作，正如賽菊寇解釋說：「異性戀主義的設想具有致命的靈活性，這意味着⋯⋯人們就連在打盹時也會有新牆在他們四周迸出：每遇到新一輪的學生，更別說新老闆、新社工、新貸款專員、新房東、新醫生，就會豎立起新暗櫃，其特有卻叫人擔憂的光學與物理法則，會向同性戀者索取新的調查、計算、草稿、秘密或要求揭密。」（Sedgwick 1990，68） Epistem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