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Laikwan Pang was awarded the CUHK-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Behavioral Sciences (CASBS) Partner Fellowship in 2021–22. She engaged in an intellectual exchange at CASBS during September 2021–April 2022 with a cohort of distinguished thinkers and researchers from diverse academic disciplines including anthropology, communication, computer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economics, education, law,…
[Professor Wu Kaming was interviewed by the Guardian on 30 October 2021] Chaoyang masses: the rise of Beijing’s neighbourhood patrols By Vincent Ni Red-armbanded neighbourhood watchers have become a common sight on streets of China’s capital They are often seen wearing a red armband patrolling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of Chaoyang,…
[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林國偉博士接受明報記者訪問， 就近日香港政府打算增設文化局一事提供意見，詳見下文]: — 未來城市：設文化局 先從韓國取經 文化發展 資助以外需自主 文/朱琳琳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下月公布，近日盛傳政府將改組架構，重提增設文化局。文化界一方面希望文化局能夠統籌文化政策，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另一方面卻擔心文化局帶有政治任務，引發更多問題。文化局的細節「十畫都未有一撇」，不如先參考鄰居「文化立國」的韓國，政府、企業和國民如何帶起席捲全球的韓流，香港又可以如何汲取其成功經驗。 ■韓國 駐港文化領事 喜愛周潤發 韓國在全球設立了32個駐當地韓國文化院，促進兩地文化交流，推廣韓食、跆拳道、電影、文學等韓國文化。駐香港韓國文化院在2018年成立，院長李柍昊（이영호）同時是韓國駐港文化領事。他今年2月接任，此行是他第一次到香港。 韓劇、K-pop在香港流行一時，Netflix香港十大排行榜中總會有幾套韓劇，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放的也有韓劇。但這名韓國領事卻說自己是港產片迷，「我一直很想來香港」。說起香港影星和電影，他如數家珍，「《英雄本色》，這是其中一套最好的電影，我覺得」。他用韓文說出英雄本色片名，怕記者聽不懂再手舞足蹈地用英文形容演員和劇情，「周潤發和英雄本色在韓國很有名，我很想在香港遇到他」。他笑容燦爛，說之後韓國文化院舉辦文化節，甚至想邀請周潤發來參加活動。「《賭神》也很好看，還有《倩女幽魂》、《無間道》、周星馳、成龍、洪金寶……」英韓語夾雜下，他數出一連串電影名字，多次強調「周潤發在韓國真的很紅，香港也是嗎？」 除了愛港產片，李柍昊還愛香港食物，隔離3星期後第一時間去吃點心，但發現原來茶樓晚市沒有點心，這是他來到香港後第一個cultural shock，因為韓國的餐廳從早到晚都是同一個餐牌，「最後我吃了炒飯」。至今他已經品嘗過點心、雲吞麵、街頭小吃，還從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掏出一張「貓紙」，上面寫了煎釀三寶、炸大腸、咖喱魚蛋等小食的中文名和韓文拼音，方便他掃街，「有人跟我說炸大腸不太健康，但真的很好吃」。做盡遊客舉動，韓國人之所以喜歡香港電影、香港文化，他認為因為兩者文化相近，但又有不同之處，更易投入，或者這也是韓國文化在香港受歡迎的原因。 1%財政預算推動文化產業 在香港電影、明星紅遍東南亞時，有見於香港的流行文化，韓國也沒閒着發展文化的步伐。自1990年代韓國民主化後，政府管治較開明，減少審查，鼓勵市場自由創作，文化藝術得以自由發展。李柍昊說，1988年起，政府意識到電影、電視劇等影音製作的重要，限制外國影片進入韓國市場，金大中總統在1999年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確立國家扶持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的方向，例如規定每年政府總預算不得低於1%用於文化產業發展和出口。「這些文化政策的落實和執行對文化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為現在打好基礎」，政府帶頭提供資助，鼓勵大財團如三星公司為文化產業提供資金，又加強保障知識產權，支持韓國文化工作者在海外的市場推廣，金大中亦曾伙拍H.O.T.男團拍韓國旅遊廣告。 李柍昊相信，韓國文化傳遍世界，除了歸功於政府30年前推出文化政策鼓勵文化藝術自由，亦因為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和市場競爭大。 「我相信為編劇、Webtoon（韓國漫畫平台）提供系統性支持對文化產業有很大貢獻」，李柍昊說韓國編劇之間競爭很大，劇本獲電視台垂青前，必須經過嚴格遴選。劇組奉行編劇中心制，編劇地位很高，權力大，待遇和薪金也高，如韓劇On Air以韓國電視劇為題材，其中一個角色是名編劇，她說自己每創作一集電視劇就會有2000萬韓圜（約13萬港元）稿費。每計劃一套電視劇，編劇和大量助理編劇都會長時間蒐集資料，近年韓劇還會研究其他國家娛樂文化，加入其他國家元素，避免韓劇、綜藝觀感太「cultural shock」。 韓國和香港一樣有「投訴文化」，李柍昊笑說韓國觀眾喜歡review，去完餐廳用餐也會留下好壞評價，「網民的口可以很壞」。觀眾看完電視劇後馬上在網上留言、評論劇情，劇組也會留意觀眾評語，李柍昊相信這些不留情的評價可以提高韓劇質素。 第一波流行的韓劇，如《冬季戀歌》、《大長今》是在2000年代推出，韓團如少女時代、Super Junior亦是2000年代中後期出道，而facebook在2004年推出，YouTube在2005年註冊，互聯網的興起令韓劇、K-pop瞬間傳遍全球，也加快韓國文化的傳播。 香港如果搞文化局可以點參考？ ■香港 冀統一政策 予藝術家落腳地 現時香港的文化政策分拆為幾個部門各自執行，包括民政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康文署等。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林國偉說，這導致香港多年來沒有統一的文化政策，各部門各自為政，例如民政事務局負責審批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意香港負責電影發展基金、康文署統籌藝術活動。文化不是各部門主力的政策方向，淪為次要和輔助角色，「在民政事務局入面，肯定是民政最重要，文化政策就是其中一個sub core，support去幫民政」。林國偉期望文化局的創立能夠統籌文化政策大方向，讓文化政策不用再淪為次要，有自主性，「文化政策可不可以都有一個主導，或者autonomy，我們自己有一個自決的做法」。例如韓國成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負責電視、電競、流行音樂、動畫等內容的研究與推廣。 他說在現時各自為政、沒有牽頭者的情况下，沒有官員為文化政策主動爭取主導權，文化流失了很多發展機會，例如近日活化歷史建築項目中環街市，現時中環街市進駐商店、cafe，市建局稱公共空間可以舉辦市集、音樂會。但林國偉質疑多人流、多打卡位是否就等於活化，這種活化能否連結中環街市的歷史。「如果有文化局，我覺得可以制定一些政策，讓文化工作者或美術團體去進駐這些空間，在這些空間做到活化工作。」他舉例，文化、藝術工作者可以歷史建築為studio，作為創作、展覽場地，以社區、共同回憶為靈感，融合本地文化歷史與藝術，做到真正的「活化」。「讓細團體進駐活化項目，保育活化項目，他在這個空間裏，創作機會多了，可以持續的機遇大了。」而香港的藝術家現時大多面臨「落腳」問題，難以找到創作空間、展覽場地。他形容藝術在文化創意產業中「被邊緣化」，文化創意產業包括表演藝術、藝術品、電影及錄像和音樂、軟件、電腦遊戲、廣告設計等，而表演藝術的GDP和就業人數均是最少。 不能一味資助 助達至自給自足 現時文化政策會為藝術團體、新晉導演提供資助，例如在2019至2020年度，政府為9個藝術團體，包括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等提供超過4億資助，亦向300多個中小型藝團及個人藝術工作者提供超過1億資助。但林國偉提醒，政府不能停留於一味資助，而是要讓文化藝術團體發展到可以自給自足，「例如一個家長養小朋友，都有一日需要戒奶，你不可能無限期養下去，不過戒奶之前，你要確定小朋友已經準備好，可以面對這個世界」。 他以台灣著名舞蹈團「雲門舞集」為例，「雲門劇場，他們拿的資源是遠遠比很多香港的大團少」。但他也強調雲門舞集發展多年，建立口碑、支持度、舞蹈團質素，這些都是文化團體的資本，而這些資本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累積到，「文化團體需要長時間去打造自己，政府、文化局要推出文化政策，給時間空間他發展」。如果香港有文化局，除了在發展初期要足夠資助文化工作者，還要接受文化工作者申請資助後會失敗，讓他失敗後可以繼續申請資助繼續嘗試，「比如你畀錢藝術家去做創作，他創作出來的東西呀，可能好少觀眾，好小眾，沒有人去睇」。 除了本地門票，林國偉也建議藝術團體輸出知識產權到外地，賣劇本、錄像、創作獲版權費，減少對政府的依賴，「現在有好多西方過來的劇，或者音樂劇，我們要買license去做exhibition，咁點解香港不可以輸出？」政府亦要帶動企業、商業機構為藝術團體提供贊助，利用政策或宣傳教育，鼓勵企業認識本地藝術，以支持藝術發展為社會責任，「慢慢政府對這些已經可以自主生存的團體，投入的資源可以慢慢減少，資源可以投放在其他更需要發展的空間」。 民間中小型團體亦重要 「其實現在文化界好擔心的，是有了文化局會設立censorship的政策。」尤其是在國安法、《電影檢查條例》修例下，文化界擔心文化局將來會限制創作自由，文化無法多元發展，「發展不止是經濟發展，團體變大，或者更多人認識香港文化、接觸藝術，其實發展好多時都包括多元性」。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領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林國偉提醒發展除了要「大」、盛事化，也不能忽略本土社區由下至上的文化，「一些民間發起，自下而上的中小型藝術團體，其實他們是香港文化脈絡中好重要的骨架，我們這個文化局不可以單單做一些高、大、上的發展」。例如小至社區收集黑膠唱片、牛棚藝術村，也是香港重要的藝術發展，政府可以繼續為他們提供創作的空間和土壤，讓他們繼續在社區做中小型藝術。「甚至香港電影，我們看到好本土、好有趣的電影，其實都不是大製作，不是中港製作」，當政府推動大灣區文化交流，林國偉說這對香港文化團體也是一個發展機會，不過政府要再思考要交流什麼，「是否單單講你帶啲團過去，你帶演出過去，你帶項目過去，其他大的項目中國大陸都好多，大灣區好多，其實需不需要香港補呢個窿呢？」 【開局篇】 文˙ 朱琳琳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 美術 }…
[Professor Jia Tan was interview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on 18 March 2021] Women Posing in Children’s Clothing? Fad Sparks Body-Shaming Concerns By Yan Zhuang It’s the latest viral challenge to sweep Chinese social media, igniting worries that it reinforces the country’s narrow beauty norms. The children’s clothing section at…
Prof. Ian Alden Russell talked about the closure/renovation/recuration of the Hong Kong History Museum for Backchat on RTHK Radio 3 on 16 October 2020. (From Left to Right: Reynold Tsang, John Carroll, Haider Kikabhoy and Ian Alden Russell) Programme: Backchat on RTHK Radio 3 Topic: Hong Kong History Presenters: Hugh Chiverton and Danny…
[Professor Pang Laikwan was interviewed by the Initium on 12 October 2020] 專訪學者彭麗君：長遠來看，我希望香港共同體不會消失 如果一切順利，9月6日，原本是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市民會早早出門排隊投票，建制派要用盡全力挽救選情，而在民主派與本土派之間，該有一番空前激烈的競爭。但《港區國安法》6月30日通過，當晚即生效。之後港府先後宣布大批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提名無效，並在7月31日宣布因 COVID-19 疫情選舉要延後1年。於是在9月6日這天，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獲得警方批准的九龍大遊行，訴求是反對政府押後選舉，以及關注涉嫌偷渡而在內地被捕的12名香港人的人身權利。 當日警方至少拘捕289人，包括一名新巴司機，他因懷疑向警察鳴笛而被截停。被捕時，司機臉上戴著一副豬嘴面罩，隔著巴士的茶色玻璃，粉紅色濾罐赫然可見。這是去年反修例運動中抗爭者最標配的裝備。司機隨後被捕，警方稱他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士巴拿」及「螺絲批」，並於9月10日以「不小心駕駛」罪名落案起訴。 「我感覺到警察的恐懼，明顯捉他不是因為士巴拿，是因為他駕駛著大巴士，又帶著個防毒面罩，他們最怕的可能是司機的那個面罩。」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彭麗君教授，並不認為民間的抗爭氣氛和運動動能被國安法打沉了，「可以說（運動現在）是被壓制了，但其實什麼時候、用什麼面目再出來也不知道。」 彭麗君教授的新書《民現：在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在今年5月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現在的副標題為譯者李祖喬博士由英文版的「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更換而來。書中分析的是雨傘運動的經驗，但李祖喬認為並沒有過時，「討論的還是一些關於民主、主權和文化等理論性的概念⋯⋯既是拒絕遺忘，又不是抱著事件不放，而是把運動產生的能量轉化成一些有待實現的視野。」 「有待實現的視野」，指的是香港共同體該如何平等、多元地建立，以及香港是否可作為一個城邦與國家分享主權。在不少人眼中，前者曾經存在一時，後者如今則空間近無。彭麗君自稱向來樂觀，卻也認為現在比起寫書的時候情況更差了：「一是對中國信任的失落，另一個是對香港政府崩壞的痛心⋯⋯世界看到的香港某程度是一個很簡單的反極權，其實在香港裏面又有很多不同層次的掙扎」。 她認為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否繼續，很大程度要看中國有沒有能力去了解自己某程度上也是一個集合體。中國領導人說「我的國家代表民眾」、「我做每件事都是為了這14億人」 ——動不動就說和這14億人過不去，但「民」到底在哪裏呢？彭麗君質問。 「民眾的出現」是她首先在書中提出的概念，但她不想把「民眾」僅僅視為「被壓迫者」，而是一群互相爭論、嘗試治理自己的人民；她把民主視為一個永遠在進行中的「過程」，一個民眾互相治理、而又不屈從於對方的過程。 她又討論「城邦」與「共治」，希望探討可否把民主從對國家主權或民族統一的追求裏脫離出來，把城市視為一個實踐民主的場地。她同樣不同意歷史人類學家傅柯，把「主權」視為壓制性的力量，反視其為多元的民主能量，人們管治自我，也跟別人分享權力。 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一度凸顯了這些價值，但行至今日，要如何繼續開放和多元，其實可圈可點。彭麗君用「部落」形容不同的政治陣營，認為走出自己的「部落」，看看別人的「部落」，更多地看到這個世界的複雜性，是重要的：「如果我們真能做到這種連接，而不是把別人看成工具，香港這個共同體可以走很遠的路。」而無論如何，香港的民主不是照抄任何國家的民主經驗，不是美國的、不是南韓的，而是在自己的脈絡裏追求的民主。 「我們如何自己先不放棄，不要讓統治者的權力越來越大，侵蝕到民間的每個角落。可幸的是，香港一向都有一個很強的公民社會，有一個很強烈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這些能否捉緊，就靠我們自己了。 」 如果要探討「希望」的來源，她相信，一定是在民間。 2020年7月26日，九龍區一個白色外牆。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端傳媒 彭=彭麗君 城邦 端：我們先談談書裏你提到的一個概念，城邦。你認為所謂城邦不是一個城市形態上的概念，而是一種多層級的民主模式，更接近一種「政體」。在香港，陳雲2011年提出的《香港城邦論》曾經引發很多討論。你會如何理解這種主張？之後又有梁頌恆的「民族論」，你對「城邦」的理解，和他們的區別在哪裏？ 彭：我想「城邦論」已經說得比較清楚。陳雲說，中國華夏最精緻的東西，香港可以保留，（香港還）可以取得西方社會最好的東西。香港兼得了東西方文化的精粹，有一天將它們發揚光大，令整個華夏民族都可以復興。 我自己希望用一個相反的思路來看城邦：城邦應該是所謂帝國的邊緣。其實希臘的城邦很早已經消失，這些古典的城邦留下來的遺產主要有兩項，就是民主與連接。但所謂的民主其實比較虛，因為大部分的古典城邦都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是雅典的政治模式成為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源頭。 反而連接才是城邦最重要的特色，這也成為繼之而起的港口城市（port city）的內核，這種與世界的連接也奠定這些港口城市的相對自由自主。因為它做交易的關係，這些地方有自己的教育水準、有豐盛的生活。但它永遠都會是在帝國的側邊，在帝國內外遊走，還會作為不同帝國中間的橋樑，但亦可能是不同帝國中間的磨心（注：粵語，指摩擦點）。永遠都在一個很流動的世界裏面，做生意，建立自己不穩定的共同體。 千年來這些世界城市其實都有自己的歷史，長長短短，有很多都是很快就衰落。古典城邦消失後，港口城市上場，重要的港口城市通常都有非常複雜的歷史，會成為不同的帝國和國家勢力的爭奪點，都是不斷被佔領，交易卻不斷。 香港會不會有機會去到某一個位置，當世界格局轉變的時候被犧牲呢，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不知道有怎麼的去向，香港如果夾在中間的話，可能很快被邊緣化（edge out）。但這件事真的要發生的話也不是一兩天的。所以我唯有希望，香港能堅持住這樣的狀態，香港要建立的民主也希望可以在這個狀態之下（建立），所以這個民主不會是南韓的民主。南韓是一個單一族群的國家，所以他們建立民主的路，情感關係、世界格局、南北韓國家分裂等，這些東西都跟香港很不同。我們可以怎樣呢？其實民主也可以在這樣流動的狀態裏面發生，香港也可以繼續做一個城市應該要做的事。 端：我們的確是深陷於現代國家體系之中。在你看來，城市應該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彭：邊界貿易、人流很多、貨流很多、ideas會有很多、會很多變，人來人往，帶入的東西不同，亦都會帶走一些東西，城市的個性和民族國家不同。如果我們的民主可以在這種狀態中開展，香港可以是一個開放和多元的地方，但這種流動性也不利建立任何單一的政治思想，繼續亂哄哄，這也是一種很有生命力的狀態。 所以香港是可以跳出現代國家體系的狀態的，如果你用比較樂觀的看法的話。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國家的一個城市，但香港這個城市不是在國家裏面，而是國家外面。這個邏輯有自己的歷史。那會否發展到一個屬於這個地方的民主制度呢？這是我一個最大的希望。 端：在書中，你提到城邦比較重要的一點是要去「分享主權」。現代社會中，提到分享主權，人們往往會想到歐盟的實踐。但歐盟在疫情中也被很多人批評，一些觀點認為「歐洲精神」出了問題，那種「超世界」的理念本身是「不可行」的；也有觀點覺得這正正說明歐盟沒有主權，沒有民主的授權，是靠官僚維持這一套的運作。這些圍繞主權和超主權的討論，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彭：歐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歐盟的建立，是通過各個成員國互相建立一套在國家以上的集權再分權，即是自己國家有自己的主權，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些權力出去，在國家以外一起運作。可以想象一定是「一鑊泡」（粵語，一鍋子水泡，比喻事情一塌糊塗）。當年能夠成事，其實是一件很感動的事，歐洲的人自己都覺得很驚訝。因為歐洲打仗打了幾百年，他們的民族、國界、語言、文化都混得很亂，恩仇都很深。 所以歐盟的出現，一定要有很多協商、有很多官僚，否則就運作不了，至於它能否繼續維持，就要靠歐洲人自己的智慧了。現在未解散已經很好了，另一個例子是美國，美國是聯邦制（federation），下面有州政府，他們亦確實某程度做到這樣的狀態。州政府本身亦有一些自己的主權，聯邦政府也有主權，…
[Professor Tan Jia was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Tatler on 16 June 2020] Don’t Put A Ring On It: Why Modern Women Are Choosing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ver Marriage By Zabrina Lo and Kristy Or As women make strides in their education and their careers, members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Professor Peichi Chung was interviewed by Lynk News & Insights on 9 June 2020] Business of Esports: Where is The Money in The Gaming Industry? By Gene Lin In 2019, over one million people tuned in to watch the League of Legends World Championship, an event where 13 teams of video game…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 文//李薇婷 編輯//林曉慧 【明報專訊】訪問結束後，彭麗君教授在我手上那本她新近出版的著述扉頁寫上「Enjoy！」一語，真令我想起在求學時期修讀中大文化研究學系時，麗君老師那愉悅樂觀的語氣。而無可否認地，作為學生的我，的確很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在反修例風波未止、疫症全球蔓延的許多個「關鍵十四日」裏，讀到這本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英文版由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出版，中文版將於今個月由手民出版社出版）——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自反修例運動以來，能夠與麗君老師見面的時間竟較平日更多，中大關閉的日子如是，疫症還不太嚴重的日子如是，她總是騎着單車回到中大，在辦公室裏和學生們同在。雨傘過後，零零星星地聽見她總在進行某些研究計劃，同時亦在整理雨傘運動的檔案、在公共平台不斷撰文回應當下，好不忙碌。經歷這半年來的運動，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處世常存困惑，但是，若是有人問我在亂世一名不割席的學者該當如何，我卻難得有確切答案：就像彭麗君老師一樣吧。 疫症時期的中文大學，咖啡店食堂內只得零星員工堂食，與我手上新書封面中人滿的佔領街道照片相映成趣。彭麗君教授的新書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為縱軸，分析雨傘運動所體現的現身的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更試圖與阿倫特討論行動生活（vita activa）和思想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在民主運動現場發生的矛盾，為香港政體尋找更多的可行道路。雨傘運動相距現今六年，但事過未必境遷，彭麗君新著的成書過程中，正值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行文間不乏對2019年的思考。新書中譯本亦將近出爐，由本地獨立出版社、近年專注於理論翻譯、學術出版的手民出版社出版。未翻開著作，光是看看這分析本地社運的著述，在外資書店結業、出版業每况愈下的香港如何出版流通，已有許多意在言外。研究生如我，阿倫特是傘後鬱悶時期、同儕間競相閱讀的大熱理論家，惟用之分析雨傘，甚至與之商榷，交出厚重研究，彭麗君則是第一人。 傘後困頓 與阿倫特對話 大抵也是傘後困頓的緣故，彭麗君才希望與阿倫特對話：「面對2014、2015年間的各種運動，我內心困惑，腦海裏有許多問題，試圖透過寫作來解決。由這個簡單的動機，選擇了與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展開對話。我在寫作期間一度掙扎於直接研究阿倫特抑或一本關於香港的書。但我終究希望以香港作主角，因為這始終是我的初衷。」站在2019年回望雨傘，輿論多認為雨傘運動是失敗的，然而，彭麗君卻覺得一場運動的開始與結束，並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成敗來論斷。對她而言，與阿倫特的對話之所以有意思，亦在於好好總結一次傘運對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上的意義，以開啟更廣闊的前路：「我不認為這場運動失敗。對於許多和理非而言，雨傘運動某程度上啟發了他們可以如何走民主運動的路。許多人認為雨傘運動『做唔到嘢』，但換了方式後是否又算是『做到嘢』？我想許多人都被困在香港的困局裏，走不出去。面對困局，更不應簡單地劃分輸贏。現在，我們雖然不能說反修例運動已經完結了，但是，香港仍然重複着雨傘時期的困局。」把抗命的心志植根於腦海，是傘運教會我們的一課，我想這一點沒有太多人會反對。但除了意志上的果實，香港人究竟從傘運得到什麼？彭麗君的書裏說，透過現身於街道的人民群體，我們不但再次確認「香港」這個社群的存在，還得到了一場「共居」事件（communal event）的短暫實驗。在我看來，彭麗君新著的價值很大程度就在於此。2019年看過太多眼前路，我們彷彿忘記了如影隨形的沉重的身後身。 政治行動 無法不帶情緒 動輒得咎，或許是許多公共評論空間參與者在這段時期的共通體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出謀獻策，隨之而來的便是策略檢討以及「不完美，可接受」，輿論空間一直子彈橫飛。儘管一月以來疫症肆虐，各種抗爭行動略為平靜下來，但是，不同議題爭論繼續在公共平台沸沸揚揚。在這段期間，彭麗君倒是發表了兩篇言簡意賅的文章，既批評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建構，也在肯定港人的抗爭創意同時，再思反修例運動中左翼的位置。她為文章留下一句反高潮的結尾，坦率地說攬炒之後「也不就是踏踏實實過日子」。當時我為老師這種平淡而堅定的游刃有餘感到驚訝而拜服，讀過新書，明白到阿倫特的政治理論大抵有功有勞。 「研究當代議題，事情仍舊在發展當中，拿揑距離很困難。我想這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困境。但這次研究和書寫最大的挑戰，倒不是跟不斷發展的事件對話，而是面對當中排山倒海的複雜情緒。不過，這些情緒同時給予我很大的體會。大家困在沒出路的焦慮中，若這些情緒是共同困局，我該如何向這種情緒提出問題？」彭麗君雖然未有參與論爭，卻一直留意各種議論的發展。在她看來，困局焦慮衍生的情緒暗中影響着輿論發酵。她要做的不是忽略這些在群眾運動中必然存在的元素，而是在阿倫特的理論中尋找解決之道。「阿倫特的思想中有些線索很值得後學追蹤。其中一條是『私人—社會—政治』。由最初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到最後談論康德（《康德政治哲學講稿》），她都掙扎如何把三者分開處理，尤其不要讓個人情緒和私利進入政治空間。」彭麗君解釋，阿倫特了解到許多不可控制的因素走進群體的現身空間，從而影響公共空間應有的平等性和多元性，情緒就是其中重點。於是，她窮盡畢生思考如何讓民眾現身的場域變得純粹，避免影響運動群眾的行動走向被私人恩怨、以至那些操控擺佈這些情緒的政權所綁架。但是，麗君並不完全同意這一點：「這是我和她最大的分歧。我想大家都明白攜帶過多情緒進入現身空間會將之變成泥漿，但現實就是，人根本無法不帶任何情緒和私心進行政治行動。在這本書內，這一點和阿倫特的商榷很重要的。如何在得知有問題存在的情况下繼續前行，是我很想研究的問題。」 批運動民粹化 言之過早 情緒似乎成了運動無法避開的關鍵詞，有輿論甚至認為反修例運動已經走向民粹化。但是，麗君認為要批評反修例是一場民粹運動言之過早：「民粹主義通常有三個準則，第一，對於精英的怨恨，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沒有的，從雨傘到反修例都有不同階層的參與，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第二，有確切的領袖，這亦是反修例運動中看不到的，我們甚至會強調自己『無大台』。第三，民粹主義通常發生在某種代議政體下，因為大部分的民粹領袖都是通過選舉產生。這三項條件都令我們不宜把香港眼下的運動簡單地評作民粹。民粹主義的發展有其歷史軌迹，對很多西方評論者來講，民粹是民主的歧途，最明顯的例子是特朗普；民粹也可能團結人民對抗權貴，這是左翼民粹。但香港都不是這種狀况。」對彭麗君而言，許多在香港運動中的問題，其實都是全球城市同樣面對的問題。 只是，彭麗君強調，人們也必須認清「暴力」的概念：「阿倫特也研究暴力在六十年代美國和西方的左翼運動的產生。她認為人們在運動中使用暴力希望達至某種目的，那是人們不了解暴力。她認為暴力不能作為政治方法，因為暴力是無法控制的。當我們將之用作『手段』，這『手段』最後往往取代初衷，成為目的。但阿倫特也沒有完全否認運用暴力的政治意義，就是當我們面對巨大的權力和邪惡時，要與之最後一搏可能也是必要，不過我們要了解當中付出的代價，可能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在阿倫特的論述中，暴力是具破壞性的，不但破壞所謂敵方，同時撼動初衷，她補充：「某程度上，阿倫特說得對，到了某個境地，我們便要回到可以溝通的位置，放下情緒。但是，假如我們純粹地譴責那些帶着情緒進入現身空間的民眾，只會令世界更加無法溝通。你要尊重別人的情緒，亦要告訴他們過多的情緒投放是行不通的，這是我感覺到眼下香港最大的困局所在。即是，我們如何在『不割席』的情况下，告訴人們，我們需要坐下來好好溝通。」帶着閱讀阿倫特的體會，彭麗君在新書內分析雨傘佔領區在「溝通」上的各種嘗試。在一個民現空間（appearing demos），人們沒有因為情緒而放棄溝通，這大抵是反修例運動中各種階層、角色都需要鄭重地重新納入考量的一點「遺產」。 以「城邦」為藍圖的「城市權」 但是，究竟在同一城市內的各種群體應該如何溝通，怎樣共居？部分港人開始認為香港正受中國二次殖民，在這種「極端」狀態下談「共居」，是否空想？對於香港現階段的情况，彭麗君直言不宜簡單地以「二次殖民」概括，因為相比起「殖民主義」這個相對古舊的概念，香港作為全球化底下的資本主義城市，情况實在是更為複雜。「在某些全球左翼眼中，香港仍在殖民狀態，但殖民主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香港只是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隻棋子。而香港這邊廂又有部分人認為正經歷中國的二次殖民。我覺得殖民也好，後殖民也好，都不能最有效分析現在香港與西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但我更願意用『城邦』來理解香港。」彭麗君解釋，「城邦」的概念對香港有啟發性，是因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個沒有主權但有自治實體的城市。 不過，有別於陳雲回到華夏正統的城邦論，對應香港的歷史脈絡，彭麗君在新書中提出「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認為香港可以為世界各地的城市作範例，解決令全球都共同感到頭痛的、由現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所謂necessary evil所帶來的各種惡果。彭麗君肯定「國家」、「民族」甚至「民族主義」都曾經是很有活力的概念，帶動許多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與反殖戰爭：「我相信沒有任何一種概念可以說只是絕對的壞，或是完全地好。但是在香港，我要面對的是兩個問題，一，假如中國正以一種官方民族主義來影響香港，我們是否應該用同一個方法來應付？二，香港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否應該從歷史脈絡中深挖後再思考前路？」她強調，「國家」、「民族」其實是有許多層次的概念。與其重新建構新的民族論，不如正視香港作為「城市」的身分：「中國曾經希望以上海、深圳來重新『打造』一個香港，但這麼多年來都未見成功。怎可能複製一個城市呢？同樣地，我們為何要強行重新建立一樣香港歷史上沒有的東西？相反，我們擁有的是多年來作為城市的城邦形態。既然認為香港是屬於『我們的』，不妨從香港自身的歷史挖掘一些概念，正視『城市』這個概念。」城市權的提出，是企圖建立一個存在於現代國家體制下的擁有民主的城市，把城市視為一個可以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可行單位。 與「不喜歡」的群體「共居」 談及政治共同體，不難令人聯想起梁繼平等學苑編輯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內文不斷提出以民族及現代國家體制作為基礎，為香港建立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又有別於此，彭麗君在書中把「主權」理解為眾多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ies）並存的狀態，不同於民族所要求的統一，着重不同群體之間的協商。「英殖時期，『主權』由英女王的頭像所代表，人們繼續自己的生活，似乎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現在的香港，理應較英殖時期更加自由民主，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我們可否思考『主權』的不同層次呢？阿倫特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共居』。我們要回去思考人們在同一個城市出入，是否可以共同生活。這甚至不需要一個『共同體』才可實行。」的確，許多人認為香港是移民城市，或是難民城市，事實上，全球化語境下，每一個城市都有着移居者，問題的關鍵除了認清這事實之外，還在於如何與移居群體「共居」。「書的第六章中，我談及right to…
「香港人到底是甚麼？」 專訪中大教授彭麗君 文／黎家怡 「當滿街吶喊著『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的時候，到底我們有沒有想過『香港人』是甚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說。 朱耀偉選擇保持距離之際，《香港關鍵詞》作者之一的彭麗君卻走入熱廚房，今年 1 月在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發表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題為〈人民作爲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關注身份政治的彭麗君向來帶著距離思考「身份認同」議題。香港「反送中」引發的社會運動浪潮之中，她觀察到「香港人」身份在運動中不斷重新定義，變得豐富多元；但同時，她又憂慮運動過份強調「本土香港人」，可能帶來排外和仇恨。因此，她希望透過書寫，整理思考之餘，帶動社會「不割席」地繼續走下去。 延續雨傘運動「民現」研究 思考香港人的身份，乃至「人民」，不是突如其來的研究興趣。2014 年雨傘運動結束後，彭麗君開始撰寫新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以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 為主幹，通過「行動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的自由生命所在」的宏旨，析述雨傘運動中「人民」概念的體現（簡稱為「民現」）。 新書寫在 2015 年，去年上半年完稿，彭麗君本以為「可以告一段落」，豈知同年 6 月發生「反送中」引發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民現」這個概念究是否仍然適用？ 彭麗君解釋，香港在佔領的狀態中，可見一些特殊的城市文化；在現在「反修例」運動，這些特點既有承繼、亦有變化。今次她在台灣發佈的論文只是一個階段性觀察，但她近月收到很多海外學院邀請，希望聽到她的一手見聞和分析。赴台之前，她曾到美國、加拿大講學，不斷討論這場運動，讓她有機會不斷反思，「活於當下好難抽離不談，加上寫了這本書，令我更加覺得有好大責任」。 定義「人民」，何謂「香港人」？ 沿著雨傘運動「民現」的研究，彭麗君在今次「反送中」運動發現香港人身份的有趣之處，香港人的定義「某程度是狹窄了，但某程度亦開闊了」。就像「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一類的口號，她擔心可能進入強調本土而排外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她又見到許多活於社會邊緣的群體，例如性小眾、南亞裔人等等，因著相近政治主張而納入為「手足」，從而體現香港城市文化多元有活力的一面。更進一步，一些從未在港生活過，但支持這場運動的人，亦被視作為「同路人」，產生類似「精神香港人」的身份。 那麼，「香港人」到底是甚麼？「人民」到底是甚麼？ 「只要我們討論民主，就必定會討論到人民，但我們去問人民是甚麼呢？永遠都找不出絕對的答案。」彭麗君提醒，以「人民」作為號召的人，必須認清「人民」的「修辭」狀態。即如語言學的「符號」，因應語言使者用想要表達的訊息，代入及引伸不同的意涵（connotation），「香港人是好重要的概念，但我也要指出它在語言學上有其空洞之處」。 由此引伸，彭麗君續而質問的是，「香港人」的身份似乎不斷壯大的同時，新移民、難民，甚至「黃絲」眼中的「藍絲」，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到最後你要怎樣去處理一些政治價值觀完全不一樣、但又提出到他們與香港有緊密聯繫的人？她對「香港人」定義開闊予以肯定的同時，也反思這點「開闊」的邊際到底可以去到多遠。她相信邊界的重要，但邊界内部卻必須保持多元。多元必然會淡化團結，但多元是民主的基石。如果這個運動最後要犧牲多元，她則沒有辦法接受。 保持批判地「不割席」 彭麗君坦言自己很大程度上認同（identify with）這場「反送中」引起的社會運動，認為社會必須「郁動」才會帶來改變，而香港確實非常需要改變。但她的掙扎更多，以「讀書人」自居的她不諱言，對於抗爭者部分手法未必苟同，「覺得唔係呀嘛，咁都得？唔得呀嘛？咁有問題呀嘛？」 「『唔割席』是好大的功課。」 理念認同，但有些做法又看不過眼，彭麗君強調自己不會贊同（endorse） 。就算面對學生，她也不迴避自己對運動某些手段的批評。但與其不斷內閧、互相指罵，她更希望大家保持溝通，鼓勵各人講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保持開放地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