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Public Lecture

Prof. Song Hwee Lim on Taiwan Post-New Wave Cinema

Prof. Song Hwee Lim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Centre of Taiwan Studies ,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to speak at an online event on Taiwan’s Post-New Wave Cinema TPNWCP: Taiwan Post-New Wave Cinema Roundtable Event Speakers: Professor Robert Chen, Professor Chris Berry, Professor Song Hwee Lim, Dr. Corrado N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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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長紀錄】《民現》新書發佈講座 | 李薇婷

【足本長紀錄】《民現》新書發佈講座 文//李薇婷 時間：2020年6月2日 彭：彭麗君／譚：譚以諾／張：張可森／梁：梁寶山／李：李祖喬 整理、記錄：李薇婷 紀錄按：問答環節以私隱為由，以聽眾A、B、C的方法紀錄提問者。   政治現場與政治理想：阿倫特作為方法   彭：這本書的理論部份主要和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對話。身為一位原籍德國的美籍猶太裔的學者，阿倫特是個有趣的人。她首先是德國猶太裔思想家華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好朋友和研究者。同樣是猶太裔的思想家，本雅明最後死在德國，但阿倫特成功逃離，若不是她，本雅明不會在五十年代後為全球思想界所熟悉。而阿倫特在離開德國遊歷於不同地方，之前之後也一直問：所謂「德國人」、「猶太人」，究竟是怎樣的群體。另一方面，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組成者大部份是德國猶太裔的離散學者，但在這群思想家當中，背負這許多種族、學術背景的阿倫特，卻與他們的思路明顯不同。再者，她雖是女性，卻從不願意被標籤為女性主義者，甚至於八十年代受到許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她研究的許多題目均沒有從體諒女性的視角出發。但到了最後，儘管她背負的是整個德國哲學的傳統，總是從古希臘尋找資源來談論各種問題，但是，她卻不認同哲學家的身份，走進政治研究。凡此種種，加上她雖然經歷猶太苦難卻拒絕作猶太人的代言，再回過頭來提問，究竟整個歐洲哲學傳統背負怎樣的問題，她甚至認為納粹主義的生成必須從西歐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發展而理解，是西方文化的衍生物。她對此的反省態度非常強烈，甚至對猶太人本身的批評亦極為深刻。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吸引的，她可以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同時亦很貼地般提問政治是什麼、「參與式民主」為何、人如何作政治參與和日常實踐。我認為思考這些問題都能幫助我們離開現時的困頓。   漢娜‧阿倫特   譚：除了與阿倫特對話，你在書的緒論亦提到「共居」。你如何透過此概念理解雨傘佔領區的民眾呢？   彭：「共居」對應兩個層面。一是傘運佔領區當時屬於眾人共同居住的狀態。雖然後來許多民眾可以隨意進出區內不同的帳幕，漸漸也沒有太多人留居，但整體而言，佔領區仍然是個「共居」的狀態。這種示威模式，以全球佔領為參照，是一種很對應當時社會狀態的示威模式。另一方面亦要回到阿倫特的理論。阿倫特其中一個理論框架是「私人－社會－政治」的三元關係，私人是各種不曝光的私密行為，包括個人感情、家庭、吃喝睡之類、最貼身的感情流通之地；社會的層次則是漸次強大的現代社會，人們日常生活、工作、和他人建立關係的空間；對阿倫特而言最重要的空間是政治空間，亦即是「現身空間」 (the space of appearance)。這空間由一群人放下自己的個人利益與感情，進入現身空間進行政治活動。這空間是從希臘的政治哲學中引申出來，很理想化。這空間擁有多元性，每個個人進入此空間都帶有他們自身的背景。但這並不是什麼大愛左膠空間，反而因為人人都帶有個人訴求進入此空間發聲，所以，這空間內有許多不同意見。這是個平等的空間，不是因為大家都一樣，而是因為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權力，大家都可以提倡自己的想法。這是很理想的自由空間──這「自由」不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自由」，也不是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 的「自由」。這裡的「自由」是指，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空間進行自己要做的事之時，並無特權要控制他人做某件事。其實許多時人們發聲時都希望說服他人聽自己的話、跟自己的主張行事，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能控制他人跟隨自己的想法，當中可能一事無成，也可能成就大改變。你或者會說，「啊，這真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們做每一件事都好像要受制他人」，但是，當這種平等的狀態同時亦導致無任何人可以控制結果。阿倫特所言的政治自由，其實是非工具性的自由。當我們可以放開功能性的自由，就可以做到更高層次既自由個體，達至政治自由。我認為現時香港民間有這樣的面向。試想像，有一千甚至一萬人，愈來愈多人攜同不同的目的進入抗爭現場時，愈是無人能夠控制結果，但當你面對無法控制結果的局面，仍然願意為自己的理想而繼續爭取，就是政治最理想的狀態。「共居」基本上就是從這些層次來展開的思考。   譚：這是個很宏觀的話題。聽到你的解釋後，我所理解的是，雨傘到反修例運動的狀態，同樣是幾千幾百萬人在同一個空間裡發表意見。當中出現許多拉扯、協商，亦因為無人可為他人作決定的原故衍生許多張力，甚至是停滯的狀態。我相信這是大家在雨傘時期的共同經歷。金鐘、旺角佔領區中後期所出現的停滯、甚至爭論、抹黑，令我思考，共居是否一定走向停滯的狀態？抑或能提供一些正面的力量，讓大家解決到當下的問題？   彭：有的，這本書的另一對應正是這種停滯感。特別是第四、第五章寫藝術和紀錄片，我很感動於大家把面對停滯、等待時亟欲做些事卻又無能為力的煩厭感覺，轉化成拍紀錄片、甚至索性在街頭打場乒乓球的行為。就像是世界不受控制，人們卻自覺必須參與。其實直至今時今日，我們同樣面對這種眾謂「無力感」的狀態，相當真實──既無法控制現實，而就算能控制，最終亦未必是大眾想達成的理想。特別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的確是一場反極權運動──我並不想定義現在的中國是否極權國，因為不同的理論家對「極權」都有嚴謹的介定，中國不一定能夠符合這些定義──但是，儘管中國未必能稱為極權政府，但反修例運動的確是在反抗「極權」這種狀態。面對「極權」這種講求「絕對的整體」的狀態，人民的抵抗與回應是什麼？我認為我們正以多元的、自由的，甚至是一種等待的狀態來回應「極權」所依靠的單一邏輯。另一項值得我們繼續想像的是，阿倫特企圖處理多元的政治狀態，這與德國另一個政治理論家史密特 (Carl Schmitt) 的敵友關係很不一樣。他在1920年代時認為當時的德國已經去政治化，大眾忘記了什麼是政治，而政治最基本的狀態便是敵友關係。施密特的思考可能很有啟發性，但這只是其中一種思考政治的方法。阿倫特便以多元來思考政治，儘管她經歷過納粹集中營這種極權統治。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用哪種方式來回應極權？以對方所應用的敵友原則，抑或多元關係？我覺得應該要更仔細思考。   Credit: Gregor Klar     從香港到全球：「城市權」的理論與實踐   譚：我最後一道問題：您書中提到「城市權」，當我地用城市權來談論香港反極權運動的狀態，究竟意味著什麼？如何對應香港從雨傘到反修例運動的處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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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下載】[人民作爲一種修辭? ——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彭麗君教授

人民作爲一種修辭? ——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 彭麗君教授 「人民」或許是現代政治術語中一個最空洞卻又最具力量的詞彙。儘管政治家們會利用它來撈所謂的政治本錢，或是為自己的判斷錯誤而做辯護，但人民這個概念也是所有現代政治體制之合法性的基礎和來源。實際上，民主最基本的含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任何的民主設想和機構都不可能回避人民這個概念。但是正如我們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廣泛觀察到的情況一樣，這個詞彙常常也和不同程度的仇外聯繫在一起，即在團結的名義下對外來者表示拒絕和仇恨。作為一次民主運動，2019 年香港的「反送中」示威運動受到了「香港人」這一詞彙的巨大推動。隨著運動的展開，一句最流行的口號「香港人，加油！」逐漸變成了「香港人，反抗！」和「香港人，報仇！」，這展示了示威者對不受節制的警方暴力及其幕後的北京政權的憤怒。但是與這個詞彙相關聯的武力化，同樣也可能令一些「非香港人」感到不安。所以，我們有必要瞭解「香港人」在這場運動中的意義。  (節錄)   【下載連結】: https://iccs.nctu.edu.tw/zh/wps_one.php?USN=21 原發表於「香港論壇：法治、警權、人民」 (2019年12月21日，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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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輝教授受邀出席中央研究院「情動與批判：現代文學／文化中的語言、身體與政治」學術研討會

「情動與批判：現代文學／文化中的語言、身體與政治」學術研討會 Affect and Critique: Language, Bod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日期： 2019.12.12 – 2019.12.13 （星期四、五） 地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12月12日 第三場 15:50～17:20 主持：張英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現代中文學系）   1、主題：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題目：Affective Cinema: The Soft Power of Storytelling in Transmedia   2、主講：李忠慶（香港大學翻譯學系） 題目：Spectacles of the Sinograph: Toward a Sinophone Semiotics   12月13日 第六場 15:50～17:20 主持：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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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說大：從六四到香港文學

以小說大：從六四到香港文學 文/林凱敏   早前政府搭建「對話平台」的晚上，眾人的話語在恆星間公轉一周又重回地面，氣流撞擊後，一切回復，秩序與失序。而更早之前，筆者到中文大學聽了一場由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主持的講座——「六四：小說與大說，香港與中國」，那天天氣同樣是「出奇的熱」，從未圓湖走上演講場地已汗流浹背；竄進講廳兩個多小時再走出去，怎麼又覺得，烈日沒那麼難熬。 在重新整理當天演講的筆記時發現，講座屬「研究者對話座談會系列」，記得「對話」（dialogue）二字從講者之一、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口中多次吐出，並顯露於演講後與會眾激烈的對話中；另一位講者、中文系副教授黃念欣主講時分享到六四事件的「文學再現」，讓人思忖在大說與小說之間、歷史與文學間，存在怎樣的對話？   離中國最近之地　回望六四 首講者何曉清本學年剛從哈佛大學到中大任教，開始演說時，她談到這個座談會於她非常重要，因此昨日一夜無眠，她說：「這是我在1989 年後，首度在離大陸最接近的香港土壤上去講這事件」，作為研究六四多年的學者、首位在哈佛大學開課講授六四的教授，在這個容納約百人的講廳已進入黑壓壓的環境時（為了白布幕上的影像文字更能清晰呈現），何曉清眼泛淚光；記者有點眼淺，看着面前這位對自己研究對象自然流露出澎湃而真摯情感的學者，而熱淚滾盪。一時意會到，歷史非關過去，而是關於現在，也許就如她所說：「最後我亦同意天安門事件並非只關乎鎮壓，也同樣關乎希望」。而演講動人心弦之處，或許未必完全依仗內容，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如何體現崇高價值，如果還存在於這世上。 何曉清赴港前，剛好是發生了3 個多月、流水運動的序幕，不少人關心她安危與否，然後她談及「命運」，那些當年沒有選擇到台灣、卻留在大陸飽受牢獄的人，以及在構成「和諧社會」背後，多少個流亡到別國的人。作為歷史學者，她當然不會不明白這些暗示着什麼，但她說，在香港人身上，她學到有些東西、有些信念終究不能被擊敗，也是為何她選取了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照片，作為她寫「天安門事件」的著作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的書封。   歷史與香港當下的對話 如果歷史可以與當下「對話」，何曉清在座談會上展示的資料及圖片，或可看作是與當下的對照、參照。投映幕上是劉曉波毁槍的照片，我們都知道「若開了一槍，20 萬軍隊鎮壓就隨之而來」，當然後來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軍隊從城外召來，殘酷屠城。然後是「湖南三壯士」塗污廣場上毛澤東畫像的照片，歷史告訴我們，當時有學生「捉鬼」並與之「割席」，使得他們終得慘烈下場，被判無期徒刑、非人的身體與精神的殘害；投映幕再轉至一個紙製棺材，可見在死時棺木也欠奉。然後是新華門事件，眾人在公安前靜坐，學生被毆打、女學生被性騷擾，當時流言蜚蜚，沒有證言讓人確知事情來由。這情節不熟悉嗎？時間倒帶至4 月26日——官媒《人民日報》把運動定性為「動亂」的剪報，然後隔天是運動爆發以來最大型的遊行，翌日官方竟「撤回」定性，何曉清說，然後「學生開始重拾信心」，接着爆發更多示威行動，「可見歷史事件不是就這樣發生，有前因後果的」。 然後是，那些當年無名的人，那些不是具名氣的領袖也不是知識分子，例如被判死刑的「暴徒」、北京工人董盛坤，後來坐牢17 年，其間妻離子散，「他進牢的時候女兒才三歲，出獄時女兒也不見他，所有人都說她父親是暴徒」，就這樣這些普通百姓，可以是我們身邊絕不起眼的人民，為保護年輕一代而身陷縲絏。 然後有些人，有些人說當年沒有屠城現在的中國就不會如此繁榮穩定。「繁榮穩定」恍似幌子，掩蓋着一個個人的頭顱。「若你說人的生活尊嚴和仁義可以任意被取代的話 ，在你如此跟下一代解說的當下，即是你在教育他們，人類可以沒有底線、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然而，在抵港後何曉清看到，香港在繁榮穩定的背後是如此撕裂的社會，但她並不因此感到詫異，「because good leaders unite, bad leaders divide.」她說道。   以小說圓滿言論自由 黃念欣則以齊澤克在《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所引的一個東德笑話開始其演說，笑話來自一個前東德工人與他友人的暗語——工人在西伯利亞覓得工作，但他知道所有信件皆會被審查，便跟朋友訂下暗語，「假若我的信件是用一般藍墨水筆寫的，那信件內容便是真的；如果用紅墨水筆寫的，那就是假的」。其後，他的朋友收到一封來自他的信件，用藍墨水筆寫着：「這裏一切都很美好：商品齊全、糧食充沛……還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等着和你談戀愛——不過，這裏你唯一拿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 這笑話要諷刺的大概不止於極權制度，還在於它要表達的自我指涉——「我們不過是沒有紅墨水罷了」這句話；沒有紅墨水，或者說，我們感到「自由」了，正正是因為缺乏表述不自由的語彙。黃念欣舉例說，主流直接宣泄情感的用語，如：血洗、屠殺、痛心，這些雖然都確鑿無誤，但同時有某些東西隱藏不見，「有時我們還需要『紅墨水』、一些未必是『正確』的話語，去表達現時中港之間的矛盾，從而圓滿言論自由的真諦」。這裏並非鼓勵大家胡亂傳播假信息，諸如以上說到「屠城才有繁榮穩定」云云，而是，文學文本裏寫及的可以是「非真實」的，就如「紅墨水」，它們可以是「個人的、虛構的、富想像性的」。 由「欠奉的紅墨水」，黃念欣延伸至數個「文學再現」六四的文本，例如由鬼古形式改寫六四、以靈體世界重整人類道德、李碧華的《天安門舊魄新魂》；陳寶珣的短篇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講述幹部之子因度假而沒法親歷「一場充滿荷馬史詩味道」的「人類浪漫集體力量體現」；黃碧雲的早期作品《中國之戀》；陳冠中的《什麼都沒有發生》，講述主角張得志疏漠於一切，不論是學生示威或軍隊鎮壓，後來老闆問他：「你可曾有過任何激情？」；亦舒的《傷城記》中，家境富裕的主角打算移民，而家人煩惱的是要不要賣掉港島那層樓；還有，林燕妮的《為愛而生》，一個包括年輕香港女首富與美國情人合作迎救王丹的戲劇性故事，等等。 如此種種對六四的自由想像及呈現，看來也許很無望、很戲劇化、很諷刺，但黃念欣想要指出的是，這正如缺乏了的「紅墨水」，是一種不同的表述。 她最後想要問的是，為何兩位流行作家亦舒及林燕妮的兩個作品，從沒在六四的語境下被公開談論過？這或許反映了六四文學在主流論述中缺乏多元性。這也許亦是在大說中，需要的小說。   (原載於2019-10-14 明報世紀版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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