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essor Song Hwee Lim’s newest article on “Toward a Geo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Cinema” is now available on Post45]   In this essay, I propose a geo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cinema.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Taiwan and Malaysia are not hermetically sealed nation-states.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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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盧亭/香港文化 搵水散水：港人與海 文//何慶基 盧亭乃香港僅存嘅本土神話，清初學者屈大均《廣東新語》云，盧亭乃居於大溪山（今大嶼山）、存活陸地海洋間之半人半魚族群。另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及鄧淳《嶺南叢述》話盧亭又名「盧餘」，實東晉時廣東叛將盧循部屬，公元411年曾殺至廣州，惟戰敗遭追殺逃難來港，游走於水陸間艱苦生存。 盧亭不是遠古故事，1993年10月13日《南華早報》曾有大幅報道，謂有漁民捕捉到一條盧亭，報道中附人群結聚碼頭等候盧亭，惟漁船到岸後始知漁民捕捉到自己的祖先乃不祥之兆，一早把他放走。 1997年香港藝術中心舉辦有關盧亭之展覽，介紹此罕有本地神話人物及其代表文化象徵。盧亭當時出現後公眾反應不甚熱熾，惟近年文化界中又突然再現盧亭，如天邊外劇場先後推出多套以盧亭為題嘅劇作，陳果電影《三夫》直指女主角小妹乃盧亭一族。視覺藝術工作者如張嘉莉、鮑藹倫、林東鵬等，紛以盧亭為題創作，似乎文化界開始對盧亭感興趣。展覽交代的是一本土神話人物的特色及其象徵寓意，至於深入探討其時代意義，便得交由藝術工作者探究演繹了。 1997年香港藝術中心舉辦有關盧亭之展覽，導言中指出盧亭由「海上而來」。短短幾字，突顯其存在與大海密切相連，盧亭這「水性」是不可切割的部分。從水上而來之說，整體而言，對香港有特別歷史和象徵意義。從較闊的角度來看，有傳聞謂盧亭至少象徵上是港人的祖先，游走於水陸間的特殊處境，時而落海時而上岸，正是香港人文化身分的寫照。 香港這貧瘠小漁村得以發展成國際大都會，與水關係密切。1819年英國使團到訪中國途經香港，深被此地的水吸引，不單因海岸水深港闊，適合船隻停泊，亦因淡水水源豐富，尤以香港仔及薄扶林瀑布至為吸引。就係因為𠵱啲水，香港成為英人搶奪之地，香港就是這樣在水和陸地之間找到位置，締造將各方船聚集嘅貿易港，慢慢發展成為超勁揪的現代都會。 買辦文化：要搵水就要似水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有電視紀錄片《河殤》，引起國內外熱熾討論。該系列片集指出中國之落問題，源於其大中原自我心態，視己為主只待各方來朝，結果自我封閉。該系列片集的結論是，只有擺脫封閉開放出去，套入海洋文化，擴闊視野又能包容學習，始能真正現代化。 傳統上沿海貿易港城市，都會孕育出獨特的開放文化，百多年來香港正是這海洋文化的表表者。海洋城市特別是商貿城市，因為接觸海外各方文化，游走不同文化間傾生意，文化吸納能力強、包容能力廣。以「買辦文化」為核心的海港商貿文化要靈活多變，隨時作自身文化調節去配合人家想法，眼光要闊且貼近時代，以便成功交易。中原心態人對游走於不同文化之間的買辦，既羨慕又痛恨。羨慕者乃感買辦的文化視野闊、交接能力強及知識廣，更重要嘅係賺到錢；痛恨者同時因為這些人為賺錢可隨機妥協，在他們眼中這些人是為賺外人錢而出賣民族尊嚴的二五仔。歷史證明，貿易港不單講貿易，也因文化對流而不斷調節，變成靈活跟大潮流的都會、多元多變嘅時髦空間。由遠古雅典、十七八世紀法國貿易港馬賽，到二十世紀初的上海和紐約，均擁有此特色。當然還有香港，都係扎根於𠵱種海洋文化。 海上而來的浮游族 中國最早開放海岸通商的廣東以及後來的上海，也曾有多元、活潑的時髦文化，後來南來的香港商賈，也逐漸深化這海洋文化特色，走上中西文化游走中間這買辦文化。 當我說由海上而來，當然並非單只停留於水上活動，即使是居於海上的蜑家人，亦需往岸上作買賣，何况與無數海外商賈交易？這是個介乎水與地之間的城市，有時候交接暢順，有時候處於兩頭唔到岸嘅浮游狀况，此亦解釋了人們總係喜歡用「無根」形容香港。這介乎兩者之間的存在，從盧亭中最具體咁反映出來。盧亭不單是個本地神話，更是個具體的文化比喻。 對重視宗族串連的中華文化，無根是最大咒詛，但靈活游走兩不同文化之間要找「根」又談何容易？本地早年最成功的買辦何東，因搞中西商貿發迹，本身亦是中荷混血兒。當時雖有財富及社會地位，子女仍被拒入讀山頂歐式學校。何東想尋根於中國，出錢出力希望為中國做點事，兒子甚至往國內參軍，卻為大陸商賈政客所排斥，命中注定從未能定位，長期處於浮游狀態。 惟這介乎兩者之間之浮游狀態，乃盧亭／香港的文化特色，令人驚喜嘅係𠵱種「唔係𠵱度又唔係嗰度」的特別狀態，一樣走出具身軀具靈魂、性格鮮明的實體。香港這靈活汲取、套用、把玩不同文化的特性，令香港一早走進不信任主流、重視多元個人表述，輕鬆利用於不同文化語調的後現代文化。只要看看無數創意爆炸、套用玩盡各地文化嘅香港流行文化，便不難發現這特色，這是個介乎不同文化間而孕育出那多元不固定的若水文化。由上世紀五十年代鄧寄塵與菲律賓樂與怒樂隊The Fabulous Echoes合唱的《墨西哥女郎》，到王家衛《花樣年華》那混合粵曲、上海流行曲、西方古曲到Nat King Cole唱西班牙歌的電影配樂，均證明這輕鬆游走套用不同文化的特色，是香港獨特的文化性格。 有論者認為，是時候香港人要終止這浮游狀態，落實自己的根，這點我不認同。在文化交流、人口流動頻密、全球資訊急速互相傳遞的新世紀，這種多元文化游動已是個大趨勢，亦只有能適應這大趨勢才能持續生存發展，只不過香港比其他地區文化，早一百幾十年已經成形這文化特色。如水一樣，這多元游動狀態，當然這些水也有結聚時刻，亦隨時可以隨個人選擇而各走各路。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浮游於limbo的狀態，不應視作無根的悲慘狀態，而是個實硬有料到嘅香港式存在。 難民文化：抓水，唔掂就散水 香港另一文化特色，就係難民文化。大部分老一輩港人均是逃難來港，這些逃難者來自四方八面，有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突然間在大風雨中在這小地方結聚，令香港不單是海外文化，內部文化均極多元。寄人籬下的他們對英人政府沒期望，對這短暫的避難所也沒太多理想要求，只望不受干擾可以繼續搵食養家，待鄉下情况好轉即刻回鄉。老一輩見面時往往先問「你鄉下邊度？」或遇上衝突時，就話「大家都係搵兩餐啫，將就吓啦！」充分反映出這逃難者短暫停留，只求生存的靈活調節搵兩餐，像是另一層面的買辦文化。 因為難民來自各方不同環境，在逃難的惡劣環境中求生存唯有互相接納包容，對外包容的買辦文化裏面，也造成了對內包容接納的多元、互相配合和利用的短暫結聚文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電影《危樓春曉》到後來的《七十二家房客》，到《重慶森林》以至《獅子山下》劇集，都展示這偶然相遇上多元共存的情况，這靈活性亦令反抗大權威的心態逐步成形。五十年代《英文虎報》有作家形容香港是個火車站、各方人物到來短暫聚集之地。在香港有很多短暫交接的浪漫，也能擦出亮麗火花，但卻未能結合成婚，就如王家衛《花樣年華》的故事一般。有一段時間，香港始終不是家，直至土生土長一族的成熟成長。 五十年代後本土出生的新一代，已再無父輩般與故鄉牽連，但本土生活積聚下來的經驗，一種地區的感覺以至追求再湧現，雖然是多元飄忽的文化，如盧亭般的不是完全這也不是全然那的存在，又是何等的實在。 有趣的是，另一傳說，謂盧亭亦是難民，故此亦有另一名稱叫盧餘，他們乃叛將盧循的部屬，東晉年間朝廷腐敗，曾攻佔廣東一帶，公元411年再興兵結果事敗，餘下部屬被追殺，逃難至大嶼山，在海邊生活，過着卑微生活，身穿水草，因善水性而以捕魚為生。盧亭吸引人之處，是他／她們與港人文化是如何的配合。 後記 1997年策劃盧亭展覽時，發現有杯渡禪師給盧亭的一首詩。歷史上杯渡禪師真有其人，於南北朝間由西域來中原，起初落住冀州，後來輾轉南來香港，於屯門建青山禪院，據說他於離港返回天竺前，有盧亭要求禪師施法破解其半人半魚狀態，杯渡當時贈盧亭一詩。 這詩是否為杯渡禪師所作令人懷疑，可能是民間傳聞，甚至是現代人所作。民間醞釀的創作得以流傳，反映出共同的想像和觀點，有其另一重集體社會及文化意義，同樣有參考價值。禪師詩句，此時此刻，特別值得深思。 詩云： 八方靈石鎮乾坤 又逢赤毛假亂真 漂泊無根天注定 是人是獸皆由心 上述詩中「赤毛」亦有叫「紅毛」，十七世紀時指來華從商的荷蘭人，後來廣泛用來形容歐洲人。杯渡禪師乃南北朝人，當時歐洲人尚未大批來華行商，可見此詩為杯渡所作應不屬實。   (原載於明報副刊 2021-03-28：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10328/s00005/1616869194010/%e5%90%8c%e5%a0%b4%e5%8a%a0%e6%98%a0-%e7%9b%a7%e4%ba%ad-%e9%a6%99%e6%b8%af%e6%96%87%e5%8c%96-%e6%90%b5%e6%b0%b4%e6%95%a3%e6%b0%b4-%e6%b8%af%e4%ba%ba%e8%88%87%e6%b5%b7?fbclid=IwAR216-7wBXQJu5bmna5kFh2iewG-wLdI9gFcT3dzLmzg_KgFTV1rFgve8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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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講師李思逸博士撰寫的《鐵路現代性：晚清至民國的時空體驗與文化想像》日前入選 微信公众号：史學苦行生所發表的 <「台灣人文與學術」 2020年年度選書20種> 之一，廣受好評。 閱讀更多: 2020，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書籍-孔府档案研究中心 (qfnu.edu.cn) 以鐵路為鑰，開啟現代中國的多彩圖景──《鐵路現代性》 | 故事 StoryStudio   書籍簡介│ 鐵路是為了讓人重新發現世界才誕生的！ ★從「鐵路」、「火車」的命名故事，觀察語言概念的演變 ★從吳淞鐵路的爭論，顛覆對晚清守舊派與洋務派的刻板印象 ★從孫中山的鐵路夢，解析中華民國國族想像的建構 ★從瞿秋白到張恨水，看鐵路如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主題 長期以來，鐵路、火車作為現代技術文明最耀眼的產物，自然也就被當作是現代性的象徵。鐵路可以說是為了讓人重新發現世界才誕生的，它改變了我們感受時空的方式，重塑了我們對世界的把握；不僅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實際作用，也在歷史文化領域滲透著強力影響。 《鐵路現代性：晚清至民國的時空體驗與文化想像》依據晚清至民國的時間順序，以鐵路的命名故事、《點石齋畫報》中的視覺與圖像、吳淞鐵路到洋務運動的論爭、孫中山的鐵路擘劃與國族建構、民國時期的鐵路旅行與文學書寫、現代主體與陌生他者的鐵路經驗和文學表述等六個不同面向，在鐵路與火車所引起的時空體驗和文化想像這個主題下，重新思考現代性的諸多問題。 作者李思逸以鐵路為方法、為契機、為理解中國現代性的鑰匙，透過1840年至1937年約一百年間，鐵路進入中國之後發生的衝擊與適應，探討鐵路在晚清民國的具體情境中是如何與現代的想像與經驗勾連在一起。而當鐵路成為人與世界的仲介，「中國」、「現代的中國人」又是如何透過語言認知、視覺感受、事件話語，在「人—鐵路—世界」這樣一種同時並列、不可分割的圖示中於焉成形。 關於鐵路的故事是說不完的，而且背後另有文化和思想的洞天，值得深入研究。因為不論是鐵路還是現代性，我們都沒有自以為地那樣了解它們。   名人推薦| 就我看來，文化研究存在兩大弊病：一是缺乏歷史的視野，二是達不到哲學思辨應有的深度。李思逸現在終於彌補了這個缺陷，而且猶有過之——寫出了一本獨特的跨學科著作。——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榮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作者簡介| 李思逸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畢業於武漢大學人文科學試驗班，取得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究及語言學碩士學位，曾是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 Aug 2016 – Dec 2017）；研究興趣集中於現代性理論與現代主義文學藝術、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史、視覺文化、歐陸哲學等。目前兼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課程「現代性與都市文化」、「文學與電影」、「五四知識分子：歷史與文本」等，發表研究論文數篇。 按此購買: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6065?utm_source=gushi&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utm_campaign=ap-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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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重寫冷戰時期電影史：琪拉．穆拉托娃和她的電影 文// 譚佳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2020年了。俄國人仍然是主流荷里活電影中毀滅世界虐待女性的邪惡擔當。例如《天能》（Tenet），也許是為回應近年對於全白人卡司的批評，難得由黑人擔任男主角，但依舊演繹着美國男性拯救世界、拯救（白人）女性的劇本。這種長期以來充斥在動作片間諜片科幻片中的性別以及冷戰想像，在今天這個疫情下全球經濟開始脫鈎（ decoupling）的時代卻不見退潮，依然如故。因此，當我看到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焦點影人是導演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時，不由得眼前一亮。   VGIK與奧德薩：蘇維埃蒙太奇與蘇聯時期的穆拉托娃 常見的對穆拉托娃（1934–2018）的介紹會說她是著名的烏克蘭女導演，我們也許會想當然地以為她是烏克蘭裔，拍攝講烏克蘭語的電影。但穆拉托娃並非烏克蘭裔，她的絕大部份電影是用俄語拍攝。她的一生都被冷戰的地緣政治形塑，將其前大半生形容為蘇聯導演更為準確。穆拉托娃出生在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當時是羅馬尼亞（Romania）的一部份，還不屬於蘇聯。她的父親是俄羅斯人，在她小時候就死於戰爭。她的母親是羅馬尼亞官員，羅馬尼亞變成蘇聯一部份後在政府任職。穆拉托娃曾在位於莫斯科的國家電影學院VGIK學習，學校的全名是All-Union State Institute of Cinematography，是蘇聯時期以及當代俄羅斯最有名的電影學院。[1] VGIK創立於1919年，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電影學院。當年的開創者有庫里肖夫（Lev Kuleshov），著名的電影剪輯術語「庫里肖夫效應」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許多蘇維埃蒙太奇學派的領軍人物都曾是VGIK的老師，包括愛森斯坦。穆拉托娃的本名叫Kira Korotkova ，她在VGIK 讀書的時候與烏克蘭人亞歷山大．穆拉托夫Alexander Muratov 結婚並改從夫姓。改從夫姓在當時的蘇聯女性中非常少見，不知是否與她在VGIK畢業之後去了烏克蘭的奧德薩工作有關。 稍微熟悉電影歷史的人都知道，「奧德薩階梯」是1925年蘇聯導演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波坦金戰艦》（Battleship Potemkin）中的經典片段，現在仍然是闡釋蘇維埃蒙太奇（Soviet Montage）理論的不二之選。電影中描繪了沙皇屠殺平民而激發了戰艦軍人的起義的過程，但曾經是蘇聯的一部份的城市奧德薩，現在已是烏克蘭的重要港口城市。雖然奧德薩在烏克蘭，奧德薩這個名字卻和蘇維埃蒙太奇學派息息相關。同時，奧德薩電影製片場也是蘇聯時期重要的國有製片廠。雖然蘇聯解體之後穆拉托娃成為了烏克蘭的公民，但她並非烏克蘭裔，也只任職於蘇聯時期的奧德薩電影製片場。穆拉托娃早年所受的教育和創作，體現了蘇聯時期的電影教育與製作的集中化特點。她與2014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焦點影人瑪特．美莎露絲（ Márta Mészáros）頗有淵源。美莎露絲生於1931年 ，據說是東歐匈牙利歷史上第一位女導演。兩人都曾於蘇聯時期在VGIK學習。美莎露絲在1956年畢業，是1959年畢業的穆拉托娃的學姊。[2]   電影史的冷戰化：被遺忘的電影史中的蘇聯與女性 筆者有幸在幾年前受邀參加VGIK電影節，感受了歷史的沉澱。也順便去愛森斯坦的墓前憑弔，還參觀了不再輝煌的莫斯科電影製片廠。VGIK的教學樓前屹立着一個以傳記《雕刻時光》聞名的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雕像，他也是VGIK最有名的校友之一。面對塔可夫斯基我不禁有些唏噓，電影的書寫，存在許多斷層。英語電影歷史書寫的西方中心主義大家大概都有所了解，華語電影的研究也是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在海外收到關注之後才開始有顯著的發展，對香港台灣新浪潮的研究興趣和著作才開始增加。冷戰時期華語電影普遍被忽略，近年才略有改善。 蘇聯電影和亞非拉電影的歷史書寫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早期蘇聯電影對西方電影有很大影響，和冷戰時期的隔閡對比強烈。這種電影史的冷戰化在英語書寫的電影史以及美國的電影教育中甚為明顯。早期蘇維埃電影人例如以愛森斯坦為代表的蒙太奇理論和維托夫（Dziga Vertov）的電影眼（Kino-eye）理論都有很重要的位置，更是世界電影史的必教內容。但冷戰開始之後的蘇聯電影歷史大都被邊緣化，更遑論蘇聯時期的女性影人。穆拉托娃的電影也要等到1988年才在法國著名的Créteil女性電影節上有回顧展，從那開始她的電影才被更多英語世界的藝術電影愛好者知曉。重新回顧她的電影，有着從蘇聯時期電影和女性影人的角度重寫電影歷史的雙重意義。   蘇聯精英女性的哈姆雷特式處境：「洗碗還是不洗碗，這是一個問題。」 《萍水相逢》（Brief Encounters，1967）是穆拉托娃第一部導演的作品。電影的開場是在一個舊式房子的廚房裡，鏡頭清楚交代了廚具與環境。正當我疑惑作品是否會在借用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時，女人自言自語，問出了哈姆雷特式的對於家務的質疑：洗碗還是不洗碗，這是一個問題。原來她正面對着堆積如山的碟碟碗碗，邊寫邊練即將參加的農業會議的發言稿。這場戲的一些主題貫穿了穆拉托娃幾十年的電影生涯。首先，穆拉托娃很關注蘇聯時期職業女性精英的處境。這些女主人公都不在一個傳統的核心家庭關係之中。《萍水相逢》的水務處女官員的地理學家愛人長期在外，她在家政工到來之前長期獨居；在穆的第二部電影《漫長的告別》（Long Farewells，1971）裡，中年單身離異母親是一個政府翻譯人員，和兒子住在一起；《衰弱症》（The Asthenic Syndrome，1989）前半部份的主角是一名剛剛喪偶的年長女醫生。蘇聯並不乏女權主義思潮，早期柯倫泰 （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從鼓勵革命與愛情的解放 到國家政策上的保障女性參政以及男女同工同酬，在同時代的世界範圍內都有進步意義。穆拉托娃出身精英家庭，又受過傑出的電影教育，她的影片反映了蘇聯時期精英婦女的地位，可又絕不僅限於此。 以今天的眼光而言，電影以職業女性為主題不是新鮮事，但二戰之後歐美女性從戰時積極參與經濟軍事活動轉變為退居回到家庭中。當時以女性為主要題材的情節劇許多是關於家庭主婦的故事。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的電影大多講述郊區美國理想生活背後的壓抑與苦楚，例如1955年的《深鎖春光一院愁》（All That Heaven Allows）以及同時期電視情景喜劇《我愛露西》（I Love Lucy，1951–1957）也大受歡迎，都是描述中產家庭主婦的生活。這樣對比之下，穆拉托娃對於非典型家庭的精英女性的探討很有先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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