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到底是甚麼？」　專訪中大教授彭麗君
文／黎家怡

 

「當滿街吶喊著『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的時候，到底我們有沒有想過『香港人』是甚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說。

朱耀偉選擇保持距離之際，《香港關鍵詞》作者之一的彭麗君卻走入熱廚房，今年 1 月在台灣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發表工作論文（working paper）——題為〈人民作爲一種修辭？——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份認同〉。

關注身份政治的彭麗君向來帶著距離思考「身份認同」議題。香港「反送中」引發的社會運動浪潮之中，她觀察到「香港人」身份在運動中不斷重新定義，變得豐富多元；但同時，她又憂慮運動過份強調「本土香港人」，可能帶來排外和仇恨。因此，她希望透過書寫，整理思考之餘，帶動社會「不割席」地繼續走下去。

 

 

延續雨傘運動「民現」研究

思考香港人的身份，乃至「人民」，不是突如其來的研究興趣。2014 年雨傘運動結束後，彭麗君開始撰寫新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以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 為主幹，通過「行動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的自由生命所在」的宏旨，析述雨傘運動中「人民」概念的體現（簡稱為「民現」）。

 

新書寫在 2015 年，去年上半年完稿，彭麗君本以為「可以告一段落」，豈知同年 6 月發生「反送中」引發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民現」這個概念究是否仍然適用？

彭麗君解釋，香港在佔領的狀態中，可見一些特殊的城市文化；在現在「反修例」運動，這些特點既有承繼、亦有變化。今次她在台灣發佈的論文只是一個階段性觀察，但她近月收到很多海外學院邀請，希望聽到她的一手見聞和分析。赴台之前，她曾到美國、加拿大講學，不斷討論這場運動，讓她有機會不斷反思，「活於當下好難抽離不談，加上寫了這本書，令我更加覺得有好大責任」。

 

 

定義「人民」，何謂「香港人」？

沿著雨傘運動「民現」的研究，彭麗君在今次「反送中」運動發現香港人身份的有趣之處，香港人的定義「某程度是狹窄了，但某程度亦開闊了」。就像「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一類的口號，她擔心可能進入強調本土而排外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她又見到許多活於社會邊緣的群體，例如性小眾、南亞裔人等等，因著相近政治主張而納入為「手足」，從而體現香港城市文化多元有活力的一面。更進一步，一些從未在港生活過，但支持這場運動的人，亦被視作為「同路人」，產生類似「精神香港人」的身份。

 

那麼，「香港人」到底是甚麼？「人民」到底是甚麼？

「只要我們討論民主，就必定會討論到人民，但我們去問人民是甚麼呢？永遠都找不出絕對的答案。」彭麗君提醒，以「人民」作為號召的人，必須認清「人民」的「修辭」狀態。即如語言學的「符號」，因應語言使者用想要表達的訊息，代入及引伸不同的意涵（connotation），「香港人是好重要的概念，但我也要指出它在語言學上有其空洞之處」。

由此引伸，彭麗君續而質問的是，「香港人」的身份似乎不斷壯大的同時，新移民、難民，甚至「黃絲」眼中的「藍絲」，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到最後你要怎樣去處理一些政治價值觀完全不一樣、但又提出到他們與香港有緊密聯繫的人？她對「香港人」定義開闊予以肯定的同時，也反思這點「開闊」的邊際到底可以去到多遠。她相信邊界的重要，但邊界内部卻必須保持多元。多元必然會淡化團結，但多元是民主的基石。如果這個運動最後要犧牲多元，她則沒有辦法接受。

 

保持批判地「不割席」

彭麗君坦言自己很大程度上認同（identify with）這場「反送中」引起的社會運動，認為社會必須「郁動」才會帶來改變，而香港確實非常需要改變。但她的掙扎更多，以「讀書人」自居的她不諱言，對於抗爭者部分手法未必苟同，「覺得唔係呀嘛，咁都得？唔得呀嘛？咁有問題呀嘛？」

「『唔割席』是好大的功課。」

理念認同，但有些做法又看不過眼，彭麗君強調自己不會贊同（endorse） 。就算面對學生，她也不迴避自己對運動某些手段的批評。但與其不斷內閧、互相指罵，她更希望大家保持溝通，鼓勵各人講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保持開放地聆聽。

 

「因為大家都好悲情，對於好多事物都看得比較悲觀。我篇論文描述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之餘，也想找出就那些可行的路出來討論。」

身為評論者和理論者，彭麗君一邊審視現在社會發生甚麼事、行甚麼路，另一方面也繼續發掘非主流卻有價值的聲音。她認為評論人不應只描述、說出現在社會的情況，或指出已經發生和成為事實的東西，更要找出一些可能發展的苗頭，提出不同的可能性（potentiality）。

論文寫在運動未完時，固然有時間局限，但彭麗君認為正正因為運動正在發生，更加需要找出不同路線，讓運動得以正面繼續發展。

 

 

學術雖不太重要，但⋯

「為甚麼今次運動如此成功，是因為有好多好多人在他們各自的崗位上一齊努力。」在前線衝的人、參與遊行示威，彭麗君認為全部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每個人在自己位置上做自己要做的事。她認為學術只是其中一個部分，甚至「一定不是好重要的位置」，但這是她最擅長的事。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本月出版，彭麗君連隨到英美講學。她強調，不只自己一個，還有許多香港學者都獲不同的團體邀請到海外分享香港局勢和分析。

「這是我們作為學者唯一可以做的事⋯⋯未必唯一，但這是我做得最好的事。無可能不去做，自己也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原載於立場新聞2020-02-10：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香港人到底是甚麼-專訪中大教授彭麗君/?fbclid=IwAR0OVyYmx-yJ9TW9RCtmDvLRpugJQvbSov23CjZiGw9m5K2FHtfC2UPAta0)